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的新教育运动中我们已经熟悉了陶行知。陶先生对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使他名扬天下并且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还是其中国化、大众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2]

陶先生曾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1917年陶行知由美留学返国，先在有名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后来在东南大学担任教授、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时，他担任主任干事，实际上是新教育运动的“总司令”。1927年，在南京创办了著名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仅仅维持了四年[3]，就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办，陶行知本人遭到通缉。通缉令虽然只是威胁并未付诸实际，陶先生却被迫逃往上海，并在那里隐居了几年。1932年他在上海发展了“小先生制”和“传递先生”制，并接受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的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1935年日本完全占领东北以后侵入华北，作为对“时代需求”的反应，陶先生发起了国难教育运动。同时，他还积极地倡导“联合战线”，结果再次遭到通缉。但是，陶行知并没有被捕入狱，而是于1937年至1938年期间来到美国，做关于中国教育与政治的演讲。1937年抗战开始后他再次提倡“战时教育”。他的生活教育社在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后，于1938年正式向政府注册。著名的育才学校位于重庆郊外，是一所招收和培养难童中天才儿童的试验学校，由生活教育社晓庄研究所管理。在陶先生的领导下，生活教育社目前正在起草纲领准备发动一场新的运动，将在十年内教育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

在中国，陶行知出名要早于晏阳初。起初，人们觉得陶行知与“新教育”接近，晏阳初则一直与“平民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最有趣的是有一家人分别给予了陶行知的“新教育”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支持，到晏阳初开始他的平民教育运动时，陶行知已经与一位刚刚卸任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2年陶行知第一次到我的家乡——浙江嘉兴参观平民教育，在那里晏阳初正在用幻灯作为教学的工具。这场成功的示范引起了这位新教育运动领袖的极大兴趣。回到上海以后，他向已卸任的总理的夫人朱其慧谈及平民教育的成绩和结果，并立即把这位刚刚涌现出来的平民教育运动领袖介绍给熊夫人——一位未来的合作者。[4]熊希龄夫妇对于教育事业，夙具热诚，他们的女儿熊罗拉曾在美国学习过教育，目前是蒋介石的夫人组织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负责人。她的好朋友，也曾在美国学习过教育，后来在朱其慧去世后成为她的继母。熊希龄一家人一直以他们在教育和慈善方面的工作及贡献受人称道。

1927年在国民政府建立前不久，陶行知在南京郊外创办了著名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在这个学校实践自己的主张——农村的教师应该在农村的环境里接受训练。“未来的乡村教师应该花些时间到农民中间去体验生活，向他们学习，和他们同甘共苦。”[5]这所学校虽然主要是进行儿童教育，但是也非常重视成人教育。我们已经了解了它的成人教育理论和实践是如何影响江苏教育学院的实验目标的陶行知的思想和主张很快引起了国民的注意，这所学校也成为教育界人士朝圣的中心。他的《锄头舞歌》，以晓庄学校的一首民歌为基础，很快在全国传唱。

锄头舞歌

（一）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绮呀海，雅荷海。

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雅荷海，绮呀海。

（二）

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

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绮呀海，雅荷海。

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雅荷海，绮呀海。

（三）

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呀！

唤醒锄头来革命呀！

绮呀海，雅荷海。

唤醒锄头来革命呀！

雅荷海，绮呀海。

（四）

革命的成功靠锄头呀！

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绮呀海，雅荷海。

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雅荷海，绮呀海。

他正在实际试验的有关乡村教育的整个思想体系和计划可以通过他经常引用的一篇短文得到最好的诠释，这篇短文的题目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生活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他要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他其实要叫学生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上去运用环境的活势力，以培植他自己的活本领。活的乡村教育，要叫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要叫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以后看学校的标准，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乃是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村中荒地都开垦了吗？荒山都造了林吗？村道已四通八达了吗？村中人人都能自食其力吗？村政已经成了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活动吗？这种活的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联合，才能希望成功。那应当联合中之最应当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所以第一要教育与农业携手。那最应当携手的虽是教育与农业，但要求其充分有效，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教育与银行充分联络，就可推翻重利；教育与科学机关充分联络，就可破除迷信；教育与卫生机关充分联络，就可预防疾病；教育与道路工程机关充分联络，就可改良路政。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他对于改造乡村生活的力量大小，要看他对于别方面势力联络的范围多少而定。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我们教育界同志，应当有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我们以至诚之意，欢迎全国同胞一起出来，加入这个行动！赞助他发展，督促他进行，一心一德的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由于实践证明陶行知的教育试验是非常有活力的，所以不可能被反动当局准许存在太久。1931年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办，[6]遭通缉的陶行知隐居上海，这是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最应受谴责和最愚蠢的行动之一。在陶行知初创晓庄学校时期，还教授三民主义，如果那些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能够做到明智和心胸宽广，他们就应该意识到完全有可能在政府的国家改造计划中得到这位乡村教育家的支持。

