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将如何达到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这一政治课题，重改为对共和国主体之人民的教育这一课题，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观点。这一思想的基本框架就是“集团”和“个人”互为媒介，共同发展。“生活教育”思想的三大构成要素是“民族”“集团”（“社会”）和“生活”，“民族”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提出的概念，后来，它还包含着阶级观念用来表示人民大众。把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联系在一起，就集中体现了“民族”概念的内容。“生活”概念基本上是指人民“个人”的生活方式，它以人民“大众”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形态“动”为核心，其主要结构是指人民大众有目的地、必然地去开拓各自生活领域的活动。可以说，它是把人民大众“个人”的自我解放作为基本志向的概念。“集团”是指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并能引导、保障人民大众生活的正常发展，同时自己也得到发展的“生活”联合体，这个联合体以“民族”为基本单位。这就是说，“生活”作用于“民族”，“民族”又作用于“生活”，把政治课题纳入教育课题的关键是“集团”。

本文以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基本形成体系的“工学团”运动时期为例[2]，着重探讨从早期“乡村师范”所反映出来的以“生活”为中心的“集团”论[3]转向注重“集团”和“生活”相互影响、互为媒介，设想一种“平等和自由”辩证发展的“集团”论这一发展过程，分析“工学团”如何继续继承和发展“集团”论思想，从而对“工学团”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初步的考察。

在“乡村师范”时期，由于晓庄师范学校校友支援了“和记洋行”工人的罢工斗争，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该校遭到了蒋介石的封闭[4]。当时，陶行知发表《护校宣言》，揭露了国民党“革命”政权的本质。他指出：“和记洋行是英帝国主义在南京的经济侵略机关”，他们镇压工人，造成多人受伤，多人失踪。“这种惨无人道的情形，在革命政府之下，应当不应当纠正？”“革命政府一面喊着革命外交的口号，一面交换礼炮，”“允许日本舰队入长江，他们如入无主人之国。”“这种侮辱主权的行为，在革命政府之下，应该不应该忍受？”[5]他还指出：“在教育上不能开辟租界。”[6]面对晓庄师范的被封闭，陶行知分析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并认清了国民党“革命”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

陶行知在人民是“共和国”的主体，人民是“民族”解放的主体这两种认识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革命”政府的本质提出了疑问，并为晓庄师范以培养人民这一主体力量为目标，正因为如此，它才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封闭[7]。他明确地指出：“我们……对于侵犯这主人地位的势力，都要问一个明白和他一决胜负。”[8]虽然陶行知主张“无色”“透明”[9]，但是，他仍然坚定地朝着人民解放的立场上迈进。

晓庄师范被封闭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搜捕，许多学生被捕入狱。陶行知也被迫离开南京，逃往上海，之后又亡命日本。翌年归国后，潜伏在上海租界，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援助下，设立了“自认学园”，和晓庄师范的学生们一起开展“科学下嫁运动”，以此来推进科学教育的大众化。“科学下嫁运动”的宗旨是“使做工种田的人，拾垃圾的孩子，烧饭的老太婆也能享受近代科学知识”。它主要是以出版活动为中心的科学知识普及运动[10]。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受日本工业化影响的，把工业化作为中国前进目标的愿望和要求。

在科学普及运动中，陶行知所设想的方式和途径是创办“工学团”。陶行知把“工学团”作为向工业化迈进的基础，作为“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基本模式[11]。在晓庄师范时代的组织论中，陶行知倡导的是“生活”中心论，接着，他又把“社会”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圈，从社会的各种关系入手，设想建成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实体，即封闭式的“集团”在中国集团中，“生活”具有教育的功能，“社会”具有学校的功能。这个“集团”具有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观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在以“生活”为中心的圆形体中所采取的那种“学校中心”“乡村师范”向“社会”扩展的形式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人民“个人”“生活”互为媒介联合构成的“集团”的形式。“工学团”就是为了推进这一设想的实施，为了培养“共和国”的主题力量而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

一、亡国的社会结构

（一）“大众”和“动”

