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晚年推动教育革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在教育问题上的发言逐渐增多。在这些发言中他再三叮嘱“不能读书读过了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对书本主义持反对态度，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但至于说像读书读多了会“害人”[2]，“你们学来学去，越学越有可能变成书呆子”[3]这样的发言，恐怕在马列主义著作中间是找不到的，好像可以说是与一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相反的，一种很有意思的论调吧？

另外，毛泽东把埋头书本不能自拔的人称为“书呆子”（书虫，或者是沉溺于书本头脑迟钝的人）。在我看来这种想法不是从马列主义那里，而是从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那里继承而来的。如果更进一步加以追究的话，这个想法实际上最初是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那里生发而来的。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即我个人绝不是主张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就是实用主义理论。可以说它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我只是想要指出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间有一部分内容，可以看作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这里是指以陶行知为媒介，被陶行知施以一定修正后的内容）的流入物。关于前者（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侧面），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许多研究从不同立场出发对其有所涉及[4]。但是关于后者（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用主义侧面），则还没有展开充分的研究。一直以来，不时有人提出毛泽东是否曾经受到过实用主义的影响这一命题，但具体到究竟经过了怎样的路径这一问题上，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解释。本稿认为探求这个路径可以从杜威→陶行知→毛泽东这个思想流动的路线中寻求答案。本稿的主题只是限定在教育思想上，限定在陶行知，毛泽东的所谓“书呆子”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述上。另外，鉴于目前还没有人将这个思想流动的路线作为研究的课题，本稿也并不准备将它作为一个正式的问题提出来加以论证，而只是希望通过一个尝试性的素描式阐述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个新的出发点。

第一节 杜威·陶行知·毛泽东

（一）杜威和陶行知

当我将杜威，陶行知，毛泽东三人并排写在稿纸上的时候，大概有人会产生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吧？特别是对于杜威，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一个已经被埋葬的亡灵又重新复苏一般。一定会有人产生这种错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1954年到1955年，在中国曾经开展过激烈的实用主义批判和杜威批判运动，可以说杜威在当时等于是被埋葬掉了的。

首先关于杜威批判，基本上是以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以及威尔斯的“实用主义”两种理论为依据，分别加以展开的。一个是说杜威的教育思想是生物学的教育思想，即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机械地搬到人类教育上，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作生物上个体与物种的关系[5]。另外一个则是说杜威的经验论是主观的观念论[6]。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是把教育思想还原到作为其基础的哲学的层次上来加以批判。

不过叫我来看，杜威的教育思想还是以其他种种形式残存下来。先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毛泽东在发动教育革命的时候，首先批判道“现在的试验的方法，是袭击敌人的方法，趁其不备吃掉对方的方法”。并以此为由头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所谓预先提出问题来研究，然后在学生中间开展讨论寻求解答的新方法。看上去这是根据毛泽东自己的思想提出的。

但是杜威的著作《将来的学校》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畅销书。在这本书中，配有“OPEN BOOK EXAMINATION”的插图，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方法，在那里有一个大致上的说明。我的感想是杜威的哲学思想在哲学上的确是受到了批判，但在教育学上则似乎是没有受到同样程度的批判。

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对于杜威的态度可以说是不同的。尽管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杜威受到了严厉地批判，但在那之前，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就不必说了，就是在解放区，杜威也是曾经受到过高度评价。瑞金苏维埃时代的教育委员（相当于日本的文部大臣），被视为是教育界长老的徐特立，就曾经讲过：“杜威不是革命家，但他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7]”（这和战前持马克思主义观的，著名教育学者杨贤江的看法是一致的）。总的来说，对于杜威人们在态度上是持积极和肯定看法的。

不过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为政治背景，开展了对杜威教育学说的严厉地批判。1951年到1952年发动了批判陶行知，批判陈鹤琴运动，在那之后的1954年到1955年紧接而来的是更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对于杜威的批判也由此被展开，被扩大。这是清算实用主义的教育学和哲学，试图确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所带来的直接后果[8]。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陶行知身上，既有继承杜威教育学的一面，同时他还超越了杜威的学说，具有向着新民主主义过渡的，作为一种过渡桥梁的重要侧面。这是我们必须加以留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先简单地就其经历及教育活动来加以介绍。

陶行知（1891—1946年），出生在安徽省的歙县（叫人吃惊的是他与胡适是同乡）。1914年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之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教育学（同一时期同在杜威门下的还有胡适）。1916年回国之后立即成为南京高等师范（后来的东南大学）的教授，讲授教育学。1919年杜威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与胡适一起与杜威随行，担任翻译。不过在那之后，他走上了一条与胡适截然不同的道路。不同于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的胡适，陶行知辞去了大学的教职，如同“在野”两字字面上所反映的那样，他作为“在野”的教育学者献身于农村教育活动。