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武装军警强行封闭是怀疑陶行知卷入了政治纠纷，这种怀疑是由几件事促成的。戴季陶在制定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方面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自从国民政府建立以来，他一直担任考试院的院长。当时发生了一件关键事情，著名的“基督徒将领”——冯玉祥赠给晓庄学校二十四支汤姆逊冲锋枪用于自卫性质的军事训练，那时冯玉祥在军事上稍逊于蒋介石，位居第二，当冯玉祥与蒋介石关系破裂以后，晓庄学校便很难生存下去。据报导，也有许多共产党人聚集到陶行知的学校当学生。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陶行知的月薪是100块大洋，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教授的三分之一，那点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养家糊口，然而一些学生公开与他们的老师争论，质问陶行知为什么应该领取薪水而学生却一文不取，这是不平等，这些青年要抗议！在晓庄学校被查封前不久，许多学生在乘坐由南京市政府经营的汽车时拒绝买票，理由是公共汽车是“公共事业”！

无论如何，晓庄学校被勒令停办，陶行知也被迫逃走，既然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已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民主教育事业，所以他不可能停止努力。不久，在上海邻近地区他领导了一场新教育试验，其中最杰出的创新便是“小先生”和“传递先生”，“小先生制”是建立在“与他人分享教育”的原则上。根据陶先生于1945年12月10日写给中国政府赈济委员会的信中所附的一份文件来看，这个原则早在1922年就得到明确的阐述，同年也发现了第一个“小先生”。这个计划是“贝尔·兰卡斯特制”在校外的延伸，放学后，每一个学生都变成了老师，每个家庭都变成了学习中心。在同一份文件中，陶行知提到“小先生制”有如下优点。

（1）“小先生制”是解决女子教育难之最有效的办法。

（2）从师儿童的成人，必然获得新生，变得像儿童一样，并且，还受到青年精神的感染。

（3）“小先生”手中的知识，不再是买卖的商品，而是免费赠送给全民的礼物。

（4）通过教学，“小先生”对所学课目了解得更清楚、更透彻，还从他们的教育对象身上学到很多重要东西。

（5）招生的性质改变了。来者不拒；不能来者能通过免费送教育上门的办法受到教育。

（6）学校本身也起了变化，扩大了许多倍。社会变成学校；所谓的“学校”变成一间教室，更确切地说，变成发电室，通过“小先生”输送光、热和力，“小先生”就像通电的电线一样，把学校与社会的千家万户联结起来。这样，所有的社会成员便都能享受发电室发出的光、热和力了。然后，转过来“小先生”又从各家各户的小发电机上带来一切，增加中心发电室的功率，使之能将更多的光、热和力送给民众。

（7）乡村学校中孤独的教师也变了。他不再孤零零地教书、生活、做饭，孤零零地奋斗了。他一下子就成了50个或100个小同志的队长。这些小同志也不再是些小书呆子，而是活跃的“小先生”、小工人、小战士，而首要的是，他们是中国民主的小建设者。

陶先生还写了两首关于“小先生”的诗歌。

（一）

弄冬一弃冬，

乾坤属儿童。

我们是真理的传布者，

瞄准乡村向前冲。

（二）

我是“小先生”，

热心好比火山喷。

生来不怕霜和雪，

踏破铁鞋化愚蒙。

“小先生”也是“传递先生”，但陶行知把后一个术语用于成人。陶行知在上面提到的那份文件中还说：“我所见到的最能干的民众教师，来自广大人民群众，来自农民、工厂、工匠及商店学徒。他们一学了那么几课书，就开始不拘形式地帮助别人。”

又能做教育试验了，在重庆北部的北碚附近建立了育才学校或人才学校，它的目标是发展学生全面、和谐的个性，使其充满服务和有用的精神。这个计划体现了陶先生的教育自由、社会即学校、运用“小先生”普及教育的思想。就学校的儿童教育而言，强调身体和智力、技能和思想，学和做的和谐发展，这些在育才校歌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育才校歌

手脑相长歌

人生两个宝，

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

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

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老。

育才学校招收六至十八岁儿童，最初有30名学生，后来增至300多，大约一半是从难童中挑选出来的具有高智商和特殊才能的儿童。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及中南半岛，学校全年上课，四分之三的时间按部颁标准学习普通课程，四分之一的时间则按儿童的兴趣和才能学习特殊课程。特殊学习包括音乐、戏剧、绘画、舞蹈、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选修课。一旦准备就绪，还要开设另外两门选修课：农业和工艺。

