一、布思端大师与藏地造塔仪轨

《大乘要道密集》中收录的三部与造塔、像有关的仪轨中的一部是布思端造《大菩提塔样尺寸法》。据其跋尾中称：它乃“卜思端二合集，能达声因二明呤缠南加勒二合书竟”，而“卜思端二合”乃藏文名字Bu ston之元代音译，当即指元代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师、沙鲁派（Zha lu pa）的创始人布思端辇真竺（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即今人通常译作布顿者。据此不难确定，这部《大菩提塔样尺寸法》当就是布思端大师的作品。果然，于《布思端大师全集》中我们找到了这部造塔仪轨的藏文原本，其藏文的原标题是Byang chub chen po'i mchod rten gyi tshad。[1]

先撇开《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一书的价值不谈，它的发现和勘同本身首先就可以纠正先前人们对《大乘要道密集》一书的两种误解。其一，迄今人们普遍认为，《大乘要道密集》所录仪轨主要是萨思迦派的道果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而《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作为沙鲁派大师布思端所传的造塔仪轨显然是超乎这两种教法的。《大菩提塔样尺寸法》被《萨迦道果新编》的编者陈健民上师列为八种“杂法”（第31—38号）之一，而这八种文书显然都不属于道果法或者大手印法。而且，其中之三种，即：1.《大菩提塔样尺寸法》，2.《圣像内置总持略轨》（天竺胜诸冤敌节怛哩巴上师述，持咒沙门莎南屹啰译），3.《略胜住法仪》（大元帝师发思巴述，持咒沙门莎南屹啰译），似可视为一个有关造塔、像仪轨的系列，因为其首篇细说建造大菩提塔之次第、尺寸，中篇说“欲造大菩提塔或尊胜塔等八塔之时，其内所安总持神咒应如是书”，下篇则是说圣像修建完成以后如何作胜住法仪，亦即开光仪轨（rab gnas）。这三种文书无疑对于研究元明及此前之西藏佛教艺术，特别是造塔、造像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仪轨，乃至藏传佛教之图像学（iconography）均有重要意义。

其二，《大菩提塔样尺寸法》的勘同亦表明《大乘要道密集》事实上不可能如它的编印者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元发思巴上师辑著”，或曰“元发思巴国师译集”的，因为布思端大师是八思巴帝师圆寂之后十余年才出生的。布思端所创立的沙鲁派，或称布鲁派（Bu lugs pa,意为布思端之教派），虽与萨思迦派关系密切，但从其所传教法言之，它并不是萨思迦道果法的附庸，而自有其体系，以传时轮、金刚界为主的瑜伽坛城仪轨见长。[2]元朝末代皇帝顺帝妥欢帖穆尔曾慕名遣使请其入朝传法，但遭其拒绝。[3]然其影响显然通过其著述之汉译而及于中原。我们虽然无法肯定《大菩提塔样尺寸法》具体的写作年代，但及至大德末年，布思端行年尚不足二十。由此推测，其此书之写成及其被译成汉文当更应该是于大德之后乃至明初发生的事情。

当然，布思端大师所造的这部《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之价值更应该是体现于这样的事实之上，即它是西藏人自己写作的第一部，亦是最权威的一部关于菩提塔尺寸的仪轨文书。布思端大师显然是一位精通造塔仪轨的权威人士，除了这部《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之外，我们还在他的全集中见到另一部题为《供养佛塔之功德》（mChod rten la mchod pa byas pa'i phan yon）的论书，细说建造、供养佛塔以及绕塔转经之不可思议的功德。[4]另外，隆多（Klong rdol）喇嘛所造的一部造塔仪轨亦是根据布思端之传轨而造的，其标题作dPal ldan'bras spungs kyi mchod rten gyi bkod pa bu lugs ltar bris pa，译言《具吉祥米聚塔庄严——依布思端传轨而造》，据称即抄录自写于一幅显现沙鲁派大师布思端之口示的卷轴画之下方的［文字］（zhwa lu bu ston gyi zhal bkod snang ba'i sku thang gi sham du bris pa las zhal shus so）。[5]再有，于卓尼版《西藏文大藏经》中还见有布思端翻译的一部题为《说佛塔之性相》（mChod rten gyi mtshan nyid ston pa）的经书。[6]可见，布思端对造塔仪轨着意甚深，所以后世所出之造塔仪轨类文献通常都将他的传轨作为权威来引用。[7]而《大菩提塔样尺寸法》出现于《大乘要道密集》这一事实亦表明了此书的重要性和权威性。随着藏传佛教于汉地的传播，自元代开始中原地区已出现了不少藏式佛塔，如元大都（即今北京）的妙应寺白塔等，故翻译布思端的这部《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以及其他两部有关胜住（开光）和装藏的仪轨于当时或有其现实的需要和实用的价值。

本章拟先从文献学的角度入手，对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作比较研究，然后找出布思端大师造此论时所依照的经典根据，最后对佛塔之类型及其于西藏之实践稍作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