通过晓庄师范的实践，陶行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残渣余孽以及“老八股”转变成“洋八股”等问题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12]。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提出来的。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一提到出路，必是指大众的出路，而不是指少数人的出路。印度久已亡国，而土王们依然是安福尊荣。朝鲜青年殉国的不下四五万，而李王眷属在日本还是樱花会、**宴，乐而忘愁。少数人的出路不必费神，我们所要找的是民族与整个人类的出路。”[13]

通过对帝国主义各国世界性侵略事实的认识，通过对被侵略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关系的认识，陶行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提出了“少数人”和“大众”的阶级观念。他说的“少数人”就是指向帝国主义妥协，充当帝国主义傀儡的被侵略国的统治阶级。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与“少数人”相对立的“大众”概念。他还从研究“民族”和人类的关系入手，开始发现“大众”和“中华民族”的实质内容大致相同，于是，萌发出“中华民族劳苦大众”这一新的概念。而且，他还把“大众”的世界性和整个人类联系起来。

陶行知把“中华民族”解放的方向放在实现工业化这一基点上。为此，他把教育人民大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推进工业化进程作为教育的重要课题。他明确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指出“现代的中华民族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14]。他认为中国一方面要充分承认自己是农业贫国，要看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阻碍了民族资本的迅速发展，同时也要敢于提出工业化的要求。为什么呢？这时因为“农业社会与向工业文明前进之农业社会是不同的。纯粹的农业社会的一切是静止的。向工业文明前进的农业社会的一切是变动的”[15]。

在此，陶行知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是“农业文明”国，中国之所以不断地遭受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这是由于它是一个“纯粹的”“一切静止”的、落后的农业社会。但另一方面，由于国民革命在军事上的进展，从封建地主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大众”运动蓬勃兴起，城市工人的“大众”运动也不断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也有了缓慢的发展并促进了资本积累。在中国出现了正在“向工业文明前进”的农业社会。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陶行知抓住了在“大众”中存在的这种内在的能量，换句话说，就是抓住了人民“大众”的“动”，抓住了人民大众在改造落后、停滞的农业社会中，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创造“变动”的农业社会中，在要求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那种内在的、必然的、发展着的“动”。

这样，陶行知提出了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即受封建制度束缚，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静止”的农业社会中国；肃清封建残余，打破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少数人”，要求实现工业化的“变动”的农业社会——“中华民族”。他在前者中发现了后者的“动”。这就反映出了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实践中所注意到的人类内在的、必然的、有目的性的发展观。同时，也说明了在“生活”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对环境产出作用和影响的是“行”，与这个“行”相对应的概念可以用“动”来表示。这种“动”，就是“中华民族”内在的、主要的、奋发向上的概念，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

（二）亡国的社会结构

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开始出现陶行知所说的那种体现“动”的“变动”的农业社会成分，但是，“大众”自身所表现出的这种内在的“动”几乎都是软弱无力的，它被旧的价值观、旧的伦理道德观所束缚，因此，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种自消自灭的“静止”的农业社会。陶行知从当时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及其形态、人口问题以及束缚农民的旧的价值观入手，对当时的农村状况进行了剖析。在这里，我们较长地引用他的观点来说明这一问题。

“三十亩[16]地的自耕农要从六口变为五口才有衣服御寒，要从五口变为四口——一夫一妻两个孩子——才能享受初等教育。换句话说，每人五亩地才够吃饭，才免不冻，每人七亩半地才能够上学求知识。”[17]

“这享有三十亩地自耕农的命运是跟着他的孩子跑。如果他只生两个孩子，他是小康，孩子们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三个孩子，大家一起都变了文盲，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连小学也不能进；如果生了四个孩子，大家只好穿旧衣，冬天难免受冻，下雨屋檐正好洗雨浴，害病不能看医生；如果再生一个，一起五个孩子，大家一起进饿牢。到了进饿牢，他还说是听天由命。什么听天由命？他只是受他的**的指挥罢了。如果是天命，天命只在自己的手里！”[18]

由于生育过多和土地的分割相联系，自耕农变成了半自耕农。“半自耕农的负担比自耕农自然是重一些，他的一部分田地要缴田租。在中国，田租是很重的。”如果孩子多，“必定有冻饿之患。既冻又饿，便不得不挖却心头肉，去医眼前疮。”“田，始则以九折三分高利抵押，终于无力赎出，不得不变卖与人，这半自耕农不久便再变而为佃农了。”[19]

