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胳膊默默聆听大家发言的行知，也开口了：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革命者。晓庄是我们最早的革命行动。但是，由于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遭到了残酷的失败。今后，我们必须广泛团结民众。我们的基本队伍是农民，为了完成革命，必须使全体农民站起来，为了革命，工人已经建立了‘红色’政党，共产党是工人的党。为了农民，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绿色’政党。”[43]
在晓庄，行知一直为“改造百万乡村”而奋斗。在晓庄的3年多时间里，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之是武汉政府的分裂，形势促使共产党建立起工人、农民的武装集团——中国工农红军，并在长江南岸各地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1930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各苏维埃地区代表会议。蒋介石立即准备对苏维埃地区进行扫**，同年12月进行了第一次“围剿”。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就不断“讨赤”。1930年春，蒋介石总算意识到陶行知的学校具有危险性。
为了躲避国民党首都总司令部的追捕，东渡日本的陶行知，于1930年底潜回上海，隐蔽在租界一位朋友家里。
“晓庄师范学校校长也给俺们写下了一首首通俗易懂的歌。”从南京四周到近郊的乡村地带，农民们唱起了由他的诗谱写的歌曲，尤其使人感到亲切的是《锄头舞歌》。
（一）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绮呀海，雅荷海。
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雅荷海，绮呀海。
（二）
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
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绮呀海，雅荷海。
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雅荷海，绮呀海。
（三）
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呀！
唤醒锄头来革命呀！
绮呀海，雅荷海。
唤醒锄头来革命呀！
雅荷海，绮呀海。
（四）
革命的成功靠锄头呀！
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绮呀海，雅荷海。
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雅荷海，绮呀海。[44]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的诗逐渐体现了“民族危机”的意识。他的视野由农民扩大到城市的工人，他原本是一个想把农村变为乐园的乐天派，这时，其苦衷逐渐加深了。1927年写的《锄头舞歌》，到1932年又增写了下面新的一节。
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
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绮呀海，雅荷海。
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雅荷海，绮呀海。[45]
新中国从事陶行知思想的研究者，以这首改作的《新锄头舞歌》为例，认为它反映了行知从晓庄师范时代的农民至上，以农民为中心的思想，前进了一步。研究者们认为陶行知“对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有了初步认识”。从“锄头与机器的联合”这句中可以看到工农联盟思想的萌芽。
（三）培养与牺牲
陶行知办的师范教育，以重视劳动为主要内容。比之于文化、科学的系统学习，晓庄师范更重视“从实际生活中学习”。在陶校长心里，他希望学生“从实际生活中学习”，就是要学生投身于农民的生活和生产中，向农民学习，这个学校没有刻板的教育计划，而着重强调学生以实践为主体，因而对课堂里的讲义、授课、教师指导等方面考虑欠妥。这是地道的、奔放不羁的经验主义教育实验。
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界，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讨论时，有位评论者这样自问道：
“——尽管如此，晓庄师范能培养众多的革命干部，这是为什么？”
答曰：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与当时蒋介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务’教育相对立的。在蒋政权统治下的学校里，没有思想自由；而在陶行知开办的学校里，却有学术研究、探求真理、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于是，晓庄的自由天地便培养出优秀的革命青年。陶校长培养学生的计划影响自不必说，同时学生又受到了党的思想影响，学生自身的探索、相互帮助，就是这些结合起来的结果。”[46]
今天，在原晓庄师范的遗址上，江苏省晓庄师范学校担负起培养有志于教育事业的青年的重任。在这块土地上还建有“陶行知先生纪念馆”和“校史馆”。
“校史馆”中展示了“校史简介”，即晓庄师范学校的简历。它表彰了在1930年春牺牲的年轻革命家。这的确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现将全文介绍如下：
本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是我们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1927年创建的，原名为“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建校初期，仅有很少的几间茅屋和13名学生，后逐渐扩大，开设了识字学堂、幼稚园以及小学，教育农民的子弟。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后，我校学生在驻扎燕子矶的北伐军连队政治指导员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捉拿土豪劣绅，举行过示威游行。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我们的党在校内建立了地下组织和党支部，刘季平、石俊二同志先后任书记，组织全校的教职员、学生进行英勇的斗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以及反帝反封建自由同盟支部。学生们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南京市内外广泛开展革命活动。
