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评传》(节选)[1]——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1 / 1)

一、政治抒情诗人

(一) 邂逅

如果我是一个小孩:

我不要恐怖;

我不要饿肚;

我要玩得开心;

我要有机会长进。[2]

还有这样一首诗:

青天是我们的圆顶,

大地是我们的地板,

太阳月亮是我们的读书灯,

二十八宿是我们的围墙。

人民创造大社会,

社会变成大学堂。

大学之道,在明“民”德,

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是我们创学之新主张,

什么是民德?

要目有四项:

觉悟,联合,解放,

还有创造——[3]

您,歌颂新世界的快乐的大师,

列宁格勒保卫战之歌手。

听过您的年青之歌的人,

青春永远驱逐了老朽。

音乐是世界的语言,

人类是您的好朋友。

您,亚美尼亚的大师!

苏联民族音乐的玫瑰。

听到您的洋洋之乐,

我们是兴奋得好像吃酒醉。

在这遥远的东方,

还是公仆为贵,

人民受罪,

音乐要纳税!

我们是音乐的民族,

大规模的唱和没有机会。

喉咙耳朵几乎枯萎,

千千万万的音乐幼苗,

得不到培养而日就憔悴。

我们不能忍心地睡,

要写出大众的心声,

高呼人民万岁。

伴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合唱,

吼到反和平反民主的恶魔退位。[4]

从1945年秋到1946年夏,我在中国的中部城市——汉口。

我在洞庭湖之南碰上战争结束,以“就地期满”的形式结束了部队生活,来到汉口,在国民党官员办的报社工作,同时认真观察着正在变化的中国新貌。给我印象最深的变化有两点,其一是为庆祝在胜利中迎来的各种纪念日而列队游行的学生们,他们精力充沛,眼里炯炯发光,其二是一种纸张非常粗糙的四开小报,它开辟了言论激进的政治记事栏。前面所举的几首诗就排在这些政治记事栏里。

我在街市角落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这种小报。一次,我买了回来,放在报社书桌的抽屉里,第二天竟不见了。于是,我明白了这种报纸的政治立场。尔后,我每周一次出去时就站在书店里阅读。这家报纸叫《民主星期刊》,重庆出版,编辑主任是一位叫陶行知的教育家。报上时常登载的风格新颖的诗作,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我就这样开始写《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日本刀江书院1951年版)一书。

创作新颖诗篇的教育家陶行知何许人也?

写了《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后,我读了萧三所著,题为“中国的大众诗人——陶行知”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原载于《救国时报》,后收录在文艺建设丛书的第一册《人物与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出版)一书中。作者萧三,笔名埃弥·萧,是国际知名的诗人、新闻记者,写有传记《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并有日译本。我曾根据萧三的评论文章写有“陶行知——政治抒情诗人”一文(载于《东洋文化》1957年11月第17号)。在那篇文章里,只是部分摘录了萧三写的精华部分,现在全文介绍。在介绍萧三的评论之前,首先须得引证陶行知题为“诗人”的一首诗:

有人说我是诗人,

这可不敢。

破衣烂棉花,

纸上堆得满满,

岂不糟蹋了诗坛?

有人说我是诗人,

谁肯承认?

亲爱的妹妹,

站在门口老等,

岂不得罪了诗神?

有人说我是诗人,

我可不懂,

唱破了喉咙,

无非是打仗的号筒,

只叫斗士向前冲。[5]

萧三就根据这首诗做了如下评论:

“陶行知先生屡次自己声明他不是诗人。人们都说,这是陶先生的谦虚。我却认为这正是陶先生之所以为真正的诗人。陶先生之所以别于其他‘诗人’的是,陶诗别有风格,非常通俗,大众化而又富有‘诗味’,读了令人兴起,令人深思,这正是我们时代和我们大众所需要的诗。陶先生纵不愿意也就成为了大众的诗人……

唱破了喉咙,

无非是打仗的号筒。

只叫斗士向前冲。

陶先生是这样了解诗和诗人的任务的。在这一了解之下,陶诗是中华民族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之有力的工具。

四万万人的公意掌舵;

八万万只手儿摇桨;

有祸同当,有福同享。

看啊!前面到了一只怪船,

这分明是海盗来劫抢!

朋友们,

不要胡思乱想!

只对着那只怪船冲去,

肃清了海盗再讲。[6]

这是怎样清楚明白而又细腻入微地解释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之必要的一首鲜见的好诗!

陶先生不是拿诗作玩意儿耍的。他的每首诗都针对着时局,都针对着民众的需要,所以他的诗不是空话。国事多难,民情艰苦,诗人善感,乃发为诗。脍炙人口的《思梅曲》,是何等沉痛悲壮的呼声!《今年的“九一八”》是何等诚挚的号召!即如他在今年中国的所谓儿童节时做的那首歌,内中有几句是:

四月四,

四月四,

小孩也能做大事。

做什么大事?

学新文字!

教新文字![7]

还有一首:

新文字是大众的文字,

要说大众的真心话,

要讲大众的心中事。

认也不费事,

读也不费事,

写也不费事。

笔头上刺刀,

上前刺刺刺!

刺穿平仄声,

刺破方块字。

要教人人都识新文字。[8]

这不是宣传新文字一首最好的诗歌吗?但是即在每个个人问题里,陶先生也总能见到大处,始终不忘民族解放。譬如他为某君因失恋而寻死写的一首诗的末尾说: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给您听:

为个人而活,

活得不高兴;

为个人而死,

死得不干净。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

才值得我们去拼命。

若是为意气拼命,

为名利拼命,

为恋爱拼命,

问我们,究有几条命?[9]

陶先生是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的歌者,这差不多在他的每首诗内部看得出。

谁的心儿好?

谁的心儿坏?

只须看那枪杆儿,

向内还是向外?

便自然了解。[10]

这是如何简明透彻的句子!在全欧华侨成立抗日救国会的大会上,陶先生便显出他的真正的‘诗人——讲坛’(‘Poet Tribune’)的本领。在本报[11]招待出席大会代表的大会上,陶先生又逞其即席赋诗的天才。至于陶诗之善讽刺,例如和胡适《桂游小赞》也总不离一片救国苦心。陶诗人真可人!谁都知道陶先生是热心的大众教育家,但是我们要同时指出:陶先生是政治抒情诗人!

