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

致胡适信。“上午接到你的一封信，下午又接你的一封信：前头的是答复我前信的话；后头的是你的诗。你的信和诗里面都含着一种至伟大的勇力，卢梭、托尔斯泰所以令人崇拜，何尝不是他们‘**裸的’精神直射到世界全体的人类。我平常以为我们这些人一举一动，甚至于一念之微，皆于身心有影响；既于身心有影响，就会影响到别人，影响到社会。不但提倡一种主义的人如是，就是极平常的一个人也是如是。道学先生的招牌，固然不应当挂；但是若要像终日的吊膀子，逛胡同，见了女人就要哭，究和我们所抱的主义的基础上冲突不冲突呢？我虽没有嫖过，但是我也犯过叫局的；现在想想：实在太不把人当人。前人有两句诗说得好：‘可怜一夜相思曲，画足哀鸿变调来’！像这样子对于人类一种同情的，高尚的感想，万不可说他是挂了道学的招牌，这就是先生注意他们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动机。先生你若果以调查他们的经济组织和生活状态，到那里去走走，我不但不反对，反极端的赞成。”

“我现在把我三年来在中学校所教授的国文编辑出来，预备付印，给一般中学生作一个新文字的指导者。因为这是我大胆试验过的，且为现在一般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所必不可少的，而一般国文教育翰林、举人式的先生还在那里‘古文词类纂’纂个不停。又必得这种范本出来肃清他们，痛劝他们。等我抄好了，寄给你看看，还要请你指教指教。”

所谓“三年来在中学校所教授的国文”不仅仅是在省立五中和二农，还包括高语罕在芜湖创办的三个夜校（专门教育全市的青年店员）、一个工读学校（教育有志的青年苦学生）和美国教会办的芜湖萃文书院。此外，高语罕还教了三个女学生，都是当地的小学教员。高语罕在这些学校的讲义，1921年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名为《白话书信》。

1月

陈独秀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

1月29日

陈独秀自北京抵达上海。高语罕晤陈独秀。

2月2日

陈独秀溯江而上，去汉口。

2月6日

致胡适信。“前天到上海，和独秀谈了几天，晓得你的近状，我很喜慰。你那里有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么？若有，请寄把我一看，看完便寄还。你不以‘新村’为然，我很赞成，但我们至少也要认它为改造社会的一种运动。不过没有你所主张的猛勇精进罢了。”

2月9日

陈独秀抵达北京。因警察询问，先躲到胡适家，后躲到李大钊家。由李大钊护送，化装出行天津，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12日由天津回到上海。

3月

胡适白话诗集《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为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本新诗集。至1940年出至16版。

3月31日

共产国际东方局书记维经斯基（吴廷康）来到北京，同李大钊和张申府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交谈，希望中国建立党的组织。李大钊介绍他去上海见陈独秀。此后，上海、北京两地分头进行建党工作。

△陈独秀决计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

△孙中山宴请陈独秀，这是孙、陈两人首次见面。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单中就有高语罕的名字。

4月

以“钓叟”笔名撰写的长文《芜湖文化运动记》在《少年世界》上连载，直到9月连载完毕，对芜湖新文化运动作了全面的总结与反思。

4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出版。

5月

受陈独秀委托，发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5月1日

上海、北京、广州劳动团体第一次庆祝劳动节。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讲“劳动者的觉悟”。

5月1日

在《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上，发表《芜湖劳动状况》，详细介绍了当时芜湖劳动界的组成、收入、生活、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反映出中国工人运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潮发生的巨大变化。

5月

以“素心”为笔名发表《芜湖教育观》。

5月31日

陈独秀、杨明斋、戴季陶、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7月20日

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奉李大钊命，到上海晤陈独秀。

7月初

陈独秀在筹备上海共产党组织时谈到：“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发展。”张国焘回忆：“他自己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的老友著名学者高语罕那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的人。”

