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严立三代理黄埔军官学校教育长。

1月4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开幕，出席代表189人。

1月6日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一）汪精卫报告政治及廖案；（二）蒋介石报告军事；（三）致谢俄顾问鲍罗廷，推汪精卫、邵力子、高语罕起草宣言。

1月7日

张国焘、高语罕、许卓然讲述国民党、共产党合作之必要。

1月8日

邓演达继任黄埔军官学校教育长。

1月9日

陈立夫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秘书。

作为安庆市国民党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中共出席会议代表的党团书记，不久兼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

1月16日

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候补委员。高语罕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常委。

1月18日

毛泽东代表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向大会作审查报告。大会通过《宣传报告决议案》，同时指出：两年来尚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是宣传工作的缺点；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

△在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党务报告关于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发言说：“本席考虑，以为几件事是要望共产党党员同志做到的：（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毛泽东发言说：“共产党员决不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共产党在未取得法律地位的条件下，是不能不秘密的，如果公开，就马上要被人解散消灭，对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关于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要得到该地党部许可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任何限制。”经过共产党人张国焘、毛泽东、高语罕、范鸿劼等的坚决斗争，袁同畴收回自己的意见。

1月19日

高语罕被任命为黄埔军官学校政治主任教官。

是月

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白话书信》二集。

是月

高语罕、侯绍裘要求大会停止叶楚伧的职务。

中央监察委员（共12人）：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柳亚子、邵力子、高语罕、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张静江、高语罕、邓泽如、古应芬、陈璧君。

谭平山、林祖涵还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恽代英是党务审查委员会成员，高语罕、谢晋是党籍审查委员会的成员。

是月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1926年第4期，刊载高语罕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

2月

蒋光慈来电，称中共中央要高语罕向中山大学校长陈公博推荐郭沫若任文学院院长，高语罕把这意思用自己的口气向陈公博告诉了，陈公博答应。

△蒋介石在军校大摆宴席，想借此笼络在军校工作的共产党员，可是高语罕竟当面批评蒋介石奢侈浪费，不像革命党人的作风，弄得蒋下不了台。

2月21日

陈独秀从一月上旬起“失踪”（实为生病，但党组织不知其去向），此日开始“扶病视事”。

3月初

黄克谦接到电报：“克谦君台鉴：盼见电速来广州，就任军校政治教官，如能命驾不胜荣幸。高语罕、恽代英。”

△孙炳文回国不久，即被邓演达、熊雄、高语罕联名电邀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上校秘书，还兼黄埔军校教官、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教授。

3月12日

在黄埔潮总理纪念刊上发表《总理逝世后的一周年》：“我们的敌人！你错了！你错了！我们伟大的领袖——东方弱小民族的导师，世界无产阶级的好友——孙文并没有死！他在每一个未死的中国劳动者的心中活着！他在每一个中国的贫农的心中活着！他在那千千万万的殖民地的奴隶的心中活着！他在那居在敌人地位的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一切反革命的仇恨恐惧中活着！”

△在纪念刊上《黄埔哀昔》：“我们伟大的领袖！黄埔还是你去时的黄埔！我们不朽的导师！黄埔还是你去时的黄埔！只是白骨累累，碧血斑斑，拥抱着‘白日’，仰护着‘青天’，这便是先生伟大的圣迹，这便是先生不朽的薪传！”

3月18日

北京开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段祺瑞卫兵开枪扫射，击毙男女学生市民47人，伤155人。是为“三一八惨案”。

3月19日

下午，从黄埔坐电船到广州过夜。

△国民党召开第13次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批准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3月20日

早上到入伍生部和方鼎英部长谈事情。其时，高语罕以第二届国民党中央委员资格，在军校任上校政治主任教官；同时兼任入伍生部党代表。入伍生部的编制是一个师的组织，包括三个团。司令部设在广州长堤，高语罕每个星期大概有三天要到部里办公。方鼎英心不在焉，似有心事。高语罕在内心已经觉得入伍生部的氛围在沉静中露出紧张的神情。

