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学会编辑部

一九四二、三、十”

像陶行知在重庆生活教育社召开的“十二周年纪念”会上所讲的那样，生活教育社的成员在各地成立分社，进行活动。在解放区，新教育学会成立前后，组建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

延安分社于1943年3月15日，与边区政府教育厅、新教育学会共同召开了“延安各界生活教育运动十六周年纪念集会”。另外在1944年3月24日，新教育学会理事长徐特立成为发起人，召开了“边区国民教育座谈会”，这天还因此成了“生活教育运动纪念日”。

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这两个集会的讨论是相同的，确认了以下论点。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的理想追求，总是从浓厚的实际精神出发的。解放区的教育，必须学习陶先生的实际精神。同时，为了实现先生的理想，还必须有民主的环境。正是解放区具备了这种条件。但是，解放区教育的现状如何呢？在这里还有深刻的缺陷，这就是生活与教育的脱离。我们解放区的教师，必须学习陶行知的实际精神。要从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保障为人民大众而实施的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整风运动”是为了端正党员的作风，使党的领导慢慢地立足于现实（“实事求是”），确立根据群众要求办事的作风（“大众路线”）。在这个学习运动过程中，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尤其是其“从实际出发，与实际结合”的思想和实践，承担了触动和启发作用。

延安新教育学会编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相继由胶东新华书店1946年8月，冀东新华书店1949年5月出版。另外，晋察冀边区发行的杂志《教育阵地》在报道陶行知突然去世的消息时，称“为哀悼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决定编辑发行《行知教育论文选粹》（第7卷第2期，1946年8月16日号，编辑后记），但我没见过出版的《选粹》。

第三章 陶行知与日本

一、陶行知流亡日本

（国民党政府）封闭晓庄师范学校，下达对陶行知校长的逮捕令。陶校长逃难潜入上海租界。不久，陶行知进入了“流亡日本”的时期。关于陶行知流亡日本的情况，至今在他出国和回国的年月等问题上，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晓庄的学生，与陶行知晚年接触较多的戴伯韬先生，曾就陶行知流亡日本前后的情况，有过以下记述：

“大约是1930年的秋天，陶氏悄然离沪，东渡日本。……大约是1931年的春天，陶氏从东瀛归来，隐蔽在北四川路，我们仍只能夜晚约在小饭店里会面。……我们问他在日本时，可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曾到日本人最尊敬的明治天皇墓区瞻仰过，我在那里逗留良久，想察看一下日本人民对天皇的态度。那些军人，或士绅贵族之类，一走到明治墓前就顶礼膜拜。我看到不少乡下人和工人也去玩，但他们只立在那儿咕噜着什么，就走开了。因此，我认为日本劳动人民亦不崇拜天皇，日本之所以强，强在他的科学发达。……”

晓庄师范“陶行知先生纪念馆”里展出的一张照片，反面写有“1930年从日本回国后照的保片”字样。如据此而言，那么陶行知就是1930年回国，并且应该在秋冬之际，但从照片上的衣着来看，却是夏季的服装，这里就有探讨的余地了。

我从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会”一个成员那里听到如下有关情况（1981年12月于晓庄师范）：

“晓庄的指导员中有一个叫朱葆初的人，是设计装修的专家。他的家住在苏州，隔一段时间到晓庄去。他曾说过：‘30年春，陶先生突然到了苏州，在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和陶先生一起去上海。陶先生在市内一家书店化了装后即乘上轮船，我则返回苏州’”。

这里所说的“市内一家书店”可能就是内山书店。陶行知在创办山海工学团时，曾在文中提到他在内山书店买书。但在内山完造的著作里，有关陶行知的情况却一点没有提到。

上述关于陶行知流亡日本期间的记载，是多种多样的。此处，我想把陶行知在日本停留期间的有关活动和他本人的自述再明确一下。我在访问陶晓光时，他说：“我父亲在1931—1932年写的《斋夫自由谈》中，提到了他在日本停留期间的若干情况。”当时上海的日报《申报》辟有“自由谈”一栏，陶行知从日本回国后，曾给它投过稿。稍迟一个时期，鲁迅也给同一栏投过稿。鲁迅后来把这些文章编成文集《伪自由书》，陶行知则把他的文章编成文集《斋夫自由谈》。

