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武汉国民政府划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定名武汉。
2月15日
武汉军校全体同学，加上武汉学兵团，共计三千余人，集合在两湖书院大操坪，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蒋大会。军校的教室内外，走廊、礼堂、操场、大门外两旁贴满了反蒋标语。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全衔，经武汉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正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2月19日
中共领导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及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主要教训是总同盟罢工后未及时转入起义，但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2月23日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成立武装起义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下设特别军事委员会和特别宣传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彭述之、周恩来、尹宽、萧三（萧子璋）组成。特别军委由周恩来为书记，随后确定周恩来为武装起义总指挥。特别宣委由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或刘昌群）、徐伟组成。
2月27日
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创刊，8开直排式铅印，由高语罕、郑超麟、糜文浩等负责编辑。内容主要有：报道工人运动、北伐形势和国际无产阶级声援中国革命运动的各种消息；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残害中国人民，破坏革命的罪行；各团体、各界民众拥护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通电和临时市政府的文告等。4月14日该报被迫停刊。
2月
《白话书信二集》出版。高语罕送了于右任一部，于右任埋怨书中有一处不该指责蒋介石。
3月初
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
3月5日
汉口《民国日报》转载湖南《战士》周报发表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
3月10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全会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和省政府。
3月11日
冯玉祥布告出师讨奉。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3月20日
《现代的公民》出版。高语罕在自序中说，这本书是在国民革命军进攻苏杭的血战中，在北方农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的血战中，在上海市民、工人、学生反抗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孙传芳、张宗昌、李宝章的血战中，在中国国民党多数中央委员反对一二领袖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违犯中山遗教的危机的争斗中做的。“青年们！革命的青年们！我们是现在或将来社会生活的虎虎的动力，我们是那掀天撞地的大海潮，我们是那具有无限的将来的苍苍凉凉的朝日，我们是那飞翔的天空，歌唱春曲以愉乐人类的百灵鸟！但是，我们对于那任何黑暗势力，却是那在山的虎豹，冰霜棱棱的宝刀！”“是血！是泪！是愤怒！是全民族反抗压迫的杀声！——铮铮，金铁皆鸣！海上东风吹万弩，滚滚江涛带血腥！中国现代的公民！——全国革命的民众！敬献此书以当鼙鼓！”
3月21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消灭了盘踞上海的反动军警，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进驻上海。
3月23日
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了“3.23”反革命事件。
△林伯渠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安徽省应有一政治中心的机关，要指定数人商量组织省政府的办法。
3月2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根据林伯渠、吴玉章、徐谦共同商定的方案，通过了由李宗仁、光升、常恒芸、朱蕴山、麦焕章、沈子修、李光炯、高语罕、朱克靖等组成安徽省临时省政府，并指定李宗仁为省主席。
3月27日
发表《反对与打倒》社论，列举蒋介石制造南昌、九江、安庆惨案罪行。
3月31日
康有为在青岛病逝。
3月底
除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外，一方面任《民国日报》总主笔，天天要写社论；一方面要照顾安徽省党部干部训练班；有时也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演讲。
