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过程
一、从“杜威的学生”开始
（一）对陶行知而言的杜威
陶行知到美国留学正是他23岁的秋天，即中华民国诞生第三年的1914年。热心帮助到国外留学的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只为他募集到了数量有限的旅行费用。但是，还必须准备留学用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出发前的几个月里，他为此四处奔走，到处化缘借钱。
稍早他出国的胡适是依靠庚子赔款、衣食住行和学习费用均不用自己操心的官费留学生。当时，自费留学的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就陶行知而言，在1917年回国前的三年中，一直是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挣钱度过的。1915年秋，他从伊利诺伊大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直接从师于杜威，大约有一年半时间。关于这一时期的学习情况，他自己所记的日记、记录等等中，没留下只言片语。在他去世后，由他的朋友、学生编的《年谱》中，几乎毫无例外地作了这类记述：“这一期间，实验主义教育‘大师’杜威大为欣赏陶行知的学问和才能，并对他鼓励有加。”他回国后的活动以及“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始终是与接受和克服杜威的理论密切相关的。单从这种意义上讲，回溯作为留学生的陶行知与杜威的会面将是很有意义的。
1916年，杜威在心理学、哲学领域的持续研究中，出版了教育学的主要论著《民主主义与教育》（自序·1915年8月）。年仅二十四五岁的青年陶行知与杜威接触时期，杜威正处在一个教育者的成熟阶段。不容置疑，作为学生的陶行知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杜威的学说和理论。自1923年，陶行知辞去了国立东南大学教授的职务以来，致力于教育运动，再也没有返回学府的讲坛。1933年，他创立和主办了“生活教育社”（1934年2月，创办机关杂志《生活教育》），旗帜鲜明地领导生活教育运动。如果从他的教育思想形成的侧面来看，可以说是陶行知对老师杜威的学说和理论进行斗争的过程。尽管他平时在书房或研究室不断地探索着这些问题，但是，连将它整理、概括的时间都没有。即便是在发表的短文里有所谈及，然而，也不是系统的阐述杜威的理论。在自己的实践中，对杜威的学说、理论加以检验和印证的理论性著述从未留下过。
一方面，他对民主的发源地美国一直充满着热爱，对他的导师杜威自始至终怀着深深的敬意。1945年秋天，他从重庆写给杜威的信中，自称为“受业弟子”陶行知。
看上去精力充沛、身体健壮的杜威与显得有点害羞的白面书生陶行知站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站在画布前拍摄的照片，至今还有一张放在南京晓庄“陶行知先生纪念馆”里展览，但是，上面没有记载“留学时期”的年月日。
（二）民国初年的学校状况
中国的教育界至清朝末期的学制改革以来（1904—1905年），经过日本不断地传入西欧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在公立学校中，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被广泛地运用。
在进入民国的几年时间里，“从日本”传过来的思潮逐渐被“从美国”传来的思潮替代。这是因为：在高等教育中，教会学校的比重已经增大，在此基础上，政界、官界以及文教领域中，从美国回来的留学人士正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当时，专门的教育杂志相继创办。另外，报纸也设置了“教育新思潮”等专栏，用来介绍欧美的新教育情况。在1917年至1918年左右，学校教学中进行教案学习法，而到了1921年，道尔顿实验教学法（美国女教育家帕克赫斯特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实施的一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法）开始实施。
1918年，蔡元培在天津召开的初级教育人员的集会上，以《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为主题作了讲演。作为校长，蔡元培正在推进国立北京大学的改革，在当时的演讲中，他论述了托尔斯泰，列举了杜威，介绍了蒙台梭利。而且，谆谆告诫中国的教育要摆脱传统灌输书本的方式，要学习以儿童作为中心、鼓励实验的新教育。1919年，杜威访问日本之后，应北京大学的邀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杜威刚回国，保罗·孟禄也访问了中国。
孟禄用了约四个月的时间，视察了各省的初级、中等学校之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强调了中等教育改革。此时，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公布以“六·三·三·四”制作基本内容的“学校系统改革令”。
“诸君都敬佩杜威博士，就我自己的见解，遗憾的是博士的学说未能应用于实际。在学校中，仍然进行着讲义式的授课。杜威博士建立的所谓Learning by doing的教授法只适用于中学，学生开始发现了学习的价值。现在，全国教育联合会正在提议采用新学制。但是，在学制改革中，我们不能就此满足，不要过分相信所采用的新学制。教育方法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那么，新学制恐怕也是无益的……”
1922年11月1日，为实施新学制，而制定了七条“标准”：
①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②发挥贫民的教育精神；③谋个性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力；⑤注意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多给各地方伸缩余地。
虽然科举制度已被废除（正式废除为1905年），但是，知识分子还残留着“读书人”意识的后遗症。学校教育要摆脱以书本为中心、讲义式授课方式并不容易。但是，另一方面，新教育的理论像水浸入砂地中去一样，慢慢地被沿海城市以及四周的教师们所接受。
有一篇文学作品，描写距国际性大城市——上海不远、乘船沿小河而进只需花四五小时的、江苏省的农村小学。作者是从事小学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教学经验的人。虽然是小说，但是，有的部分有较强的纪实性。时间大概是1918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夜，现摘录作品中老师的对话。
“以前的教育过分地依靠书本。教也罢，学也罢，都是文字。文字仅仅成了游戏的工具。把孩子们大好的时光都白白的浪费掉了。”“因为你专业是理科，不依靠文字也能行。文字之所以重要，大概主要是作观察记录或写报告什么的”“唉！我以前太注重记（背诵）东西。今后，更多地要使用在家乡耳闻目睹的材料。不能再死记教科书了。”[2]
老师们尽力地去创办“丰富学生们生活的学校”，为了改善孩子们的环境，首先，要着手开设学校农场。
在辽阔的国土上，可以说是最初进行的第一部分实验，以它所反映出来的动向作为背景，以重视生活教育作为标准的新学制得到了发展。
（三）迎接杜威、孟禄