在郊外，我校学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晓庄剧社”“中心茶园”等活动，向农民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团结革命力量；同时，把从和平门至燕子矶一带有步枪的农民们编为“联村自卫团”，支持他们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市内，我校学生有组织地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在鼓楼、夫子庙等街头宣传革命，并积极声援下关和记洋行的工人为抗议英国、日本军舰的侵略而进行的罢工，与江西省红军反“围剿”斗争遥相呼应。党支部让姚爱兰、袁咨桐组织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栖霞山旅行，叶刚同志勇敢地在反动派的军队内部进行策反工作。
我校教职员、学生的英勇斗争，动摇了反动派的首都——南京的统治，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敌视。为此，我校在1930年遭到了反动派的强行封闭，逮捕了30多名教职员和学生。党的优秀儿女——石俊、叶刚、姚爱兰、袁咨桐等11人[47]为了革命的事业，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他们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在刑场上他们怒斥国民党反动派，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给我校校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四、古庙学堂与“新村”
（一）敲钟人的故事
陶行知在上海租界时，给予其生活照顾的，是民族资本家史量才。史量才早年就创办日报——《申报》，对权势者摆开不受妥协的笔阵，是一位很有骨气的知名人士。自1931年春，陶行知在他的支持下，试办旨在以平易读物的形式向大众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通信教育——“自然学园”。同时，用不同的笔名撰写评论时局的短文，投稿于《申报》“自由谈”专栏。这个“自由谈”里，同时期内也有鲁迅执笔的文章。鲁迅在许多笔名的掩蔽下，发表了一些独特的“杂文”，讽刺时弊，揭露国民党的卖国与腐败。
行知在1931年写的《大扫除》一诗的绪言里说：“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向《自由谈》投稿？’我说：‘我就是爱它那自由二字’。我见了《自由谈》，便联想到儿童的自由、妇女的自由、被压迫民众的自由、世界弱小民族的自由。我在这里要开自由之炮，破奴隶之城，缴奴隶主之械，解放奴隶之镣，不使人间再有奴隶，人人成为自由人。”[48]
与一贯辛辣，好似“匕首”的鲁迅的杂文相比较，总感觉到行知的评论，时而似寒峭的秋霜，时而又充满诙谐，犹如春风。他在这个时候的写作活动，不同于其他时期。此时他写了连载小说，在《申报》副刊上连续登载78回，其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小说的题目是《古庙敲钟录》，写的是某座古庙里敲钟人的故事。
事件一直没有平息，在被通缉的日子里，陶行知无奈只好停止公开的实践活动。在这些日子里他有兴致把往事的感怀用“讲故事”的形式寄托于笔端。这样一来，作者的观念倒可以相当坦率、雄辩地得到阐明。
这里要一字不漏地翻译全文当然并不可能。虽说小说反映了作者的观念，不过我认为那是在一种独特的气氛中，表白作者的内心情感。
试看这本“小说”的梗概[49]：
《古庙敲钟录》是一位敲钟工人随手所写的笔记，并不是一部有系统的著作……您可以说这是他的自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的生活史。
敲钟的钟儿，要照料和尚的生活。有一天，和尚与村里的年轻寡妇通奸，被村民们发现。和尚意外地被赶出了佛殿。于是，钟儿就考虑召开一次村民大会，商讨在佛殿里开办学堂，在镇上招聘先生。
各家代表拥挤地来到大殿上。代表是色色俱全。家人最多，大致是中农阶层，好像没有贫农，还有吸鸦片的老板。他们就菩萨而言，发生了议论，在佛殿里办学，用一位老太太的话来说，就是：“烧香的时候可以看见孙儿念书，可谓一带两便。”于是，决定让菩萨依旧不动，在佛殿里开办学堂。
从镇上招聘来的先生，对钟儿说了他准备在古庙学堂和这个小村庄里实践他的教育思想。那是一个“摘下社会和学校的篱笆，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的学堂；是一种“奉万物作宗师”的教育。先生为了进一步防止周围的土匪，保卫学校和村庄的安全，把以古庙学堂为首的全体村民武装起来，组织了自卫队。
朱先生论述：“你看看小孩被土匪撕票，东三省被日本占据，弱小民族被人压迫，凡是以社会为学校，奉小孩为上帝的人决不能袖手旁观。如果要教育，必定是最先培养保护小孩、国土与打倒强权的威力。”钟儿问道：“现在国家已到生死存亡关头，中华民族除军事之外，还应该受什么训练才能起死回生转危为安？”朱先生说：“教育是在与国难赛跑。依我看来，中华民族应该同时受六大训练才能渡过难关。这六大训练是：
①普遍的军事训练，使人人成为保国的健儿；
②普遍的生产训练，使人人成为造富的工人；
③普遍的科学训练，使人人能在劳力上劳心；
④普遍的识字训练，使人人获得传达思想的符号；
⑤普遍的民权训练，使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人；
⑥普遍的生育训练，使人人到了生育的年龄可以生得少生得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
钟儿又说：“少生，国力不就减少了吗？”
朱先生看到招致中国农村临近崩溃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人口过剩。为此，首先必须节制生育，而且对于既成的事实，解决人口过剩的方法，就是充实军队。因而，他认为军队应转化为生产集团和地区社会自卫集团。南京政府从军事费中拨出一部分经费来经办这个新集团，正是朱先生的希望。他说，把这个集团称之为“工学团”吧。古庙学堂已经打破了“传统学校”的框框，孩子和村民，学习和劳动，还有自卫武装的集团，这就是古庙工学团。
朱先生强调：“如果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那么中华民国会变成何等庄严的一个国家呀！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
村民们高呼：到东北去！把东北拿回来！不久，地区自卫武装组织决定派遣东北义勇军。
这篇连载读物后来印成单行本（我手上保存的是战后的新版。上海新儿童书店，1951年3月第4版）时，声称是“教育小说”。称之为“教育小说”，确有其独特的风格。
在小说里，作者以晓庄师范时代的经验为基础，以作者化身出现的朱先生，在阐述教育论时，展现了作者的思想蓝图。可是，就在连续登载的过程中，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在史量才等人的资助下，继晓庄之后创办的学校，是1932年10月建立在上海郊外的生产学团，陶行知把它命名为“山海工学团”。 工学团的地点因为是在上海市近郊大场附近与宝山县接壤的地方，所以取名为“山海”。不称学校而定名为工学团，这是《古庙敲钟录》里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具体反映。
关于工学团，陶行知写过一些文章，并以各种方式加以说明。这就是：“用众人的工作养活众人的生命；用众人的科学明了众人的生命；用众人的团结力量保护众人的生命。”