追溯到1957年秋，我访问北京师范大学时，承蒙彭飞、毛礼锐两教授的厚意，赠给我《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讲义》和“参考资料选辑”。“选辑”中有关陶行知的资料部分，收录了《斋夫自由谈》的几篇短文。其中并无提及陶行知停留日本期间情况的文章。当时，我还没有机会读到《斋夫自由谈》的全书。

《斋夫自由谈》（复印件）后由陶晓光赠送与我（1981年12月于北京）。这是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的评论栏连续发表的有关时局随想的短文所汇集而成的。“目录”的开头有“自民国二十年九月起至二十一年一月底”的注记。注记显示这些文章写作和刊载的时间大致在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末。

在这本文集所收的短文中，关于笔者在停留日本期间活动的文章有3篇：《胡适捉鬼》（甲）、《如是我见》（乙）、《五毛钱的总司令》（丙），均系短小精悍之作。以下是3篇文章有关内容的摘录：

“适之（胡适的字）近撰时论，多不中肯要。去年他在《新月》上发表一文：《我们走那条路》。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于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地将它一笔勾销。梁漱溟曾写了一封信驳他。东京的几位朋友对于他这种见解也深致不满。……”（甲）

“到日本去的人总想知道一些关于天皇的事。我也有这种好奇心。我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日本人对于天皇的态度是怎样？比从前有什么不同？

我在东京的大桥图书馆里看见一本书，书名为《天皇与普罗列塔里亚特》，觉得非常奇怪。……今年一月十六日我上桃山谒明治陵。我在山上的时候，日本人陆续来谒陵的也有十五人，内中有农人、老太太、小孩子、在乡军人和一个工人。我站在那儿留心看他们的举止，个个人来的时候都恭恭敬敬地跪在陵前祈祷，小孩子也跟着父母们照样地干。唯独那位工人站在那儿不拜，望了一忽儿，就一个人下山了。”（乙）

“日本，东京一处有图书馆27所。规模大的有两所：一为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一为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引者注）不许校外阅览。我得到洛氏基金会蓝安生介绍信，可以设法进去看书，但因回国期迫，没有受用。……”（丙）

前引戴伯韬从陶处所听他停留日本期间的感想，其内容要点与（乙）文是符合的。明治以来，日本极力“富国强兵”。为什么日本会成功地建设近代国家呢？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认为其关键在于日本国民崇拜天皇，以天皇为中心，举国一政。事实并非如此。陶行知根据自己在桃山陵的亲眼所见，强调指出其关键在“科学的发达”。

在（乙）文里，陶行知写有“今年1月16日我上桃山谒明治陵……。”如果把它和目录的注记相参照来判断的话，陶在1931年1月中旬停留于日本。此外，（丙）文所言“回国期迫”，有欠严密，但大致上可说陶是从1931年1月下旬以后到1931年9月以前回国，开始向《申报》的评论栏投稿的。

因此，我是这样推想的：1930年4月晓庄被封闭（→上海租界）→出国→1931年9月以前回国（上海租界）。如推定陶是在这一年前后的一定时间内停留于日本的话，当时正是日本无产阶级教育运动的展开时期。新兴教育研究所于1930年8月创立，机关杂志《新兴教育》于9月创刊，“教育劳动者组合”也开始了组织活动。

当时“新教”“新劳”的活动家是否与“流亡”者陶行知有过直接或间接地接触，或另外得到什么有关人士的帮助，尚需进一步的调查。

陶行知在图书馆见到并“觉得非常奇怪”的《天皇与普罗列塔里亚特》一书，系里见岸雄所著，昭和5年出版。陶的英文水准是一流的，但若没有他人的帮助，很难想像他能读懂这本日文原版书籍。

二、《生活学校》《教育》杂志对陶行知的介绍

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学校（1924年，即大正十三年创立）的同志们1934年（昭和9年）起，开展了维护教师的文化运动，并着手进行创办杂志的准备工作。

户冢廉同志回忆说，该年4月10日，几位自称为陶行知的弟子的中国留学生访问了学校。一个名叫叶维奏的留学生向学校的同志们谈了陶行知在上海一带指导教育运动的情况。户冢廉等人“听到他们一边抵抗蒋介石的迫害，一边在文盲的中国开展识字运动，深受感动”，以此为契机，池袋与上海之间开始了书信、资料交换。