△到广州大学老乡彭漪兰那里，彭漪兰告诉他海军党代表李之龙被抓，高语罕也在数。随即去找陈延年，陈告诉他：“近来有人向蒋校长面前说，共产党有阴谋，并说邓演达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准备异动。邓演达是军校教育长，兼任黄埔要塞司令，而你和严重（立三）、张治中（文伯）皆有与邓同谋嫌疑。昨天晚上，蒋先生手令军校卫队，你们四人不许出校门，否则格杀勿论。”

△高语罕即找地方给邓演达打电话，邓要他不要回学校。到了下午，又打电话给邓演达，说可以回去了。见了邓演达，高语罕问他为什么现在又可以回来了。邓演达告诉他：“李任潮（济深，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向蒋校长极力担保无它。”

△邓演达同高语罕、严立三去见总党代表汪精卫。何香凝、包慧生、伍朝枢都在。蒋介石也到汪精卫家。何香凝背地里深深埋怨高语罕，说他说话太不谨慎。不该在纪念周上，当着几千个学生公开批评学校行政，更不该在公宴席上与某一部青年军人发生言语上的争辩。

△蒋介石宣布临时戒严，捕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代理局局长李之龙等，扣留中山舰，收缴省港罢工委员会枪械等，是为“中山舰事件”。

3月21日

辞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与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职，搬到广州城内，靠近一位安徽同乡、安徽陆军测绘学堂教官、教过高语罕测量学的张先生隔壁去住。

3月23日

蒋介石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送上一个呈文：“为呈报事，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尽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绪。惟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理非常，事前未尽报告，专擅之罪之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

△汪精卫因“中山舰事件”辞职。

4月3日

在广州大学“反段（祺瑞）示威运动大会”上讲话。“现在袁世凯虽死，而产生袁世凯的社会制度并未消除，将来会有第二个袁世凯，第三个袁世凯继之而起，以至于生生不已。今天大家开会，反对段祺瑞，我依然要做这种分析。所以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产生北洋军阀的社会制度。”次日报上刊登高语罕演讲：“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

“我说先打倒段祺瑞是不够的；因为段祺瑞不过是中国的旧社会旧思想的产物。所以我们应当把中国数千年来的宗法社会封建制度英雄思想打破才行：就是说要打破我们思想上的段祺瑞。”

4月6日

蒋介石下令驱逐高语罕去广州。

4月7日

《夜轮泊黄埔》诗云：“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卸却戎装又儒装，平生书剑几行藏。踉跄浮海非高隐，祠罢中山祠马昂。”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载，“中共要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离粤赴上海。”

4月中旬

到上海后，老友汪孟邹在亚东图书馆编辑部附近，替高语罕租了一个楼面，一日三餐都在那里。

5月15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大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等9人提出“整理党务案”。

5月25日

上海《申报》载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员代表演词》。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表整理党务宣言。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书记长刘伯垂、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伯渠辞职。

△高语罕在上海发表《一封公开的信——致蒋介石先生》。曾记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汪精卫先生家会见先生，当时很诚恳的对先生表示我们始终信服先生的态度，先生若果真以同志相待，应该开导我或者是见我有什么不对，更应当声色俱厉的责罚我，使我好晓得改过，先生却很平和的轻轻的答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现在竟加我以‘诋毁中伤’‘有旁的用意’的罪名？我说到这里，不禁身上打了几个寒战，连声说道：‘好险哪！好险！’假使有人要问先生：‘你这岂不是不教而诛么？’‘岂不是像郑庄公一样，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的态度一样么？先生其何以自解？先生！老子娘生下我来，就是这副骨头！性子戆直，心直口快，但是我却有一个好处：晓得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革命党人，若是自己不能受人批评，不能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过失，甚至还去文过饰非，那便是自绝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无论何人，凡于人家批评我，指摘我的，我都很乐于接受。今天看见责备我的话，虽然不合事实，但就先生‘应该先拿同志资格来规戒责罚’我的那句话，我已经感奋得了不得了！总而言之，我不但没有诋毁中伤先生，此后凡遇其他同志有欲诋毁先生、中伤先生的，语罕忝属中央监察委员，定当严加弹劾，以肃本党纪律而森严革命的壁垒。海天在望，诸维珍重。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载，“中共要人高语罕自上海致书蒋中正自辩，否认诋毁中伤之语。”