作为杜威学生的陶行知，1917年秋回国后，马上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在他就任前后，南京高师开设了附属小学、中学，看到这种教育现状，首先，他巡视了附属学校的教室。不久，他在高师教务会议上递交了一个提案。其内容是废除“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他说：“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的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我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
之后，他作了这样的陈述，说他在教务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是1927年在晓庄师范的讲话）如果从南京高师的前辈、老教授们的角度来说，一定诚惶诚恐地听着一个27岁留洋青年的发言。仅就他个人的叙述来看，他是不是就学校情况进行考察之后，提出教育现状中存在着浓厚的旧习气这一问题还值得怀疑。攻击的焦点在于大学教授的“事大主义”和“权威主义”。
其后的经过，根据他自己的记述，有下面一些情况。
“八年（即1919年），应《时报·新思潮》之征，撰《教学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时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晓庄师范实验的当初，即提倡“教授、学习、实践的统一”（“教学做合一”），其实，在1922年时，这种理论就已开始萌芽了。
1919年春天，杜威来访中国之前，陶行知就写了一篇介绍杜威学说的短文。并把此稿寄给了《时报》“教育周刊”（3月31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员杜威先生，是当今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今的大教育家。今年是先生的休息之期，他想要在这一年当中，到东亚来游历一番。现在已经到了东京，在帝国大学讲演。大约四月间就要到中国来，预备游历上海、南京、北京以及别的地方。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实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到东亚，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既然有这么大的关系，就不能不略为晓得杜威先生的历史。”
作了这一番叙述后，介绍了杜威的经历，进一步强调：“所以要知其人，必先读其书。”按年代顺序，列举了从《心理学》（1866年出版）到《平民主义教育》《实验的论理学》（1916年出版）等16部著作。而且认为凡是研究杜威教育学说的，都应该备来参考。又为教育界中的普通人，推荐了与教育关系最深的《平民主义的教育》《将来的学校》《思维术》《实验的论理学》四本书。
“我教育界的同志，对于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有想研究的么！如有，就须先读这四本书。等他到了中国之后，我再来介绍大家亲听他的言论。”[3]
前面已经介绍了进入民国后的几年时间里，教育杂志相继创刊。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年易名为《新青年》）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向青年包括教育界的青年知识分子广泛地介绍世界的新思潮，将民主主义翻译成为平民主义吸引了青年们。1919年2月，北京大学的大学生组成平民教育演讲团。胡适在1919年4月《新青年》上发表了《实验主义》的文章。另外，同年4月，《新教育》杂志还编辑了“杜威特辑”，登载了胡适、蒋梦麟的文章。
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来到上海，5月1日去北京。陶行知多次与胡适、蒋梦麟等随同杜威来演讲旅行。当时，“五四”运动正处于**。在杜威访问各省、市学校的过程中，为民众开办了夜校。把这些夜校取名为“平民学校”的例子很多。平民主义、平民教育的名声与杜威先生的名声一同在全国广为流传。
1921年12月，送杜威回国，迎接孟禄来访，中国教育改进社组成及开始工作。对此，教育界的朋友一定能体会“黄金时代”的到来。事后，陶行知这样回忆，在1923年夏天，成立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全国性组织。陶行知在1924年至1925年，走访了全国各省市。即便是在合家团聚的旧历正月（春节）也没有回家，从这一点来看，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平民教育运动中去了。
在这些日子里，他反复地酝酿着“到农民中去”这一构想。
（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友们
在跟杜威学习教育学的留学生中，蒋梦麟是陶行知的师兄，1908年自费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之后，在1912年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以后，领导了介绍新教育思潮的工作。
除蒋梦麟、陶行知是杜威的弟子之外，胡适也是杜威的学生。胡适和陶行知同年、同乡，又是同学。胡适运用跟杜威所学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的方法，在“五四”运动时期，成为文学革命和“国故整理”的倡导人。
另外，比陶行知小一岁的陈鹤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在同一时期公费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从师于克伯屈和孟禄，学习心理学。陈鹤琴同陶行知一起编辑《平民千字课》，而且在幼儿教育的实践中与陶行知共同努力。陶行知为陈鹤琴所著的《家庭教育》（1925年初版）作序并加以推荐。
在1920年的上半年，思想、立场不同的知识分子们，却在向军阀政府提出要求时，屡次保持一致。1922年4月25日，陶行知、胡适同蔡元培、李大钊等一起联名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极力提倡在“宪政、公开、计划”三点之上进行政治改革。
1924年，陶行知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写道：中国政治不能统一，但是教育要统一。我们深信教育的统一能够促进和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确，这表明了一个改良主义者的愿望。其后，由于经历了晓庄师范经营的挫折，以及他不断地深入“到农民中去”的实践，进入30年代前后，他猛烈地批判了他的同学胡适的政治见解。
1919年春天，他号召教育界的朋友读一读杜威的著作《平民主义的教育》。杜威最有代表性的教育学著作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中文全译本在晓庄师范建校的第二年，即1928年3月出版。在《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的扉页，写着“原著者杜威、翻译者邹思润、校订者陶行知”。
邹思润本名邹韬奋，是陶行知在平民教育运动中的同事。
二、由“知行合一”到“知是行之成”
（一）回归到“民族的土壤”中去
早在留美以前，陶行知从19至23岁在南京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中过学生生活时，青年陶文濬在此赶上了辛亥革命，他宣传孙文的革命思想，而且亲自组织演说会，另一方面，他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为其中“知行合一”的学说所倾倒，并改名为知行。