△发电报给刘继增，要他到汉口《民国日报》当国际编辑，月薪九十元。
4月初
沈雁冰接替高语罕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编辑。
4月3日
“汉口惨案”发生。
4月3日
国际工人代表团汤姆斯等一行来到武汉，在两湖书院大操坪出席武汉各界的欢迎大会，并作了重要报告。武汉军校第六期入伍生总队政治大队第五队同学邓超担任翻译。在这次欢迎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何香凝、董必武、陈友仁、孙科、徐谦、唐生智、彭泽民、吴玉章、谭平山、高语罕、邓演达、谭延剀、向忠发等，都出席了大会。海外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长何香凝，中央监察委员吴玉章等发言，颂扬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伟大。湖北省农民协会主席向忠发，在大会上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在会上说，我们在武汉召开这个大会，帝国主义者和新老军阀听了，一定在发抖！高语罕和司法部长徐谦，亦高声痛骂蒋介石。
4月5日
汪精卫、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全党同志书》。
4月6日
发表《这叫做“亲善”》社论，配合70万人参加的“追悼四三惨案死难群众大会”，分析造成汉口惨案的四个根本原因，严厉抨击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的行为。“党内的纠纷，右派和反革命派之为鬼为蜮，都是一念之差招之使来，以破坏本党之革命集团，应该觉悟到，以一总司令而擅派外交代表（戴季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妥协，是违犯革命党的纪律，某某；应该觉悟到以一人而欲支配全国全党，全是因袭封建军阀的思想。”“我们的同志们，革命的民众们，尤其是武装的同志们！我们要用我们所（能）用的力量来惩罚这个奸谋，惩罚这个叛逆，我们应该联电蒋介石，揭穿他这种肺腑。”
4月6日
在汉口《民国日报》新闻版“惨案专栏”中发表《丧歌》（署名赤羽）：“（一）黄鹤楼下杀气腾，南小路上血淋淋！死者中国人！凶手日本兵！最可恨是戴季陶！他偏要往日本跑！联日反英梦未圆，东洋小鬼如梦啸！（二）黄鹤楼下杀气腾，南小路上血淋淋！死者中国人！凶手日本兵！最可恨的总司令！真是横骨插了心，同胞被杀你不管！你不该变作扫帚星！（三）扫帚星，尾巴长，跟着魑魅与魍魉！‘总理信仰’口头禅，不该再抄老文章。哀痛迫切是爹娘！大家自己齐努力，驱逐小鬼出长江。（四）扫帚星，尾巴长，相逢虎豹与豺狼！吃人不用牙，还说人不香！死者死，伤者伤！哀痛破切是爹娘！大家自己齐努力，驱逐小鬼出长江！”
4月初
30万群众在武昌阅马厂广场举行声讨大会。由蒋先云和中央党部代表高语罕、国民政府代表彭泽民和总政治代表李鹤林等登台演说，历述蒋介石种种反共反革命罪行。“高语罕的脸完全变成了赭红色，活像舞台上的魏延，他以一种不可遏止的愤怒的神态望着汪精卫的背影。”
4月10日
陈独秀在汉口召开中央常委会议，讨论上海工人暴动失败后局势，介绍4月5日汪陈宣言及其经过，研究当前关于武汉工作进展诸问题。
4月12日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汪寿华遇害。
4月15日
李济深在广州清党。熊雄同高语罕小儿子、黄埔军校学生高贵玖被捕入狱。5月中旬，熊雄被秘密杀害。
4月17日
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4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
4月20日
与陈独秀、周佛海等开会。同日，孙炳文遇害。
4月22日
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讨蒋通电，共产党人杨匏安、恽代英、毛泽东、高语罕均名列其中。
是月
冯玉祥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代表冯玉祥两次去电约高语罕任甘肃省教育厅长。高语罕行装都准备好了，并且一度特为此和鲍罗廷谈过这个问题，后因冯军东移，未果。
4月27日
在汉口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4月28日
李大钊在北京遇害。
4月
王明到武汉，请求高语罕在陈独秀处说项，让他担任中央委员，被陈独秀斥责。
5月5日
南京国民党进行“二期清党”。
5月上旬
参加吴玉章、刘伯承等负责的四川特别委员会。中央党部会同政治部派高语罕到二十军去当党代表。前任党代表朱德已经辞职到江西任第九军军长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高语罕带了两个随员、两个卫兵乘船上驶。船到宜昌，乘客纷纷传说，二十军已揭反对武汉政府的旗帜。于是高语罕一行即上了下水船，到了沙市，去见武汉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夏斗寅表面上敷衍，并派旅长陪同吃饭，高语罕代表武汉政府犒赏夏斗寅军队两千块钱。
5月13日
下午三时，出席国民党中央监委会第十八次常务会议。陈璧君临时动议请递补邓懋修、谢晋两同志为监察委员案，决议递补。
5月13日
夏斗寅发表讨共声电。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全力迎击。
5月16日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特别成立典礼。陈独秀、高语罕、彭述之等发表演说。
5月17日
