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美国方面，在1924年5月进行义和团赔款的第二次退还，为保管这批资金和促进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于1925年6月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会里中方有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等10人，美方有孟禄、杜威等5人组成。孟禄担任该会副董事长，[162]为该会的成立、组织和经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该董事会成立之后，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都从该董事会得到大量援助资金，促进了教育运动的发展。[163]

（二）第二年的学习问题和归国经过

1910年6月以后的中国教育界，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机关，收罗了许多优秀人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不例外。代理校长郭秉文积极地录用海外留学归来的留学生。郭本人1906年赴美，1911—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专攻教育行政，并以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164]郭回国后，就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致力于该校的机构改革及人员扩充，屡次赴美，招募优秀人才。其中，陶行知、陈鹤琴就是他在众多留学生中选中的在他母校学习的年青的中国留学生。

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之后，从事规定的教育学学习和研究活动。[165]于1916年2月获得新的利文斯顿奖学金，经济虽不富裕但学业可以继续下去了。当他在取得奖学金时就暗下决心，这两年间，在斯特雷耶教授的指导下，定要专心攻读。[166]可是1915-1916年的第二学期，郭秉文对陶的吸引力极强，陶几度与郭会面，交换意见。尽快回国从事中国教育事业的信念与日俱增。1916年初夏，金陵大学的好友陈裕光也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陶对陈流露出自己一方面希望继续学习，另一方面又想尽早回中国协助郭秉文工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做贡献的矛盾心理。这时陈劝陶说，好不容易得到的宝贵的留美机会，不完成学业就回国，这对你本人、对中国都是极大的损失，至少也应该圆满完成学位论文之后再回国。此后，陶和陈经常反复讨论，最后决定等到取得提出学位论文资格后再走。[167]于是陶做出了再学习一年的决定。

陶于1917年8月离美踏上归国之途，9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育学课程的教员。

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168]

第三节 在美留学时期的生活

以上是陶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学习状况，而其日常生活，可说经济上并不十分宽裕，经常得到周围人的帮助和奖学金。[169]但似乎并没为生活费而去打工。如1914—1915年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二学期，曾任该校中国留美学生会的干事。[170]另外，作为中国留美学生杂志《中国学生季刊》发起人之一的陶，并没有为该杂志撰稿。[171]

1915年9月，他由伊利诺伊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就住在哥伦比亚大学内巴特拉图书馆东侧的宿舍哈特莱大楼10楼10号寝室。直到1917年8月他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就一直住在这里。[172]陈裕光1916年初夏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也住在这里并且是陶交情很深的朋友。

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专心学习，不大参加外面的活动，只是在时间宽裕的情况下，才参加一下学生活动。[173]

陶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胡适也在这儿跟杜威学习。这时，他们才成为学友。[174]

结束语

以上概括的叙述了陶在美留学期间的学习及生活情况。从这些曲折的经历中可以看到把立志教育的抱负贯穿到整个留学生活中的陶的形象。与其说他在学习过程中坚持攻读教育行政学，倒不如说他在向担负着实现真正的“共和国”和直接同培养“共和国民”有关的教育哲学方面转移。如上所述，陶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的专任教师，他置身于中国教育的现实之中。在从事教育实践中，他提倡改革课程及教授法的同时，视“共和”的绝对价值为自己的人生观；并以此作为人类赋予的使命，提出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并视这一价值就是真正的“共和国”。从上述的使命观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中，陶以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基础，引用了行动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

这些说明了陶把在美留学和金陵大学读书作为向教育家生涯过渡的思想桥梁。金陵大学时期既是他已形成的思想基础的时期，同时又是给他思想形成以极大影响的时期。

可是另一方面，对陶赴美留学的生活，中国方面的研究似成定论。陶是自费留学生，生活极苦，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劳动中，接触到美国下层社会的现实，在同工人交往中获得同感和启发，由此引导他着手研究教育思想的这一论点，同史实有很大出入。[175]我认为陶在美留学期间，他专心自己的学习，在理论方面构成了自己所形成的思想。至于陶着眼于工人、农民等下层阶级的现实，并在教育理论中，强调出自己的立场性，那是归国后又辞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职务，而埋头于“平民教育”运动时期才形成的。

（李宏 王学东 译）

[1] 本文节选自《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日本图书中心，1993年版。

[2] 陶行知原名文濬，乳名和尚，后为知行，最后又改成行知。本稿所说为文濬（和尚）时期，为避免烦琐，保持连续性故用“行知”。

[3] “新安陶氏族谱”有两种，第一种是从始祖（第1代）至第14代。第2种是从第1代及第9代开始至第16代为止。

[4] 姚新吾：《陶行知的青少年时代》，载《行知研究》第1期，1980年12月。

[5] 陶行知：《文渼指导之遗志》，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150页。

[6] “新安陶氏族谱”有“宝珠（幼殁）”。

[7] 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1987年4月24日，于安徽省歙县新安宾馆）。

[8] 例如，姚新吾同前论文。斋藤秋男：《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9] “新安陶氏族谱”。

