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乘佛教修习的一大特色当是本尊禅定（Devatā Yoga,lha'i rnal'byor），或曰本尊瑜伽、本尊修法。可以作为行者修习、观想对象的佛教本尊数目巨大，形式多样，他们可以是佛陀、菩萨，也可以是护法和上师等等，各依行者本人的机缘、利钝和传承而定。与此相应，本尊禅定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就是同一个本尊于各个不同的教派、不同的传承，都有不同的修法，是故《西藏文大藏经》中有大量的“修法”，或曰“成就法”（sādhana）类的文献，这是不见于汉传佛教经典中的一个新部类。例如，德格版《丹珠尔》中收集了四部成就法，共有560种成就法。而近代宗教圆融派代表人物'Jam dbyangs blo gter dbang po编集而成的《成就法总汇》（sGrub thabs kun btus）则有十四卷之多。但是，不管各派传承的本尊禅定的修法千差万别，行者所选本尊也随机而变化，既可以是寂静尊，也可以是忿怒尊，但本尊禅定的核心原则是一致的，就是行者通过观修（修持）达到与其所修之本尊在身、语、意三个方面的完全相应，即身成佛。具体而言，就是行者观想自己即为本尊，现本尊之威仪，持本尊之我慢，具本尊之一切功德，口念本尊之咒语，心中发菩提心愿，意愿以修习本尊所得一切功德、成就，回向有情众生，做利他之事业。[11]

虽然本尊禅定修法在汉传密教中极少出现，但藏传密教的本尊禅定修法却很早就已经传到了西域和中原地区，也曾在西域各民族和汉族佛教徒中间广泛流传。最早在西域和汉地出现的本尊禅定修法，当是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大量以藏、汉两种文字之文献存世的观世音菩萨修法，汉藏两地之观音菩萨崇拜似互有影响。[12]而随着藏传密教在西夏的广泛传播，本尊禅定修法也成为西夏时代佛教修持的一个典型特征。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的本尊禅定修法类文书，其中以修习“金刚亥母”“大黑天神”的修法为最多，同时也还出现了修习文殊、观音、多闻天、金刚手、上乐、佛眼母、四字空行母、黑色天母、欲护神等本尊的成就法仪轨。[13]这充分说明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的修法已经非常深入地传到了西夏王国，它与西藏本土的密教修习几乎保持着同步状态。像对大黑天神的崇拜和修持本来就是西夏僧人拶弥译师从印度取经而同时译传于西藏和西夏的。[14]

藏传密教自西夏开始在西域和中原的汉族佛教徒中流传，历元、明、清三朝而愈演愈烈，藏传密教的各种修法于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流传。虽然宋初汉地也曾有译师翻译过密乘无上瑜伽部的本续，但并没有在汉传佛教中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从西藏渐次传入汉地的无上瑜伽部的修法则不断深入，迄今为止我们在已经发现的大量从西夏至明朝汉译的藏传密教文献中见到了各种本尊禅定修法类文献。从我们已经收集到的这类文献中可以看出，在汉地最流行的藏传佛教本尊禅定修法无疑还是观音修法，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们发现了两部于明代流传的汉译藏传密教观音菩萨修习法本集成，分别题为《观世音菩萨修习》和《观音密集玄文》，其中收集了二十七种不同的观音修法，囊括了一面二臂白观音、一面四臂白观音、一面六臂白观音、一面四臂红观音、双身观音、如意轮观音、青项观音和狮子吼观音等各种观音菩萨的化现形式，教法传承上也涵盖了噶玛噶举派、萨思迦派、枯噜布噶举派（Khro phu bKa' brgyud pa）等教派的传轨。[15]这二十七种观音成就法显然还只是当时曾经流传过的汉译藏传密教本尊禅定修法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这里所说的《观世音菩萨修习》实际上不过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修习法门》（明代抄本）中的第五卷，到底当初原本有多少卷、其中有多少种除了观世音菩萨修习以外的本尊禅定修法则不得而知，至少我们已经佚失了它的前四卷。值得一提的是，《观音密集玄文》中至少收录有两种八思巴帝师造观音菩萨修习仪轨的汉译文。它们分别是《大悲观音求修》和《狮子吼观音略求修》，其藏文原文分别为见于《八思巴法王全集》中的第139号文本《四臂大悲观音修法》（Thugs rje chen po phyag bzhi pa'i sgrub thabs），以及第137号文本《狮子吼修法》（Seng ge sgra'i sgrub thabs）。[16]

如此众多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特别是如此之多的观世音菩萨成就法的发现，再次充分表明藏传密教曾经在元、明两个时代的汉族佛教徒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毫无疑问，除了观音菩萨修习之外，其他佛、菩萨、护法等本尊的修习也应该曾经在汉地不同程度地流行过。例如，元代最流行的密教本尊应该是大黑天神，因其神通广大、屡现神异之故，甚至被视为国之护法。我们不但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发现了源自元朝的众多的赞颂和修习大黑天神的文献，[17]而且大黑天兄妹之修习也被整合到了萨思迦派传承之道果法的喜金刚修习仪轨之中，在明初汉译的道果修习仪轨——《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中，我们见到了完整的修持大黑天神的仪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