为限于篇幅,此地只能简单地从诗歌文艺的本身说我们推崇陶诗的原因。

中国自从盛行白话文以来,散文小说方面的成绩有《阿Q正传》《子夜》《春蚕》等杰著为代表。诗歌方面成绩也不少。但直到现在许多新诗都是没有‘成形’的。这因为从五古到七律等旧形式‘解放’以后,一般诗人绝对‘自由’,于是诗的拍、节、律……完全解体,因此至今许多新诗都是没‘章法’的所谓散文诗或‘白诗’。

为要使中国的新诗成形,不能不批评地接受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诸珍贵的民族的文学遗产,尤其不能忽视民间固有的大众的通俗的唱本、弹词、大鼓词等形式。大众诗歌要有大众的形式,然后才能将新的内容传播到大众去。本来是很明显的:诗歌之有效,在于它能唱出来,念出来使人听得懂,而且悦耳,乃能动心。陶诗在这一点是有其成绩的。我们希望中国的新诗人,有新的内容的诗人在这一方面多多努力!在如何找到适当的形式使内容得以最好地、很艺术地表现出来这一方面多多努力!”[12]

萧三在这篇评论中引用的陶诗,全是1936年的作品。文中提到的全欧各国华侨的抗日集会,是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召开的。陶行知就在这年的7月中旬从香港出发,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到海外旅行,出席了这次巴黎的集会。萧三这篇评论载于《救国时报》的年月,在我看过的文集《人物与纪念》上没有注明。很明显,虽然陶诗在中国新诗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萧三的文章,目的是呼吁把陶诗作为抗日大众斗争的武器,对陶诗风格的评价即立足于此。可以说,这是早就在共产党周围活动的萧三,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高涨之际,在革命根据地给蒋政权统治下的“大众诗人”的活动以诚恳的鼓励吧。

萧三所引陶诗中提到的新文学,就是瞿秋白等人在苏联期间试验过的罗马字标记法,又称拉丁新文字,或音标新文字。从1934年到1936年,鲁迅等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支持了这一尝试。陶行知在上海街办扫盲运动时,作为扫盲的措施,也承担过新文字的实验,共产党方面,在延安建立边区政府的初期,普及新文字的运动十分火热,但是自1942年至1943年以后,根据大多数民众的意向停止了学习新文字——罗马字的方式,而推行汉字的读写——识字教育。从这点看来,估计萧三写的那篇评论,是1936年后不久的事。大众教育家陶行知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评论大众诗人陶行知,在引起人们注意的“诗人陶行知论”尚未问世之时,我已早在积极地酝酿了。

萧三的评论中言及的《思梅曲》,以及与胡适的和诗等,将在后面向读者介绍。

萧三写的文集《任务与纪念》,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写朱德、徐特立、贺龙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以及边区英雄们的人物小品,共8篇。第二部分是纪念鲁迅的文章,9篇。第四部分是关于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各2篇,悼念阿·托尔斯泰以及罗曼·罗兰的短文,各1篇。第三部分在“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11周年”“韬奋同志——文化界的劳动英雄”这2篇文章和“哀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的文章之间,收录了“中国大众诗人——陶行知”一文。第二部分以后,都是追悼、纪念故人的文章,从统一战线时期写到抗日战争的初期。作者萧三在得知陶行知离开人世的消息后,把“大众诗人——陶行知”一文原封不动地收录在这本《人物与纪念》的文集中,以示哀悼。

(二)间接杀害

大众诗人、政治抒情诗人陶行知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从宣传抗日的海外旅行一回到战火纷飞的故国,陶行知就在重庆近郊创办了战灾孤儿救济事业——育才学校。抗战末期,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多半是反对蒋介石法西斯政治的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他的政治活动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担负该组织的机关杂志《民主教育》(月刊)和《民主星期刊》(周刊)的编辑工作,并在重庆市内开办劳苦市民的夜大学和社会大学。国民党封闭了社会大学后,他离开重庆到了上海,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独裁争民主的政治运动。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相继对他的反动派——中国民主同盟的领袖施以暴力;7月11日,社会大学的副校长李公朴,同月15日,国语学者、诗人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街头惨遭杀害,继而频传黑名单上的第三人就是陶行知。

7月16日,陶行知刚刚收到育才学校教职员和学生的来信,便立即写了一封回信。

诸位同志:

7月13日的信刚才收到,至为感谢。……从重庆来的报告都使我兴奋。由于各位同志、同学、工友的集体合作,育才是比我在渝时办的精神好,我在此向大家致敬。

公朴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的朋友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我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1万个人来顶补,这死了100个就是100万人,死了1000个就是1000万个人。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1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朴先生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

我这封信是写给全体的。敬颂

康健!

陶行知

民国35年7月16号[13]

从7月24日到25日,陶行知整理了10万字的诗稿。终因睡眠太少,患脑溢血倒下去了,25日12时30分不幸逝世,享年55岁。

陶行知突然逝世的消息一传开,上海、重庆以及延安等全国各地都相继举行了追悼会。大小报纸杂志都相继登载了有关哀悼的特辑。

萧三把茅盾的《子夜》《春蚕》同鲁迅的《阿Q正传》并列为“五四”以来散文、小说的收获加以褒奖。在悼念陶行知的文章中也有茅盾的一篇。小型月刊《读书与出版》的第5期(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8月15日出版)里也开辟有小特辑一栏,题为“陶行知先生的事业与精神”,执笔者除茅盾外,还有郭沫若、冯乃超、翦伯赞等8人。其中,茅盾撰写的文章题为《我所见的陶行知先生》。文章如下:

“陶行知是教育家,而且是前进的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可以说是人民本位的教育。他的教育理论在我看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倘用另一方式,这句话便是:做人民的老师同时又做人民的学生。

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都是陶行知先生实验他的理论的事业。从晓庄到育才,我们可以看出陶先生的实验方式有了改革,但原则上还是一贯的,可以说,因为时代在前进,使其更具彻底性。