“佃农”“借债扶养，还不起便失去耕种工具，随时可以变成长工、短工、散工，统称为佣工。”[20]

“这样，由自耕农变成半自耕农，半自耕农变成佃农，佃农变为佣工的趋势是着着进行，一步也不肯退让。”[21]

“这是自然的趋势。不必外来的力量，中国农村便是这样的崩溃。倘若加以水旱、螟蝗、疾病、刀兵、盗匪、土豪劣绅、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那这种崩溃便如江河日下，格外进行得快。”[22]

以上是陶行知对农民“生活”下降趋势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的基本统治观念就是始于汉朝，又被历代统治王朝沿袭下来的一君万民的专制观念。这一观念基本体现了至高无上的、有绝对权威的皇帝和无任何价值的人民大众的对比。支撑这种统治局面的是被称为“礼教”的所谓儒家思想，是“天理”和“人欲”对比中“天理”的绝对化，是否认“人欲”，要求“人欲”对“天理”的绝对服从。陶行知当时所说的“阿斗”[23]就是指没有绝对价值的人民大众。他认为应该承认“阿斗”存在的价值，承认“人欲”应有的地位。

但是，这种统治观念，绝不可能形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国家政治体制。以皇帝为最高标志的国家权利建立在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小宇宙式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建立在那种具有完整性结构的小共同体之上。由于这种小共同体经济的自我完整性是“以社会既存的生产关系，即社会分工和人际交往关系的多样性和全面性为基础，因此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共同利益的形成”。由于国家权力不是对国民的共同利益负责，因而尚未形成维护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权力机构[24]。国家统治机构仅仅是承认人民大众居住的村落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上，又不得不设立一种自上而下包容这个共同体的机构。作为国家政权存在的条件及其功能，首先受到重视的是军事、维持治安和征收租税。

在这种国家政权下，人民大众在有关共同利益方面，组织起自治的社会组织。在这里，国家政权和人民大众的相互关系就是一种暴力破坏和征收租税的对立关系。因此，这种自律的社会就是在统治阶级的掠夺中，尽量保护自己的自卫组织，同时，作为一个共同体，它还具有处理共同利益的功能，这就是所谓的乡村社会。

但是，这种乡村社会的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本来，作为皇帝的臣民，理应平等相处的农民阶层都分化成豪族地主和受豪族地主支配的农民和佃农。这样，这种乡村社会就失去了它原来所具有的共同体的性质，变成土豪劣绅进行经济统治的场所。在历史上，这种豪族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仍以不可抑制的趋势发展着。这样，就形成了以掠夺农民为基调的国家政权和以掠夺农民为基础的豪族地主这种双重统治结构，在这种统治结构之下，农民的“生活”必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看起来，辛亥革命似乎是推翻了清王朝，打破了封建体制。但是，革命派的实际行动只不过是一种无组织的军事投机。辛亥革命去掉了清朝政府这个名称，它带来的只不过是将“专制主义的国家机构改换成清朝政府中培育起来的军阀政治这个不同的形式”罢了。[25]封建军阀是土豪地主阶层利益的总代表。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以新的形势将革命前的那种掠夺农民的双重统治结构继承下来。

伴随着五四运动后人民登上政治舞台，中国的这一政治局势更加明朗化，随着历史的推移，形成了一种能够强化这种统治结构的新的政治体制。这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静止”的农村社会，她统治着本国民众，同时对在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利益独裁的帝国主义全面屈从。而且，在这个社会内部，统治集团对人民“大众”实行的是强制性的压迫政策。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对日妥协，对内扩大内战以及保甲制度的复活就如实的反映了这一统治形式。当时，保甲制度的复活主要是为了限制人民“大众”运动的发展，为了对付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措施。

这样，随着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屈从，中国这个“静止”的农民社会就完成了它压迫人民“大众”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双重统治结构。国内的统治集团进一步加紧对帝国主义的依附，而外部势力则通过内部统治机构来支配人民“大众”，从而达到操纵中国统治权的目的。虽然蒋介石的北伐，在打倒封建军阀、解放人民“大众”方面可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蒋介石本身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蒋的北伐只是以资产阶级新军阀取代封建军阀，他对中国原有的那种统治结构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继承和接受下来。由于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和依附，导致了外部势力向中国内部统治机构的渗透，导致了中国统治结构的重新组合。可以说蒋介石的北伐就是这个统治结构重新组合的过程。

