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密教上师的八思巴帝师

有元一代藏传密法盛传于蒙古宫廷，作为蒙藏关系的开拓者之一、元朝的第一任帝师八思巴（'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1235—1280）上师无疑曾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可是在《大乘要道密集》被发现之前，我们很少见到有八思巴有关藏传密法的著述的蒙古文或者汉文译本传世。于汉文《大藏经》中，我们见到了三种署名为八思巴所写的著作，第一种是署名“元帝师发合思巴造，宣授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法性三藏弘教佛智大师沙罗巴译”的《彰所知论》。[1]“元正奉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廉复”于其所作序中说：

大元帝师，洞彻三乘，性行如春，仁而穆穆不可量。裕皇潜邸，久知师之正传，敬诣请师敷教于躬。师笃施静志，弘扬帝绪，大播宗风，彰其所知，造其所论。究其文理，推其法义，皎如日月，广于天地。盖如来之事，非圣者孰能明之。总统雪岩翁，英姿间世，听授过人。久侍师之法席，默译此论，见传于世。[2]

由是可见，《彰所知论》是八思巴帝师专门为“裕皇潜邸”，即真金太子所造的一部论典，是根据阿毗达磨法所造的一部佛学基础便览类作品，介绍的是有关情、器二世界之构成的佛教宇宙观，与密法修习无关。它的藏文原本题为Shes bya rab gsal，列《八思巴法王全集》（Chos rgyal'phags pa'i bka''bum）中的首篇。[3]

《大正藏》中所见八思巴帝师所造的第二种作品署名“元帝师苾芻拔合思巴集”，题为《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4]乃根据《一切有部别解脱经》所说的“律仪方便羯磨仪范”，曰：

令通解三藏比丘住思观演说正本，翻译人善三国声明，辩才无碍，含伊罗国翰林承旨弹压孙传华文，译主生缘北庭都护府，解二种音，法词通辩。诸路释门总统合台萨哩都通，暨翰林学士安藏，总以诸国言诠，奉诏译成仪式。[5]

《大正藏》中所见八思巴帝师所造第三种作品同样署名“元帝师苾芻拔合思巴集”，题为《根本说一切有部苾芻习学略法》，其跋称“令含伊罗国人解三种声明，通法词二辩，翰林承旨弹压孙译成畏兀儿文字，宣授诸路释教都总统合台萨哩都通翻作华言。”[6]

与这两部“律仪方便羯磨仪范”相应的藏文原著亦均见于《八思巴法王全集》中，为列308号和309号的同名仪轨dGe bsnyen dang dge tshul dang dge slong du nye bar bsgrub pa'i cho ga'i gsal byed，译言《作明近事、沙弥、苾刍近圆羯磨》。[7]这两部仪轨内容雷同，其中列309号者篇幅比列308号者大出许多，然汉译文并不与上述两种藏文本的任何一种的原文完全一致，但与其对应的内容均可在这两种藏文本中找到。显而易见的是，见于汉文《大藏经》中的这三种八思巴帝师所造的著作显然与番僧于元朝宫廷中所传的诸如“秘密大喜乐法”或者“摩诃葛剌崇拜”一类的藏传密法都没有直接的关联，从见于汉文大藏经中的这类八思巴帝师所传的著作中，我们显然无法见到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传播的真相。

被列为萨思迦派第五世祖的八思巴上师贵为大元帝国的首任帝师，不但统领西番和天下释教，帝师之旨与皇帝之诏令同行于西天，而且他还创制了“大元国字”，即著名的“八思巴文”，于蒙元王朝的政治和文化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大人物，可算是蒙元时代一位杰出的文化英雄。或正因为如此，在传统的汉文化语境中，八思巴帝师的形象通常是被描述为一位有学问、有道行的高僧，他与其同时代的西番国师、金刚上师胆巴的神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八思巴帝师圆寂后不久，翰林学士王磐等奉敕为其述行状如下：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班弥怛拔思发帝师，乃土波国人也。生时诸种瑞应，具详家谱。初，土波有国师禅怛啰乞答，具大威神，累叶相传，其国王世师尊之。凡十七代而至萨师加哇，即师之伯父也。乃礼伯父为师，秘密伽陀一二千言，过目成诵。七岁演法，辩博纵横，犹不自足。复遍咨名宿，句玄索隐，尽通三藏。癸丑，师年十五。世祖皇帝龙德渊潜，师知真命有归，驰驿径诣王府。世祖宫闱、东宫，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礼。戊午，师二十岁，释道订正化胡经，宪宗皇帝诏师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弃其学。上大悦。庚申，师年二十二岁，世祖皇帝登极，建元中统，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辞帝西归，未期月召还。庚午，师年三十一岁，时至元七年，诏制大元国字。师独运摹画作成，称旨，即颁行，朝省郡县遵用，迄为一代典章。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王印，统领诸国释教。旋又西归。甲戌，师年三十六岁，时至元十一年，皇上专使召之，岁抄抵京。王公、宰辅、士庶离城一舍，结大香坛，设大净供，香华幢盖，大乐仙音，罗拜迎之。所经衢陌，皆结五彩，翼其两傍。万众瞻礼，若一佛出世。时则天兵飞渡长江，竟成一统。虽主圣臣贤所致，亦师阴相之力也。为真金皇太子说器世界等彰所知论。寻又力辞西归，皇上坚留之不可。庚辰，师年四十二岁，时至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上闻不胜震悼，追怀旧德，连建大窣堵波于京师，宝藏真身舍利，轮奂金碧无俦。（十一 辛巳）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僧道二家辩析。特奉。圣旨。[8]