最近他计划中的社会大学则是他想把他的理论推到实验的最高峰,几乎可以说是推到了近于‘乌托邦’。然而社会大学绝不是‘乌托邦’,它是一种以实现为基础的可能一步一步实现的理想;虽然他的整个计划看起来颇为‘罗曼蒂克’,但理论上只是上面说过的那一句平凡的话: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

看行知先生的外貌,朴质平易,其不‘漂亮’与多士气,比江浙乡下老秀才更甚,至于一般的上海的小学教师谁都比他漂亮些,洋气些。这样一个人好像和‘罗曼蒂克’一字是连不起来的,可是我总觉得他是一个‘浪漫派’,彻头彻尾的‘浪漫派’。他干的是教育,但是他底子里是一个‘诗人’。他的诗人气质非常浓厚;他不但写了许多诗,他的‘育才’和‘社会大学’也是‘诗’,可是两者都是未完成的杰作。

他讴歌创造,拥护天才,颂扬劳动,他为我们唱未来的理想之歌:用脑与用手再不分家,人人能发挥天才,人人能创造。看呀,不是‘浪漫派’,敢说这样天马行空的话么,——尤其是教育家,尤其是并非徒托空言而在实验的教育家。

初识行知先生,会觉得他是一位古板的老先生。日子久了,你就觉得这位古板的老先生骨子里是个‘顽皮的小孩子’;他日常扁起嘴巴不多发言,好像冷冰冰毫不动感情,但他一开口演讲,可真是热情澎湃。这又是他的诗人气质之流露。

有人说:正因为行知先生本质是‘浪漫派的诗人’,所以他开创的事业气魄有余而发展事业的组织能力不足。在一方面看来,容或可以成立,然而事业之不能尽如理想发展,尚有一最大的原因,即环境之恶劣。行知先生自办晓庄以来,无日不受压迫,尤以抗战后他办育才,常忙于筹划经费,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即如这次他的死,也和他的过度疲劳(为社会大学之经济奔走)有大部分的关系的。”[14]

茅盾在陶行知去世不久写的文章里,委婉地道出了使陶行知致死的原因。在献给陶行知的大量的悼文中一致指出,他的逝世与李公朴、闻一多的被害一样,是“黑手”窒息了陶行知的呼吸。尽管陶行知老早就有高血压的症状,但他的突然逝世,同李、闻二人被刺一样,是由于政治暴力的“间接”杀害。

虽然枪口已对准了第三名欲加暗杀对象,但要剥夺陶行知头脑里对各种问题的考虑,真是难上加难。几位朋友证实:当天,从7月24日直到25日,他专心致志地一再改写有关时局、人事问题的文章,还对从未整理过的14本诗稿进行了整理。这就是前面说的“整理十万字的诗稿”。

在郭沫若审编的《行知诗歌集》里,附有1947年3月10日写的“校后记”。诗集于1947年4月出版第一版,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我看到的是1947年11月的第二版。

我在汉口某书店买的《民主星期刊》上,第一次拜读陶行知的诗,大约是抗日战争结束那年的10月。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扫**报》更换了招牌,改为《和平日报》。记得国民党人在进入原抗战司令部的所在地——汉口之后,接收了日籍人主编的《大陆新报》,开始向“日侨”发行日文版的《正义日报》。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官员,任用通晓日语的台湾籍人作《正义日报》的总编辑,留用了从《大陆新报》下来的三名记者和两名日籍印刷工。我在洞庭湖畔脱下军装,来到汉口“日侨”集中区。一天,我去报社打听,是否还需要一名编辑人员,经过交涉,进了这家报社。国民党官员没收了我从街上买来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杂志——《民主星期刊》。作为蒋介石的忠实爪牙采取这种措施,那是自然的。

自翌年(即1940年)春开始,遣送船调度往来频繁,“日侨”集中区几乎解体后,《正义日报》停刊。6月中旬,我搭上了最后一艘遣送船,在上海逗留两三天后,于日本浦贺登陆。7月初,我回到了烈日暴晒之下的一片灰白瓦砾之城——东京。

陶行知于1946年4月由重庆去上海。同年7月下旬,正当我在自己的战败之邦恍惚度日之际,他在“惨胜”的上海遭到了“杀害”。

二、陶行知和胡适、郭沫若

(一)反对洋八股

陶行知于1891年出生在安徽省歙县。青、少年时取名文濬,字知行。1930年后,自行改名为行知。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经过义和团事件,正当世界进入20世纪时,清朝政府把维护和巩固封建体制的愿望寄托于教育的现代化。1904年至1905年的学制改革,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强制设立起新式学堂。与此同时,欧美列强的教会势力,也乘机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创办了教会学堂。

陶行知受过教会系统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1914年赴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拜约翰·杜威为师[15],研究教育学。作为实用主义教育家的“优秀弟子”的陶行知,于1916年回国,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他又任该校教育主任。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民主思潮,和杜威以及曾访华的保罗·孟禄[16]等人的“教育普及”说的影响,这段时期他走上了街头,致力于“平民教育”。1923年辞去大学教授之职,以后专注于乡村教育,特别注意对农民意识的改造和乡村师范学校的研究与规划,可以说他的注意力转入了民间教育运动。从1927年春到1930年春,陶行知在南京郊外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就是他这方面的最早事业。

正如茅盾的文章中所说,教育家陶行知的名字,自1920年至1940年在中国各阶层中最引人注目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事业——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后盾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关于陶行知出生时的家庭环境和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我还不十分了解。与他同年出生的人中有郭沫若和胡适。大家知道,郭沫若基本上依据事实,可以说不漏一点琐事地写有自传小说。胡适也写下了到他出国留学的生平《四十自述》。而陶行知却忙于对付时局的变幻和投身于社会活动,终于连自传体之类的东西丝毫也未留下就去世了。

国共内战的主动权自1948年以后,就决定性地转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手里。1949年5月,上海一回到人民解放军手里,各种文学、社会科学刊物就在上海各出版社出版了。

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衰落,外国控制的终结,有目共睹。上海的解放,明确地向人们宣告这是人民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像开了闸的洪流似的大众刊物中,有一套名为《新中国百科小丛书》的小册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上海联合发行所发行)。丛书的内容之一,是历史人物的评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洪秀全、孙中山及普希金各位一册。继普希金一册之后,1949年6月又增刊了《陶行知》一册。