“儿童之村”小学有一位名叫牧泽伊平的教员，是户冢廉静冈师范时代的前辈。牧泽于昭和九年辞去了教员一职，参与杂志创刊的准备工作，因而与户冢廉等人一起听取了留学生的谈话。《生活学校》杂志于1935年（昭和10年）1月发行了创刊号（“儿童之村”生活教育研究会编辑，野村芳兵卫、户冢廉为编辑部成员）。在创刊号上，牧泽用“岸本辰三”的笔名撰写了《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一文，向日本的教师介绍了陶行知及其“小先生”运动，这是最早的一篇文章。以后，牧泽又给《教育》杂志6月号寄去陶行知演讲稿的日译文，对陶行知的教育运动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以下便是两文的内容：

（一）“中华民国的新教育”

（《生活学校》昭和10年1月号）

陶行知系北京大学教授，曾在中国南方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但是，政府当局对它进行了残酷迫害，乃至强行关闭，这是8年前的事。当时中国立志于普及教育的人们，听到这一消息，没有不说“可惜”这一词的。

晓庄师范是什么？确切地说，就是拥有校舍的一个教育场所，这就是学校。因此，无论其教育管理的组织如何，如果失去作为中心的校舍，其管理中心也就必然会动摇。于是，陶氏随后发明了没有校舍，教师有充分自由，而教育不会间断的学校，这就是“工学团”。这种被称为“工学团”的教育组织的活动目前正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发展起来。

在国家教育经费极少，国民没有时间和经费去上学的中国，陶行知氏发明的这种“工学团”教育组织，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那么，这种“工学团”是什么样的教育组织呢？下面，让我根据工学团发行的机关刊物《生活教育》的画报来介绍一下其具体情况。

小先生的工作

小先生就是年幼的老师的意思。小孩子们在工学团团员的帮助下，在田野的隅角，寺院的屋檐下，路旁的游玩处学习。学会了一个字，就成为那个字的老师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把那一个字去教不识该字的小朋友。这样，小孩子就成为了小先生，所以小先生是应该培养的。今天识一个字的小先生，明天就会进步为识两个字的更好的小先生。这好比是新生婴儿在不断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学会一两句话，过三四年就会说大人话，直到生活感到方便为止一样。就是说，通过生活而又为了生活去接受教育。

小先生渐渐掌握了更多文字，成为能写会道的生活者后，就不仅仅是对朋友，即使是对家里的母亲，邻居叔叔，都可以作他们堂堂的先生。

①夏家宅小先生

上海夏家宅的小先生李翠贞给她母亲念刚收到的信，并教她识字，讲解信中提到的要办的事。

②沈家楼小先生

沈家楼也是上海的地名。位于右边的沈增善小先生，今晚要带他的奶奶去看电影，就把预先买来的入场券给奶奶看，向她解释入场券的意思和入场注意事项。

小先生即知即传人

小先生即使只认得一个字，只懂得一件事，也是先生，即使不能圆满地回答所有问题，也没关系。谁懂，谁就是先生。另外，把现在学会了的东西，立刻应用于自己的生活或教给他人，这不仅是知识的有效利用，而且还非常有趣。特别是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项超有趣味和必要的义务。这不就是工学团最可贵之处吗？把知道的东西无保留地教给他人；学懂了马上就教，小先生应该是即知即传人。

①右边最小的孩子是陶小桃小先生。他是工学团的发明者、总指挥官，原北京大学教授，早先在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小桃小先生早在10年前就教当时已57岁的奶奶，即陶行知先生的母亲学习文化。到今天，这位老奶奶在这爱孙小先生的帮助下，终于能毫不费力的读书了。工学团的活动得到了何等确切的证明！