暑期

阿英暑期回乡结识刘希平、高语罕。

8月7日

北京大学皖籍教授高一涵、程演生及蔡晓舟等人发起成立旨在驱逐安徽军阀，改进皖省政治的“旅京皖事改进会”。

8月14日

致胡适信。“前天我到芜湖，昨天到大通，今天到池州。我的弟弟死而复活，见我到了，气象似有转机。前次奉托之事，请你回京时替我留心，因为我自己觉得即在中等学校当教职员，也很勉强，我再求几年学问，不能在社会服务。仓猝写了几句话，请原谅。”

8月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

8月

施存统、周佛海发起东京共产主义小组。

8月

高语罕成为第一批团员。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高语罕此时正在撰写《白话书信》，大加介绍：“《共产党宣言》虽是前几十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理想，然而那时已确信必有见诸施行的一日。”

8月

直皖战争中皖系战败，倪嗣冲倒台后，致胡适信推荐陈独秀、高一涵、卢仲农、任鸿隽、李光炯为教育厅长人选。“安福部倒闭以后，大局仍在混沌之中，正本清源，一时还做不到。安徽的局势也是如此。不过有天之福，若能换一个不积极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督军来，（如鲍某某之流），我们打算对于教育上稍微做进一步的计划。因为在一般官僚政客之视教育，还不如视财政、军政之重，我们若有一种要求，或可不致极端反对，其实在我们视此为根本革新工具。所以语罕此次到上海，对皖省同乡发表我们几个朋友的意见：别的不争，只争教育一部分的权利。大家都有不谋而合的样子。不过对于教育厅的问题，大家意见还不能一致。我们以为现在我们对于教育部提出的人物，不见得就有效，但总要使得他们的价值（信仰，道德，学问，经验）值得舆论评论一下，或者因此得多数同志的赞同，也未可知。我们的意见，亦就我们所知道的，可以当教育厅的责任的，本省的人，只有卢仲农先生，和高一涵先生；外省的人只有任鸿隽先生。任鸿隽、高一涵两先生的历史，不但你是清楚的，就是教育部一班执政的人，想必先生是清楚的。只仲农先生并无赫赫之名。然而实为我们安徽教育界的三先觉之一。其二则陈独秀、李光炯两先生。独秀我们不愿他做教育厅；光炯老实，大脑筋犹是宣传种族革命时的脑筋。而且血气既衰，我们也不忍以此重担相付托。至于仲农先生知识头脑，崭然与时代而常新，而且老成谙练，下过多少次试验场的。所以我们的意见，最好是仲农；其次则于一涵、叔永两人三中得其一，也算万幸。我们一面把这个意见给你晓得，请你直接和范总长接洽，一面通告上海，南京，北京各同乡，求他们的同意。成与不成，是人的问题，我们不过发表良心上的主张而已，你的意见如何？请给我们一个回答。”

8月22日

陈独秀指派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青年团书记。

9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公开机关刊物。

9月

陈独秀住处是《新青年》编辑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9月13日

赵宪曾任安徽教育厅厅长。胡适致高语罕等人信。“安徽政局不久将有大变动，赵君此去大概能在变动之前做点事，就在变动之后大概也还站得住。若此时请一个锋芒太露的人去，决拿不到教育经费，决办不成什么事。范先生说他为了这件事已然费了心，不料安徽同乡还不满意，使他有点灰心。我对范先生说，我们同乡会曾有信给赵先生，请他发表对于安徽教育的政见。范先生说赵先生到部里也提及这话，但此时发表一点空议论，也没有用处，倒不如请安徽的同乡把他们期望赵君要做的事——写给赵君，责成他去办，那是更切实有用的。范先生的大意如此，我本想亲自到会把这些话转达，因为我病了，不能出门，故请高一涵先生转达此信。”

9月16日

徐世昌令准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倪嗣冲免去本兼各职，特任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

9月下旬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明德里创办了青年学校（即外国语学社），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教授日文、法文、英文。有时陈独秀也来讲课。高语罕推荐芜湖五中学生蒋光慈、吴葆萼和安庆法专学生韦素园入学。