“工学团”是工作（活动）的工，科学的学，团结的团，这是工学团的宗旨。它的现实形态是打破了小型学校、小型工厂（农厂）、小地区社会，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学园。在东西约十公里，南北约五公里的地区，以所有的农家作为教室兼工厂，一年后就建起九个儿童工学团，小学生约为300名。陶行知还为青壮年先后办起养鱼工学团、棉花工学团、织布工学团及妇女工学团。儿童工学团原则上是每天组织4-5小时的上课和2-3小时的劳动，孩子们的劳动分为木工组、藤工组、饲料组。
1932年9月，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发起并组织保护人权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0年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报请要求逮捕的“反动文人”鲁迅，1933年1月经蔡元培推荐，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选为执行委员。与此同时，被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陶行知与鲁迅先后投入了新的战斗。
（二）经验与空想
从晓庄师范，《古庙敲钟录》，到山海工学团。
把实践——构思——实践揉在一起，试图在一定地区实现理想社会，这是一种牧歌式乐天的、空想的方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陶行知把农民的甘苦作为自己的甘苦。正因为这点，他认为只有把这种甘苦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担负起来，生活才有意义。这种自觉的，赎罪似的心情强烈地影响着他。他去世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论家认为：
“陶对农村社会，以及农民问题缺乏阶级分析。他不主张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改革，提倡阶级调和的生活教育。直到最后，还是没能打消他那‘新村’的幻想。”[50]
这的确击中了他思想的一面。
读《古庙敲钟录》，朱先生那滔滔不绝的议论章节，令人折服。还有，那充满乡土气息的古庙学堂和小乡村，很有点奇异的魅力。虽然不能完全称它为“桃花源”，但的确是“新村”的幻想，却又比“新村”更富有泥土味。
陶行知直到最后也没有丝毫放弃过的“新村”思想，在1921年至1922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广泛地吸引了后来先后成为共产党员的知识青年。无独有偶，日本的武者小路[51]及有岛武郎[52]也有这种思想。关于他们的实验，“五四”前后周作人已有介绍（《新青年》1919年3月号，1920年1月号）。澎湃在日本留学时倾倒于有岛武郎，他归国后，于1922年秋，把广东省海丰他父母遗留下来的土地分给了农民，这也许就是他认真学习和实践那年夏季北海道羊蹄山麓的“有岛共产农场”（真实的名称是“共生农园”）的先例吧！
1937年，尼穆·威尔斯在从中共党员那里听来的谈话的记录中（《红尘》日文版上卷），收有当时的许多回忆，饶有兴味。例如，
1921年在武汉的董必武说：
“在目前的武汉，思想上空想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激进青年们，对‘新村’的建设运动很关心，这个运动的中心是中华大学，领导人是恽代英。那些‘新村’建设派起初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可是不久就开始讨论起马克思主义来了，随后大部分加入了共产党。”
与陶知行出生于同一家乡的徐梦秋，在谈到当时的安徽情况时说：
“我们为了拟定重建中国乡村生活的方案，以20名学生组织起来读书会。想以这个小组去实验‘新村’运动，像傅立叶[53]或欧文[54]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一样。于是，我和一位学友两人开始读《响导》《新青年》《先驱》等杂志。到了1923年，我的想法由于受这些杂志的影响而改变了，于是准备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遭到“新村”主义读书会成员的反对。”
无政府主义者，乃至被乌托邦思想迷惑的人，还有不久就把他们的信仰抛弃了的人，或者一开始就以自己的看法持批判观点来看待‘新村’的人，还有包含这些形形色色的曲折因素的白桦派[55]的人道主义者等，给予不断觉醒的中国青年的影响一定不小。如作一个图解式的说明，那就是先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洗礼，并在一段时期内热衷于它，但很快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青年们，终于成为革命“前卫”思想的一支重要力量。可陶行知在经办学校和政治活动过程中，虽然直接、间接地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但“新村”思想始终从未从他心中消失。
据说徐梦秋是1901年出生于陶行知家乡——安徽歙县的一户世代地主、书香之家。[56]1914年进入他叔父执教的私立学校读书，在3年的学习期间与叔父的交往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二叔父死得早，家里也贫穷了，他全家和这位叔父家的关系很好。可是，他另二位叔父很有钱，却一次也没有帮助过他们。徐的父亲很希望他作一名教师，但是他说：
“我老早就知道，财产这个东西，只能在同阶级里接济朋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贫苦人，所以同情贫苦人。我很清楚，作一名教师没多大出息，因为能雇佣我的，只是有钱人，我对贫苦人是没多大帮助的。”
出生于安徽省歙县的这两位人物，一位是寄希望于儿童的创造性及对农民的献身，简单地说就是始终满怀对人类的乐观，在反动政权下当了一辈子教师的陶行知；另一位年少的，是掌握了以拥有财产的多寡来衡量人们的这一智慧，总结出“作一名教师没有多大出息”的教训，从而投身于革命阵营的徐梦秋。这里，不仅只是坚持“新村”思想与摆脱这种思想的问题，先后出生的同乡人以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和认识为基础，在选择终身职业的这个问题上，一个作了“人民教师”，一个直接投身于革命。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三）“小先生”的诞生
在山海工学团中，同陶行知的名字一道为众人所知的活动，就是提倡“小先生”制。儿童不仅能教儿童，还能教大人。陶行知拿出不少“无法动摇的论据”，在工学团周围区域开展了“小先生”运动。不用说，其做法的基础是期望、确信儿童的创造性，但也是在缺少教员、在军费吃掉文教费，学校面对文盲、贫困这堵墙的包围这些困难处境下，迫不得已提出来的一种教育普及方法。
山海工学团在1934年1月28日召开了“小先生总动员大会”。让我们从1935年初陶行知的著作中，抽出一部分来看看。
“我们开始提倡平民教育的时候，家母是57岁。她当时就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平民千字课》。舍妹和我都忙于推广工作，没有空闲教她。那时小桃才6岁，读完第1册，我们就请他作小先生，教祖母读书。这大胆的尝试是成功了。