陶行知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统治结构下，农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本来，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农民的“生活”状态就是在不断地恶化，当“外来势力”渗透到中国统治集团内部后，这种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它“如江河流水与日俱增”。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陶行知所描写的那种“静止”的农业社会＝中国，正处于亡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之中。

（三）“中华民族”的出路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民大众怎样才能从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中，从亡国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呢？陶行知认为，中国当时这种衰败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农村生产力的低下、地主的剥削以及人口过剩造成。支撑这种恶性循环的是农民的那种以“天命”论为代表的旧的价值观。在这些因素中，特别引起陶行知重视并且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是当时落后、低下的生产力所难以维持的人口过剩。他把人口过剩作为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重要原因。对此，他做了这样的描写：贫穷——愚昧——人口过剩无休止的恶性循环[26]。造成这种恶性循环的是农民中存在的“送子观音”和“土地菩萨”这一自相矛盾的价值观。他指出：“农民一方面生许多儿子，一方面又要保存他的田地。虽然送子观音一来，土地菩萨的领土便要破碎，可是农人要替二神调解。农人是在这矛盾里面挣扎着。”[27]

根据农村的这种状况，陶行知从养蚕、移民等各种可能性中进行考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工业化。他认为“工业是农村剩余人口最自然最有效之出路”[28]。因此他主张“我们要有动的道德，动的思想，动的法律，动的教育，动的人生观”[29]。

当时，陶行知把两种社会进行了比较，即把双重统治结构，由人口过剩导致的自消自灭的“静止”的农业社会和向工业化发展的“变动”农业社会相比，提出了“动”的概念。在和前者价值观的对比中，他设想要提高人民“大众”潜在的力量，要从内部打破“静止”的社会结构，建成一种体现“动”的价值、向工业化发展的农业社会结构。他认为促进、发掘“大众”内在能量的途径是发展教育。他主张以“生活”中的双重内容[30]为基础，通过教育激化农民“生活”中的内部矛盾，使农民有意识地去改变生活，同时使他们具有自己去开拓生活，即去发展并改善自己生活环境的愿望。

在陶行知的实现工业化的这一设想中，他主张要从内部打破“静止”的农业社会，同时，必须使能够吸收现存剩余人口的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陶行知所说的那种自存自灭=亡国的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问题是掠夺农民和人口过剩。由于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甚至应该说，在这种掠夺的社会结构中，如果不出现人口过剩，那么，农民“生活”中的自存与自灭就能够维持一点微弱的均衡。但是，作为现实的问题，即使是排除了“外部势力”，也只是对这种双重统治结构起着一种限制作用，在陶行知看来，即使是推翻了这种统治结构，农民都变成了自耕农，在那种自我调剂的小共同体经济中，人会出现到养活不了所有人的人口过剩状态[31]。由于这一原因，可以说新的阶级分化是必然的[32]，至少它能够使吸收过剩人口的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阻碍了民族资本的成长，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非常缓慢，他不可能去吸收农村不断膨胀的剩余人口[33]。如果按照陶行知设想的解决剩余人口的方法，就是在国内向东三省移民，同时利用现存的工业，每年合计大约能够吸收100万人口。然而，据当时的最低估计，国内每年增长440万人口，因此，这种吸收过剩人口的能力和人口增长的速度比，简直是如同“兔子和乌龟赛跑”[34]。这就是说“工业是中华民族之正当出路，无论多大困难，必须由此出去”。但是，“工业对于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之容量，在外国资本主义高压力未消之前，必不见得像别国那么宏大”[35]。加之“因人口太多，把储蓄的财富都吃光了”[36]，这样就不可能去进行雄厚的资产积累，它成为阻碍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人口过多，“科学教育重讲不重做”[37]，因此，工业发展的视野得不到扩展，高质量劳动力的培养得不到保障。

