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细雨初晴的早晨，我有机会访问了寓居上海旧法租界里的著名教育运动家陶行知先生。先生多年来从事生活教育，为民主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而战斗着。近年来又推进了社会大学运动，我聆听了先生的高尚信念和多难的运动经验。

我自己潜心于中国的民主教育，从实践第一天开始，已经经过了三十个春秋。这完全是充满压迫与苦难的历史。那时，中国经过八年之久的团结战斗，终于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野心，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真正的民主教育，直到最近才开始走上正轨。

在日本由于普及教育的结果，大部分日本人是识字的，可是以前的日本缺少一个重要的成分，那就是民主，这是带来不幸的根源。中日两国的真正民主教育，可以说是从现在才开始的。但是，在新的民主教育起步时，日本却有不少有利条件，这就是由于普及教育的关系，不仅识字的人多，而且因为战败，摧毁了法西斯的统治地位。然而在中国，民主教育和识字运动有必要同时进行。所以，在中国推行民主教育是困难重重的。

先生在谈话过程中，不时仰视空中的一角，眉宇间使人感到潜藏着一种强烈的信念，那就是洋溢着作为新运动创始人的高尚情操。我当时说，日本在战败以后，仍然残留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还保存着法西斯势力的温床。表面上是在讴歌民主，而真正的日本民主还没有到来。为了清除这种反动势力的影响，日本今后的教育应该是努力于科学教育，特别是普及社会科学的教育。

对于这一点先生说：因为日本有了一定的基础，只要确定新方向就可以了，这是坚定不移的。

一、晓庄学校时代

我所倡导的“普及教育和民主教育”，那是民国七八年前后开始的，到了民国十六年，才逐步形成了一个组织。

当初我们的目标是以“乡村教育”运动开展起来的，民国十六年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办了晓庄学校。第一个目的是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让他们从事于在全中国普及乡村教育运动。

在民国八年，我发表了关于“生活教育”的演讲，我给生活教育下的定义是：①生活的教育；②为生活的教育；③为生活的提高和进步的教育。但到了民国十六年，我对“生活教育”的定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就是：①人民的教育；②人民教育人民；③人民为提高自己的生活和进步而追求的教育。中国的人口有四分之三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所以普及“人民的教育”运动，那就是在乡村推进教育运动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根据民国十六年以后的教育活动经验，我们发现了若干道理：

第一，所谓教师这个职业，虽然过去只是参与教育活动，但教师有体力，有手也有脚，是具备足够的劳动能力的，所以我们意识到，作为我们运动对象的农民，也不应该仅仅是从事劳动，在这同时也有思考问题的必要，也就是说，思考和生活是有具体联系的。一旦手脑并用时，农民和工人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农民和工人。另一方面教育者实现手脑并用时，也就开始形成有创造性的学者了。

第二，“教”的本质是“学”，而“学”的本身是实践，学了以后就能教，这就是“教”“学”“做”三位一体。“做”是指广义上的生活实践，学了又教，这不是什么手段，而是一个整体。如果想到教育，那首先应该是手脑并用，所以思想和生活是合二为一的。换句话说，这是“劳力”的同时也是“劳心”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活动实践，自然会感觉到仅仅是学校教育，存在着明显的狭隘性。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发现了第三个道理。就是说为了真正的教育，应该考虑到“社会即学校”，整个乡村是我们的学校，扩展开来，整个中国是我们的学校。再扩大一些，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学校。

这样看来，仅仅依赖学校进行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校在全部教育过程中，只不过像房间里的客厅而已。这样的教育——教的场所，从观念上加以扩大的话，学校实际上是很宏大的，教师多，学科繁，生员充足、广泛，从效果上看也得到了现实的收获。

简而言之，我们创办晓庄学校的目的，当初想的是知识分子和农民增加接触与结合，但不久两者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我们的道理说：①生活从教育开始；②教学做三位一体；③进而发展到社会即学校。

这些方面与民主运动有什么关系呢？农民和工人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教育家是最可亲近的朋友，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晓庄学校，按我们的教育方针活动，竟遇到了种种事情产生了很多障碍，学校陷入了不得不关闭的状态，而我们却更增强了“社会即学校”的信念，为了向“全社会挺进”而加倍努力继续下去。

陶先生的谈话渐渐进入了**，这段时间，在先生的狭小居室里，有同志们进进出出，来访的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对先生的精辟指示和对策，纷纷加以整理，对我们仍是不知疲倦地继续着。

二、工学团的创始和小先生运动

“一·二八”事件爆发时，我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斗争，大喊彻底抵抗就不用提了，面对入侵者们，我痛感到自己的使命是以普及教育为天职，有必要奋勇向前。随着这个时代的需要，固有的原理和实践相对照，更使我发现了新的原理，这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中国原来是个穷国，教育也应该采用“穷办法”。因此我们开展了小先生运动。但是这个小先生运动绝不是这个时候偶然想起来的，实际上在民国十一年前后提倡“平民教育”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开展“小先生”运动了。当时我有一位五十七岁的母亲，不知为甚么，她有一个要学“平民千字文”的愿望，但我和我的妹妹每天忙于推广平民教育运动，连教母亲学千字文的时间也挤不出来。可是我的孩子小桃才六岁，已经读完了千字文第一册，我曾经要小桃教祖母千字文，没想到这种大胆的尝试居然获得了成功！祖母和孙子，或是相互游戏，或是读书，兴趣越来越浓，一个月后就读完了第一册。当我母亲开始读书的第十六天，我到张家口去旅行时，用千字文课文中的字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收到那封信的母亲，竟能完全读懂。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不能不使人感到包含着重大的意义。

“一·二八”事件以后，小先生运动形成全国性的运动而发展起来了。当时我在上海郊区的大场镇，以“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口号，经营着山海工学团。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绝没有偏重于劳作技术的传播。也就是说受教育者深入到民众中去，以社会全体为学校，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教养水准为目标，这个传播者就是小先生。在大场镇共有二十五个村庄，直到沦陷为止，小先生们为普及教育而奋斗着。当时，在上海特别市区、俞塘、高桥旧公共租界、旧法租界以及山海工学团里，已经有上万名小先生在活跃着。

工学团的具体教育方法是由一位教师指导四十名学生，这是教他们怎样教那些穷人和穷孩子们识字。学校就是发电机，学生是电线，这是把电灯（群众教育）点亮的运动，也就是“社会即学校”，是把学校和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小先生们以“即知即传”为口号传播知识，进一步发展成为由农民、工人、妇女当了“传递先生”。

三、工学团进城——到社会大学

“九一八”以后日本法西斯魔爪肆无忌惮地伸向华北时，一直以农村内部为主的活动，我们开进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工学团的足迹遍布于上海的北新泾、杨树浦、静安寺、曹家渡以及浦东等各个中心地带。

各地的工学团是各式各样的，既有各种工学团，也有报童工学团，还有妇女工学团。他们都边劳动边学习，学了以后又教别人。

我们最后的目的是：

培养求学的嗜好，造成好学的民族。

培养教人的嗜好，造成诲人不倦的民族。

我们的学校（社会即学校），并无一定年限的限制，这就是永远学而不倦，活到老学到老，一直学到最高层的学府，这就是社会大学、人民的大学。

[1] 原载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 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