从以上这份行状中，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有关八思巴帝师所修学和传授之教法的细节，从中也丝毫看不出八思巴帝师实际上不只是一位政治家，或者说是能制“大元国字”的重要文臣。不为汉族士人熟悉，也有可能是被他们有意忽略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八思巴帝师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密教大师，他之所以获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尊重，或主要是因为他曾经多次为忽必烈汗及其皇后、皇子和其他帝室成员灌顶，并传授藏传密法的缘故。后世藏传佛教史著常津津乐道八思巴曾给忽必烈汗及其察必皇后等三次授予喜金刚灌顶，并因此而得到后者作为回报而给予的很多政治权利的故事。显然，这些宗教故事被赋予了很多的政治内容，以至于以往我们往往只关心这类语焉不详的宗教活动的政治意义，而对其实际的宗教内容则不闻不问。从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八思巴帝师的全集和与其生平相关的藏、汉文文献来看，八思巴显然不仅仅是一位对于蒙元时期蒙、汉、藏之政治关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政治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对于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内外的广泛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宗教人物。

仔细阅读八思巴帝师的文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著作大部分是密教类著作，其中最多的是与萨思迦派所传根本法——道果法相关的瑜伽尼本续（无上瑜伽部本续之母续）之释论和各种各样的修法仪轨。很引人注目的是，八思巴文集中有很多作品是他陆续应众蒙古王子、重臣们所请而写就的各种仪轨和赞辞等，有些甚至是他跟随尚在忽必烈汗居潜邸驻开平府时就应其蒙古主子之请而写成的。例如，最先在蒙古宫廷中，后来也广泛传播于中国元朝的、曾被后人严重情色化和妖魔化了的“十六天魔舞”，实际上也是八思巴早在开平府时就已经开始传播的与供养胜乐本尊有关的一种仪轨，在他的全集中我们发现了两种与“十六天魔舞”相关的仪轨文本，都是他在开平府写成的。[9]这或说明八思巴为其蒙古君臣服务的最主要的职责是传播藏传密教，他的宗教活动对于蒙古人很快接受和信仰藏传佛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八思巴后来被元世祖忽必烈汗封为帝师应该主要是对他的宗教导师这一角色的肯定，而并不是为了表彰他在元建立以前和元初政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大乘要道密集》一度曾被人错误地认为是“元发思巴上师辑著”、由其弟子莎南屹啰翻译的，实际上尽管我们可以将《大乘要道密集》看成是一部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仪轨集成，但无疑它并不是八思巴在世时编集的。在《大乘要道密集》中我们只见到四种短篇仪轨可确认为八思巴帝师所造，它们是：《观师要门》《弥勒菩萨求修》《略胜住法仪》和《修习自在拥护要门》。除了《修习自在拥护要门》的原本尚待确定外，其余三篇仪轨的藏文原本均可在《八思巴法王全集》中找到。这四部仪轨中，《观师要门》和《略胜住法仪》两篇明确标明为莎南屹啰所译。若如前述我们认定莎南屹啰为明代译师一说无误的话，那就说明这两部仪轨还是明代的作品，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八思巴帝师于宗教界的影响并未因元朝的覆亡而终结，他所传的密法亦传至明代，影响了明初宫廷藏传密法的传播这一事实。同时，我们也不免产生疑惑，八思巴帝师之宗教地位如此崇高、其影响如此巨大，他的作品被翻译成汉文流传者何以如此稀少？我们有理由猜测元、明时代汉译的八思巴作品当远不止上述见于《大正藏》和《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几种，更多的或已佚失，或有待发现。