芜湖学生联合会致电北洋政府，反对张文生督皖。

9月29日

李宗邺致高语罕信。“马克思饿病在**，还在执笔完成他的《资本论》；刘师复得了肺病，还不忍押他的印安机来医治；华西里临死前十分钟，撞着他的情人宜娥女士的手，然而他不得不刺杀那万恶的巡抚。这些人被什么驱促的，全是自杀的精神指导着，能有敢自杀的魄力，才能做不容易做的事业。我不赞成自杀；但我却赞成我们时时刻刻要有自杀的精神，去做奋斗的事业。语罕先生，我很感谢你这几句教言。我进的英文学院，每天学习五个小时英文，五个小时中文，看报、吃饭、运动、谈天、做做文章，一天光阴就消去了。有一层好处，在上海没有什么交际上花费时间，仅和钱杏邨、曹靖华间或一块儿谈谈逛逛。唯一的扰乱心思的地方就是经济问题。还有先生说不爱无诚，把‘爱’看做宇宙全体，无微不有，宇宙的现象，简直是‘爱’的电子波动，这样说法，我更是同意。”

秋

刘伯垂、董必武等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湖北临时支部。

10月5日

高语罕致李宗邺信。“来书所论各节，都有独到的见解。数月不见，便如许猛进，真可称贺！我所说的‘奋斗’，完全由我的‘爱之宗教’‘爱之哲学’产生出来的。我何以要爱呢？因为我的精神的因子，有世界全体人类的因子在；我的身体的成分，有世界全体人类的成分在。至于‘不爱无诚’这句话，是我数年来辛苦独造的。社会事业如是的荒弃，贪财好利的如是的拥挤，阴贼险狠的如是的摩肩击毂，视国家危亡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的如是之漠然无动于衷。皆是因为没有同情心，没有一种热烈的感情；照杜威一派的伦理学家说，就是社会的情绪。耶稣没有那种极大的爱力，他能死在十字架上么？释迦没有那种极大的爱力一大慈大悲一他能敝履王子，游行说法四十余年么？孔丘没有极大的爱力，他能周游十五国，栖栖遑遑，‘不知老之将至’么？以及其他牺牲性命、名誉、精神、财产以及救世的，没有爱力驱策又怎样成功呢？儒家说：‘不诚无物’，固然是不错，然而若没有‘爱’，又怎样能‘诚’呢？‘人类中心’说，本为近代人类学者、生物学者所主张。不过也看怎样的说法。若照佛教哲学说来，人类与其他万物，没有差别。人类自最下等生物转变而来，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而史书所载，他的进化时期，不过几千年。阿猫阿狗鹊儿鸟儿若因缘转变，有个长期的训练经验，几千年，几万年，或几十万年以后，未始不可以发达到现在人类文明的地步。人类若盲目自大，擅作‘中心’，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我们用慧眼观察，人类无处不表示他们远祖传下来的‘兽性’本能。你以为然么？”

10月

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

10月

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张国焘成为北京第三个共产党员。张申府回忆：“北京第一个发展了张国焘，以后又发展了高语罕。”“后来北京又发展了高语罕、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

10月下旬

芜湖五中校长潘光祖病故，刘希平被推选为校长。高语罕接到刘希平的聘书，重返五中任学监。

△推荐董亦湘（商务书馆编辑、上海共产党筹备组负责人之一）、郑太朴（早期共产党员）、沈泽民、时绍五、武可权等在该校任教。

△送潘光祖挽联：“生前怕读《朋党论》，死后愁听《好了歌》。”

11月7日

《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第一次喊出“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1921年7月7日出至第六号终刊。