下午二时，出席国民党中央监委会第十九次常务会议并主持会议。报告事项：宣读第十八次会议录；第三军长朱培德通电声讨蒋逆中正等。讨论事项多达十三项：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队党部联席会议主席团呈报惩戒反动分子黄寅亮等十二人予以开除党籍处分案；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党部请开除党籍或撤职严办等案件。
5月19日
以中央委员随军参战，随着大军赴咸宁，到汀泗桥凭吊当年的战迹。在纸坊与夏斗寅部激战，追过汀泗桥，武汉解围。
5月中旬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杨匏安与汉口公安厅长江董琴成立闽粤桂三省党部驻汉办事处。
武汉政府在南湖誓师北伐，高语罕在一两万人的大队群众面前，做慷慨激昂的演说。
5月28日
蒋先云在北伐战斗中牺牲。
5月
在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执行委员。
6月10日
汪精卫、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
6月15日
武汉国民政府将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总指挥，下辖三个军，黄琪翔为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军长，贺龙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
6月中旬
受陈独秀和安徽省党部委托去郑州慰问冯玉祥。到了郑州，适逢邓演达在郑州召集前方政治工作人员开大会，遂向他借了一辆小汽车坐到西北军司令部。那时冯玉祥正在送汪精卫回武汉，一时无暇，派秘书长代表招待。高语罕心里很不舒服，随即说道：“我们本无他事要求冯先生。不过：一来是冯先生上次曾经邀约过我，未能奉命前去，此来特为表示歉意并欲一瞻丰采；兼之受安徽省党部同人暨独秀先生之托特来慰问。今既无暇，我本下午就得回武汉。”回到汉口，就听说冯玉祥电告武汉政府，说高语罕到郑州参加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的，要通缉高语罕。
6月中旬
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讨伐段祺瑞奉军，凯旋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因张讨奉有功，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高语罕的关系比较近，特聘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此时高语罕还兼第二方面军共产党党团书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安徽省党部干部训练学校校长。
△推荐史叔隐任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军医处长。
△推荐南京东南大学李何林到总政治部宣传科。
6月下旬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计划。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想通过“东征讨蒋”，驾登国民党“老大”的宝座和获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头衔，同时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决定把中共武装力量相对集中的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作为“东征讨蒋”的中路前锋开往九江集结，再由九江、湖口向安庆进发。
7月4日
陈延年遇害。
7月11日
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为“东征讨蒋”的前锋，向九江开拔。随后，黄琪翔的第四军、贺龙的第二十军也陆续向九江地区集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好，他有放弃“东征讨蒋”联共回粤的意向，中共中央也有利用“东征讨蒋”、“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
7月12日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解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另外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主持工作。鲍罗廷提议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陈独秀拒绝。
7月13日
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鲍罗廷偕瞿秋白离武汉赴九江，14日下午上了庐山，进一步商讨如何具体转变中共中央的政策问题。
△邓演达公开发表辞职信，8月15日到达莫斯科。
7月14日
汪精卫在武汉秘密召开会议，确定“分共”计划。
△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7月15日
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