[10] 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另外，也曾得到在场的歙县的元老叶春遐先生对这一风俗事实的确认。

[11] 鲍义来、姚新吾：《陶行知故乡调查纪实》，载《江淮论坛》，1981年3月。

[12] “新安陶氏族谱”。

[13] 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14] 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15] 陶行知：《吾母所遗剃刀》，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主编），1985年版，第216页。

[16] 陶行知（文濬），致罗素院长的书信（1916年2月16日）。

[17] 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叶椿遐先生的采访。

[18] 根据笔者向程仁浩先生的采访（1987年4月23日，于安徽省歙县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程先生是纪念馆馆长。

[19] 秀才也叫生员。明清时代选用官吏的最低标准考试合格者，在府县学接受教育经选拔，每3年在省城进行乡试，成绩合格者即为秀才。

[20] Wen-Tsing Tao，A Letter to Dean J.E.Russell.Feb.16，1916。以下简记为“A letter to Russell”。另外，这封书信是国立教育研究所阿部洋先生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门特（Dr.David Meant）博士的协助，在密尔邦科图书馆特别资料室的罗素文书（Jame Earl Russell Papers，Folder 756A）中发现的。阿部先生将这篇书信的全文收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的陶行知——围绕“资料调查”文中，公开发表在斋藤秋男等编的《教育中的民族——日本与中国》一书中，明石书店，1988年。笔者在斋藤秋男先生的帮助下，得到了原文的副本。

[21] 陶行知自己填写的入学单里。

[22] 根据笔者向叶椿遐先生的采访。叶先生的婶母的父亲是吴尔宽。姨夫和陶一起从师于吴，接受四书五经等古典教育。叶先生是直接从吴，还有父母、叔父、叔母那里听来的有关陶在经馆时代的故事。

[23] 中文把大根写成萝卜，读luo-bo。

[24] 铙钹形式的乐器。

[25] 马褂，中国式的上衣，长袖，上半身的上装，在长袍上绣有鸟纹，原是满族的骑马服，流行于清代。

[26] 日本语是“侣”。

[27] 白金。

[28] 根据笔者向叶椿遐先生的采访。

[29] 此人是叶椿遐先生的叔父。

[30] 沪，上海的简称。

[31] 根据笔者向椿遐先生的采访。

[32] Application Form ，Columbia Univ.

[33] 贡生，明清时代，在各省进行科举第一次考试合格者。

[34] 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第2期，1984年版，第181页。

[35] A letter to Rusell.

[36] Application Form，Columbia Univ.

[37] 中村哲夫：《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日本京都，法律文化社，1984年版，第181页。

[38]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39] 阿部洋：《中国近代海外贸学的开展——日本留学和美国留学》，载《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14辑，1978年版，第7页。

[40] 中村哲夫：《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日本京都，法律文化社，1984年版，第182页。

[41] 根据“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毕业文凭”的署名。再者，这一毕业证书是1907年末授给张枝一。另外，就连A letter to Russell 也是“Mr Gibbs”。过去都说成是吉布森或吉布松，经确认应是Gibbs（吉布斯）。

[42] 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43] 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44] 陶晓光：《追求真理做真人——纪念我的父亲陶行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1980年版，第196页。

[45] 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并根据张国良的《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根据笔者向陈裕光先生的采访（1987年1月3日于南京汉口路陈先生家中）。陈先生与陶曾在金陵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同学。

[46] 根据“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毕业文凭”。

[47] 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第2期，1984年版，第181页。

[48] 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49] 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第2期，1984年版，第181页。

[50] 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第2期，1984年版，第181页。

[51] 陶行知：《堕落的白话文》《怎样写大众文》等，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5年版，第311-322页。

[52] 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第2期，1984年版，第181页。

[53] 现在，歙县的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已恢复展出。根据馆长程仁浩先生认定这一草书的手迹。

[54] 根据“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毕业文凭”。陶与张枝一同学。另在Application Form，Columbia Univ.中，像“Tsong Yi H.S.Hwei chou，1906，1909，Diploma 1909”这一概述是陶行知本人记下的，但这里有误。不用说履历有填空之嫌，陶像是有意记录似的。A letter to Russell中写成1907年毕业、1909年进入金陵大学，另外，后面又说，陶自己于1909年到杭州。

[55] 笔者根据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56] 陶行知、刘佩宜：《一夫多妻之恶结果》，载《金陵光》第四卷第3期，南京，金陵大学，1934年版，第8-9页。

[57] 笔者根据向吴树琴先生的采访（1987年5月12日，于南京市光华东街吴先生家中）。吴是陶（陶的前妻死后）的第二个夫人，学药学专业。陶创办育才学校时期，为陶行知和学生们的保健竭尽了全力。

[58] 胡适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这一日记中曾记有几次陶患病的事实。

[59] 陶晓光：《追求真理做真人——纪念我的父亲陶行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1980年版。

[60] 李楚材：《陶行知青少年时期种种》，载《行知研究》第9期，1983年版，第22页。根据陶宏的回忆录部分。陶宏是陶行知的长子。

[61] A letter to Russell.