陶刚去世后,陶行知纪念委员会在出版《陶行知先生纪念集》时,其卷首虽载有非常简明的“陶行知先生传略”,而作为单行本的传记出版,那套百科小丛书是第一个。只须看历史人物评传的排列顺序,就会明白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上海新闻界,对去世不久的陶行知多么看重。

继这本小册子之后,1950年创刊的《人民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杂志中,载有关于他的经历的零星报道。不过主要是美国留学归来后的事迹,至于他的生平却无详细的记述。

下面,笔者就他的生平尽可能地做一个轮廓性的描述:

在安徽省的南部,黄山山脉群山环抱的新安江畔到处是星罗棋布的乡村。在这条江的上游,有座县城——歙县,城外西面有一个名叫黄潭源的村庄。清光绪十七年,阴历九月十六日(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就出生在这个村庄的陶任潮[17]家里,排行老二。

早年父亲管理着整个家族,经营祖上遗留下来的酱园。但因父亲和其弟妹之间为钱财而不和,终于停止酱园的经营,分了家。史料上说陶家“家境贫寒”,或说是“尚有余裕的小资产阶级”。然而不管怎样,仅仅是一个勉强能维持普通生活水平的家庭。

母亲是一个非常勤劳而又能简朴持家的农村妇女,就连丈夫和儿子剃头也舍不得花钱。她的那把剃刀也好似陶家的传家宝一样,一直非常珍惜。母亲生育的子女中,只有行知及其妹妹文渼健康的长大成人了。文渼在她哥哥行知学成归国后,一直留在哥哥身边协助他的教育事业。

在行知刚满6岁的时候,父亲就把着手教他写字,不久后送他进了附近一所私塾。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政府的学制改革和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积极兴办,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就连歙县这样的小县城,也开办了一个英国教父任校长的“崇一学堂”。1906年,15岁的陶行知进入了这所教会中学堂,他仅用两年时间就学完了3年的课程。校长、老师、学友们都劝他继续升学,他自己也希望这样,终于说服了爱子如命的双亲,考进了离家较近的杭州医学堂,也就是在浙江省中心城市杭州创设不久的广济医学堂,这所作为教会系统的医学堂,在附近地区很是闻名。行知还在崇一学堂就读时,英文、数学诸科的成绩均是出类拔萃,因而入学考试也就轻松地通过了。然而,这所学堂规定在1年的基础课程结束后,对基督教徒学生实行免除2年实习期间的学费。一到这个时候,教徒学生颇感优越,非信徒学生想获得优待也争受洗礼。行知十分愤怒这种带有歧视意味的差别,绝不选择划十字的道路,遂中途退学,到江苏省苏州的表兄那里,边自学,边筹划着将来。

同一时期,在这所医学堂的附近,位于钱塘江畔的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念过书的文学家郁达夫,在他的自传里,也流露出对这种强制信仰以及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制造差别的厌恶心情。郁达夫也是中途退学的。后来郁达夫用“奴隶教育、牢狱的变形”这类激进的言辞抨击教会学校。当时在任何教会学校里都弥漫着有骨气的青年不能容忍的气氛。

行知在苏州期间,常靠出入当铺才勉强维持了半个月的自学生活。在苏州的情况仅知这一点。他的窘况一传到杭州,“崇一学堂”的校长[18]爱惜行知的才学,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英国人校长的介绍,行知进入了南京金陵大学。这所学校是在早先教会经办的汇文、宏育两书院合并之后的基础上筹办起来的综合大学。1910年该大学以开设文学系、农学系而正式开张,行知作为文学系的第一期的学生,在这所教会学校就读。

关于金陵大学时期的陶行知,史料告诉我们:他耽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倾倒于“知行合一”说,又受推翻清王朝革命**的影响,因而他在学校读书时就成了一个积极的活动家。1910年,血气方刚的青年们被“爱国”热忱所鼓动,他带领同学们组织演讲会,创刊了名为《金陵光》的期刊,为掀起校内外的革命风潮而努力工作。尽管如此,他的英文、数学仍旧是出类拔萃。在校期间,他目睹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于民国2年(1913年)毕业。后来成为他的好友,比他年长的教育民主活动家、当时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局长的黄炎培,参加了金陵大学第一期学生的毕业典礼,并授予毕业证书。行知在毕业生中名列榜首。

黄炎培在得知行知突然去世后,写了《哭陶行知先生》一诗,悼诗以“秀绝金陵第一声”开的头。

行知从踏入崇一学堂到金陵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列强借口义和团事件入侵北京之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急剧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体制,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这一时期也是废科举制度和代之以兴办洋式学堂的改革时期。禁锢旧中国1300余年的学术、教育体系,以及束缚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科举制度均彻底完蛋了,这是1905年的事。然而其“流毒”在民国以后,还长期残存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行知就读于县城中学堂的时候,正是废除科举制的次年,即1906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的前后,公布了以日本文部省学制为范本的“学堂章程”,设置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毕业时,陶家移居南京。这年,他22岁,结婚了。

行知决心要去美国留学,靠着向友人和父辈知己借债,总算如愿以偿。1914年他辞别故国,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初入伊利诺伊大学,约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自费留美学生多数是富家子弟。行知和用“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胡适不同,他全靠在餐厅、工厂等处卖命地打零工来挣得学费。教育学权威杜威发现了行知的天资,鼓舞他搞研究工作。行之于1917年学成回国。

行之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教材的教育学,提倡教授法的改革。1919年杜威来华讲演,他担当了讲演旅行的翻译。1921年邀请孟禄访华,行知是发起人。在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口号下,欧美各种思潮风行于世,1921年到1923年和1924年中,主要以留学归国者为领导的新教育研究团体纷纷涌现。他们从现实主义出发,推崇教育技术,开始了“中国教育界的美国化”时期。其中陶行知也算得上一位引人注目的领导人。