这所学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强调这样的原则：把学生自己的学习与周围未受教育的人分享。招收学生的条件就是能够依次把这种教育传给他生活周围的人。根据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的比勒（William A.Beale）在1945年7月23日提供的一份报告，这个原则实践运用的结果是320名正规学生正在教学校周边地区的一千多名农民、煤矿工人、妇女和穷苦孩子。每个学生每天必须抽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延伸计划包含经济、政治、健康卫生和文化等方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陶先生通过给数量有限的孩子提供教育，来教育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儿童和成人。在育才学校取得一定成绩后，他还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民教育运动。在上面提到的同一份文件中，陶行知为全民教育运动写了如下的指导原则。

（1）民主第一，过民主生活以学民主。

（2）全民教育。不论宗教信仰、种族、财富及所属阶级有何不同，男孩与女孩机会均等，男子与女子机会均等，成人与儿童机会均等。

（3）全面教育。心、脑、手并用。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健康、科学、劳动、艺术及民主将构成和谐的生活。

（4）终生教育。培养求知欲。学习为生活；生活为学习。只要活着就要学习，一旦养成学习习惯，个人就能终生进步不断。

（5）婴孩期就必须奠定民主教育的基础。或许，目前处理这问题最好、最经济的办法是通过教父母兄弟姐妹，尤其是通过教母亲、姐妹及女仆来教婴儿。

（6）认识到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必定很穷。我们必须以最低廉的价格，给民众提供有益的文化粮食。

（7）社会即学校。动员社会上现有的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学校及个人尽力为民众服务。庙宇、茶馆、监狱、兵营、商店、工厂、残废士兵医院、普通学校不上课时空出的教室，都应给识字小组及训练中心使用。八千万受过一段时间再教育的识字成人可作为教师，帮助家人及邻居进步。

（8）培养责任感、荣誉感及发自内心的与他人分享知识的迫切愿望。懂得真理的人有传递真理的责任和特权。学会一个字的人就够资格教那个字，也有责任教那个字。有了与他人分享知识的欲望，才会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乐趣。

（9）根据与同胞分享真理的原则，我们开展了“小先生运动”，把它作为免费教育的先锋。

（10）重点放在农民及收复地区民众的教育上。

（11）鼓励民众边学习，边工作。决不要为一张学校毕业文凭而扔掉饭碗。

（12）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必要、有可能，就使用罗马化文字或拉丁化文字。

（13）最充分地利用广播、电影、飞机、铁路、轮船，把“民主教育”的思想、人员及物质输送到我国最边远的角落，以便使我国最落后的地方也能尽早实现民主。

（14）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资助地方试验。

通过对计划中的研究、试验、训练、出版、示范、推动与晏阳初计划中的人民大学、人民出版社、人民电影、试验和示范中心作一深入比较，陶行知对计划的前景很乐观，他认为到1946年可能影响100000000人，在1947年至1955年，将影响另外的350000000人，这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实际上，从中国需要民主和世界远东需要安全来判断，用十年的时间教育450000000中国人形成一个新秩序将是考虑到的所需要的最长时间。陶先生用自己的话描绘了他的“梦想”。

人民教育运动在民主的鼓舞下，有政府的支持，有现成的读本和材料，有自愿提倡教育、竞相办教育等活动在全国的蓬勃开展，几乎不容置疑，300699用“小先生”和“传递教师”武装起来的学校，一年后可以影响100000000人，再加上受过再教育的八千万有文化的成人的帮助，四年就可以完成全部任务了；即使把所有意外的障碍都估计在内，至多也只要十年他们可以完全成功。一旦养成学习的习惯及与他人分享教育的习惯，他们就会自己向前进，就会保证不断地朝着民主的方向进步。[7]

（李高峰 译）

[1] 原载赵冕：《为了民主中国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博士论文，1946年5月。

[2] 为了叙述“大众教育运动”，陶行知也用“大众教育”这个词，最初，他称之为“新平民教育”，目前陶先生使用“全民教育”这个词，这里我采用“全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与前面提到的那些运动区别开来。

[3] 此处原文有误，应为“三年零二十八天”——译者注。

[4] 布克（Pearl S.Buck）：《告诉人民》，第23-26页。

[5] 《1938·陶行知》，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教育年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38年版，第113页。

[6] 此处原文有误，应为“1930年”——译者注。

[7]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中文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