②宝山县陈家宅的小先生，正利用奶奶工间休息的时候，在阳光明媚的仓库，今天又在教她什么。

③沈家楼的小先生们——沈庆甫、沈锡庄、赵金保和沈品仙4人小组，利用街头巷尾人多的地方，进行综合教学。

④沈家楼的小先生沈菊仙，把在树下乘凉的孩子、保姆、老奶奶召集在一块，正在开一个有趣的读书会。有端站着看的，就是沈菊仙小先生。

⑤沈家楼的沈正河、沈菊仙和沈正甫小先生拿着书，正在一帮一。

⑥红庙的蔡国平和蔡世根小先生，在古庙的前院摆上一个大桌子，正在这里研究着教科书问题。

乡村教育片段

中华民国的乡村教育各式各样。与都市相比，农村的文化程度落后得多，这是中国的一大弊端。工学团应不只是停留在上海市内，培养小先生的温床从上海市郊迅速发展到农村。据说，今天的江西省（江苏省？）特别是显示了这种发展的好势头。不，在中国，无论是陆地，或是水上，到处都是学校和课堂。

①乡村是一个何等宽广的课堂！这个明亮而又宽广的教室，无论有多少小学生都能容纳。但是，比起都市来生活条件很差，却能造就掌握了一个字就决不丢掉的这种诚恳踏实的小先生。乡村比都市的文盲多，但求知欲却在都市人之上。

②小运动员。把村里一直以游**为生活内容的孩子们聚集起来，然后对这种游**生活作必要的生活指导，把孩子们从原始的游玩者培养成有文化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③小农夫。 不拘形式地聚集在嫩绿、柔软的草地上，这些小农夫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讲故事，做游戏，学唱歌，谈体会，什么都干。

④擦桌子。小先生既是工作的指导者，又是卫生的宣传者。劳动和健康，这是生活的基础。

⑤红庙的屋檐下，劳累了一天的工学团团员们聚在一起。

在这里召开教师会，随后是汇报今天的工作和布置明天的任务。

结束语

如上所述，工学团的教育活动是最富有生活性的。没有校舍的教育不是向只能依靠校舍的教育敲响了某种警钟吗？

“记者曰”：“世界新教育运动的一项，的确是应该登载介绍世界新教育联盟及其加盟各国的生气勃勃的活动。在编辑过程中，我从岸本先生处看到了4月份参观儿童之村的中国新教育运动家们主办的杂志，了解到其他文明国家教育运动的出发点是观念主义、理想主义和精神主义的。与此相比，中国教育运动的实质，是真正地从全体国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的，是炽热的。我随即向岸本先生要了这篇稿件。真想去看看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并被欺虐的国家里先知先觉者的活动。”（户冢廉）

（二）“中华民国的‘小先生’教育普及运动”

（陶行知述，牧泽伊平译，《教育》昭和10年6月号）

普及教育的要旨 我们从事的普及教育活动，是为了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为了中华民国，也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运动。……

“小先生”是什么？小先生的“生”，是“生活”的意思。这个“生活”的涵意，指“前进的生活”“ 向上的生活”和“文化的生活”。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后生”和“先生”在学习时都是“学生”。年幼的孩子，如果比父母先过文化的生活，这个孩子就有做父母的先生的资格。……

小先生的大本营及其总动员 小先生的大本营在哪里？它就是全国的小学校，私塾和民众学校等。现在，中华民国有25万所小学校、35万所私塾和约5万所民众学校。这些小学校、私塾和民众学校，即是一所所小先生养成所，一所所小师范。今天，小学生有1100万人，私塾学生有700万人，民众学生有近百万人。一旦小先生大本营的总动员令一下，便可编写1900万人的小先生队伍，一个小先生教一人，立刻可以培养出3800万个小先生。……

小先生的细胞分裂 小先生的教育组织像一个活的细胞。细胞是通过分裂来繁殖的。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细胞又分裂成四个，四个细胞再分裂成八个，直到不能分裂为止。小先生的传授也是如此，一人教二人，就培养了两个小先生。两人再去教，就培养了四个小先生。四个人再去教，就培养了八个小先生。今天，中华民国的1900万个小先生分裂一次，就可得3800万个小先生，再分裂一次，就可得7600万个小先生，还分裂一次，就可得15200万个小先生。只要细胞分裂个三次或四次，中华民族的生活教育就可彻底普及了。