[62] A letter to Russell.

[63] 陶行知：《破晓》序，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5年版，第590页。但是，陶在广济医学堂退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的活动，有很多不明之处。

[64] 华中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会陶行知研究小组：《陶行知生平及其思想发展》，《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选辑（1891—1981）》，第18页。

[65] 发表在《金陵光》上的一系列著作。

[66] A letter to Russell.

[67] 此时，陶的名字叫文濬，后改名为知行，最后又改为行知。为了简便，并保持连续性，这 里还是用“行知”这一名字。

[68] 根据笔者向陈裕光先生的采访（1987年1月3日，于南京市汉口路陈先生家中）。

[69] 牧野笃：《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活动与教育》，载《现代中国》第63号（现代中国学会纪要），1989年版。

[70] 在陶的故乡安徽省歙县崇一学堂旧址发现的草书。

[71] A letter to Russell.

[72] 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1987年4月24日，于安徽省歙县新安宾馆）。

[73] 陶行知：《民国三年之希望》，载《金陵光》第四卷第8期，南京，金陵大学，1914年版，第2页。

[74] 陶行知：《一夫多妻之恶结果》，载《金陵光》第四卷第1期，南京，金陵大学，1913年版，第13页。

[75]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4页。

[76]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7页。

[77]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7页。

[78] 陶行知：《一夫多妻之恶结果》，载《金陵光》第四卷第1期，南京，金陵大学，1913年版，第15页。

[79]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第一卷1984年版，第44页。

[80] 例如，在《共和精义》第2章“共和主义对于个人之观念”中，有如下一段话：“然分金，金也；两金，金也；即至亿金、万金、亦金也。轻重不同，其为金则一。”这里是比喻，即人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差别，但是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这里引用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上卷第102条、第110条以及下卷第25条（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编译部《王阳明传习录及大学问》，黎明义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以下简称《传习录》）。

[81] 根据笔者向陈裕光先生的采访。

[82] 亨克博士的名字叫Frederick Goodrich Henke。译著有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在金陵大学时期是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成员。

[83]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6页。

[84]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6页。

[85]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6页。

[86]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6页。

[87] 陶行知：《〈金陵光〉出版之宣言》，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2页。

[88] 陶行知：《〈金陵光〉出版之宣言》，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3页。

[89]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6-47页。

[90] 陶行知：《〈金陵光〉出版之宣言》，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3页。

[91] 陶行知：《杀机之天然淘汰》，载《金陵光》第四卷第7期，南京，金陵大学，1913年版，第12页。

[92] 陶行知：《杀机之天然淘汰》，载《金陵光》第四卷第7期，南京，金陵大学，1913年版，第13页。

[93] 陶行知：《因循篇》，载《金陵光》第四卷第3期，南京，金陵大学，1913年版，第4页。

[94] 陶行知：《一夫多妻之恶结果》，载《金陵光》第四卷第3期，南京，金陵大学，1913年版，第10页。

[95] 陶行知：《为考试事敬告全国学子》，载《金陵光》第四卷第4期，南京，金陵大学，1913年版，第4-5页。

[96]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4-45页。

[97]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5页。

[98]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3页。

[99]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52页。

[100]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3页。

[101]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7页。

[102]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6页。

[103]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6页。

[104]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4页。

[105] 陶行知：《为考试事敬告全国学子》，载《金陵光》第四卷第4期，南京，金陵大学，1913年版，第3页。

[106]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4页。

[107]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8页。

[108]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4页。

[109]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4页。

[110]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6页。

[111]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6页。

[112]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5页。

[113]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5页。

[114]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5页。

[115]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5页。

[116]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5页。

[117]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5页。

[118]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5页。

[119]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8页。

[120]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8页。

[121]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48页。

[122]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51页。

[123] A letter to Russell.

[124] 《教育研究会指导员陶知行先生演讲》，载《南京高等师范日刊》1918年10月5日。

[125] 陶行知：《思想的母亲》，载《斋夫自由谈》，上海，上海申报馆，1932年版，第151页。

[126] 可举下述四本专著为例：《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刀江书院，1951年。《民族解放的教育》（编译），明治图书，1961年版。《评传陶行知——政治的抒情诗人的生涯》，劲草书房，1968年版。《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明治图书，1983年（初版），1987年（再版）。

[127] 斋藤先生在其《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中，自评其《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时说：“当初我和友人、前辈一道置身于日本战后教育。”

[128] 斋藤秋男、土井正兴、本多公荣：《教育中的民族——日本和中国》，日本东京，明石书店，1988年版。

[129] 陶给罗素的信，以下省略。本信件由国立教育研究所的阿部洋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门特博士的大力协助下，在密尔邦科图书馆的特别资料室内发现的。

[130] A letter to Russell.