十分幸运的是，近年来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八思巴造密教仪轨的汉文译本。首先，于今台北“故宫博物院”网页所展示的藏品中，我们见到了题为《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两种长篇仪轨，分别由“持咒沙门莎南屹啰集译”和“大元帝师发思巴述，持咒沙门莎南屹啰译”。显然它们与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藏传密教文献属同一类型。[10]《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这两部仪轨，从数量上看其长度已远远超过了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八思巴造四部仪轨的总和。其次，我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善本文献中也找到了一系列可以确定为八思巴帝师造藏传密教文献的汉译本，其中即有一部由莎南屹啰翻译成汉文的《喜金刚中围内自受灌仪》，这亦是八思巴的作品，其藏文原本即是《八思巴法王全集》中所录第47号文本，标题为Kyai rdo rje'i bdag'jug gi cho ga dbang la'jug pa。[11]此外，我们还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观音密集玄文》中发现了至少有两种八思巴帝师造观音菩萨修习仪轨的汉译文。它们分别是《大悲观音求修》和《狮子吼观音略求修》，前者署名“依法尊萨思加瓦语诀八思巴于汉国中集竟”，后者署名“按萨思加巴要门，利初机故，八思巴集”。这两部求修观音仪轨分别与见于《萨思迦全集》中的《八思巴法王全集》中的第139号文本《四臂大悲观音修法》（Thugs rje chen po phyag bzhi pa'i sgrub thabs），以及第137号文本《狮子吼修法》（Seng ge sgra'i sgrub thabs）相对应。[12]还有，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部明代抄本《吉祥喜金刚本续王后分注疏》，虽然没有直接署名为八思巴的作品，然经比对发现它竟然就是八思巴帝师所造《吉祥喜金刚本续王》夹注之后分（第二部分）的完整翻译。[13]这无疑是迄今所见《吉祥喜金刚本续》的最优秀的汉译本，如果其“前分注疏”最终也能重见天日的话，我们将拥有一部完整的汉译《吉祥喜金刚本续》，这对于研究密乘佛教于中原传播历史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14]

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是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还是我们先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国家图书馆中新发现的可确定为八思巴造密教文献的汉译本，其中的大多数都是莎南屹啰翻译的，此即是说，它们都应该是明代的作品。虽然，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明代的藏传佛教史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但不免疑惑何以八思巴的作品于元代被译成汉文传世者竟然如此之少呢？这似与八思巴作为元代帝师、常于蒙古宫廷内传授密法的事实不相符合。我们有理由相信八思巴的作品被翻译成汉文者还远不止以上这些，它们中也一定应该有源出于元代的作品。事有凑巧，最近我们在《大理丛书·大藏经篇》中发现了一部题为《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的藏传佛教仪轨，署名“大成就师发思巴辣麻传、持咒沙门达宗着思吉唥禅译”。[15]经过比对发现，它实际上就是八思巴帝师造的另一部喜金刚中围自受灌顶仪轨——《吉祥喜金刚中围自受主戒仪——光明藏》（dPal kye rdo rje'i dkyil'khor du bdag nyid'jug pa'i cho ga snying po gsal ba zhes bya ba）的汉译本。有意思的是，这部明确为八思巴造的仪轨的译者达宗着思吉唥禅或当就是南宋末帝、那位曾被发配到萨思迦寺学法的宋瀛帝合尊搠思吉辇真（lHa btsun Chos kyi rin chen）。它的发现不但证明八思巴的作品确实也有于元朝被翻译成汉文者，而且它们还传到了远离蒙古宫廷之外的云南边地。

与见于《大正藏》中的三种汉译八思巴造佛典明显不同的是，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这四部短篇仪轨，以及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的所有可以被认定为八思巴帝师的作品，均或者是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最主要的续典的注疏，或者是直接与藏传密法修习相关，特别是与密哩斡巴上师所传萨思迦派修法相关的修法和要门，其中的《观师要门》《修习自在拥护要门》《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和《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等都是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之重要修习要门。显而易见，从上述这类八思巴帝师造藏传密教仪轨的汉译文中，我们更容易窥见元、明两代于宫廷内外所传藏传密法之大概。进而言之，如此大量的八思巴帝师造密教仪轨之汉译文的发现充分说明八思巴帝师于元代中国之历史地位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帝师角色，他也应该是将藏传佛教于元代蒙古君臣及其汉族信众中广泛传播的关键性人物。八思巴帝师不仅仅是一位学富五明、辩博纵横的谦谦君子，而且也应该是一位擅于密修，具大成就的金刚上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