过去四五十年义务教育未完成的任务，只要分裂一次，中华民国的义务教育立刻就完成了。

小孩子能做“小先生”吗？ 普及生活教育所要树立的第一个信念，便是小孩能做先生。自古以来，小孩是被人教。但正式承认小孩为先生是一件最摩登的事。这正式的承认，到现在，还只是限于少数的实验学校。我仍必须使大家承认小孩能做教师，然后教育才能普及。小孩的本领是无可怀疑。我们有铁打的证据保举他们做先生。

小孩能教小孩之铁证 （甲）南京小庄佘儿岗的农人自己办了一个农村小学。这个小学里面的校长、教师、工人都是小孩自己担任。因为他们是自己教自己，所以又称为自动学校。这是我为他们写的一幅小照：

有个学校真奇怪，

小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

先生不在学如在。

（乙）淮安有个新安小学，里面有七个小学生，组织了一个儿童旅行团，跑到上海来。他们没有教师领导，也没有父母照应，只是运用团体的力量制裁个人的行动。他们靠卖书卖讲过活。到上海的那一天，袋里只有十块钱；告别上海的时候，却有六十块钱了。该校校长汪达之先生写信来，要我为这些小光棍的价值估一估，我便写了两首诗答复他：

（一）

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

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

（二）

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

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在这些小孩子的铁锥之下，时代是分成了两个。那个瞧不起穷光蛋和小孩子的时代是永远得过去了。这一边是开始了一个新时代，穷光蛋和小孩子是有不可轻视的力量。

（丙）无锡和宜兴交界处有个地方叫漕桥，漕桥有位青年叫承国英。他要在西桥地方创办一个儿童工学团，要我代他找人帮忙。经验告诉我们，儿童工学团只有儿童会办。我便找了一位不满十三岁的侣朋前去助他。侣朋到那儿去的使命有二：一是发现当地有能力的儿童，把他们找出来，领导全体儿童共同创造这个儿童工学团；二是对当地的农民表现儿童的力量，使他们相信小孩子是有很大的本领。侣朋到西桥的第二天正是元旦，他被邀出席三百多人的一个农民大会，立时把儿童工学团成立。据国英来信说，侣朋是有惊人之成功。的确，他在我们当中，是表现了超越的天才。他教小孩子比我们任何大人教得好。

（丁）非战的马莱先生到山海工学团来参观的时候，随便找了一个孩子，问了几十个问题。这孩子不但是对答如流，并且与马莱先生舌战一小时之久，卒使马莱先生得一深刻之印象而去。这孩子便是社健（张健的别名——引者注），他现在只有十三岁，在萧场帮助他的哥哥创办儿童工学团。他正在领导四十几个能上学的小孩把教育送到一百多位不能上学的小孩的门上去。他已经是个“人间的小渔翁”，正撒下生活教育的网儿要捞小孩子。他要一网打尽，不使一个逃掉。

小孩子能教大人之铁证 依传统的观念说来，只有大人教小孩，哪有小孩教大人？传统的教育法，没有一本不承认教育只是成人对于小孩之行动。这些洋八股的教育学是闭起眼睛胡说，他们忽略了一半的事实。事实告诉我们，大人能教小孩，小孩也能教大人。如不相信，请看我们的证据：

（甲）我们开始提倡平民教育的时候，家母是57岁。她当时就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平民千字课》（中华民国民众学校的教科书一引者注）。舍妹和我都忙于推广工作，没有空闲教她。那时小桃才6岁，读完第一册，我们就请他做小先生，教祖母读书。这大胆的尝试是成功了。祖孙二人一面玩一面读，兴高采烈，一个月就把第二册读完。读了16天，我依据《千字课》上的生字写了一封信，从张家口寄给家母，她随嘴读起来，耳朵便听懂了。今年回想这事觉得很有意义，便在当年所拍的祖孙读书图上，题了八首诗如下：

（一）

吾母五十七，发奋读书籍，

十年到于今，工学无虚日。

（二）

小桃方六岁，略识的和之，

不曾进师范，已会为人师。

（三）

祖母做学生，孙儿做先生，

天翻地覆了，不复辨师生。

（四）

三桃凑热闹，两眼呆望着，

望得很高兴，祖孙竟同学。

（五）

上课十六天，儿子来一信，

老人看得懂，欢乐宁有尽。

（六）

匆匆六个月，毕业无文凭，

日新又日新，苦口作新民。

（七）

发病前一夜，母对高妈说，

你比我年青，求学心要决。

（八）

子孙须牢记，即知即传人，

若作守知奴，不是陶家人。

（乙）中华教育改进社十年前在清华学校开年会，要教全体社员唱赵元任先生制的《尽力中华歌》。教导员是请了晏阳初先生担任。这首歌是用简谱写的，临时才知道晏先生不认识简谱。恰巧小桃是方才学会这首歌，我心急计生，便叫小桃把这首歌教晏先生唱了几遍，晏先生一学会，就登台引导全体会众唱起来。会众只知道教导员是晏先生，哪里晓得他们的太上先生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呢？