△中共中央在武昌啸楼巷2号中共湖北省委机关驻地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代表临时中常委作了当前形势的报告，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作了撤退的部署，准备第一步撤到南昌，要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吴玉章，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立即赶赴九江，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共产党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
7月16日
吴玉章、林伯渠搭着第四军特务营的差船抵达九江，同船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中共党团书记谭平山。
△张发奎的军队预备回广东，高语罕也随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半秘密状态下离汉赴九江。第四军军部设在庐山脚下甘棠湖心烟水亭中，这里相传是三国时东吴周瑜的水军都督府。烟水亭四面皆水，面对匡庐，风景绝佳，当时正在盛夏，湖水平铺，进出皆须坐木划来往。高语罕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差不多每天傍晚都要划船作戏，有时诗兴大发在烟水亭壁上题诗，有时把船**在湖的对岸芦苇深处，一泅入水，游个半天。
△九江《国民新闻》发表文章，揭露汪精卫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以及“东征讨蒋”的用心。高语罕应约为《国民新闻》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公开信，说他只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一碰到实际政治的紧要关头，便要动摇。
7月20日
中共开始在九江酝酿南昌起义，到达九江的中共领导人日益增多。先后有苏兆征、彭湃、夏曦、易礼容、郭亮、董必武、韩麟符、恽代英、周恩来、张国焘等以及在军队担任重要职务的高语罕、廖乾吾、周逸群、刘伯承、叶剑英（尚未入党）。到达九江的地方党员干部有徐特立、方维夏、邹敬芳、李嘉仲、陈日新、穆景周、王一德、孟湘鉴、王积衡、蔡鸿乾、李森、张开运、朱蕴山、黄灵彪、陈汉章、丁晓先、张觉民、王贯三、沈寿桢、黄日葵、陈居尘、陈荫林等。至此，组织南昌起义的党政军领导班子已基本就遂。
△在九江的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五人在九江英租界海关召开谈话会。主张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谈话会最后决定，在军事上要赶快集中南昌，并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同时，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政府来号召。
7月21日
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向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了九江谈话会关于集合叶、贺部队在南昌起义问题，即得到鲍、瞿、张的赞同。
7月22日
瞿秋白把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带回武汉，请中央即速决定。鲍罗廷与李立三、张太雷继续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张太雷、聂荣臻、林伯渠下山，把与鲍罗廷、李立三等研究的意见带回武汉。
7月23日
贺龙部队来到九江，谭平山、高语罕等人一面等待中共中央（机关仍在武汉）的批复，一面积极争取尚未入党的贺龙参加起义。贺龙之加入共产党，据1932年上海周报上刊载的杨甫的《高语罕在上海》一文，也是受了高语罕的一定的影响。
△汪精卫准备召集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是要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
△带着李何林，从汉口到九江，住在甘棠湖烟水亭黄琪翔第四军军部。
7月24日
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并避暑，黄琪翔还传达张发奎的命令：贺龙第二十军到德安集中。叶剑英从黄琪翔那里获悉庐山会议准备夺贺龙、叶挺的兵权，当天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
7月25日
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叶、贺不上庐山；部队不到德安集中，而乘车开到南昌；叶挺部队明天开，贺龙部队后天开，贺龙的车先让给叶挺。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7月26日
送朱其华《公民常识》（《现代的公民》）。高语罕见勤务兵在看“七侠五义”一类的旧小说，就把《公民常识》送了一册给他，劝他不要看这些无益的旧小说。
△晚上，同廖乾吾、恽代英等在小院子中谈到安徽贺耀祖有反南京的倾向。黄琪翔的意思急需要派一个侦探去侦察一下，但一时苦于没有适当的人去。朱其华自告奋勇愿意去安庆跑一趟。
7月27日
晨，张国焘来到九江，召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同志开会。他说来的任务是看看地形，与大家讨论在浔发动的事件。贺昌、高语罕、廖乾吾都说再无讨论之余地。恽代英说还有什么讨论，已经决定了。
7月29日
晨，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唐生智等从武汉坐船抵达九江，高语罕也夹在里面倒趸船上去迎接他们。
7月30日
