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秋男，1917年生于日本东京，1941年毕业于东洋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文学科，从1942年开始到日本战败一直在部队服兵役。中国教育史专家，知名的陶行知研究者。1946—1950年就职于中国研究所，1950年任东洋大学助理教授，1953年任北海道大学助理教授，1965年任专修大学助理教授、教授，1977—1982年任中国研究所代表理事，之后任理事长，1988年专修大学退休后继续担任专修大学名誉教授。兼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顾问、中日艺术研究会顾问、中日友好协会理事、中日文学协会中央委员、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研究委员。先后多次访问中国。

早在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华战争结束时，他和另外几个日本军人一起，在湖南省洞庭湖附近农村“就地解散”，经过岳州到汉口，在汉口某书店里偶然看到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发行的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读到陶行知为实现儿童解放和民主政治而写的富有特色的诗篇和讽刺时政的文章时，深为陶行知那种斗争精神和相信群众的精神所感动。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陶行知。四十多年来，无论中日两国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无论陶行知在新中国建国之后的声名是毁是誉，无论自己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多么繁重，他都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精神，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刀江书院，1951年）、《民族解放的教育》（编译）（明治图书出版公司，1961年）、《陶行知评传》（劲草书房，1968年）、《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明治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四部专著以及许多专题论文，博得国际学术界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好评。

本书选取了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的斋藤秋男专著《陶行知评传——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中文版、斋藤秋男发表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陶研简讯》1984年第9期的《陶行知是属于世界的》、1983年明治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和《“陶行知年谱”考》四文。

《陶行知评传——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写于1968年，是斋藤秋男的第三部陶行知研究专著。在该书中，斋藤秋男把陶行知作为一名大众诗人来研究，拓宽了陶行知研究工作的角度和视野，它既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传记作品，也是一部难得的研究陶行知教育理论的专著。

在该书中，斋藤秋男从初识陶行知先生（实际上斋藤秋男先生从未见过陶先生，是在报上认识先生的）一直写到陶行知逝世为止。斋藤先生认为陶行知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热心的大众教育家”，是“新中国教师之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每首诗都针对着时局，都针对着民众的需要，所以他的诗不是空话。国事多难，民情艰苦，诗人善感，乃发为诗。”文中还谈到，与同时代的“‘士大夫’气质很浓的西欧知识分子”胡适和“革命知识分子”郭沫若相比，“陶行知却忙于对付时局的变化和投身于社会活动，终于连自传体之类的东西也丝毫未留下就去世了。”“在思想路线上，胡适不能与陶行知相比，胡适因袭了所谓的西方文化。陶行知却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外，开辟了一条人民文化的思想路线。”

该书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从晓庄师范的开办、发展直到关闭以及到后来创办“山海工学团”过程当中的一些诗作，还较详细地阐述了“山海工学团”与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小学的友好交流、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情况，该书最后部分还附有较详细的陶行知的生平年谱。通过这些，该书得以清晰地向读者展现陶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另外，该书还用一些历史史料，介绍陶先生在他的革命和教育实践中，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遵循“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辩证法则，总结和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所用的教育思想。

在《陶行知是属于世界的》中，斋藤秋男指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他从两方面对这个理论做了阐述。首先，陶行知的伟大人格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不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说，陶行知始终置个人名利地位于不顾，一心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他为大众办教育，为大众写文章、写诗歌，为大众争民主、争自由，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生活，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其次，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世界人民的宝贵遗产。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是鲁迅“救救孩子”呼声的勇敢实践者。他在教育实践中推行“小先生制”，要求解放儿童的思想，发挥儿童的才智，让儿童做社会的小主人。陶行知提倡儿童解放，是为了达到大众解放，达到民族解放，最后达到世界人民的解放。他心中不仅有中国，而且有全世界。所以他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人民的。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一文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进行了集中阐述，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始终是与接受和批判杜威的理论密切相关的。斋藤先生认为陶行知接受杜威的理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没有完全照搬。在回国以后的实践中，陶行知感到老师的理论有缺陷，完全照搬老师的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对老师的理论进行改造。这也就是斋藤所说的陶行知对杜威理论的克服，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合国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这是陶行知向民族土壤的回归，也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中国性、平民性。这个理论比较客观地辩证说明了陶行知与杜威理论之间的关系，比较科学地阐明了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根基。所以在教育理论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陶行知年谱”考》中，通过概述陶行知为中华民族解放、实现民主而苦战奋斗的经历，分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

可以看出，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思路新颖，见解独特，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以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课题（第一，对陶行知从“改良主义者”转变成“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一发展过程的分析。包括按照蒋管区与解放区之间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管区与解放区的分裂和对立等各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推移，分析陶行知与师生和朋友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阐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从晓庄师范时代到他晚年的大约20年间的发展和停滞，及其对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影响；第三，描述陶行知作为“大众诗人”的一面。）为主攻方向，以“民族土壤的回归”为核心命题，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把他的思想发展作为“跟老师杜威的学说、理论的格斗过程”来把握，认为在陶行知的思想里，杜威理论的接受与克服不是毫无媒介地直接相连起来的，而是以“民族土壤”这种中国性质的东西为媒介相连起来的。令人钦佩的是，他并非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始终以重建战后日本新教育为旨归，这就对从大正时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停留在全面地接受杜威理论还是完全否定它的程度上，并没有在日本的“民族土壤”里克服杜威理论的日本教育界，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都是颇有意义的，代表着这一时期日本陶行知研究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