（丙）我为自动学校所写的小诗，原稿的第二句是：“大孩自动教小孩”。自动学校的小朋友接到这首诗，就写了一封信来谢我，但是提议把那个“大”字改为“小”字。他们反问我：“大孩能自动，小孩就不能自动吗？大孩能教小孩，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吗？”我是被他们问倒了。从此，这首诗的第二句便改成“小孩自动教小孩”。所以自动学校的小朋友，不是我的学生，乃是我的先生，我的一字师。

（丁）新安儿童旅行团来沪，不但在中小学演讲，而且在大夏、光华、沪江各大学演讲。我向一位大学教授问：“小孩们讲得如何？”他说：“几乎把我们的饭碗打破！”小孩能教大学生，甚至于几乎把传统教授的饭碗弄得有些不稳，虽然是千古奇闻，但确是铁打的事实。

小先生的前线战报 小先生之怀胎是在十一年前。难产啊！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引者注）一月二十八日才出世。奇怪得很，他一出世便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在这一个月当中，他已经攻进了二十三省市。现在全县已经开始普遍采用小先生的有湖北的江陵，浙江的鄞县。安徽教育厅长首先承认小先生为全省普及教育之要图。大上海一带包括特别市、俞塘、高桥、公共租界、法租界、山海工学团已有小先生万余人。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在二十四年春天要总动员从事普及教育运动。宜兴之西桥最进步，没有一个小学生不做小先生。别的地方，如晓庄之佘儿岗，无锡之河埒口，淮安之新安，歙县之王充，山东之邹平、泰山，河北之南开、定县，山西之舜帝庙，广东之百侯，河南之百泉、洛阳、开封，都已有了昭著的成效。现在是分三路进行：①由人民自动组织全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及普及教育五人团，辅助各地推动普及教育。②起草全国普及生活教育方案，向中央政府建议，以推动全国普及教育运动。③起草妨碍进步罪，向立法院建议列入刑法，以扫除普及教育之障碍。若这三件事能于三个月内完成，则中国普及教育可以在二年之内树立一坚强之基础，以助成中华民国与大同世界之创造。

译者后记：“这篇文章曾经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和厦门《华侨日报》上发表。在友人叶维奏氏、林承志氏两位的帮助下，我将该文翻译过来。译文中的错误由我负责。”（牧泽伊平）

“我国教育界或者吃腻了德国或美国的教育理论，或者追随着时髦来宣扬不知道所以然的日本精神。与其如此，倒还不如用同样程度的关心来注视邻邦中国的动向，应该不惜一切在教育运动方面相互合作。我敢断言，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日本、朝鲜的教育现状，又有几人持正确的认识呢？在今天的中国台湾，为了文化进步而推行的白话运动，因无人理解而受迫害。日本的教育界很容易与德国和美国连接起来，但是一隔了朝鲜海峡和东海，就不了了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留冈清男）

三、牧泽伊平和他的同事

《生活学校》创刊号在刊载岸本辰三（即牧泽伊平）的文章后，昭和10年（1935年）3月号的“谈话室”短评栏有一则记事写道：“我们把本刊刊号送给中华民国的新教育团体后，工学团长陶行知把他撰著的新童话、童谣书籍以及《中国教育改造》赠送给我们。在内封写着‘送给生活学校小朋友’——这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其他的则题有‘送给生活学校诸同志’。配有插图的童谣和童话，透露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声势，读罢令人欣悦。例如，‘以前世界属大人，现在世界属儿童’”（户冢廉）。