在此之前，17岁的陶行知进入杭州教会系统的广济医学堂上学，但是，他对学堂当局给耶稣基督教徒的优厚待遇和对非信徒区别对待感到愤慨，半年之后就愤而退学。大致与此同时，以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的郁达夫（郁达夫比他小5岁）也是杭州杭府中学堂的学生。对国文很是自信，可一想到今后英语很重要，中途就退了学，之后进了教会系统的之江大学。但是，不久就厌恶这里的气氛，并在日记中写道“这教会学校是座地狱！”
陶行知留美回国之后，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旅途上，曾寄给妹妹一封信，对自己深刻地反省了一番，谈到了从教会学校到留美时期的学校的生活。对形成自我和引起今后对生活进行摸索的兴趣，有重大影响。他说：“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都是很大的缺点。”
他写“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一文的第二年（1924年），致函编辑《平民千字课》的协作者朱经农，谈及这本书的要旨。为了更加普及《平民千字课》，他提出了“怎样办才算好？”的问题。
“中国现在销行最多的书是什么？就我所观察还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类的书。我时常想，这些书如何还是这样畅销，得了两个缘故：一是长久的历史；二是普遍的分销。《千字课》对于第一点是不能和上列各书抗衡的；但《千字课》亦自有它的长处，尽可以和它们相抵，并可以胜过它们。但是第二点，很可以做我们推广平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我从前说过，如果《千字课》只能推销一百万部，就要算平民教育的失败。”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直到1926年初，才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组织了“平教会”分会。1926年9月，各地的平民学校教科书《千字课》的发行数目达到了三百六十万册。
开始筹建晓庄师范时，他就带领学生为校舍建设和农田建设，流下了辛勤的汗水。而且在图书馆还张贴了一张“书呆子莫来馆”的标语。从1927年3月建校到年终，在每天早晨“朝会”中作演讲，另外写了许多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是对王阳明先生的学说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不同看法。
另外，在第三年度的《生活教育》杂志、1936年6月1日号上以《新大学》为题的文章中，这样地写道：
《大学》里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从前的“大学之道”。新的“大学之道”就不同了。依照新的眼光看来，它就变成了“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亲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
其后的重庆社会大学就把这种“新大学”想法付诸于实践。1946年1月，在他所读社会大学的构思中，这样讲到：
“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宋代程伊川把《大学》旧本“在亲民”改读为“在新民”之后，在朱子学中又读为“新民”，明代王阳明认为旧本好，在阳明学中读“亲民。”
从陶行知的“新大学”所表达的思想到社会大学构思，这两种设想都不过是古代解释的变异。
23岁的他，时常提醒自己：“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但‘中国化’之路尚未起步——”对“杜威学生”的陶行知而言，自此，必须回归到“民族的土壤”中去的动机，一定始终与他相伴随。
（二）“亲知”才是知识的根本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在1927年6月3日的“早会”上，他首次这样讲。在这个讲话中，他引墨子为例证：“《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拒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同年秋天，他作了两个讲演，一个发展了“教会合一”的思想，将其整理补充为《教学做合一》（11月2日）。另外一个是补充叙述这一论点的《在“劳力”上“劳心”》（11月3日）。此外，同年撰写的文章有《“伪知识”阶级》。
他在晓庄师范入学口答考试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孟子的言论如何？”他自己这样叙述：中国的学者们自古以来就解释“致知在格物”，以此来探究科学原理和知识，朱子则提出“即物穷理”这一理论，王阳明由“格物”反转到“格心”，由此踏入求知的迷途，从而使中国科学探索的新芽濒于枯萎。动手、劳心这种行为，才可能说是真正的“做”。如果用孟子的话来做一个比喻，那么真正的“做”就是在“劳力”的基础上要“劳心”。
明代以来，在科举考试科目中，八股文成为重要的内容。八股文给读书人的思维以形式主义的毒害，这种弊端是无法估量的。陶行知认为：在中国有一个“伪知识”阶级。其构成要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老八股”，其二是“洋八股”。所谓的“洋八股”和“老八股”，只是新旧不同而已，不管是哪一方都不是根植于经验的真正知识，而是有一些毫无用处的“伪知识”。这还是对“老八股”和“洋八股”的极大蔑视。
在他经营晓庄师范时期，对传统的旧教育和舶来的新教育（穿洋装的“老八股”是“洋八股”）的所有内容，都就它们脱离了实际生活经验的不足作了批判。其证据就是所谓“亲知”等于彻底的经验主义。以这一个思路为基础的思想正是对杜威理论的倒转，即所谓“生活本身是教育，社会本身是教育”，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
当时，蒋介石政府的教育政策基本上是将学生关闭在教室和书籍之中，将青少年与实际的社会生活远隔开来，因此，他的主张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尽管如此，他的“生活”概念的内容仍然是十分抽象的。
在晓庄师范的“早会”中，听了校长引用墨子《墨辩》三类型的知识，而将之解说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学生戴伯韬，后来说陶先生的生平信条在于他从墨子哲学中吸收了“亲知”思想，并将其彻底化为“亲民”和“亲物”。所谓“亲物”就是接触实际事物，亦即从实际出发，和实际结合的教育思想。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他的教育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中华教育改进社）和“走向民众中去”的运动（平民教育运动）都碰了壁。为农民而培养师资（晓庄师范的实践）也在国民政府的镇压之下惨遭挫折，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走到了中国革命的前列。
1934年夏天，他停用了使用了很久的知行一名，并对今后将继续留下行知之名和“改名”的原因作了一番说明。
三、寻找中国教育的“出路”
（一）教育理论和社会体制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几十年……”
虽然文章很短，但可以说是从正面论述这一问题的一篇。这是从日本亡命回国后不久，在《申报》“自由谈”专栏中发表系列随想连载中的一篇短文，题目为《思想的母亲》（1931年11月写作）。
他在1922年到1927年而创立的“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是对杜威“学中做”（learning by doing）理论的批判性运用。