行知老早就想脱掉“大学教授”的“华衮”。由于杜威理论的影响,“平民教育”运动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兴起。在这种形势下,1920年夏,陶行知主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一届暑期学校,又在自己的家门口挂起了“平民读书处”的牌子,以南京的市民、工商业店员、职员为对象,开展读书写字的平民识字教育。每次他与小贩、车夫交谈,发现他们一见自己这身“教授先生”的打扮,就使对方敬而远之。于是终于有一天,他毅然决定脱掉这身“教授”服装。1922年,他组织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同时又出任前一年(1921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他同晏阳初、陈鹤琴等人合作,为读、写的基础教育编写了教材——《平民千字课》。行知在任何时候始终穿着中式的粗布衣服,与穿西装着白领、系着漂亮领带的教师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陶行知任教育科主任。这年他恰好30岁。1923年辞职后,除在美国文化教育基金会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外,一直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专心致志地从事民间教育运动。

约翰·杜威的弟子,在美国留学的归国者,乘民主之浪潮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领导人,这是加于陶行知头上的一顶顶桂冠。而他自己对从少年时期到青年初期的教会学堂这段经历,总觉得心灵上受到一种压抑。他之所以希望从“大学教授”中摆脱出来,绝不是摆摆从特权身份到群众中去的姿态,而是想彻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奶油气”。他没有选择像同辈中的大多数人那样,以留学美国为资本,步入“高等华人”圈子的道路。

1923年在为平民教育运动而奔走的旅途中,给妹妹一封信里有这么一段:

“……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路上奔流回来了。”[19]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以修辞和刻板框框束缚知识分子头脑的八股文权威,也必然随之衰落。然而,洋式学堂的输入,又使与现实的民众生活无缘的舶来科学知识得势。拿行知的话说,就是“洋八股”代替了“老八股”。当时,洋八股充斥了知识界。行知在1927年写的《伪知识阶级》这篇文章中,他从脱离实际生活这点上驳斥了封建传统教育和欧化新教育。文章说:

“30年来的科学,发明在哪里?制造在哪里?科学客倒遇见不少,真正的科学家在哪里?青年的学子:书本的科学是洋版的八股,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科学客,与蒙童馆里冬烘先生是同胞兄弟,别给他们骗走了啊!

中国是有‘伪知识’阶级。构成中国之伪知识阶级有两种成分:一是老八股派,二是洋八股派。”[20]

行知在教会学堂受过中等教育,承蒙外国籍校长的帮助跨进了大学,又直接师承于实用主义哲学家,并度过留学生活而归国。他痛恨自己沾染上了近似于外国贵族的感情。他确信老八股一定会完蛋,可洋八股若不经打击,是不会灭亡的。1927年,他在南京郊外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之后,一有机会就评击欧化教育,常常强**育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二)约翰·杜威和王阳明

总之,陶行知是在军阀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下(没有去过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践着教育要“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的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崭露头角,一直在蒋政权下的著名人士还有胡适。他和陶行知同是1891年出生的,原籍同是安徽省,不过胡适在绩溪。胡适比陶行知早一步去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也是约翰·杜威的弟子,可谓同出一位师长的兄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学术思想界中,理所当然的一个主要课题,是批判实用主义。同样地直接师承实用主义的“宗师”或“元凶”杜威的,一个是堕入反动阵营,客死台湾的胡适;一个是既有实用主义思想弱点,却成为共产党的“挚友”,为人民的民主教育而奋斗的陶行知。下面对这两个人从各方面进行比较。请看一下陶行知去世不久,学者们对他两人进行比较的文章。

笔者陈家康,是从战争期间开始评击蒋介石集团的知识分子团体——“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在陶行知身边活动过,他曾任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下面是他在《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写的一篇文章。

“……‘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仔细研究起来,主张东方文化的有一条思想路线,主张西方文化的又有一条思想路线。这两条路线都不是人民的思想路线。

在这个思想运动中,有两个安徽人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个是家学渊源的绩溪的胡适,一个是家境清寒而由教会学校出身的歙县的陶行知(陶先生系歙县耶稣教堂内地会所立之崇一学校毕业)。这两个人都在美国进过学校,都受过实验主义的影响,又都在北京大学教过书。然而,到后来,这两个人的思想路线完全不同。胡适虽然脱离不了中国的士大夫气,他的思想路线,却始终是西方文化的路线。陶行知对于东方文化的渊源不及胡适那样密切;对于西方文化的研究不及胡适那样精深;就一般人所谓学术造诣而言,陶行知也不及胡适那样宏博。然而,在思想路线上,胡适不能与陶行知相比拟,胡适因袭了所谓的西方文化。陶行知却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外,开辟了一条人民文化的思想路线。”[21]

陶行知在1923年夏辞去东南大学教职后,全家从南京迁居北京。尔后,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新教育研究团体的干部身份积极活动。他曾受聘到北京大学讲演,但史料上未有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记载。陈家康或许是记错了。

关于这两位同乡,还有这样的记载:

胡适,字适之,这是在当时中国流行进化论的浪潮中取的名。在他写的自传《四十自述》中有记载。他原名胡洪骍。有天早晨,他央求二哥替他想个字,他二哥边洗脸边说:“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的‘适’字如何?”他非常满意,决定使用“适之”二字。他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1905年胡适进上海的中学堂才第一次读到进化论,是严复根据赫胥黎《进化与伦理》翻译的《天演论》。当时的青年们颇受“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一公式的影响。在胡适的同学中,有取名孙竞存、杨天择什么的。他说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潮下的“纪念品”。

据说,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校长室里挂有严复的画像,但没有写下接触进化论的铭感。他虽然在南京金陵大学这所教会学校读书,却又倾向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自己取名知行。从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前后开始,他作为新教育运动的领导者,名声渐高。报纸杂志的记事里,也可以看到“陶行知主义”的评论。1930年他写下了题为《行是知之始》[22]的文章,主张并非由知到行,知行合一,而只能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自己也承认是由于学了杜威彻底的经验主义理论,从而很快地就掌握了王阳明哲学的。因而,在1932年左右废除了以前的陶知行,改名为现在的陶行知。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个把进化论当作纪念品抱着不放。一个则体现了对王阳明哲学的探索和实践。