祖孙二人一面玩一面读，兴高采烈，一个月就把第2册读完了。读了16天，我依据《千字课》上的生字写了一封信，从张家口寄给家母，她口读起来，耳朵便听懂了。
今年回想这事很有意义，便在当年所拍的祖孙读书图上，题了八首诗如下：
（一）
吾母五十七，发奋读书籍，
十年到于今，工学无虚日。
（二）
小桃方六岁，略识的和之，
不曾进师范，已会为人师。
（三）
祖母做学生，孙儿做先生。
天翻地复了，不复辨师生。
（四）
三桃凑热闹，两眼呆望着，
望得很高兴，祖孙竟同学。
（五）
上课十六天，儿子来一信，
老人看得懂，欢乐宁有尽。
（六）
匆匆六个月，毕业无文凭，
日新又日新，苦口作新民。
（七）
发病前一夜，母对高妈说：
你比我年青，求学心要决。
（八）
子孙须牢记；即知即传人！
若作守知奴，不是陶家人。[57]
“小先生之怀胎是在11年前。难产啊！到了1934年1月才出世。奇怪得很，他一出生便是一个英勇的战士。”[58]
“南京晓庄佘儿岗的农人自己办了一个农村小学。这个小学里面的校长、教师、工人都是小孩自己担任。因为他们是自己教自己，所以又称为‘自动学校’。
这是我为他们写的一幅小照：
有个学校真奇怪，
小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
先生不在学如在。”[59]
“有些教育官主张普及教育要靠师范生，办师范学校要靠官办。好，我们只须看一看19年度（1930年）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数就知道这些教育官是在做梦。 ……还有那2万万的失学成人怎么办？ ……
我们要冲破这个难关，必先对教师的观念起一个根本的改变。师范生乃至整个知识阶级不是教师唯一的源泉。小孩子最好的先生是前进的小孩。大众最好的先生是前进的大众，知识分子的使命在帮助前进的孩子和前进的大众取得现代知识以同化他们的伙伴。”[60]
“男先生能解决女子教育问题吗？二三十岁的男先生教几位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能顺利的进行吗？过不得几天，意外的事情会教你干不下去。谣言闲话就会从几十里外的婆家飞来。未婚夫会约几个顽皮的青年装鬼在路上吓得小姑娘们不敢来上学。 ……
女先生下乡有三怕：怕蛇，怕鬼，怕贼。要来，是三个两个一起来。破产的农村，那里请得起！一个男校长请一个女教员也要引人说闲话。最好、最经济的是夫妻学校。但是好的东西偏偏少。
经过七八年的提倡，还是寥寥无几。
女先生也是难以解决女子教育问题，要想攻破娘子关，还要把小将军请来。 ……在小先生面前，失学的女子是一点也不害羞，有什么不懂都大胆地问。小先生连新娘房里都得钻进去上一课。”[61]
江苏淮安有个新安小学，这里指导孩子们的是晓庄师范的毕业生，以及直接或间接拜陶行知为师的青年教育家。1934年秋，有7个小学生组织了一个“新安儿童旅行团”，跑到上海来。陶行知应该校校长汪达之的要求，写了这样一首诗：
一群小光棍，（原注：汪校长来信给他们的绰号）
数数是七根。
小的十二岁，
大的未结婚。（乡间十六七岁就结婚）
没有父母带，
先生也不在。
谁说小孩小？
划分新时代！[62]
1935年秋，这些孩子在淮安——上海旅行经验的基础上，准备在广大的地区内做宣传抗日救国的旅行。成员17人在汪校长的率领下，于当年10月10日从淮安出发。当时，南京政府以“读书救国”的口号要大学生守本分。对这次儿童们的行动，也用同样的方式，要他们不要旅行，回到教室里去，对这个旅行计划表露出极端厌恶。而陶行知的弟子们强调“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口号，决不让步。根据一位名叫哈华的作家写的报道《新安旅行团》（1950年3月天津知识书店发行），得知旅行团虽受到南京政府在各地机关的阻碍与干涉，仍旧继续旅行。到1938年秋武汉会战前夕的大约3年中，他们的足迹遍及了16个省市。
旅行团的孩子们，把蒙古的牧歌改编为抗日战歌，教给蒙古人民。
同胞们，
你们的牛羊健壮吗？
日本鬼子已攻占了伊盟，
知道吗？同胞！
那帮家伙横行霸道，
南方的同胞已起来抵抗，
快来吧！我们也要站起来，
抵抗就是胜利。
同胞们，
跨上你的骏马，
快奔向抗日的战场……
晓庄师范时期，学生们成立过“晓庄剧社”，他们把歌、剧和舞作为教育农民的一种武器。陶校长又写脚本又当演员。受陶行知影响的儿童、青少年小组在自己组织的活动中，经常有效地利用这种艺术教育。1938年秋来到武汉的，除新安旅行团外，还有专业儿童剧团。国民党官吏视此为累赘。
此外，晓庄时期以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为中心成立过“乡村教育先锋团”，讨论、研究教育问题。在山海工学团建立的前后，又以该团体为基础，组成“生活教育社”，开始发行杂志《生活教育》（半月刊）。
陶行知自1936年夏去海外旅行，到1938年秋回到武汉，又经过桂林到达重庆（详后）。
在郭沫若写的抗日战争初期的回忆录《洪波曲》（日译《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可以窥见当时的部分情况：
“儿童剧团的孩子们，在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他们化整为零地带着难民的孩子逃了出来。他们逃到武汉时，我正在长沙。他们先分别向市政府、市党部和什么抗敌后援委员会等请求收编，但那些党老爷们、官老爷们却要解散他们，把他们分到各处的难童收容所里面去，这，他们是死不愿意的。正当危机存亡的时候，我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来找我商量。这是义不容辞的。
“……他们始终是自己管理自己，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丝毫也不肯懈怠。然而，他们逐步受着限制、迫害、隔离、摧残，而终被解散了。
“……十二月到达桂林那时陶行知也在桂林，他召开过一次小朋友的大会，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社’的年会吧。他曾邀请我去演讲，我说过：‘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有了改变了，并不是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这一转机，就是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给予我的。”[63]
行知号召农民从蒙蔽自己眼光的迷信中解脱出来，砸碎束缚他们生活的旧风俗。这里举一首当时山海工学团的诗。诗前有一段“序”。
农村破产无日，破于帝国主义，破于贪官污吏，破于苛捐杂税，破于鸦片烟，破于婚丧不易。
秋平、曼雯二人化3元大洋结婚，曾给农友以有力的感动。我曾作歌数首，宣扬这空前的美事。
前日小先生沈某某的叔父去世，驮债治丧，几致倾家**产。沈禹生团长与我谈及此事，乃知治丧新法之提倡，不容再缓，特托王振乾君为我创造5元的寿材一具，陈列在山海工学团，志在唤起农友之觉悟。我写这首歌的宗旨，也只是要宣扬养生重于送死的要义。
来也**裸，去也**裸；
自由复自在，不想求什么！
我虽不怕死，只怕出孝子；
孝子厚葬我，全家要饿死。
寿材已做成，不管好和歹；
谁比我早死，可以先来买。
要想活得好，便须死得对。
如果死要脸，难免活受罪。[64]
五、两个生活教育
（一）东京池袋地区的“儿童之村”
被迫离开晓庄的陶行知，暂时隐居在上海租界，不久便流亡日本。过了一段时间又潜回上海，仍蔽居租界，一面继续从事通信教育——“自然学园”的工作，以及为《申报》撰稿，一面进行山海工学团的筹备。