“只有行动才是思想的母亲”这一观点是“自由谈”随想的趣旨。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
“杜威先生分析反省的思想之过程例举了如下步骤：①困难之感觉；②审定困难之所在；③设法解决；④在许多方法中选一最有效的试试看；⑤屡试屡验之后再下断语。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做不通而发现困难。便想出这种法子来解决困难，不到解决不止，这是科学家，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设想，设想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
他对自己的生活感世伤怀，写了许许多多“诗歌”1931年出版了《知行诗歌集》，此后还相继出版了《续集》和《别集》。他死后，1947年出版了郭沫若写“校后记”的《行知诗歌集》。1981年在其“诞生九十年周年”时，新出版了纪念性的《行知诗歌集》。对几种旧版收载的作品加以整理，收入诗作五百二十篇（附录译诗十首）。
其中一篇题为《两位先生的对话》，只有八十行的短诗（1931年夏），采取的是“设计教学法”先生和“教学做”先生对话的形式，大意如下。
设计教学法先生：
“教学做合一，
学做教合一。
玩来玩去，
只是老把戏，
还不是设计，
大同而小异。”
教学做合一先生：
“大同而小异？
西施少了一个鼻！
教学而不做，
正合士大夫的老脾气。
早上设一计，
晚上设一计，
心里设一计，
笔下设一计，
衔支香烟喷口气，
又是一个计！
比出汗儿写意。”
1931年2月，美国教育学家C.W·华虚朋访问上海，他是沃内加计划的推进者，在欢迎他的上海租界附近的教师们中间，有一个时期，从事设计教学法的实践的热情再度燃烧。这就是“两个先生对话”的背景。所谓“设计教学法”是民国初年以来project method的译文。
说起“设计教学法”，这个方法的提倡者克伯屈曾于1929年参观了晓庄师范。陶行知记述了和他之间的会谈，仅就记述看来，他们之间就“设计教学法”没有取得一致看法。
陶行知在谈他读杜威的最近著作之后，克伯屈也谈了自己的感想。杜威的新著作是指《苏维埃俄国和革命世界的印象》（1928年在杂志上连载，于1929年刊行）。陶行知说：“杜威先生的理想，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实现，而在苏维埃俄国却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实现。”他接着说：“假使杜威先生是在晓庄，我想他也必主张‘生活即教育’的。”
——自己尽量地将先生的理论学成而归。在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这种旧观点、旧习惯很强烈的中国，杜威先生的理论是对传统教育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但是一旦抱着解决被排斥在公立学校之外的农民及其子弟的问题时，先生的理论又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实践。这就是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恰好倒过来，形成自己“生活教育”理论的根据。另外，先生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不同的社会体制、“民族土壤”等问题上的看法，不也是从旅行俄国的具体考察中得来的吗？
从与克伯屈会话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陶行知的想法。
以杜威为媒介，通过对教育理论和社会体制的深入考察，深深打动他的，是由对理论的关心，转向如何设计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民族未来的现实课题。这一点，读者在他的《苏维埃宪法草案中之公民权》一文中自然能看得很清楚。
（二）“小众教育”和大众教育
继在晓庄师范讲话之后，他多次以“生活教育”为主题进行论述。根据记录所留下来的线索，有《生活即教育》（1929年冬，在早会上的讲话）。从《生活教育》杂志的记事来看，山海工学团和“生活教育社”的成员自1934年到1936年都包括陶行知，而且能够从中看出他三番五次围绕“生活教育”理论，反复地进行讨论。1936年，他组织“国难教育社”，以救国会运动的领导者身份进行活动（7月14日，由香港启程到海外），这一时期写的文章有《生活教育之特质》。[4]
下面，将这个1929年的记录（甲）和1936年的文章（乙）进行仔细研究。
（甲）“‘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很流行的名词，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现在，我把他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
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土上的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在这个地域上，我们已经确立了五个目标，这是健康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过这种生活，也就是接受这种教育。要过怎样的生活，就接受怎样的教育。（同克伯屈的谈话，接着这个讲话的这一部分）
怎样看本书呢？学生只是读书，教师只是教书。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则之下，书是有地位的，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书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书是不可以死读的，但是不能不用。
前年因为天干，晓庄的‘学园村’饮水不足，学校打了一口井。与全村共用。围绕水井的利用，召开了村民大会，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举出‘社会即教育’的具体例子。
总之，没有把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把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先生是先死，学生是学死，先死与学死所造成的国是死国，所造成的世界是死世界。”
（乙）“①生活的：传统的学校要收学费，要有空闲工夫去学。有钱、有闲，才能念书。那么无钱、无闲又怎么办呢？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
②行动的：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理论为的是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
③大众的：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在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
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④前进的：有人说，生活即教育，那么又何必要我们去办教育呢？
同在一社会，有的人是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是过着落后的生活，但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