前面所引陈家康写的胡适、陶行知的比较,怎么说也只是很肤浅的看法。收集在《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的其他学者写的文章中,也有把陶行知与安徽省出身的胡适相比较的悼念、回忆文章。就他们两人的渊博学问来说,大家的看法一致;就思想范畴而言,不免有些过于偏颇。

日本的研究家们也对胡、陶两人进行过比较。下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提出了直接受教于胡适的顾颉刚为议论的话题,同陶行知比较。另外还有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论述了顾颉刚在1925年“五卅”惨案之际,胡适对自己的学生的看法,从而证明胡适对惨案的立场。

“他(陶行知)把反对英、日侵略的行动作成歌谣,写出宣传作品时,胡适却写了一篇题为《爱国运动与求学》(《胡适文存》3集9卷)的评论文章。文中对他的学生说:‘你忍不住了吗?你心里不安了吗?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了吗?你的同学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住他们的**与讥笑吗?你独坐在图书馆里觉得难为情吗?你心里不安吗?……还有歌德和费希特,他们在拿破仑入侵自己国土的时候,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而与胡适同是杜威的学生的陶行知,则把教育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毫不留情地超越了杜威。”[23]

另一个例子,就是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两党处于对抗时期,关于当时学者们的政治活动问题。有这样的评论:

“这个时期,学者的运动可以分为下列种种情况。一种是由现实要求引起的争论陷入了脱离实际的空谈;一种是学问的良心促使关心现实,并与现实相互影响,从而开始自身的变革;一种是不具有现实的想法,因此所作的政治评论脱离现实,等等。陶行知、梁漱溟是深入现实的活例,而胡适则标榜‘不偏不倚’,实则为自身打算,向当时的权势者妥协。”[24]

(三)新诗的歧路

陶行知去世后遗留下来的诗稿由郭沫若审编。这个对日本人民十分亲近的文学家、政治家郭沫若,与行知同年,也是1891年出生的。[25]郭沫若生在四川。如此看来,也许可以说同样作为呼吸20世纪中国空气的同时代人的陶行知,是宛如被夹在位居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界中心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郭沫若,和置身于反革命营垒、“士大夫”气质很浓的西欧知识分子的胡适两者中间终其一生的。

郭沫若审编的《行知诗歌集》收集的诗篇共565首。我们先从这本诗集里陶行知对胡适的应付、交往开始说起吧!

正值1919年青年们投入“五四”运动**时期,约翰·杜威访问了中国。大约待了两年的时间,在教育界、文化界留下了他大量的足迹。胡适和陶行知兼任翻译,陪同他到各地旅行讲学。陶行知辞去国立东南大学的教职后,抛弃了学者生活,全力投身于民间教育运动。相反,胡适却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登上学术讲坛,且不时发表“政治演说”。

陶行知是怎样看待胡适的呢?有这样一首诗表明了他的看法。1931年正值两人40岁时,他以《贺胡适先生四十岁》为题写道: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流落他乡客,

围炉谈适之。

各凭不烂舌,

吹毛而求疵。

彼今四十岁,

我当进寿辞。

不遑论功罪,

献此逆耳诗。[26]

在题为中国社会落后的弊病何在的讨论中,胡适曾把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贫、弱、私、愚、乱5个“小鬼”。指责贫困、无知以及利己之心之后,对克服民族缺陷的方法发表了一通议论。他的论点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这种论调自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前后直至30年代,在许多实用主义知识分子中间扎了根。他们对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源乃是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点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敢触及现实,有意回避。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的主要学术活动是进行“国故整理”,即对古典的实证研究和重新评价。他一方面把自己置于象牙之塔,却又经常发表政治评论。陶行知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的政治评论,始终只抓住五个“小鬼”——贫、弱、私、愚、乱,故意回避批判“大妖精”——帝国主义。

数年后,陶行知在1932年仿照胡适的诗体,明确地道出了自己的主张。先请看胡适的《桂游小赞》。

看尽柳州山,

看尽桂林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受千百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凌云无碍。[27]

据说,文学史家陈子展,曾在《立报》上引用这首诗来论证新诗人应走的道路。陶行知对此抱有疑问,就针对胡适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诗题为《另一看法》。

流尽工农汗,

还流泪不息。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千万滴!

辛辛苦苦造飞机,

无法上天嬉,

让你看山看水,

这事倒稀奇。[28]

不久,陶行知从上海飞往香港,他的心里还联想着胡适的《桂游小赞》一诗。不管怎么想,自己对航行的感觉实在是与胡适不同。于是,他又写了一首题为《飞行有感》的诗。

(一)

天上看人间,

越看越奇怪。

黄的一块块,

绿的一块块。

一块块里,

还有许多小块块;

歪歪曲曲,

曲曲歪歪,

这里头的奥妙啊,

怕只有锄头了解。

要想要它解决啊,

还得要机器起来。

(二)

我也“凌云无碍”,

看了一个大概。

一块块的田地是谁种?

一座座的屋子是谁盖?

除了山和水,

问是谁造的世界?[29]

“新诗之所以走近绝路,主要原因是由于:内容充实的作家,技术未免幼稚;而技术熟练的作家,内容又未免空虚。《桂游小赞》是属于后一类,它是一幅天空行乐图,也可以说这是一幅现代仙人逍遥图。

它只是一位有闲华人自摄的安享小照。我们的诗人的想象力,没有跳出他所整理的国故和所乘坐的飞机。你看那半日的时间和五千年的空间里,他只看见了自己一个人,再有,就是他所赛过的古神仙。

这种害了贫血症的文艺,根本没有力量走路,还要叫青年诗人跟在它后面走,这使我不能忍耐,不能忍耐又怎样?他害了贫血症的文艺,那就应该打一些活的血输进去试试看。……我们不敢说已经找到新诗的正确路线,只是指出像《桂游小赞》一类的作品绝不是我们可以走的路。”[30]

以上就是陶行知对“胡适之体”新诗的评论。前面提及的萧三,在他的文章中说到陶行知和胡适的《桂游小赞》,即指此事。

陶行知的诗,如像萧三说的那样,能吟易懂的占多数。事实上确有若干首被谱曲成歌,广为传唱。作者的看法是每一作品都不能闭门造车,不应只提供给少数读者。只有为大众的,才是真正的“诗歌”。