汪、孙、张、唐以及黄琪翔、朱培德、金汉鼎等在牯岭开庐山会议，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实行“分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参加会议的叶剑英派人星夜下山，到烟水亭向高语罕和廖乾吾报警。
7月31日
凌晨两点接得叶剑英密报，立即搬至南浔路对面的大东旅馆，坐以待旦，清晨即乘车赴南昌。到了德安，孙一中营长在车站迎候。那天车子走得很慢，到牛行车站，天已黑了。闹了好半天，才渡过河。到了南昌，立即给叶挺打电话，叶挺让他马上到司令部。这时已是深夜。
8月1日
上午，参加南昌起义的7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韩麟符以及38名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通过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
△南昌《民国日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了高语罕起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是由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的15名共产党员和7名国民党左派联合署名的。宣言严厉地揭露并斥责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反革命面目，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正义主张：“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等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惟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
△起草了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刊登在《民国日报》上。
8月2日
下午，举行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大会，大会由李立三主持，发布了各项任命令。其中：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高语罕、许甦魂、邹敬芳、丁晓先、肖炳章为秘书，组成革命委员会秘书厅。
8月4日
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三次北伐。高语罕同谭平山、林伯渠、方维夏、徐特立、廖乾吾、姜济寰和彭泽民八人年岁较大，被称为“八仙”。高语罕的老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指导员彭漪兰随军南下。临从南昌开拔时，军队分为三路：叶挺任中路，贺龙任右翼，蔡廷锴任左翼。叶挺的军队扩充成军，高语罕随着他的军部一起走，每天皆和叶挺在一起。高语罕起初在叶挺军部，后来转到贺龙十一军军部。
8月5日
蔡廷锴把他的一师带跑了，贺龙的一营炮兵也开小差走了。
8月5日
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说：“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徒全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去了，张总指挥因为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并已经明令保护共产党的安全，也无法驳而不要。及至他们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工作，张总指挥又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革命，所以优容他们，用恽代英做总指挥部的总参谋长，高语罕做秘书长。”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
8月8日
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开除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将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将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董必武）、邓颖超、夏曦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
8月10日
将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澎湃、周恩来等开除国民党党籍、免职并通缉拿办。
9月19日
部队进入潮州城，总指挥请朱其华、贺龙、郭沫若、高语罕等吃晚餐，晚餐闲谈时，郭沫若说起蒋介石平时对于吃并不十分注意，普通的菜也能够吃。高语罕说到了列宁对于饭食的态度。
9月24日
占领汕头。从南昌出发，沿途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潮州。
在总政治部，高语罕、郭沫若、吴玉章、林祖涵、周恩来等在吃饭时谈到，张发奎还可能和我们合作，他的参谋长叶剑英在潮州时已证实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兼任教导团团长。
9月30日
起义部队仓促间奉命撤离汕头。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达了挂红旗的决定。周恩来派高语罕和江董琴到香港与张发奎、黄琪翔接洽联络。