⑤世界的：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唯一的学校了。所有的地方都是生活的场所，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
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须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整个的中华民国和整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学校咧。
⑥有历史联系的：第一，人类从几千年生活斗争中所得到，而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我们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团的生活联系起来。历史教训必须通过现生活，从现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倘使一个人停留在自我或少数同伴的生活上，而拒绝广大人类的历史教训，那便是懒惰不长进，跌在狭义的经验论的泥沟里，甘心情愿地做一只小泥鳅。
第二，中国已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使命。
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就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却的天职了。”
在这里，我们暂时听听他自己对从美国留学回来20年左右的各种活动的回顾吧。下面是他1935年的发言。
“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5]
那些被排斥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外的孩子们，和不能读写的二亿成年男女，全部是平民教育的对象。而且当时他认为“教育统一能促进政治统一”。由晓庄师范到山海工学团（由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教师培养，到对“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的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所抱有的乐观态度，已不复存在。在1933年所写的文章中，将深受蒋介石独裁政权之惠的特权阶级，用我们不太熟悉的语言，称之为“小众”，以完全区别于被压迫的“大众”。
“生活是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中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
作这种规定概念式的论述，让人想起他的导师杜威从生物的生存和成长角度论述的“所谓生活，就是通过对环境的作用，而更新自己的过程”这一理论。一读《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导论部分，就可以明白杜威所谓的Life是由“生命”向“生活”展开的。对“生命体哲学”的深入思考，也许并没有对杜威的学生陶行知的气质有所熏染。进入30年代后的“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的现实，驱使他思索更为迫切的问题。
走进教育普及的对象，亦即应该享受教育的主体——大众中去，和大众在一起的时候，他所要求的教育究竟是什么？而且，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如何解决他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以什么作课题，以什么作内容和方法的呢？关于这种追求的一个目标，他认为“在大众解放以前，生活斗争对大众来说，是唯一的教育”。他对生活教育下定义说：“生活教育，是大众自己进行的教育，是大众为了生活和解放进行的教育。”
（三）对陶行知思想的批判和内部批判
在前面已经谈过陶行知经营晓庄师范时期，教育界和新闻界对“陶行知主义”进行了讨论。对他的实践和教育思想，作了怎样的批判呢？下面就其要点作一番整理。
①从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到南京政府时期，有像杨贤江等尽力介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共产党员。他自1922年到1926年，除集中精力在《中国青年》《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外，还在此基础上汇集了教育理论方面的文章，于1929年5月出版了《教育史ABC》，1930年1月出版了《新教育大纲》。在《新教育大纲》中，讨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时，认真分析了蔡元培在民国元年提出的“共和时代，教育能够超越政治”的主张，还列举了欧美教育史实，以及昭和初期，由日本统治阶级进行的教育文化统制事例，作了下面一些论述。
“即便是只看看日本的情况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与一般政策是不可分的。有的人论及近代教育‘能够超越政治’，还有的人相信进行教育实践，可以不问政治。这些议论最终是无法通行的。”这里所说的有的人，前者指蔡元培，后者虽没指名，但批判的是当时知名的陶行知的见解（例如《我们的信条》等），对陶行知的热心读者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②1932年10月29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了以《陶行知主义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陶行知主义人口统制论的教育之批判》为题的文章，署名为“子钵”。这是对《中华教育界》1931年9月出版的第19卷第3期发表陶行知的论文《中华民族之出路和中国教育之出路》的批判。
他在《古庙敲钟录》中，借朱先生设想的形式，为了对付国难，提倡“六个训练”，前面已列举过他的第六种“普遍生育训练，少生优生”的观点。在与此前后写作的论文中，他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三点设想，第一点，让人们少生孩子。第二点，给人们创造富裕的社会，而不制造富裕的少数人。第三点，为人们创造一个平等互助的世界。他写文章以回答批判者的批判，他指出论者是在提出自己三个观点之后，只列举了第一点，就冠以“陶行知主义”之名，是不妥的。作为批判性的文章，应该在认真研究对方主张的全貌之后才撰写。（《生活教育》1934年12月16日号）
③1935年末，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翌年2月，生活教育社组织了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起草了《国难教育方案》，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全文就国难教育的目标、对象、方法等涉及八条。在方法之下他写道：“在行动上取得解决国难真知识，立刻把它传给大众 ，使它在解决国难上产生力量。”
1936年2月7日，《大众生活》杂志第1卷13期，对此发表了批判文章，署名“庶谦”的《对于〈国难教育方案〉的意见》一文严厉地批判了他，认为这个方案的整个基调，并不是出于主张“生活即教育”的陶的原有方式。今天所要求的，是对大众救亡教育的实施，而不是对个人生活教育的实施。“在行动的基础上获得真知”云云，实际上是将国难教育反弄到反动阵营的实验主义，“买办”教育中去。