陶行知流亡日本，大约是1930年四五月至年底的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他在日本的活动，他自己固不用说，别人也没有任何评论他的文章。如后所述，他的长子陶宏在回忆录中提过“父亲似乎从日本给我邮过什么书”。
1930年下半年，日本教育界掀起了无产阶级教育运动的**，同年8月开办新兴教育研究所，9月创刊杂志《新兴教育》。我至今也未见过陶行知与这个教育运动的推进者们有任何交往的资料。
日本教育运动与陶行知教育运动间的交往，是在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以后，以间接方式开始的。
日本的新兴教育运动标榜激进的意识形态，此运动遭到镇压后，随之组织起反对军国主义，更符合日本现实的教育，这就是生活缀方运动。这个运动囊括了许多团体，其中一个团体的目标比生活缀方运动更广泛、更彻底，他们主张具体实践生活教育，于是先后来到东京池袋地区的“儿童之村”小学执教。这个小学创建于1924年（大正13年），早就是自由主义教育的中心。
试看池袋“儿童之村”小学的活动家们是怎样同陶行知间接联系的吧。
——昭和9年（1934年）的4月10日，陶行知的学生叶维奏等一行中国人来到“儿童之村”小学访问。他们谈到，被蒋介石追捕的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译者注：原文如此。据史料考证，该事实有误）陶行知，在上海用即学即教的方法教流浪儿识字，一边抵抗着蒋介石的迫害，一边在文盲之国的中国开展识字运动。这番话使我们深受感动，后来我与上海之间也互通书信。在陶行知主办的杂志上，登载过几篇介绍东京“儿童之村”小学的报道。他们还给“生活学校的诸同志”寄来了陶行知著《生活教育论集》和两本童谣集。……不管怎样，通过深为关心中国民间教育运动的牧泽君和我，连“生活学校”也受到陶行知的影响，这是非常有趣的。[65]
“儿童之村”小学的同人，从1935年1月起发行了杂志《生活学校》，编辑是户冢廉。这儿的牧泽君就是同仁之一的牧泽伊平（已故）。牧泽用笔名岸本辰三，在昭和10年（1935）1月1日的《生活学校》创刊号上，介绍过陶行知和山海工学团。文章的题目是：《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世界新教育运动的动向（一）》。他还根据陶行知及其小组“生活教育社”的机关杂志《生活教育》上的报道和照片，自己又用照片的形式介绍过“小先生”活动。现抄录照片的说明如下（照片空缺）。
陶行知先生自辞去北京大学教授[66]之后，不久便在中国南方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但是，当时的政府对它进行了残酷迫害，乃至强行封闭，这是8年前的事。当时立志于中国普及教育的人们，听到这一“令人痛惜”的消息，没有一个不呐喊的。
晓庄师范是什么？确切地说，就是拥有一幢校舍的教育场地，这就是学校。因此，不管它教育管理的组织如何，倘若失去作为中心的这幢校舍，也就必然会动摇这个管理中心。于是陶先生后来创建了没有校舍，教师有充分自由，而教育不会间断的学校，这就是“工学团”。这种被称为“工学团”的教育组织正以今日之上海为中心蓬勃发展起来。
在国家经费极少，国民读书机会难得，经济力量不足的中国，陶行知所创建的“工学团”这种教育组织，是再好不过的了。那么，这种“工学团”是什么样的教育组织呢？下面我根据工学团发行的机关杂志《生活教育》的画报，对它的概貌作了一个生动形象的介绍。
小先生的工作
所谓小先生就是年幼的老师。孩子们在工学团团员的帮助下，在田野的隅角，寺院的屋檐下，路旁的游玩处学习。学会了一个字，就应该成为一个字的先生。为什么？因为学会了一个字，就可以教给不识该字的朋友。于是，孩子们就成了小先生，所以小先生是应该培养的。今天识一个字的小先生，明天就会进步为识两个字的更好的小先生。这好比是新生婴儿在不断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学会一两句话，过三四年就会说大人话，直到生活感到方便为止一样。就是说，通过生活而又为了生活去接受教育。
小先生渐渐掌握了更多文字，成为能写会道的生活者后，就不仅仅是对朋友，即使对家里的母亲，邻居的叔叔，都可以作他们堂堂的先生。
①夏家宅的小先生
上海夏家宅的小先生李翠贞给她母亲念刚收到的信，并教她识字，讲解信中提到的要办的事。
②沈家楼的小先生
沈家楼也是上海的地名。位于右边[67]的沈增善小先生，今晚要带他的奶奶去看电影，就把预先买来的入场券给奶奶看，向她解释入场券的意思和入场注意事项。
小先生即知即传
小先生即使只认得一个字，只懂得一件事，也是先生，即使不能圆满地回答所有问题，也没关系。谁懂，谁就是先生。另外，把现在学会了的东西，立刻应用于自己的生活或教给他人，这不仅是知识的有效发挥，而且还非常有趣。特别是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项超有趣味和必要的义务。这不就是工学团最可贵之处吗？把知道的东西无保留地交给他人；学懂了马上就教，小先生必定是即知即传的人。
①右边最小的孩子是陶小桃[68]小先生。他是工学团的创始人、总指挥官，是原北京大学教授[69]，早先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小桃小先生早在十年前就教当时已57岁的奶奶，即陶行知先生的母亲学习文化。到现在，这位老奶奶在这爱孙小先生的帮助下，终于能毫不费力地读书了。工学团的活动得到了何等确切的证明！
②宝山县陈家宅的小先生，正利用奶奶工间休息的时候，在阳光明媚的仓库，今天又在教她什么。
③这是沈家楼的小先生们——沈庆甫、沈锡庄、赵金保和沈品仙4人小组，利用街头巷尾人多的地方，进行综合教学。
④沈家楼的小先生沈菊仙，把在树下乘凉的孩子、保姆、老奶奶召集在一块，正在开一个有趣的读书会。右端站着看的，就是沈菊仙小先生。
⑤沈家楼的沈正和、沈菊仙和沈正甫小先生拿着书，正在一帮一。
⑥红庙的蔡国平和蔡世根小先生，在古庙的前院摆上一个大桌子，正在这里研究着教科书的问题。
乡村教育片断
中华民国的乡村教育各式各样。与都市相比，农村的文化程度落后，这是中国的一大弊端。工学团决非只停留在上海市一个地方，培养小先生的温床从上海市郊迅速发展到农村。据说，今天的江西省尤其显示了这种发展的好势头。不，在中国，无论是陆地，或是水上，到处都是学校和课堂。
①乡村是一个何等宽广的课堂！这个明亮而宽广的教室，无论有多少小先生都能容纳。但是，比起都市来生活条件很差，却能造就掌握了一个字就决不丢掉的这种诚恳踏实的小先生。乡村比都市的文盲多，但求知欲却在都市人之上。
②小运动员。把村里一直以游晃为生活内容的孩子们聚集起来，然后对这种游晃生活作必要的生活指导，把孩子们从原始的游玩者培养成有文化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③小农夫。不拘形式地聚集在嫩绿、柔软的草地上，这些小农夫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讲故事，做游戏，学唱歌，谈体会，什么都干。
④擦桌子。小先生既是工作的指导者，又是卫生的宣传者。劳动和健康，这是生活的基础。
⑤红庙的屋檐下，劳累了一天的工学团团员们聚在一起。
在这里召开教师会，随后是汇报今天的工作和布置明天的任务。
结束语
如上所述，工学团的教育活动最能体现生活性。没有校舍的教育不是给只能依靠校舍的教育敲起了某种警钟吗？
附在这篇文章后的“记者的话”（编辑：户冢廉）这样说道：
“世界新教育运动的一项，的确是应该登载介绍世界新教育联盟及其加盟各国的生气勃勃的活动。从正在编辑中的岸本先生处我看到了4月份参观儿童之村的中国新教育运动家们主办的杂志，了解到在某些文明国家，该运动的出发点是观念性的、理想主义的、精神至上的。与此相比，中国的运动实质，是从全体国民生活的整体需要出发的，是炽热的。我随即求岸本先生要了那篇稿件[70]。真希望看看在中国这样特殊的、遭人**的国家里，先知先觉者是怎样活动的。“