11月20日

胡澍致高语罕信。“先生现在五中里帮忙，好极了！深望将五中原有的基础，尽量扩张，为安徽学校的模范，做实际上的文化中心。先生给宗邺的信，我看见了，不免有点意见。信上说：‘进校三日……不胜今昔之感……’我想这还是先生在表面上观察的结果。若就事实上细细的比较，或者不然。当年半前，先生在五中时，热心毅力，尽力提倡一切，但有些地方，一时为‘速进心’所逼，不免竟用‘迪克太托’的手段，而把自动的教育丢了。这话说的太唐突，量先生能原谅。五中自先生去后，学生方面，完全放任，把所有虚伪概行丢了。先生现在又到五中，可趁这个机会，细细观察。”

12月4日

高语罕复胡澍信：“我们出在学术极贫乏、教育极幼稚的中国，已经是‘冥行索涂’，莫名其妙了！况且又生在这倒霉的安徽地方，像我这三十来岁一个人，其脑筋已为几千年的旧思想、旧习惯所鼓铸；只算是‘木已成舟’，‘不可救药’！哪里还配上谈‘文化运动’！哪里还能分别什么‘伪’！什么‘实际’！不过抚心自问，三四年来，顺着潮流，说些什么文化运动，也不过想借此鼓励鼓励一般青年，自信绝无拿它来做什么‘方法’，另外还有什么‘目的’。老弟，你可以相信么？你所责备我的话，实在不错。我拿我的真心承认着。虽然‘予诚何心哉’！要那样的干法，也有几个原因：（一）我的脑子已经为旧社会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所支配；不知不觉地便做成保姆式的学监来了！”

（二）我的‘速进心’是很热，常常为他所‘逼’，也不知不觉地做成‘迪克推脱’的学监了！（三）学校的环境太坏，学生往往易于传染，补救甚难，一时为维持秩序起见，又不免‘操之过急’！（四）学生们初自各地来，所受家庭的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又往往和我们希望相反，我因为学校不能替他们创造优美的环境；又没有力量慢慢地引起他们为善的兴趣，养成他们自动的习惯，更不免犯‘干涉’‘武断’的毛病，致使诸君‘敢怒而不敢言’，罪过！罪过！但是我一二年来，阅世稍深，经历较多，纵你不说，我已经有点把觉悟；我的思想，已经经过多少次变化了。我现在对于中学教育管理方面的意见如下：（1）一年级十分之八九取干涉主义，然而不过以它为方法，使新生得养成良好习惯，并且要教他晓得所以然，绝不愿他盲目地服从；（2）二年级干涉成分约占二分之一，渐与以自动的机会；（3）三年级干涉之意更少，差不多完全让他们自动；（4）四年级则完全放任，自身只居于备‘顾问’‘指导’的地位。我此次到五中来，对于学生方面，绝不愿多加干涉，只一意辅助他们的自治会能力发达增长，勉为校中组织的重要成分。现在正在改组时期；改组草案已经成功，不久便可实行。经济公开是绝对的，校务公开是微有限制的，这也是过渡时期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下此种主张，已经全省教育界认为‘黎然有当’的办法，竟成为一时风尚，这真是我们安徽人稍稍可以**的咧！

12月16日

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自上海赴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冬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是年

致胡适信。“不料段曹称戈，前途梗塞，吾兄又以眷历依依，不忍遽舍之而南，群疑满腹，责难繁兴。有谓陶素以牺牲为国自命者，此次不能因室家之累，竟令全国中小教职员五百人徒虚此行。有谓彼等学者平素只会大言欺人，到了生死关头，他们便前言罔顾。陶知行已为众人诘责，无辞以对，其状甚为狼狈！吾兄！此次讲演，关系甚大，梅郎反对新文学，其论调已大不为人所赞同。吾兄再能鼓勇前来，反覆，其功少用较发行十册《新青年》尤大，幸勿漠然视之。”

是年

成为中共党员。1962年7月7日包惠僧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信：“根据我的记忆，高语罕没有参加过劳动运动，1920年在创党时期，他是安徽某中学的国文教员。”此处虽侧重说明高语罕未参加劳动运动，却从侧面透露出“1920年创党时期”高语罕是参与其中的，身份是“安徽某中学的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