10月1日
还没上岸，汕头失守、共军溃败的消息便传到船上来了。江董琴将高语罕送到码头附近一个名叫“南京旅社”的客栈之后便走了。
10月2日
阮啸仙把高语罕带到军委招待所去住。刚离开南京旅社不到15分钟，主持广东军政的李济深的侦探长就去南京旅社搜查。
△黄平请高语罕到德辅道尽头的山坡上一家叫“紫罗兰”的小馆子吃饭。黄平原是北京苏俄大使馆的工人，在工人运动中很活跃。在广州时，他任粤语翻译，请高语罕对广州工会作了一次讲演。
10月3日
周恩来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及地方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宣布今后要打红旗、分田地，继续战斗，决定起义军撤向海陆丰，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廖乾吾等离开部队，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10月上旬
与张发奎接洽未果。“到汕头后，恩来同志代英同志叫我去香港接洽张发奎（偕行者为江董琴）。动身那天，敌舰已开始袭击汕头，到港始悉张已赴广州，后来他虽派了代表来谈，也毫无结果，适汕头失守之报至，我们因既不能回前方，遂商之阮啸仙同志。遂移居澳门。”
10月10日
朱其华回忆：“双十节之夜，语罕与三二酒肉朋友，饮于油麻地伟晴街之某号。酒后又继以赌，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不意侦探撞门而人，将加以拒捕，幸语罕机警，急出港币三百元贿探，乃得免尝铁窗风味。”
10月15日
贺龙、叶挺、吴玉章、谭平山、林祖涵、恽代英、张国焘、周恩来等齐集香港。会议决定，留恽代英、叶挺等在广东工作，高语罕赴俄，周恩来因病，暂在香港修养，余人均回上海，向中央报到。
10月
高语罕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对于八一事件的意见：“（A）政治上的。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纲在民众中宣传，而且头上还戴着倒霉的国民党左派的帽子，其实国民党何尝有左派，只有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左派这个名辞，一到时局紧张，便出了空虚。所以做政治工作的，一路之上，只有吃饭睡觉，闹得不但民众不晓得我们干的是什么一回事，就是军中的士兵，也大半不明瞭。还有说这是叶挺、贺龙想做军长、总指挥罢了。而且我们国民革命直到社会革命的中心问题，只是‘土地革命’。但是，在路上就没有听见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在民众中切实宣传过，更谈不到实行。当时大家都抱着秋毫无犯，王者之师的梦想（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得不到民众的帮助，这是‘八一’事件政治上的失败。（B）军事上的。我们同志负责军事责任的，很少对于战略上战术上能以担得起指挥大部队作战的（刘伯承同志还好，但广东地形情势不熟悉），比如当时名义上四个军长：十一军叶挺、二十军贺龙、十五军刘伯承、九军朱德，大致除了刘伯承同志之外，都犯了一个毛病——轻敌——疏忽，就说希夷同志吧，论他对于主义的认识，在几个军事同志中，要算最好的，但他那种疏忽的毛病，实在太危险了。所以会昌第二次战役，几乎在那时就完了。因为到了会昌以后，南山岭（会昌第一险要，第一高山，俯瞰全城）只配备了七四团的一两连人，对岸一连人，至于不取道筠门岭直捣敌人的中路，以摇撼广州，而乘其未备，这是军事上的失败。当时我病热，神经错乱，以为我军正准备退却，我不能行，恐为敌人俘虏，引枪自裁，后为周师（士）第部下所救，送回军部。我在谵语中曾痛说希夷等对于军事之疏忽，后来同志告我，我始知之。亦可见我对于工作心余力拙之一斑矣。尤可笑者，贺龙同志的指挥军队的态度，简直莫名其妙。我跟他到三河坝，到潮州，我们的先头部队还未到，而总指挥部的船只，已经驶到，刚到三河坝（敌人已于前夜退去），敌人又开了四五只小轮的兵来，若不是敌人不晓得虚实，就那一次便完了。（C）组织上的。我们在军中对于小组会议，没十分注意，这是大的缺点（这是我就亲历者说话，因为我没有参加小组会议，便说不注意，也许是有），弄得军部C.P.与非C.P.的同志不能发生十分的联系。”
高语罕还表示了对于中央的最近政策的意见：“对于中央最近的政策完全信任，必须这样才可以战胜党内的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等等危险的倾向。现在革命已到了极其严重时期，如果党没有绝对的威权和积极的适当的政策，是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的。在这个严重时期，一些在党内的知识分子，自然发生恐惧，渐渐退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国民党之如是的狞恶翻动，也是由于客观方面，农工群众革命的（潮）流所鼓**，所影响，于以见阶级斗争之烈，而国民党反革命的面目亦完全暴露于民众之前，未始非促进我们的历史使命之一道也。”
高语罕还谈了个人的希望：“中央现决定我赴俄，只有静待。在未赴俄之前，我打算做一本批评三民主义的书，或者作几篇宣传的文字，送到编辑委员会备采用。以前的中央一切决议案及印刷品我都没有机会看到，现在才找到几本，并阅。”
11月1日
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孙中山遗志，向新旧军阀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建立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三民主义。