生活教育社的成员王洞若写了《由生活教育到国难教育的理论联系》（生活书店1937年4月版《生活教育论集》）一文，回答庶谦的批判。他说：“陶行知先生过去的生活教育理论，也许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先生这一两年已经踏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庶谦先生把‘生活即教育’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这两个命题完全不同。‘生活即教育’是杜威理论的发展，和对杜威理论不足的克服。”生活教育负有特定的历史性任务，亦即必须实行正确的国难教育。
“庶谦先生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强调人类在生活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他忘记了目前社会性实践的主导意义。我想：‘在行动上取得解决国难真知识’这一句话一定不会有什么错。”
王洞若在文章的最后，呼吁读者们读读发表在《生活教育》杂志上的满力涛的连载论文，参与讨论。
④山海工学团成立于1932年10月。翌年组建了生活教育社，机关杂志创刊于1934年2月。在工学团经营的过程中，围绕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反复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的记录发表在《生活教育》1934年5月16日，10月1日等几期上。署名为“满力涛”的论文，集中了生活教育社内部的讨论，目的在于克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内在弱点。
连载于《生活教育》1935年11月1日号至12月16日号（第2卷17期至20期），主题涉及《文化·教育的本质》《教授和学习》《教育和生活》《教学法》等方面，在这些论文中提出或展开的论点，作者在《生活教育的科学化》（1936年8月16号、第3卷12期）中进行了终结性的概括。
首先介绍《教育与生活》的主要观点，论文由五个方面构成：①教育和生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②由教育与生活的分离到今天的生活教育；③教育与劳动的矛盾统一；④教育和时代任务的统一；⑤教育和前卫阶级的统一。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打破了学校和教室的框框。认为社会即学校、宇宙即课堂，不仅完全把杜威的理论倒过来了，而且克服了杜威理论的弱点。但是，先生为了将教育与生活统一起来，又陷入了在客观上否教育特定任务的错误中。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教育与生活的一般脱离，而在于教育与生活中最基础的部分——劳动生活的脱离。生活中最上层的文化生活和劳动生活之间的矛盾统一，正是要解决的课题。德国加登尔和科尔逊修塔娜的‘劳作教育’，在特权阶级学校中，要安排若干‘劳动’时间是无法实现的。要达到文化生活和劳动生活统一的唯一之道，在于教育与劳动大众的统一。
教育正处在一定的前卫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教育与劳动大众的统一，正是承担了教育顺应时代的历史性任务的要求。”
《生活教育的科学化》在指出中国大众要求的教育，正是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这一问题的特点和弱点之后，指出：陶行知虽然“正确地提出了生活教育问题，但并没有指出如何实现生活教育的途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带有空想性。作者在结论部分这样写道：
①目前的学校教育处于不可救药的状态。②只有通过实践的生活教育，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③但是陶先生的“生活教育”是空想性的。因此，作者主张以下两个方面：
中国教育的出路在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的出路在于计划和统制。
四、儿童的发现和教育普及运动
（一）怎样看孩子？
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中，对孩子的尊重和解放的实践，是其显著的特征，确信孩子的内在可能性，触发这种潜能，并将其导入行动中。30年代前半期，他在山海工学团实践和指导的“小先生”运动，很快涉及全国。
他在青年时期，曾广泛地学习中国古典著作和英文书籍，但无有关读书笔记方面的资料。在立志研究教育学前后，他一定读过卢梭和裴斯泰洛齐的著作。在这里试就其有关儿童观的形成做两点探索。
一个是关于王阳明《传习录》认为“训蒙”即儿童教育的问题。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中卷《训蒙大意示教刘伯颂等》）
封建社会束缚妇女的旧习俗有“缠足”。中国的家长被固定的观点缠住了头脑。如果说“缠足”是强加给妇女肉体性束缚的话，那么缠住了家长们头脑的“缠头”是压抑儿童的精神性束缚。他三番五次地不停强调：家长们，教师们要解放孩子们的“缠头”之布，信赖孩子们的能力和创造性。
在旧教育中，“学校的重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其他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次变革，这是一种革命。”
主张这一观点的是他的老师杜威。下面所熟知的话也是杜威说的“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革命。这里，儿童变成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学校与社会》）
前面已经介绍过曾经是第一代“小先生”现在生活在上海、北京的两个活动家，回忆从陶行知那里得到熏陶。陶行知认为：值得尊敬和服从的应该是真理，而不是老师。如果十三四岁的少年发言有道理的话，那么“你就是‘小博士’”，我向你脱帽致敬。在旧习俗浓厚的中国社会，陶行知的实践，有着强烈的“视孩子为太阳”的志向。
（二）孩子的生活和就学实情
解放前，旧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贫困之中，屡遭天灾人祸，不断受饥饿的袭击，缺粮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时，父母们也有“易子而食”的时候，正因为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所以用自己的孩子换他人的孩子来吃。制约生活的是支撑父系家长制的纵向人际关系。妻子一味地服从丈夫，孩子是父亲和家庭的从属物。揭露这种“礼教”世界黑暗的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痛切呼吁。
富裕家庭的子弟则有家庭教师，从小处在过度保护之下，为了家庭的福运，早早地娶妻结婚。因此早熟是一种美德。大多数孩子们完全不能去学校读书，而成为农业劳动力。在近代城市发生的革命，总是成为其中重要课题的是“女工”“童工”问题。
“中国是一个依靠儿童劳动的国家。我访问了从南方的广州到上海、北京等许多城市，随处可见那种小手工业作坊，令人惊奇的是，无论哪个店，哪个工厂，都是些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在劳动。”
这是30年代初，美国的新闻记者林蒙·威尔兹初次考察中国时的印象。