正因如此,陶行知在知识界中,有意识地从正面评论新诗即可谓诗论的文章,连一篇也未写过。正如我们所见,他只是从侧面来论证胡适所谓的“新诗的正确路线”应予否定和抵制。而附于《飞行有感》之后的文章也并非独立的诗论。

把胡适的诗诊断为严重贫血的陶行知,为寻求新鲜而浓沃的血液,更进一步深入到民众中去了。

三、南京郊外的晓庄师范

(一)掏粪桶的校长

1926年11月,江苏省江宁县教育局召开了指定的县属实验学校、小学校等4校共同研究会。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身份,在参加了观摩教学和讨论会之后,代表与会者起草了名曰《我们的信条》这份文件,并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

这个《信条》和《宣言》的内容也大体相同。从中能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他的想法。试看《宣言》,其主张的要点如下:

“……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这种教师必能用最少的金钱,办最好的学校,培植最有生活力的农民。

……但要想这种教育普遍实现,必须有试验、研究、调查、推广、指导之人才,组织、计划、经费,及百折不回的精神,方能成功。……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100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事,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这是一件伟大的建设事业,个个国民对他都负有绝大的责任。我们以至诚之意欢迎大家加入这个运动,赞助他的发展,指导他的进行,一心一德的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31]

“信条”中写道:“……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3万万4千万的农民。……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倘使个个乡村教师的心都经过了‘农民甘苦化’,我深信他们必定能够叫中国个个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变做中华民国的健全的自治单位。”[32]

共提出18条信条。再举其中二三:

“我们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我们深信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33]

这里所谓的乡、村,原本是指县以下地方的行政单位名称。而“乡村”作为一个词使用时,相当于农村。行知设想,在农村普遍建立师范学校培养教师,以便担负起农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之重任。建立100万所乡村师范,改造100万个乡村——这就是中国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的号召。

陶行知老早就有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自觉投身农村复兴的想法。为此,必须考虑一个计划来培养为农民献身的教师,这就要改变师范学校普遍设在都市的现象。在乡村开设师范乃是一个紧急的课题。

1921年12月在以保罗·孟禄为中心的讨论会上,陶行知提出这样的主张:

必须重视占中国社会85%以上的农民教育,为此须在广大的乡村遍设师范学校,要改变师范学校只开设在主要都市,毕业生一向不愿赴任乡村的现状。因此除设乡村师范之外,别无他法。

但是,反对者居多数。孟禄也反对说:在培养城市教师的学校中附属乡村部,把长期的乡村实验作为必修课,不也是可行的吗?

1926年秋召开研究会之后,改进社按照《宣言》的方向,加紧进行了乡村师范学校的具体准备,成立了校务理事会,改进社理事蔡元培任理事长。对陶行知来说,这是他酝酿了很久的设想,总算就要付诸实现了。

在南京郊外,他积极进行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筹备工作。1927年3月15日在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陶行知作为校长,决定正式把学校命名为“晓庄师范学校”。晓庄位于南京和平门到燕子矶一带,在周围约40华里的区域内建立了学园村。举行开学仪式那天,参加的学生有13名[34]。据说原预定招募学生20名。学生若是初中毕业以上,则不受其年龄限制。入学考试除作文、数学外,再简单进行一段演说,以及能否胜任体力劳动的测试。每半年招收一次新生。到1929年就有了相当多的学生,但准确数目不详。学园村以晓庄学院本部为中心,下属7所小学,其中4所学校附设有幼稚园,不久又创建了一所中学,还建起大礼堂、图书馆、音乐厅、标本陈列室、研究室等。这些建筑物几乎全是开学后,陶校长和指导员(不称教师)以及学生们自己劳动建造的。

在当时的教育杂志上,刊登了一首署名“明道”的人写的诗,诗里这样写道:

晓庄师范开个例,

校长自己来敲钟;

名人去见陶先生,

校长室里无影踪;

先生赤足挑粪桶。

他的理论一句话,

教育原来是劳动。

作工之人要读书,

读书之人要作工。[35]

全校打水的校工,在本部只安排了一人。生活的一切均有指导员和学生自行解决。虽说是师范学校,他从不组织系统讲授教育学原理的课程,自学自习,自由讨论,和作为主课的农业劳动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它是“以农民的甘苦作为自己的甘苦”这一方针的具体实践。大礼堂取名“犁宫”(犁,用于耕作之农具),图书馆挂起了“书呆子莫来馆”(蛀书虫勿入馆)的匾额。“呆子”意指低能之人,因此比起“蛀书虫”来,“书呆子”一词也许更微妙。

学生们说,在本部的学习生活是“后方”生活,把一定时期之后被分配去乡村学校,称为奔赴“前方”。“前方”的各学校,开办了农民夜校,还在附近开办民众茶园,农民来喝茶时教他们读书写字,或去农家帮助农民耕种。

“蛀书虫”“书呆子”请勿入馆——图书馆落成之日,陶校长在发言中讲的。他说:

今天的学生,不要成为蛀书虫、书呆子。旧时代的学生埋头于读死书,新时代的学生必须注意使用活书。实际的生活,我们常常要去实践,也就是应当做什么?考虑使用怎样的书是很重要的。什么是活书?活书是活的知识之宝库——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是我们的活书。新时代的学生,要用活书去生产,用活书去实验,用活书去建设,用活书去树立一个可爱可敬的社会,这是我们新时代学生的任务。用我们的汗水修建起来的图书馆,为了运用活书,欢迎学生们来此查找必要的书籍。读死书的学生,“蛀书虫”“书呆子”请勿入馆。[36]

每周都有一次校长的定期讲话,随后是指导员、学生和全体职工讨论。在这样的环境中陶行知重新仔细推敲杜威的理论——“教育的生活化”,“学校的社会化”,从而形成了陶行知本人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曾说过:

“我们把杜威先生的‘教育即生活’的口号翻半个觔斗,主张‘生活即教育’,把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就实际生活而言,理解为康健的教育,劳动的教育,科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改造社会的教育。我们把杜威先生的‘学校即社会’,也翻半个觔斗,变成‘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范围。我们的社会就是学校。‘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子里一样。‘社会即学校’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能任意翱翔。要是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如果把社会整体作为学校,那么教育的环境,教育的方法,教育的材料,教育的工具,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37]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创立之年,作有《村魂歌》一诗,并由著名作曲家赵元任谱曲。在有志于作教师的青年中广为传唱。

男同学,

女同学,

结了婚,

做先生。

哪儿做先生?