另外，该刊4月号的“来信摘登”栏目里，刊载了曾访问儿童之村小学的中国留学生叶维奏的来信：“来函收悉。昨日收到牧泽伊平先生寄来的《生活学校》创刊号。读罢感到内容丰富，理论新颖，诚乃贵国新杂志中的最佳者。我站在搞生活教育活动的立场上，祈愿贵刊有新的发展。若逢有我的朋友热心于新教育者，一定积极介绍贵刊。”

牧泽投给《教育》杂志的译文末尾，标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日期。此文可能是新加坡和厦门的华侨记者取材于陶行知在上海周围的集会上的讲演改编而成的。此文的内容同陶行知所撰“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10]，在行文上虽有若干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1936年7月，陶行知访问新加坡时，曾直接向当地的华侨大众作过演讲。

在《生活学校》创刊的前一年，牧泽辞去了“儿童之村”小学的教职，教中国留学生学日语、当家庭教师并写点文章。他在给《生活学校》《教育》杂志投稿之后，又为《训导生活》杂志昭和15年（1940年）2月撰写了“中国的生活教育运动”一文，介绍了陶行知的工学团运动。

另外，《青年教师》杂志昭和14年（1939年）5月号还刊载了一个叫赵如珩的人所写的题为“中国的新教育工作”的“特别投稿”。同一页上，载有牧泽在帝国旅馆访问赵如珩的会谈记录。据说这个赵如珩是南京“和平”政府教育部长赵正平的侄儿。

牧泽：“我对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的运动了解不多，陶先生的教育方法是做适当的方法吗？”

赵：“依我之见，陶先生的教育是很好的教育。但用这种教育学说来培训指导者，并不是真正的师范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方法，的确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学说。但多少有些走极端。”

牧泽：“……对于文化的民众组织来说，可以采用陶先生的‘小先生’运动方式吗？”

赵：“当然是可以参考的，但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

牧泽伊平于昭和20年夏，还没有等到“八一五”就病死了。

战后，户冢廉在回顾了当年叶维奏等人访问“儿童之村”小学和池袋与上海之间进行交流的情况后，说：“不管怎样，通过深为关心中国民间教育运动的牧泽君和我，陶行知的影响在《生活学校》杂志上反映出来，这是非常有趣的。”[11]

战争期间，与户冢、牧泽一道从事民间教育运动的同事中，还有一个名叫国分一太郎的人。战后，国分在为斋藤秋男的《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所写的书评中说：

“我对陶先生的认识，是根据儿童之村小学已故的牧泽伊平先生在《生活学校》昭和10年（1935）2月号所撰写的介绍文章。在此前一年，陶先生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泛太平洋教育会议，牧泽君通过留学生了解陶先生，开始介绍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主要是为推进识字运动而采取的‘小先生制’。在缺少文化的农村，由孩子对大人进行启蒙，此事经我认真考虑之后，终于明白了其道理所在。所以，昭和14年我去广东时，专门去市内的旧书店寻找陶先生及其弟子们的著作。即便我去广东的农村学校时，也到处物色有关陶先生的资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了，有了，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在著作《战地的孩子》（昭和15年）中写入了‘小先生’的事情。在《教室》杂志（原名《教育·国语教育》）上也介绍了陶先生。从陶先生领导建立的中国儿童文化协会编的《今日之儿童》一书中，我摘录了中国儿童文化的体裁分类状况，并在昭和15年发现的，西村书店出版的《儿童文化》上作了报导。就这样，我对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共鸣。他在内地早就在思考我们感到棘手的问题，并付诸于实践，这使我十分惊叹。我想今后应该把陶先生的事业更详细地介绍给日本教育界。……”[12]

国分在上文中提及泛太平洋教育会议的情况，陶行知自1931年流亡回国后，直至1936年夏，没有出过国。

国分在1939作为陆军“报道班”的成员被派往中国广东。上面书评中所提及的从当时所在地对陶行知活动的介绍，已发表于下列书中：《中国的孩子——以其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基础》（1941年2月），《中国旧秩序下的儿童文化性格》（《新儿童文化》第2册，有光堂，1944年5月）。

四、战时日本新闻界对陶行知的看法

以牧泽在《生活学校》《教育》等杂志上的介绍为契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开始为日本教师所了解。另一方面，战时日本新闻界也把陶行知视为“抗日人民战线的领袖”。