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后，兴之所至地考察儿童问题。他提出：第一，家长们必须理解：对孩子来说，应该有孩子的独特世界。第二，应该帮助和指导他们的成长。第三，应该解放他们。他举出1933年上海书店出售的图书画册书籍的情况：画中描绘的是孩子，要么就是那种过分调皮的“顽童”，否则就是那种驼背、像死人一样没有表情的那种“好孩子”。“要是能看看别国儿童的画就好了。英国的沉着；德国的豪放；俄国的厚重；法国的潇洒；日本的聪明。所有像中国那样不健康的模样一点也没有。顽冥、愚钝足以让所有人没落和灭亡。少年的精神状态，不可改变地要成为将来社会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谈恋爱、谈小家庭、谈自主、谈享乐，可是为儿女而关心家庭教育问题、学校教育问题、社会改革问题的人却不多……”（《上海的儿童》）
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九一八”以后，一方面采取对日的妥协政策，另一方面反复对苏维埃区进行军事进攻。1934年春，南京的行政院接受教育部、内政部的提案，从这年开始，将4月4日定为“儿童节”。自这一年4月4日开始的一整年称为“儿童年”，各机构都要积极地考虑儿童的福利问题。这是官方“新生活运动”的一环。
陶行知在1934年1月28日，号召山海工学团周围的孩子们。召开“小孩子总动员大会”。在此，他提倡一年来反复实验的“小先生”制。而且，于4月4日，在工学团召开了“小先生总动员大会”。
1924年，他曾写道“今日的平民教育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在国民党统治下，为了普及教育，小先生是有力的方法。他与生活教育社的成员，在推进运动时，全国的公立小学当时究竟在让哪些儿童就学呢？他屡次谈到仅仅依赖公立师范这种官方形式培养师资，只是普及教育的梦想。在《生活教育》杂志的记事和陶行知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学龄儿童就学的实际情况。
1932年8月，内政部公布的人口数为四亿七千四百七十八万七千三百八十六人。
以这个数字为基础，如果按每年平均十人有一个学龄儿童来计算的话，那么学龄儿童总数约五千万。
1930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初等学校就学总数，为一千零五十九万九千四百二十四人。其中包括男生八百九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五人。女生一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三十九人。
由此可知，每百个孩子中就有79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无疑，女子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6]
“据教育部统计，全国学龄儿童总数为四千九百十一万，小学生有一千零九十四万，共需小学教职员二百四十五万。”
“另一方面，这一年的高中师范、乡村师范、短期师范的毕业生总数（1930年）只有二万三千四百零二人。还有那两亿的失学成人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每天教两组，也需要二百五十万教师。二百四十五万小学教师和二百五十万民众教师，要多少年去培养？”（《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
小先生运动正是以这种实际情况作背景而开始的。不仅仅孩子能够教孩子，而且还能够教大人。所谓“即知即传”。他苦口婆心地反复警告大家：不允许“知识私有”，大人和孩子都不要成为“守知奴”。
（三）小先生是变形的“童工”制吗？
“对幸福的孩子而言，每天都像在过儿童节，不幸的孩子们则每天流落街头擦皮靴，在郊外拾狗粪，空着肚子，穿着满是破洞的衬衫在寒风中发抖、被家长痛殴。饥饿、冻馁、被殴打等就是他们所接受的‘赠馈’。所谓儿童节，就是我们的大人们为所有不幸的孩子自觉更新的日子。”
这是第一次儿童节以来陶行知的观点。他看了上海各家报纸对儿童节当天情况的报道，提议明年应该要派记者到全国的农村，了解农村的孩子是怎样过这一天的。
像晓庄师范创办后的情况一样，各省、各县的教员和教育行政官员参观了山海工学团，下面是1934年夏天来访者与陶行知的对话：
“小孩子教人，我很赞成，但小先生这个名字未免有些矛盾。”
“何以见得？”陶问。
“先出世的是先生，后出生的是后生，后生跟先生学便是学生，小孩子既是后生，又称他为小先生，怎么说得通？”
陶说：“生是生活。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学生便是学过生活的人。先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活。在教育不普及的社会里，前一代的人的教育机会是被忽略了，被抹煞了，被剥削了。到了这一代他们是落伍了，小孩子倒赶在他们前面去，先过了新时代的生活。小孩子先过了这种生活，又肯教导前辈或同辈的人去过同样的生活，是一位名实相符的小先生。”[7]
这一年，鲁迅“因为想起今年是儿童年，所以经常见到各种为孩子们玩的玩具。”看到上海商店中陈列的各种玩具到处都是旧态依然，花样很少，而在中国，让大人用的玩具实在是太多，可大人们考虑孩子的事情的时间却一点也没有。他写道：“因为明年不是儿童年，其情况也大致可以推测吧。”不过，由南京政府插手，官方的“儿童节”在城市周围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对孩子问题的若干关心。1936年《生活教育》登载了大学教授的如下发言：
“从成人的角度来说，小先生这种形式，在经济上一定是一种有效方法。但是，如果从儿童福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一种完全变形的‘童工’制。扫除文盲的事业是所有能读书识字的‘识字人’应负的责任。除了小先生以外，不是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先生吗？……我们在不牺牲儿童自身福利的范围内，应该能够找更为彻底的方法。”[8]
这篇文章有一个副标题“来自某个小先生辅导员的回答”，反驳俞的见解，在紧接着的一期刊物上，发表了《俞子夷教授眼中的小先生》一文，这是“某个小先生的抗议”。
“俞教授认为在法律上，应该禁止在工厂劳动的‘童工’，难道这位大学教授不知道现在的法律掌握在‘小众’手中吗？将小先生说成是变形的‘童工’制。那么教授是反对小先生的啰。试问，小先生现在进行的抗×救国援助活动，教授也要反对吗？……”
在这个大学教授的言论中，大致反映了当时大学教授所代表的讲坛和知识分子，对陶行知倡导小先生运动以及领导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些看法。陶行知和同他一起活动的、超越了“老少”年龄界限的集团，与教授和部分知识分子们不同，他们充满了迫切的危机感。
一个小先生说：我们“现在进行抗×救国运动的援助活动，教授大概是反对的吧？”（×为原文）《生活教育》发表《小先生的抗议》的1936年夏天，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上海正处在“抗日救国”的漩涡之中。
“五四”时期，鲁迅从文学家的立场，提倡理解、指导、解放孩子。陶行知接受了鲁迅这种观点，在教育实践中，对教师和大人们，不厌其烦地呼吁要确信孩子的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这里能够编一个在中国革命中，“发现儿童”的谱系。
（四）生活教育社在抗战中
从1935年到1936年，小先生运动除东北、西北、西南等边境地区以外，扩展到沿海、内陆的各省市。
各地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这里具体地举广西省的情况作例子。广西省政府教育厅1933年创设“国民基础教育普及研究院”制定了“教育普及六年计划”。从1935年开始，全省二万四千个街区和村落，各设国民基础学校一所。在这一阶段，有急躁冒进倾向，存在着教员不足和师资培养等问题。1935年春，省教育厅决定采用小先生的方法，创立“互教共学”制度。生活教育社为了回答广西的实际需要，1935年春天，派成员实地考察。[9]