[131] 牧野笃：《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活动与教育》，载《现代中国》第63号（现代中国学会纪要），1989年版。

[132] 陶将自己的名字文睿改为知行后又改为行知。本稿为避免复杂化而只用了“行知”这个名字。

[133] 参见笔者对陈裕光的采访。陈裕光是陶行知金陵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好友，后来任金陵大学校长。

[134] 阿部洋先生将以上情况写入：《中国近代的海外留学——日本和美国》，《国立教育研究所记要》第94期，《亚洲的教育交流——亚洲人留学的历史及现状》，1978年3月。

[135]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41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

[136] 《中国近代的海外留学——日本和美国》，第12页。

[137] 清华学堂原名称“肄业馆”，1910年12月改名为清华学堂，实际上1911年月正式开学，同年10月因辛亥革命，学校被迫关闭，1912年5月以“清华学校”正式开学。

[138] 《中国近代的海外留学——日本和美国》。

[139] 南京金陵大学招生广告，原载《金陵光》中文版，（出版年月不明，从前后记事来判断大约为1914年）。

[140] A letter to Russell.

[141] 笔者会见陈裕光所得。

[142] 笔者会见陈裕光所得。

[143] 笔者会见陈裕光所得。

[144] 《金陵乘：文科毕业记盛》，载《金陵光》第五卷第5期，南京，金陵大学，1913年版，第26页。

[145] 陶赴美身份证所记载。

[146] 《金陵乘：留学美国》，载《金陵光》第五卷第5期，南京，金陵大学，1913年版，第26页。

[147] 朱宕潜向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提出的（教育学博士学位）申请论文（以下简称“朱的论文”）。

[148] 参见笔者同陶晓光的接触（1986年12月11日北京市西外铁道科学院内）及其有关书信。

[149] 该年的6月18-27日在基尼法湖畔，中美两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举行的夏季会议。

[150] A letter to Russell.

[151] 陶行知1915年夏给母亲的信。

[152] 陶给罗素的信及阿部洋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资料考查》，第173页。

[153] 陶《攻读师范学院更高级学位的“入学申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以下略称“入学申请”）。

[154] 师范学院研究生新生登记表（1915—1916年） （以下略称“登记表”1915—1916年）。

[155] 师范学院研究生新生登记表（1916—1917年） （以下略称“登记表”1916—1917年）。

[156] “登记表”1915—1916年，1916—1917年。

[157] “登记表”1915—1916年。

[158] 孟禄给学位审查委员会委员长伍德布里奇的信，1917年7月26日。

[159] 斋藤秋男等：《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资料考察》，第175页。

[160] 《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中华教育改进社成员如下：

·名誉董事：杜威、梁启超、严修、孟禄

·董事：张伯苓、范源廉、郭秉文、李建勋、熊希龄、蔡元培、袁希涛、黄炎培、汪兆铭

·主任干事及《新教育》杂志主干：陶行知

[161] 小林善文：《平民教育运动小史》，日本京都，同朋出版社，1985年版。

[162] 阿部洋：《“解放”前中国的人才培养及留学美国》，载《中国近代化的展望史》，1982年版，第95—97页。

[163] 阿部洋：《“解放”前中国的人才培养及留学美国》，载《中国近代化的展望史》，1982年版，第150页。

[164] “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职员登记表（民国十年）”。

[165] A letter to Russell.

[166] A letter to Russell.

[167] 笔者同陈裕光的接触所得。

[168] “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职员登记表（民国十年）”。

[169] A letter to Russell及朱的论文第7页。

[170] 朱的论文第7页。

[171] 根据笔者同陶晓光的接触。

[172] “入学申请”“登记表”（1915—1916，1916—1917）。

[173] 根据笔者同陶晓光的接触。

[174] 胡适1911年官费赴美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1916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师于杜威，攻读哲学，他的博士论文题为：“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他在日记中解释陶和张仲述的合影说：“右边为歙县的陶文濬，左边是天津的张彭春。此二人乃当今留学生中难得的人才。”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21页。

[175] 朱泽甫编《陶行知年谱》，第14-1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有如下记载。“陶……出国时，除了买船票及置备简单行装外，袋里只剩下五十元美钞。他在美国做学生时，实行勤工俭学，靠卖文章、卖演讲、卖翻译以及卖字，来接济自己的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回国时在上海下船：‘袋里仍存有五十元美钞，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