由于现有的工业不能吸收剩余人口，在这种人口过剩——贫穷——愚昧——人口过剩的恶性循环中，农民“大众”的“生活”确实是在继续下降，加之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更加重了这一下降趋势，因此，农民生活的恶化是和亡国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在陶行知看来，“中国之弱，弱于人多”[38]。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陶行知认为，必须将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出路和教育应起的作用。第一条出路是“少生孩子”，“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陶行知认为在双重统治结构下造成农民“生活”状况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而支撑这一恶性循环的是农民大众长期存在的旧的价值观。因此，陶行知提出首先要打破和消除农民的这种旧的价值观念。在陶行知看来，控制人口及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就是要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少数人”统治的同时，重视和发展作为“正当出路”的工业生产。这就是说，提倡“少生孩子”[39]，其目的就是要尽量扼制“生活”水平。“生活”概念包含着双重的内容性，要通过教育尽可能地去发掘农民自身所具有的那种“动”力，并以此为基础，使农民自觉的形成一种“少生孩子”的新价值观，这一观念是在承认“动”的价值，以体现“动”的价值为目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第二条出路是“创造富的社会”，教育的任务是“教人创造富的社会”。[40]陶行知一方面强调控制人口，同时又要求人们去创造一个“富的社会”。在此，他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提出要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教育作为一种工具对阶级统治所起的作用。他说，我们“不创造富的个人”，“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只做了创造富翁的工具，以致贫富阶级因教育而愈隔愈远”[41]。在此，他设想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的“富的社会”概念。“富裕社会”的产生是通过中国——一个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静止”农业社会内部的变革，以“中华民族”——一个向“工业文明”“变动”的农业社会为胚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陶行知把这个富裕社会作为能够超越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来进行设计的。陶行知将“共和国”的理想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远大前景，而把实现“工业化”作为近期发展的目标。而且，他认为，这个工业化社会应该是克服了西欧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为此，他强调在教育中，应该使人们形成一种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富裕社会”的价值观。

第三条出路是“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教育的作用是教人们为此而奋斗[42]。陶行知认为，这个“平等互助的世界”是以“富裕社会”为前提条件的，先要求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43]，也就是说，人民“大众”要成为政治上的主体力量。而且进一步将“平等互助”作为一种价值观的时候，它又是“少生孩子”和创造“富的社会”这两种价值的前提。陶行知认为，要达到这两个目标，“必须整个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平等互助的精神”[44]。作为“富的社会”的含义，就是要体现超越个人主义价值的人民“大众”，体现他们成为政治、经济主体的“平等互助”的价值。构成这个“富的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必须具有这种“平等互助”的精神，同时，必须保证这种“平等互助”价值的实现。这就是说，“平等互助”是“少生孩子”和创造“富的社会”的前提条件，而这两个目标的完成又保证了“平等互助”价值的实现。

由此可见，这三者互相联系，互为前提，互为保障，形成了一个循环圈。“这三条出路是一套连环的出路”[45]。而且，这三条路都可以归结到“动”的概念中去。因此，陶行知提出，要把培养从内部打破“少数人”统治秩序的、体现“动”的人们“大众”，作为“生活教育”的重要课题。

（四）“大众”的世界

当陶行知把上述课题作为“生活教育”的课题时，他又力求在双重统治结构下农民“生活”的艰难景况中找到与“动”相联系的值得注意的转机。如前所述，蒋介石的北伐，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所在，但另一方面，它又起到了将双重掠夺统治的结构重新编入帝国主义秩序中的作用，它基本上保存了“静止”的农业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农民的“生活”水准明显地呈下降趋势。

当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时“静止”的农业社会并不一定是马克思在亚细亚社会论中所说的那种各村落共同体，它既保持着自我完整性和独立性，又处于个别分散的、统治结构最底层的状态。在华中江南三角地区的调查报告中，反映出了下面几种情况。“①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是由于血缘关系在一起的邻近地区。但是，②这种邻近并不是自给自足的结合体，那些超出近邻范围之外所形成的集团联合在一起形成了部落。③社会的结合只不过是上述地区的结合，其组织集团的成员也扩大到村落，而村落本身极为弱小，于是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圈扩展。”[46]

