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巴国师应该是萨思迦派喇嘛中较早享有Bla ma dam pa之尊号者，故元人多直呼其为“胆巴”，而其法号“功嘉葛剌思”则鲜为人知，就像人人知道八思巴帝师，但很少有人提起他的法号“罗古罗思监藏”一样。于元朝历史上，八思巴和胆巴于政教二途之事业和功德各有千秋，各领**。然而，在萨思迦派这个具体的宗教语境下，Bla ma dam pa（胜师）这个称号之重要远胜于Bla ma'phags pa，其表征的意义也远非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胜师”所能概括和表达，而有着非常特殊和丰富的宗教涵义。相反，Bla ma'phags pa（圣师）或多专指八思巴帝师，或仅仅泛泛指称学问高深的喇嘛，在萨思迦派的历史上“上师八思巴”或只有一个，而“上师胆巴”则随处可见。翻开《大乘要道密集》，其中所见种种修持仪轨起首之礼敬文多为“稽首上师足”“至诚顶礼上师足”“稽首皈命上师足”“敬/顶礼最妙上师足”“敬礼殊胜上师众”“敬礼最胜上师尊”，等等，不一而足。而在与这些汉译仪轨对应的藏文原本中，这句礼敬文的原文多作bla ma dam pa'i zhabs la phyag'tshal lo，或者bla ma dam pa'i zhabs la gus pas phyag'tshal lo， bla ma dam pa'i zhabs la spyi bos phyag'tshal lo，等等。这即是说，与“上师”，或者“最妙上师”“最胜上师”“殊胜上师”等相对应的藏文语词不是bla ma，而是Bla ma dam pa。在这些元、明时代汉译的藏传密教文献中，bla ma更经常被翻译为“师”，如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师瑜伽”（bla ma'i rnal'byor），于当时则被译作“师观”，或者“修师观门”，而bla ma dam pa才通常被译作“上师”，或者“最妙上师”“殊胜上师”等。显然，bla ma，即“师”，bla ma dam pa，即“上师”，二者在当时萨思迦派的语境中应当有明确的区别，尽管这种区别并不是非常的严格和前后一致的。

明代汉文文献中，与藏文bla ma对应的词有“喇嘛”“师”“上师”等。此外，明初对西番之名僧还有称为“尚师”者，如云：“有僧哈立麻者，国人以其有道术，称之为尚师。成祖为燕王时，知其名。永乐元年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赍书币往征。”[14]这位被称为“哈立麻”的僧人就是后来被永乐皇帝赐封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的第五世葛哩麻巴尚师如来（Bla ma Karma pa bDe bzhin gshegs pa,1384—1415）。同样，明代汉文文献中还有称：“大乘法王者，乌斯藏僧昆泽思巴也，其徒亦称为尚师。永乐时，成祖既封哈立麻，又闻昆泽思巴有道术，命中官赍玺书银币征之。”[15]看起来所谓“尚师”或非对一般僧人、喇嘛的称呼，而是专门对“有道术”的西番僧人的一个称呼。《明万历续文献通考》中说：“按尚师即帝师，史讳之也。元时赠帝师有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其称尤异。然不云佛而云佛子，又其他衔名亦小简。”[16]这恐怕是不谙史实的臆测，明初自西番来朝觐的僧人有很多被称为“尚师”者，而元朝的在任帝师当仅有一人而已。

明永乐五年太宗皇帝诏书中有云“大明皇帝致意法尊大乘上师哈立麻巴”[17]，或云“大明皇帝致书法尊大乘上师哈立麻巴”等，而所谓“法尊大乘上师”听起来像是藏文chos rje theg chen bla ma的汉译，而查藏文文献则见哈立麻巴又确有与“法尊大乘上师”对应的尊号chos rje theg chen bla ma dam pa，看来明廷起草赐封西番僧人之诏书时所用称呼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有所依据的。据此即可知，明之所谓“尚师”当就是“上师”，“上”和“尚”通假，它们应当就是藏文bla ma 或者bla ma dam pa的翻译。事实上，明代封赐西番僧人或多有所据，也都有因循前朝旧例者，例如明成祖封哈立麻巴（或曰葛哩麻巴）尚师为“大宝法王”就并非凭空赐予了他一个至高无上的法王称号，而是因为第五世哈立麻巴尚师的前世，即第三世哈立麻巴尚师览荣朵儿只（Rang byung rdo rje,1284—1339）本来就有Chos rje ［rgyal］ rin po che，即“大宝法尊［王］”的尊称。[18]三世葛哩麻巴上师（元译作加儿麻哇，或者加喇嘛哇）曾两次进京朝觐，最后一次是在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元史》记载顺帝“征西域僧加喇嘛至京师，号灌顶国师，赐玉印”。[19]而当时他就已经有“圣师大宝”的尊称，时有人记载：“今上（元顺帝——引者）即位之初，圣师大宝葛噜麻瓦自西域来京师……宣六字之神力。上自宫庭王臣，下及士庶，均蒙法施。灵感实多，不可备录。”[20]所谓“圣师大宝”当即与Chos rje rin po che或者Slob dpon rin po che对应，由此看来，成祖皇帝封五世哈立麻上师为“大宝法王”实在不过是做了个顺水人情，把这古已有之的尊称的汉文形式赐给了它的主人而已，这一封赏本身所具之政治意义，以及葛哩麻巴上师作为“大宝法王”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等显然均是被后人夸大了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