这里有一部潘一尘编的《小先生制》（1936年11月二版，上海经纬书局出版）。编者是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普及研究员训练辅导部主任，1935年12月13日付印，有王洞若的序文，冯玉祥作封面题辞。
卷头是“全国小先生运动推动和赞助者”108名署名清单，记载此前有关的人名。
方与严（广西省政府教育厅，领导全省小先生运动）、张健（山海工学团团员，小先生的小先生）、方友竹即方明（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职员，领导流浪儿童工学团）。这些都是1934年1月陶行知提倡小先生制以来，在概括两年活动的基础上，在广西现场组织小先生，以解决教员的需求问题而表现突出的人，作为手册内容而编辑进去的，接受了陶行知的思想，并将其积极地活用于实地的“互教共学”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当时，连将广西省实践成果总结汇集的余暇也没有，1936年末，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包括广西在内的全国，开始了抗日的总动员。
陶行知从海外旅行回国后，在1939年3月15日生活教育社于重庆召开的“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集会”上，他作了如下讲话。
“我们在这12年当中干了些什么事？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关于第三点，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关于第三点，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为此，我们的教育，①必须是战斗的；②必须是生活的；③必须是大众的；④必须是科学的；⑤必须是计划的。
“在这12年当中，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我们是发动了四个教育运动：即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这四个运动只是一个运动的四个阶段，这一个运动便是生活教育运动。也可以说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渡到自由、平等的国家的教育运动。”
“其实，整个生活教育社应该是一个大的工学团，办教育是我们的工；研究问题是我们的学；共同过有组织的生活是我们的团。不仅总社要民主化的组织，而且分社的组织都得民主化。”
在经营育才学校过程中，他强调“集团主义之中自我教育”的实践，如何培养孩子们？下面的提法是一种很好的反映。
“少男少女们团结起来，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让自己觉悟起来的小先生，能够充分发挥手和脑的小劳动者、抵抗侵略的小战士——”
（五）生活教育与解放区教育
共产党和红军，自以江西省瑞金为首都的中央苏维埃区撤退后，历经曲折。到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国共合作，马上就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军队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
延安的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为了在抗日战争中，推进教育改革，自1940年春开始，着手进行陶行知的教育理论研究和他的论文选集的编辑工作。研究院院长是李维汉，教育研究室主任是徐特立。与此稍早，山海工学团的成员，离开上海之后，在武汉分两支，一支到重庆，一支奔赴延安，进入延安的董纯才、张健，在这里参与了陶行知教育论文的整理、编辑工作。1942年1月18日，延安新教育学会一成立（理事长徐特立），学会就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在党的教育行政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着强烈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良风气。不但教育领域，而且在知识分子中有根深蒂固的“脱离大众”的倾向，成为党的所有活动的障碍。1942年初，毛泽东号召进行“整风运动”，运动从1943年到1944年在解放区各地区展开。
徐特立在1942年春，以《我们怎样学习》为题，给党的机关报纸《解放日报》写了两篇文章。下面，摘录一下“再论”的要点。
①陶行知是中国的教育家，谁都知道的。但大部分人只知道他发明了教、学、做合一，发明小先生制，而不知道他是反主观主义的模范。
陶行知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布尔塞维克，是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同志们！我们自己各人检查一下，是否我们值得向救国会的先生们学习呢？
因为他不自满，才能发现儿童的天才，发现儿童是成人的先生，即韩愈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可以高于先生），师不必贤于弟子”。
陶行知原名知行，一旦发现了自己的根本错误，即发现了把知放在第一，把行放在第二的错误，立刻把自己的名字倒转起来，也即把自己一生行为倒转起来，否定自己，反对自己。
②陶行知的先生是杜威，我们的先生是马、恩、列、斯。杜威以下产生了陶行知，杜威给陶以小本钱，陶竟成了一个“富商大贾”。 马、恩、列、斯给了我们许多财富，我们还不能很好地使用，还产生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③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
延安新教育学会成立不久，1942年3月15日，“为庆祝生活教育社成立十五周年”，给陶行知先生寄信，表示敬意和祝贺。信中称自晓庄师范创立15年以来，陶先生“献身教育事业，不辞辛苦，不畏困难，不愧是教育界的楷模”。贺信结尾写道：
“我们学会的同志们，将继续对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实际进行研究，我们决定印刷、出版先生的教育论文选集。进一步宣传生活教育的进步主张。
我们学会成立不久，正处在草创、摸索阶段，敬请赐教！
新教育学会理事长徐特立、副理事长范文澜”
下面介绍一下延安新教育学会编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序文的要旨（1942年3月10日）。
“近几十年来，中国兴办教育，不是东抄袭日本，就是西仿效欧美，很少能根据本国情况来创办教育事业的。但近一二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反积习，不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反对‘老八股’，并且还进而反对‘洋八股’，反对在教育事业上的‘仪型他国’，积极主张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他倡导‘教学做合一’，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陶行知先生的这种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也就是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因此本会特将陶先生的重要教育论文选辑成册，以供教育界同人研究教育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