那么这种村落的集团性、自我完整性脆弱的原因何在呢？这主要是由于华中江南三角地带农村的阶级分化所造成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作为村落共同体的乡村社会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乡村社会已变成土豪劣绅经济统治的场所。但在华中江南三角地带，被称作土豪的本乡地主并不住在当地农村，而居住在城镇。这一现象就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本村地主不在当地农村居住，乡村不能成为地主直接掠夺的场所，地主对乡村的统治，不得不成为居住在城镇的地主对村落的间接统治，乡村和城镇完全处于一种对立状态。由于这个缘故，在村落内部，没有形成一个集结民众的权力核心，因此，农民的分散化倾向更加明显。第二，地主不在当地乡村居住，这就有利于本乡富农的生产经营，并给他们扩大土地所有权带来了有利的契机。但是，富农并不是最大的土地所者，由于土地的不断分割，他们也存在着向下层社会转化的可能性。而且，在农村的阶级分化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中农转化为贫农，贫农转化为雇农的下滑趋势。这样，在乡村和城镇的对立局面中，乡村完全表现出一种贫困化的下降趋势。

而且，在城镇对乡村的这种统治关系中，中农虽然拥有某种程度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他又经常受到下降趋势的威胁，在乡村并没有绝对的统治权。在这种情况下，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雇农更加贫困化。与此相联系的是弃农现象的出现。农民开始从农村的结合体中分离出来。这样，构成村落的成员又从村落结合体中分离出来，这就导致了村落集团性的日益衰弱[47]。可以说陶行知所描述的那种自存自灭=亡国的社会结构，在他居住过的包括南京、上海在内的华中江南三角地带农村的衰败趋势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而且，在城镇对乡村的这种统治关系中，乡村的普遍和村落集团性的脆弱化，还意味着下面两个问题：第一，在村落内部，还不能确立阶级身份及其相互关系。如自耕农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契约关系，还没有形成要确立这种身份关系的意识。中农作为农村实际的统治阶层，“也并不是与贫农对立的中间阶层”，这是因为“他们也面临着沦为贫农阶层的威胁，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身份差别意识”[48]。第二，随着村落集团性的脆弱和集团范围的扩大，被生活下降趋势所威胁的农民出现了互相联合的可能性。第三，乡村社会出现的普遍的生活下降趋势，导致了村落成员中大部分人某种程度的分离，许多人从农村的结合体中脱离出来，这种脱离是双重统治结构中最底层的那部分人的脱离，他们的生活状况在经常不断地下落，因此，他们必然要求创建一个平等的、广大的“大众”世界。

中国统治集团中的外部势力是通过内部势力来维持统治的。但是，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仍然存在着要求摆脱其统治的“大众”世界。这个“大众”世界与“少数人”“土豪劣绅”“伪农民”形成对立，与帝国主义势力形成了对立。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仅通过内部结构对中国进行侵略，而且，在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后，对中国直接采用暴力政策，这样，“大众”世界与帝国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根据这一情况，陶行知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少数人”相对立的“大众”的价值概念，提出了以“共保”为核心的“共有、共治、共享、共保”的观点[49]。“中华民族”和中国教育的三条出路以“共保”为中心得到继承，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和教育人民“大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开创中华民族的出路。

这时，在“生活教育”中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以“大众”世界为基础，将人民“大众”组织起来，使他们自觉地意识到“生活”的下降趋势给他们带来的威胁，将这个“大众”世界组织建设成一种自治的“集团”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要强调“大众”的“动”，使“大众”本身内在的这种“动”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个广阔的“大众”世界虽然是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为基础，但它是从那种结构中分离演变出来的，它与当时的各种统治机构没有任何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作为一个自律的世界而存在的。由于这个世界与“大众”中的每个人自觉地发生联系，这就从社会的最底层动摇了现存的统治结构。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教育”的作用就是要扼制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下降趋势，提高人民“大众”的觉悟。因此可以说，“生活教育是下层建筑”[50]。而担负“生活教育课题的基础”“集团”就是陶行知设想的“工学团”。

二、“生命”的理论

（一）“工场、学校、社会”和“工学团六大训练”