（二）与“工学团”同感
通过《生活学校》创刊号，陶行知与小先生的活动才首次广泛地介绍给日本的教师。生活缀方运动的成员，国分一太郎[71]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主要是为识字运动而开展的‘小先生制’，在缺少文化的乡村，通过孩子对大人的启蒙这件事经我认真考虑后，终于明白了这一道理。因此，昭和14年（1939年）我去广东时，巡视了市内的旧书店，专门寻找陶先生和他的学生著的书；去广东的乡村学校时，也曾大量地收集过有关陶先生的资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了，有了，简直高兴极了。于是在拙著《战地的孩子》（昭和15年）中写入了‘小先生’的事情，在杂志《教室》（原名《教育·国语教育》）上也介绍了陶先生。从陶先生领导建立的中国儿童文化协会编的《今日之儿童》一书中，摘录了中国儿童文化分类，在昭和15年（1940年）发行的，西村书店出版的《儿童文化》上作了报导。就这样，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和他广泛而丰富的实践，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在内地早就在深入思考我们感到棘手的问题，并付诸实践，这使我十分惊叹。”[72]
昭和9年（1934年）4月，一个自称陶行知的学生，名叫叶维奏的人，参观了儿童之村的小学。人们对他不甚了解。当时来了许多留学生，叶维奏好像也是留学生，到底是“中华民国”的留学生还是“伪满”的留学生，搞不清楚。听了这位中国来访者的一席话，户冢、牧泽两先生对陶行知的经历记录了一个大概。以前说是北京大学教授，又说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均有误。总之，由于这位来访者的一席话，使儿童之村小学里的人，对上海工学团的活动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关心，池袋与上海开始了交流。据说不久，在上海生活教育社的同人杂志《生活教育》上，介绍了儿童之村小学的活动。户冢先生说，当时从上海寄往池袋，同这里的《生活学校》编辑部交换的刊物，由同人中对中国问题最为热心的牧泽先生负责加以汇集，但由于《生活学校》的有关人员遭到镇压，牧泽先生去世等原因，使这些资料差不多全部丢失了。
日本军国主义以伪满和华北傀儡“自治”为立脚点，准备全面入侵中国的时候，日本的生活教育运动和中国的教育运动之间连通着交流的渠道，这倒是一种机缘。所以，日本的部分教师知道陶行知的名字。
载有牧泽先生文章和“记者的对话”的同页上，有一栏目名为“儿童之村——孩子们的小品”（执笔：松村元）的“插话”，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满洲国[73]的孩子
“我一到上海，就看见中国人不管在电车里或路上，满不在乎地随地吐痰。”
“先生，您错了。不对，不是那样的。”满洲国[74]的光明君，生气地加以否认。
“北方我不知道，然而南方可脏呀！”我马上又说。
“哈尔滨不是那样，北平也不是那样，奉天[75]稍有一点。”
这在孩子的心里，回**起了对祖国的爱恋之情吧！中国的军阀不进行抗日战争，就连天真而稚气的孩子，也都沉默了。[76]
晓庄师范学校遭到镇压后，被迫解散了。既然管理中心在校舍，学校一被封闭，教育机能也就完全消失了。然而，工学团这样的学校却没有专门修建校舍，而是在农家、木工场等，凡是孩子能够进行活动的地方，就是教育的场所。同时，孩子是孩子的先生，这自不必说，也还是大人的先生。学校是“没有校舍的学校”，“教师有充分自由的学校”。这样，无论是从上面或从外界受到干扰，也是“教育不会间断的学校”，即便受到压制，教育的机能也会在各分散处不断地继续下去。工学团并不注重学校的设施、设备和在这个范围内对孩子们的纪律约束，而是主张实际的生活能使孩子们自己通过生活，而又为了生活去接受教育，这才是根本的目的。陶行知“发明”的工学团这种形式，无疑是给予在反动政治下去实践生活教育的一种鼓励与规劝。——在牧泽先生的文章里，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和其实践流露出强烈的同感。
由于日本法西斯的镇压和财政困难，池袋“儿童之村”小学在1936年被迫解散了。同人杂志《生活学校》勉强维持发行到1938年8月，终于在强化的管制和压迫下停刊了。
日本全面战争的前夜，东京池袋与上海郊外之间一度架起了往来的桥梁，我准备把它的过程写进“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中。
（三）包含“生活”意义的工作
1932年10月，山海工学团创办的前后，陶行知组织起生活教育社，创办了杂志《生活教育》（半月刊）。该杂志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书店负责人邹韬奋。
陶行知自晓庄师范时代开始，就主张推到隔离学校和社会之墙，把生活本身作为教育的现场，以自然、社会现象为教材。生活教育是在当时晓庄师范以陶为中心组织的研讨教育问题小组和乡村教育先锋团的基础上结成的。另一方面，邹韬奋自1925年以来，把一直拥有众多读者的《生活》周刊作为基础，于1932年开办了生活书店。从此，这个书店便担负起《生活教育》发行的重任。
《生活》周刊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刊物。社长黄炎培，就是在1914年，当23岁的陶行知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时，作为江苏省教育局长出席毕业典礼的人物黄曾受过日本手岛精一工业教育的影响，1917年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新教育、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行者。教育社发行了杂志《职业教育》（月刊）。全国都市、乡村的青年读者，对该杂志每月出版一次不大满意，加以杂志的学术性较强，为此，担任编辑的邹韬奋打算另出一种周刊，每星期日发行。于是，邹韬奋在1925年创刊了《生活》周刊。《生活》周刊不仅征集国内著名文人的稿件，而且还刊载“国外特约”通讯。最早被邀撰稿的，是一位旅居日本叫徐文玉的妇女和旅居美国的社会活动家李公朴。该杂志的特点，是大量登载读者来信和编者对来信的答复。发行量从1925年创刊时的2000份，3年间猛增到4万份。1929年8月份，进入30年代后，又从12万份猛增到15万份。而且，当时在美国给这个周刊撰稿的李公朴，后来成为陶行知教育事业的帮助者。
《生活》周刊，本来是职业教育运动团体的机关杂志。其任务是：向全国读者介绍有关职业的指导和提供信息。但是，到了南京蒋介石政权成立，和他推行反共政策，对苏区多次进行军事扫**时期，城市、乡村便出现大量“失学”青年。他们在《生活》周刊上，大肆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向社会提出疑问。“九一八”事变以后，邹韬奋逐渐把实现民主和抗日作为宗旨，愤怒抨击蒋介石对日妥协。这难免不表现在他答读者问的字里行间。广大读者以此刊为政治教育的活教材，培养自己对时局的认识。以失学而又无固定职业的青年为中心，在“读者与编辑”一栏里，相互不断交流思想。周刊以15万份的发行量创造了中国新闻事业界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1933年1月，邹韬奋和鲁迅一起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6月，该盟副会长、国民党员杨铨[77]遭国民党暗杀。在举行杨铨的葬礼时，对准备前去参加的鲁迅，有人劝告他很危险，最好不去。然而，鲁迅还是不顾一切参加了葬礼。据说他出门时，连自己家里的钥匙都没有带。6月下旬，邹韬奋去海外旅行。12月《生活》周刊被迫停刊。