11月9日至10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总策略。会议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要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杨匏安被取消了中央监委的资格，并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谭平山则因涉及与邓演达等组织第三党的问题，被开除了党籍。
11月15日
杨匏安作《十一月既望治舟星架坡港》诗：“故乡回首战云深，漏刃投荒万里临。余日可消行坐卧，感怀休问去来今。江南有梦迷蛮瘴，海外何人辨雅音？自笑身闲心独苦，当头皓月伴微吟。”
12月初
汪精卫派陈璧君赴广东，向张发奎等人传达关于解散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指示。广州公安局局长朱晖日主张大开杀戒，肃清共党。黄琪翔、叶剑英反对。
12月上旬
张太雷夫人王一知带着孩子到达香港。
△在王一知家里碰见上海大学和上海成都南路女子工人学校的许多学生。有一位学生知道高语罕同史叔隐很好，建议他给现任广州市卫生局长的史叔隐写信要钱。史叔隐不敢和高语罕通信，不久便被第十一军军长兼广州公安局局长朱晖日枪毙了。
△闲逛作诗一首：“香港虽然是南国的风味，却已是深秋的时候了！天气也渐渐地凉上来了！早晚已觉得枕边席上不够温暖了！我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孤零之人了！在这茫茫的人海里：谁知我的心情而加以体贴呢？谁能给我以安慰呢？我的老母亲在大淮之滨，我的丽立也远在黄埔滩头，看海鸥冲烟破浪飞来飞去多自由，念人生：何事劳劳，海波万里使人愁。”
△在书店买了一部曾国藩的案牍带回去读。这部书高语罕在前清末年读过了的，再读时更觉有趣。
△碰见杨匏安的弟弟。向军委申请一百元川资，托军委的“交通”帮助购置了毛毯、换洗的衣服和几本书，坐船到了澳门杨匏安家。
12月11日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发动广州起义。成立了广州公社。
12月12日
张太雷牺牲，年29岁。广州起义失败。
12月14日
国民党当局发布命令：“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张发奎、陈公博，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公安局长朱晖日，着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后朱晖日仍任公安局长，黄琪翔流亡德国，张发奎离粤赴日。
12月中旬
写两封信给上海：一封给亚东图书馆汪孟邹，请他寄几个钱过来，并把德文书中小部头的寄几本来读；一封信给王丽立，告诉她自己还在人间。
12月
在澳门潜心读书。
△高语罕谈《红楼梦》，对林黛玉，尤三姐，晴雯，司棋，鸳鸯，紫鹃，探春，平儿都佩服。“尤其是林黛玉的文学见解，高山流水的琴音，她的一丝不苟的态度。我爱平儿，是爱她那极有热情、有才干、有担当、有毅力、不作威作福，而可以临危托孤的人格和忍让的德行。”“老实说，湘云我觉得她除了做几句诗外，没有什么特别使我发生爱情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她未能免俗。至于袭人、宝钗，乃是大观园的天地中十足的乡愿代表。宝钗比袭人读书读得多，因此，她的乡愿之毒，也就特别深。”“你看她那老谋深算的神情，深情厚貌与世无迕的态度，遂博得贾母王夫人及大观园上上下下的欢心，为争取贾宝玉的婚姻的地步，而拉拢袭人，利用她，便知道，这种人的内心中并非真性罢，即对于宝玉亦无例外。”“譬如，当宝玉被贾政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宝黛两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便可看出她俩是怎样不同啊！好冷酷的宝钗啊！好忍心的宝钗啊！”“然而在当时要在这两人之中推举一个人进孔庙，一般道学先生一定要首举宝钗而非黛！呜呼！此宝钗所以为十足的乡愿——伪君子，所谓某某某某之流也。至于袭人所表现的乡愿形态尤其充足，因为她究竟无学知识，一切皆不免浅薄，而易于为我辈所发觉。”“我干脆看不起袭人，看不起袭人这种类型的人物，因为乡愿眼中心中只认得现实的权力，但同时当某一种势力已抬头，她又不敢拿出自己的主张。其实乡愿十九都是浅薄庸俗，不学无术之辈。左边胜了，他可以左走一步；右边胜了，也可以右走一步。天下古今的乡愿都是一个娘养的东西！他们应当以袭人为夏娃。”
△高语罕谈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从黑格尔学得了辩证法，从费尔巴哈承袭了唯物论的遗产而加以奥伏赫变，加以变革，而形成自己的辩证法。就是说，把黑格尔的唯心论的辩证啊扭转头来，变成唯物论的辩证法；把费尔巴哈的机械的唯物论发展而为历史的唯物论。”“恩格斯极佩服黑格尔，他说，世人所了解的黑格尔的哲学，只是它的外围和框架；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宝藏就是他的辩证法，这是他的革命的方面，至于他的哲学体系便不能不受当时德国政治的影响。”“最后只得以‘上帝’为他的避难所。恩格斯还特别提起黑格尔在《法律哲学》一书中的下述两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也都是合理的。’这两句名言，差不多笼罩了整个世界史的发展，意思深远，耐人寻味。大革命失败后的人，回过头来，伏案读书。读一句是一句，自觉比从前有味多了。”
12月
蒋光慈等租下坐落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北首一家倒闭了的西点铺，用一块白布写上美术字的店名，用图画钉按在门内玻璃窗外，春野书店就算开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