陶行知在提出“工学团”设想的时候，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旧式传统教育学校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做的工与读的书无关”的学校[51]。而“工学团”则可以说是“教学做合一”的“森林似的大学校”。[52]“工学团”是在批判旧的传统教育方式和当时传入中国的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教育方式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试图以“工学团”这一集团的形式去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方针，去发掘人民“大众”自身存在的那种“动”力。

陶行知以这种“森林似的大学校”作为基本的形式，“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他指出：“我们在这里所办的虽是一个小学堂，但同时是一个小工场，又是一个小社会。学堂的主要意义是长进；工场的主要意义是生产；社会的主要意义是平等互助，自卫卫人。”“要知道这三种意义是贯彻我们整个的集团的生活”。[53]“唯独集团的生活”可以纠正中国社会散漫之大病，“可以发挥众人的力量来”。[54]在此，陶行知把“大众”世界作为基础，把它作为一个与帝国主义和“少数人”形成尖锐对立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个“大众”世界是一个体现了“共保”价值概念的世界。特别是在“大众”世界的生活面临着下降趋势的威胁时，它具有一种微弱的互助作用。陶行知还认为，在社会处于一种散漫性的状况下，建立自律的“集团”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将互助和自治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能付诸实践的就是“工学团”这个组织形式。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陶行知的思想中，“工学团”是作为一种实体，作为一种封闭式的自我完善的集团来设计的。

陶行知还进一步指出，“工学团”是一种将“工场、学校、社会”相互贯通的集团[55]，能产生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56]。同时，“工学团”在“成长、生产、平等、互助、自卫、互卫”的基础上，还可以形成一种“自觉”意识[57]。所谓“融通”，就是指“工场、学校、社会”三者相互保障，促进“集团”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是“工学团”以“集团”的形式确保“个人”“生活”的发展，并统一掌握“生活”的双重内容。可以说“工学团”是作为一个“集团”的形式来进行设计的。而且，在“工学团”，人民“大众”这一主题力量内在的“动”得到了体现，人民“大众”的价值也得到了承认。同时，它还重视并促进人们去开拓自己的“生活”领域，增强“生活”的自觉意识。

当“工学团”的这一基本构想形成之后，陶行知提出了“工学团六大训练”。这六大训练也是一种实践的原则，它像“中华民族”和中国教育的三条出路中所总结的那样，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体现“动”的价值的主体力量。陶行知指出“依我看来，中华民族应该同时受六大训练才能渡过难关。这六大训练是：①普遍的军事训练，使人人成为保国的健儿；②普遍的生产训练，使人人成为造富的工人；③普遍的科学训练，使人人能在劳力上劳心[58]；④普遍的识字训练，使人人获得传达思想的符号；⑤普遍的民权训练，使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人；⑥普遍的生育训练，使人人到了生育年龄可以生的少，生的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59]。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六大训练”中，除“军事”“生产”“生育”之外，还增加了“科学”“识字”“民权”三个方面的内容。“军事”和“生产”的训练则是为了保障“军事”和“生产”的发展而提出的任务。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科学”“知识”“民权”三个方面的内容，这样一来，就有利于促进人民“大众”的觉悟，提高人民大众的思想素质，换言之，就是有利于教育人民以一种新的精神、新的形式来进行“生活”实践。

在后三者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科学”这一概念。因为它抓住了“在劳力上劳心”的问题。陶行知留学归国后，提出了这样一种主张，即科学的方法就是“试验的方法”，就是行动心理学的方法[60]这个观点与他的力学宇宙观[61]和因果论的世界观[62]相联系，它在社会发展观中得到了反映，它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S—（O）—R（O指Organism机体）的偶然循环，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发展观[63]。在这以后，通过晓庄师范的实践，陶行知抓住了社会上“活”的问题，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进一步提出了内在的、必然的、有目的的社会发展观。在这个背景下，在“行是知之始”[64]的认识论以及主体和环境之间提供了一种“生活工具”，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伴随着“行是知之始”这一认识论的成立，“做”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在“教学做合一”中，“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65]“教学做合一”实际上是一种以“做”为轴心的概念。而且，“教学做合一”作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它可以正确地把握住生活实践[66]。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观。总之，这个“做”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强调“在劳力上劳心”。[67]