邹韬奋在欧洲各国过着流亡生活。1934年夏，去莫斯科访问了4个星期。1935年考察美国各地，同年8月下旬回国。《生活》周刊停刊以后，到1934年改换发行《新生》周刊（编辑：杜重远），保持了每期10万份的发行量。然而，在1935年5月4日发行的《新生》周刊（第2卷 第15期）上，登载的随笔《闲话皇帝》，招惹出“笔祸”，当事者被捕，《新生》周刊被封。原因是监督违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即所谓“敦睦邦交”令言论的当局，认为不该登载侮辱日本天皇的文章。邹韬奋归国后，继《新生》周刊，11月又编辑发行了周刊《大众生活》。
1935年底，救国会运动达到**时，《大众生活》发行量最高达到每期20万份。1936年2月《大众生活》被封。同年6月易地香港发行《生活日报》。《生活日报》的“副刊”——《生活星期刊》（“副刊”主要登载一些色彩较浓的特写记事）独立出版。8月，上海发行《生活星期刊》。
1932年底开始由生活教育社编辑出版的杂志《生活教育》，现在看来1933年全年的《生活》周刊，以及从1935年秋到1936年的《大众生活》周刊均是由生活书店发行的。
杂志《生活教育》赠送给池袋儿童之村小学，是1934到1935年这个时期。生活教育社同人内部，在这本杂志上开展了“生活教育”的争论。我还未将该杂志弄到手，就在收集该杂志文章的《生活教育论集》（1937年4月生活书店发行）上，了解到该杂志上所讨论的内容。这场讨论是由同人对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批评引起的。问题提出者满力涛，是刘季平的笔名。刘季平就是在前面介绍晓庄师范“校史简介”提及的那位中共党员。
批评里承认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生活教育理论，是蒋政权统治下的青年和大众所要求的教育。但是，把社会当作学校，通过生活本身接受教育的生活教育，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还缺乏具体途径。为此，批评者指出了陶的理论的“空想性”，要求生活教育的“科学化”。
陶行知与杜威理论之争——就是把“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翻了一个筋斗，提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他又反对洋八股，即反对集洋化教育、封建主义和反共政策之大成的蒋介石的“读书救国论”，始终主张“从实际生活中学习”。从晓庄时代到山海工学团，他的“生活”概念的内容有时也是唯心的，具体设想怎样的生活呢？在这点上往往表现暧昧。批评中指出的“空想性”大概就是指的这个吧。但是，从他的出发点来看，我认为他的从生活，即他对经验主义理论的乐观，使他产生了对“生活”的依赖。
自生活教育社同人内部提出批评以后，行知在1936年写的文章中说：
“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应当说，从这里可以看到“生活”概念内容的深化发展。而且，这个“生活”的质的变化，是通过他本人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得到支持的。生活教育论者陶行知，1935年下半年之后，通过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换句话说，就是用他在运动过程中新的质的实践，来继续锤炼“生活”概念的。批评家所谓的“空想性”，伴随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通过以邹韬奋《生活》周刊为起始的新闻编辑活动，他呼吁、唤醒民众；反之，广大读者又成了激励、支持他事业的力量。对于这些读者来说，“生活”难道不是具有非凡意义的象征作用吗？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计划发行区别于月刊《职业与教育》的周刊杂志时，想到用“生活”为题名的，据说是杨卫玉副社长。《生活》周刊被封后出版的刊物又取名为《大众生活》《生活日报》，还有《生活期刊》。看看这些就能清楚地知道邹韬奋非常喜爱“生活”一词，这是不能用其他语言代替的。就是遭到蒋介石“黑手”的攻击和破坏也不畏惧。他又重新举起倒下去的“生活”之旗，并且又得到读者的支持。
（杨畅 译）
[1] 本文节选自《陶行知评传——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
[2] 陶行知：《儿童四大自由》，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33页。
[3] 陶行知：《社会大学颂》，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3页。
[4] 陶行知：《哈恰图梁先生纪念词》，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34页。
[5] 陶行知：《诗人》，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46页。
[6] 陶行知：《联合战线》，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
[7] 陶行知：《儿童节献歌》，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8] 陶行知：《新文字歌（二）》，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
[9] 陶行知：《送给唐纳先生》，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351页。
[10] 陶行知：《枪杆向外》，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页。
[11] 指《救国时报》。
[12]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21页。
[13]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64页。
[14] 《读书与出版》第5期，上海，1946年。
[15] 约翰·杜威——美国人，世界著名的教育理论家。
[16] 保罗·孟禄——美国教育史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国际院主任。
[17] 斋藤先生误认陶任潮是陶行知之父，据南京文史馆藏新安陶氏家谱考证：陶父乳名长生，学名位朝（位者安其所也，朝者朝正也），非任潮，此系任潮之误。
[18] 校长唐俊贤，英国人。
[19]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20]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4页。
[21] 《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32页。