6月4日

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否认中共阴谋倒蒋及破坏国民党。声称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并一再表白共产党绝无倒蒋之心。陈独秀致蒋介石的信里亦有两处提到高语罕：一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二是“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军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蒋介石发表演说。“不过他又来为高语罕辩护。高语罕在本校的言行，是不是与他所辩护及高之本人所声明的一样，这是不待我讲，各位就可明白的。高语罕在他油印给我的信，无异他自己招认他前后的言行相违，损失他自己的人格，我们革命党员说什么就做什么，自己错误了，就自己承认，不要抵赖。我决不敢冤枉人的。大家可以看看他这封信，究竟与他讲演的话是不是相同的？只要大家听过他的演讲，就可以明白了，就知道他这封信的话，完全是骗人的话，不是革命党员的态度，只这一件事，就可以证明陈独秀同志的信，对于事实没有详明，我实在不必多事答复。我从来所讲的话，不单是不冤枉别人，并且有许多的话，我要保持别人的体面和人格起见，所以不能明言，我决不对朋友或同志攻击，排斥的。否则，就是失了我自己的人格；古人所谓‘绝交不出恶言’，所以有许多话我不愿意讲的，对于别人人格有损失的话，尤其是绝对不敢讲的。此事并且当时我曾声明白：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如果我冤枉别人家来提高自己人格的——那样的人，绝不是革命党员，更不配做本校的校长！尤为本校长所深恶而痛绝的！比方本校已毕业未毕业的共有八千余学生，连教职员就有一万多党员，其中CP同志顶多是两千人，普通比起来，就是十分之二与十分之八之比，如果十分之二的CP党员退出国民党，而留下来十分之八的国民党党员就不能革命！这句话无论如何不能讲的，谁都不能承认的。所以有许多地方，我们尽当责备人家，不晓得他自己早已讲错了！他那种犯纪律的话，实在是不许讲的。如果他是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或不是国民党员，这些问题，可以研究的，但亦不能讲这些话的。尤其是太雷，是一跨党分子，而讲这些话，徒然丧失我们两党恶感，引起两党恶感是不行的。共产党同志，不要这样轻侮国民党。”

6月16日

《苍茫》第4期刊载了高语罕的诗《到西湖去》，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倾向。《苍茫》杂志创刊于5月1日，主办人是钱杏邨、张慕陶、李立聪、任瑞芝、高语罕等。

7月7日

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

7月9日

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东校场举行誓师典礼，出师北伐。

9月16日

冯玉祥在五原发表宣言。

秋

在上海介绍阿英加入中共，又通过阿英在年底介绍李克农加入中共。

团中央决定“将团员法定年龄减低，严格执行党与团组织分化，尽量将团的活动分子送到党内”、“凡年龄过二十岁之团员全数介绍入党”。“凡年龄过二十三岁团员加入党后完全脱离团的组织”。根据这一决定，在高语罕主持下，王坦甫、禹之畅、沈天白、佘文烈、朱蕴山、胡天民、胡浩川、佘小宋等一批团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月

北伐军担任攻武昌城的是张发奎师，主力是叶挺的独立团。高语罕工读学校的学生、黄埔军校第一期生曹渊，是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牺牲在城下。

10月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代理校长为邓演达、教育长张治中邀请高语罕到武汉担任政治教官。

10月24日

中共上海区委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旋即失败。

11月

《白话书信二集》和《现代公民》付印。到武汉后，邓演达对高语罕说：“我到南昌，曾经向老总连提你两次，语罕对于安徽的革命运动很努力，但老总总是不搭话。”

△在武汉创办安徽省党部干部训练班。

△《白话书信二集》体例同《白话书信》大致相同，第二编是“社交书信”，包括德国无产阶级与五卅运动的内容。第三编是“论学书信”，包括教育与政治、党代表的制度等内容，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最新的时事政治内容。

△回到上海。其时，张治中和邓演达中间发生了龃龉。张治中派他的内戚（也是黄埔学生）到上海去请高语罕，并送两百块川资。高语罕因为中央委员会在武汉集会，亲自到张治中公馆把两百块钱还给张治中夫人，第二次到了武汉。

11月20日

《汉口民国日报》创刊，社址在汉口歆生路忠信二里4号。

12月13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在汉口举行，陈独秀出席。

冬天

与周新民一起介绍朱子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高语罕出任北伐军第二方面军秘书长时，朱子帆随同前往任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