东村或西村。

同去改旧村,

同去造新村。

旧村魂,

新村魂,

一对夫妻一对魂。[38]

这年,国民革命军离开南方的广东挥师北上,为讨伐北方的封建军阀,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北伐”军事行动。开学典礼那天,南京城外也能听到炮声。4月,进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同外国势力对立,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却选择了与外国势力相妥协的道路。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同情共产党的人进行了清洗与镇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革命军受到挫折的信号。

在这种形势下,当许多知识分子明哲保身时,陶行知却抛弃了大学教授的头衔,来到农民中间,视名利为粪土,和青年们同甘苦。有人看到行知的这种行为,就怀疑他的心里一定隐藏着什么别的野心。

据晓庄师范当时一个学生的回忆,大约是在1928年春,从南京城内办事回来的陶校长与学生们共进晚餐时,对学生们说:

“蔡元培理事长对我说,想不想加入国民党呢?现在国民党正在走上坡路,党内外一派生机。我是这样回答的:倘若我现在加入国民党,那谁都会认为我是‘投机’。”

南京国民党政府刚成立,蔡元培就被请出来作大学院院长[39]。时间虽不长,却担负着教育行政的指导工作。蔡元培生性是个理想主义者,因此与好不容易才开始工作的“中央政府”制定教育政策的立案谈判对手性格不合。不过,也许本来他就有邀请理想主义者陶行知一起合作的想法。

1927年,与杜威同样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领袖的著名学者克伯屈[40],在视察苏联经西伯利亚来到中国,访问了晓庄学院。

克伯屈谈了他视察莫斯科郊外夏弗斯基主办的一所新型学校的感想。他认为夏弗斯基办的学校,与晓庄有非常相似之处。克伯屈问陶行知,你们在文字上通过消息没有?行知回答说,没有。

“夏弗斯基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

“不是。”

“他不是共产党,又怎么能在共产党政府之下办教育呢?”

“因为他是要实现一种教育的理想,所以俄政府许可他实验。”

“这一点倒又和我相合,我在国民党政府之下办教育,而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41]

(二)第一次镇压

陶行知所创立的“自办学校”,终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晓庄师范学校在1930年4月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陶校长遭通缉。

直接的原因是,在南京下关给英国资本家工厂干活的中国工人举行了反帝大罢工,晓庄的师生员工积极支持这一行动。事实上,晓庄在1929年初,因附近土匪横行,农民在不得安宁的情况下,决定组织自卫武装力量,购买了20枝毛瑟枪作防备。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农民的矛头针对政府,于是南京卫戍司令部受政府之命,暗中监视晓庄,又抓住罢工这一时机,于是罗织罪名说:

“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工撒反动传单,有扰乱社会秩序之嫌。”

于是强行封闭了晓庄。

国民政府对晓庄警戒的另一原因是,陶行知与冯玉祥的关系密切。冯玉祥早就是著名的反蒋军阀巨头,一直援助晓庄办学。蒋介石似乎警觉到这个在南京眼皮底下的学校必将成为反蒋活动的据点,因而对它恨得要命。冯玉祥、陶行知都是安徽省人。1927年冯先生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欲聘请行知作省教育厅厅长,行知拒绝了这一请求。后受冯先生的邀请,访问了河南省,在那里滞留数周。为冯先生视察了该省,帮他出了些主意后就返回晓庄。1928年夏,冯先生率部下数人回访了晓庄。在行知的诗集里,早在晓庄建校前就写有《读冯焕章先生诗》[42]。1930年以后,行知也经常向冯先生及其夫人李德全问安。冯先生在1930年春与阎锡山联合,对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南京的罢工正是在蒋帮同反蒋的军阀内战有扩大趋势的背景下爆发的。

有人评论冯玉祥将军是一直打着反蒋大旗,而巧妙地利用外国势力的“投机主义”军阀典型,同时,又亲切地称他基督将军。他既是军阀首领,又有人道主义的一面,作为对同乡人的关心,他一直给予行知的教育事业以充分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

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血腥镇压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执行了彻底的反共政策,因此对晓庄的学生、指导员中的共产党员,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不知什么时候晓庄建立起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30年2月,在上海“中国人权自由保障大同盟”刚成立,党员们就立即建立了它的分会。同年4月,组织支援英资工厂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就是他们。中国人权自由保障大同盟是一个包括鲁迅在内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知识分子组织。该组织很快就遭到了镇压。只是参加活动的知识分子,几乎还是原班人马,于当年的3月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3月2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请示南京政府,要求逮捕“反动文人鲁迅”。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于4月7日发出封闭晓庄师范学校的命令,12日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校长陶行知。

躲避在上海租界的陶行知,不久便流亡日本。离开晓庄的,被追查的指导员、学生中,国民党抓走了数名共产党员,并以“反革命分子”之罪枪杀了。

晓庄的功业,通过南京、上海的新闻界传遍全国之后,非官办的乡村师范的实验便在各地试行,因而与乡村师范联系在一起的“陶行知主义”得以盛传。在这样的声势中,也有人挖苦说晓庄学校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说不定还有国家主义派的人。校长是集乌合之众为一体的“五色陶行知”。

陶行知面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我的愿望,是为中国和农民服务。这一点只要与我一致,那么不管包括多少色彩;我都能容忍,这就是我的生活准则。”

晓庄解体之后,在上海租界的一隅,有数名指导员、学生围着从日本潜回上海的陶行知座谈,回顾晓庄三年多来的生活。

大家踊跃地发表议论。一位指导员说:

“晓庄是否犯了‘极左’错误?”

一位学生厉声反驳道:

“晓庄的教育是反对封建的传统教育和毫无现实意义的洋化教育,目的是为人民建设一个新社会。这无疑是一种革命,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实际革命运动正在进行,这个革命教育的具体表现,当然就是我们的晓庄。这个革命的教育运动倘若不同实际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岂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