[22] 原载1929年7月30日《乡教丛讯》第3卷第12期，非1930年写，文章的第一段系1927年6月3日在晓庄寅会上的演讲词，曾在1928年1月15日《乡教丛讯》第2卷第一期发表。
[23] 野原四郎：《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发表于1956年6月，后收入1966年8月出版的《亚洲历史与思想》。
[24] 尾上兼英：《学者的政治活动》讲座，载《近代亚洲思想史·中国篇1》，1960年12月。
[25] 编者注：原文如此，但经查证郭沫若生于1892年。
[26] 陶行知：《贺胡适先生四十岁》，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27]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310页。
[28]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29]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30] 陶行知：《另一看法》，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31]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页。
[32] 陶行知：《我们的信条》，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51-652页。
[33] 陶行知：《我们的信条》，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51-652页。
[34] 此处的13名，指的是晓庄的第一期学员。他们是：戴帮（白韬）、操震球、李楚材、程本海、王琳、谢维棨、王义田（洞若）、李相维、季雪云、徐企周、陈昌嵩、裴志发、葛尚德。
[35] 这是“明道”写的《民主教育的导师》一诗中的几句。全诗请参见《读书与出版》第5期第5页。
[36] 陶行知：《新时代之学生》，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7页。
[37]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187页。
[38]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39] 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
[40] 克伯屈——美国教学法专家。
[41]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3页。
[42] 冯焕章，即冯玉祥。
[43] 麦青：《陶行知》，载《新中国百科小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
[44]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45] 陶行知：《新锄头舞歌》，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46] 赵加均：《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载《人民教育》，1953年8月号。
[47] 1930年8、9月间，先后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11人是：石俊、叶刚、谢维棨、郭凤韵、胡尚志、马名驹、汤藻、沈云楼、姚爱兰、袁咨桐等。其中袁咨桐仅16岁。
[48]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49]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559页。
[50] 钱俊瑞关于陶行知的讲话，《人民教育》1951年9月号。
[51] 见后面“白桦派”注的解释。
[52] 见后面“白桦派”注的解释。
[53] 傅立叶——沙尔·傅立叶，19世纪法国的大思想家，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54] 欧文——罗伯特·欧文，世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改革家和杰出的思想家。
[55] 白桦派——是日本文坛上的一种流派。它反对自然主义那种抛弃理想的纯客观主义描写，主张肯定人性和自我发展，具有比较鲜明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武者小路，有岛武郎就是白桦派的主要作家。
[56] 编者注：原文有误，据考察徐梦秋为1895年出生于安徽寿县。
[57] 陶行知：《小先生》，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40-641页。
[58] 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01页。
[59] 陶行知：《小先生》，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38页。
[60] 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4页。
[61] 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5-786页。
[62] 陶行知：《新安小学儿童自动旅行团小影》，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63] 郭沫若：《洪波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43-45页。
[64] 陶行知：《五块大洋的棺材歌》，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234-237页。（只选了“序”和诗的“一、四、九、十一”节）
[65] 1957年明治图书讲座，学校教育第2卷《日本教育的遗产》第七章“生活学校”。执笔者：户冢廉。
[66] 据作者考证，陶只在北大演讲过，非北大教授。
[67] 指照片上的右边。（照片空缺）.
[68] 陶小桃即陶晓光，陶行知的次子。
[69] 据作者考证，陶只在北大演讲，非北大教授。
[70] 指《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世界新教育运动的动向（一）》。
[71] 国分一太郎——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国文学家。
[72] 载于斋藤评价《新中国的教师之父——陶行知》一书的第一部，杂志《教师之友》1951年1月号。
[73] 应是“伪满”。
[74] 应是“伪满”。
[75] 奉天，即沈阳。
[76] 以上引自《生活学校》创刊号，除明显的错误外，原文摘抄——作者。
[77] 杨铨——即杨杏佛。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总干事。军统特务在上海暗杀了他，企图以此来震慑宋庆龄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