下面介绍当时杂志上的两篇有关文章。选自日本评论社1937年8月10日出版的《日本评论》杂志临时增刊号《抗日中国的解剖》特辑。

（一）“抗日中国的背景”

村田孜郎

“就我们个人数月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经验来说，我们因为完全站在人民救亡阵线立场的缘故，竟引起了各方面的怀疑猜忌。政府因为我们主张各党各派合作抗日，承认了共产党势力的存在，就怀疑我们是被共产党利用。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因为我们主张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就等于主张和国民党合作，便猜想我们是被政府收买。另一方面，中央因为我们同意西南抗日主张，就认定我们蓄意反对中央；西南当局却反因为我们求全责备，认为是替中央说话。这事实又说明了什么？……我们敢宣誓，我们今后仍坚决地站在这救亡战线的立场，不躲避，不退却，不放弃立场，不动摇意志，一直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完全胜利的一天。”

以上声明书是由中国人民战线派的领袖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沈钧儒（上海律师公会会长）、陶行知（国难教育社代表）、邹韬奋（生活日报社经理）等四人于民国25年（1936）7月15日共同署名发表的。它给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带来了很多的冲击和影响。它也是了解人民战线派的主张和政策的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1936年）11月23日，上海突然刮起了通缉风暴。人民战线派“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因犯下所谓“扰乱治安”罪，被上海卫戍司令部逮捕。被捕的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七人。陶行知因事先逃亡美国，得以免遭逮捕。……

（国难教育社）以教育界的泰斗、理论方面的领袖陶行知为代表，其目的在于实施国难教育方案和完成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目前，正在有组织地进行抗日宣传。……

（二）“抗日人民战线派的背后”

中保与作

……

陶行知是中华教育界的重镇。他领导的国难教育社是站在“我们除了抵抗敌人的侵略以外没有获得民族解放的方法，我们除了流血以外没有获得民族自由的方法”这种立场上，教育大众联合起来，共赴国难，向大众传播关于民族危机的知识，以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为宗旨。并发行《国难教育》周刊。……

五、陶行知与日本“生活学校小朋友”的交流

户冢的报告证实了东京池袋与上海之间的交流。可惜的是，当时双方来往的信件和交换的机关刊物，在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战争以后，几乎都被遗失了。

唯一残存的是陶行知从上海寄给池袋的一本小册子——寓言童话《乌鸦》（1934年9月初版，上海儿童书局发行）。这是他为孩子们所写的童话。扉页有陶行知的题字：

送给

生活学校小朋友

陶行知

二四、一、二一

所标明的日期为“民国二四年”，即1935年1月21日。但在书封面，却印着“著者陶行知”。

此外，在生活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生活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1日）上，刊载了山海工学团的小先生们当时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

1935年1月31日会议的记录：

主席：张健

1.主席报告

2.陶先生报告

3.讨论：（1） （略）

（2） 写封信给日本生活学校小朋友

这个记录表明陶行知在《乌鸦》一书的扉页上署名10天之后，小先生们也向东京的“小朋友”写了信。

山海工学团的这些孩子，这时进行单元学习，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但不久，东京“儿童之村”生活教育研究会与上海生活教育社之间的交流和联合，便被全面战争的波涛所淹没了。因此，我们至今仍无法了解当年“小先生”们给东京池袋孩子们的信的内容。

（芦玲 熊远报 译）

[1] 本文选自：《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明治图书出版，1983年版。

[2] 叶绍钧：《倪焕之》，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版。有竹内好译本。

[3] 《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载《新中国》第1卷第3号。

[4] 《生活教育》，1936年3月16日号。

[5] 《普及教育运动小史》，1934年10月。

[6] 方与严的文章，1934年8月1日号。

[7] 《生活教育》，1934年8月1日号。

[8] 《“小先生”和“俞子夷先生”》，载《生活教育》1936年5月1日号。据俞教授《儿童与小先生》一文，此文并非原文。

[9] 《生活教育》1935年10月16日登载章之汶出差广西的报告，章之汶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长。

[10] 1935年作，收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译文由斋藤秋男编译，收入《民族解放的教育》。

[11] 户冢廉：《生活学校》，明治图书讲座《学校教育》第2卷，1957年。

[12] 《教师之友》195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