基于这种认识，陶行知提出了下述的社会发展观=“生活”观，即人类社会以“动”的价值为中心，由于“行”和“劳力”对环境的改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中获得了“劳心”和“真知”，然后再用“真知”去指导“劳力”活动。这样就使自己在“做”的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在这种以“做”为中心的活动中，通过“教”“学”，使“生活”和“生活工具”互相影响、互相联系，从而形成一种以知识的传递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这样，就产生了“教学做合一”的观念，即“生活”的自我开拓精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环境促进了主体的发展，它成为人民大众要求推动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而且，人民“大众”内在的这种“动”力来源于“爱”，在那种“除了生命之外其他一无所有”[68]的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社会里，陶行知仍然看到了那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爱”。[69]在这种伟大的“爱”面前，现实社会的冷酷无情被打碎，历史仍然朝着人民“大众”解放的道路上迅跑[70]。这一点是陶行知所坚信的。

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下，陶行知主张用“科学”的价值观去指导“做”，即“在劳力上劳心”。这样，“科学”就脱离了行动心理学的范畴，成为发掘人类内在“动”力的一种工具。换言之，也就是说“科学”已成为促进人民“大众”自觉意识的工具。而且它还说明了下面这样的两个问题：第一，它如实的反映了生活本身双重内容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主体的“大众”每个人都是开拓“生活”的力量源泉，也可以说是产生“爱”的源泉。调节生活矛盾关系的就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当时，陶行知虽然抓住了“生活”的双重内容性，但是，他没有充分重视在反映双重内容作为实体的外部各种矛盾关系中所产生出来的“生活”的自我开拓精神。而认为以“爱”为源泉的“动”是一种自然现象。关于“生活”的内在矛盾促使人们开拓生活，成为人们开拓生活的起点，这一思想是在这之后才形成的。第二，以“动”为中心的“生活”实践活动，必然和周围的环境发生一种实质性的矛盾关系，必然产生以“生活”和矛盾为基调的复杂关系。以“动”为实际内容的“大众”“生活”也必然和外界发生矛盾。而且，这种内在、外在的两对矛盾互相联系，就促进了“教学做合一”的全面发展。

在这里要涉及的问题是那种对内部、外部各种矛盾产生影响的“生活工具”问题，就是要搞清这一“生活工具”是怎样去认识和作用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这个“生活工具”不是别的，就是语言符号。在上述的两个问题中，陶行知强调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主题和环境、“生活”与“生活”的矛盾关系中所发展的“教学做合一”的生活实践活动。所以，在掌握“文字”这一“生活工具”、文化教育即识字的问题得到应有的重视的时候，所谓“文字”就可定义为“传递思想的符号了”。再进一步地说，可以预计，在“教学做合一”全面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大众”完全可以成为完成中国政治课题的主体力量。

这样，“科学”“识字”“民权”三者之间以“教学做合一”为轴心相互联系。“工学团六大训练”在原来“集团”论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活”=“教学做合一”的发展观，这样就构成了“工学团六大训练”的基本内容。而且，可以说，“工学团六大训练”是在陶行知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71]”，“教育与国难赛跑”[72]这一危机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六大训练”还体现了陶行知对人民“大众”创造力的重视。

（二）“生命”的理论

用“集团”论重新认识上述“工学团六大训练”时，可以说它的基础设想就是要在“平等和自由”这一辩证关系中，使“集团”和“个人”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以此推动“集团”和“个人”的不断发展。这也就是说，以“集团”的形式来保护个人的生命，为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而集团中的每一个人又积极地去开拓生活，这样，就必然形成更高层次的“集团”，在这个“集团”和“个人”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人民“大众”成了体现“动”的自己解放自己的主体力量。

陶行知从人类社会的发展=重视“生活”的自我开拓这一“集团”论出发，对“工学团”作了如下的概括。这就是以“工场、学校、社会”的基本形式为基础，正确处理“集团”和“个人”的相互关系。这表明陶行知的“集团”论已经开始包含着“集团”和“个人”互为媒介，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萌芽。陶行知指出：“什么叫做工学团。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清楚些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73]

“工学团”把“大众的生命”作为根本的价值，它是保护“大众生命”的重要场所。也就是说，以“集团”的形式保护“大众的生命”，保护“生活”的原动力以及它所产生的价值，这就是“工学团”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