1927年晓庄师范学校在南京郊外落成。在那里，教师也好，学生也好，一起一边从事农业劳动，一边从事教育活动和学习活动（陶被称为“挑粪校长”）。正是在这个时候，陶行知形成了他的三大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反映出他超越杜威见解的地方。

1930年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弹压，晓庄师范被迫关闭，陶行知逃亡日本。第二年他返回上海，设立了以集团形式边劳动边学习的“工学团”（山海工学团等）。另外还提倡“小先生制”（让小学校的学生来担当家庭或其生活地区的教师），谋求普及教育的道路。这些活动都是基于陶行知独自的设想和创造。

在那之后（1935年开始），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陶行知的政治姿态有所强化。从一直以来无政治的教育论出发，向着倡导抗日救国的教育，民族解放的教育的方向发展。那时，他与中国共产党在立场上变得非常得接近。1945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结成。1945年7月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民主同盟的指导者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到暗杀。陶行知也即将成为恐怖黑手所要触及的下一个目标。同年7月25日他因脑溢血在上海突然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二）从陶行知到毛泽东

陶行知的经历，显示出他从杜威出发，然后超越杜威，最后向着中国共产党接近的发展过程。更进一步，从教育思想来看，到底在怎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陶行知是作为从杜威到毛泽东的过渡桥梁？再有就是，如果说毛泽东的确是接受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关于这一点接下来我想要诉诸于更加明确的解释来加以说明），关于接受的理由我想先来做一个概观式的论述。

1.反对书本主义

杜威是把旧教育当作是书本中心主义来加以批判的。这一点为陶行知所继承，形成了反对“死读书”“书呆子”“伪知识”这一系列的论点。他把单单从书本上拿到的知识称为“伪知识”，把凭借“伪知识”来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称作是“伪知识阶级”来加以告发。

毛泽东是一贯反对书本主义的。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接受了陶行知的许多用语和论点。也就是说，陶行知从杜威那里继承而来的反对书本主义的论点，流到了毛泽东那里。

2.脱离杜威

陶行知的确是从杜威的教育思想出发的。比如说，他的“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教授、学习和行动的合而为一）等主张，实际上是以杜威的主张“learning by doing（在做中学）”为原点生发而来的[9]。

但是到了1927年，他在设立有名的晓庄师范的时候，他提出了冲破杜威理论框架的见解。杜威主张在学校内部改革，以把教室变成实验室、工作室为目标，高举“学校即社会”的口号。对此陶行知提出了批判，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被制约在学校的内部改革之上的做法，他认为农村的自然和社会应当被当作学校，即主张把整个农村转换成学校。在这一点上，他把杜威的口号做了180°的大转弯，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的口号。以这个思想为根据，他在农村组织起了边劳动边学习的“工学团”。在那里，他以教育和劳动的结合为目标，取得了大跨步的前进。他的“社会即学校”以及“工学团”的思想，不仅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解放区扩展开来，而且还流进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里。

3.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接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强烈地认识到民族危机，主张抗日救国的国难教育。

“国难教育，就是必须教给每一个人去挽救自己民族的生命。”（《为了大众的国难教育方案》）

有人指出从那时起他所采取的革命姿态是受到了共产党思想的影响[10]。（本稿主要讨论的是从陶行知到毛泽东的影响。至于说反过来讲，陶行知受到过毛泽东的影响，这非要另起文章重新加以研究不可。在这里，我只旨在点到以下的主张为止。）

晚年（1946年）陶行知对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开始加以区别，并转向支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先生所执笔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全部都是关于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路线的方针政策。”

这表明陶行知是抵达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的。

陶行知的弟子，同时也是他的战友同志的戴白韬，在《回忆陶行知先生》（1947年）一文中这样讲道：

“我们可以这样说。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毛泽东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而成的。这也是关于为什么陶行知的教育学能够在解放区所到之处受到欢迎的真实理由的一个说明。”[11]

4.对陶行知的敬慕

为什么毛泽东接纳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可以说两者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并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将当时一般存在着的对陶行知深深的敬慕，甚至是尊崇之意放到我们的考量范围之中。陶行知由于受到国民党的迫害遽然逝世，在那之后立即赶赴而来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紧紧偎依着死者，眼泪涕泗满面，并发誓说‘陶先生遗留下来的事业，我们一定要继承下去实现它’”。这一幕在赤津益造所著的《陶行知先生》一文中有所记载。

当时的延安，在林伯渠、徐特立的号召下，举行了两千人参加的“陶行知先生追悼会”，陆定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宣读了以下的追悼词：“陶行知的理论和教育实践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主张人民为自己办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为了这个主张，孜孜不倦，干了一生。看到陶先生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难道还有谁不为之感动呢？ [12]”另外，毛泽东和朱德也联名给陶行知的遗属发去了唁电[13]，电文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以兹纪念[14]。

第二节 从“书呆子”论来看杜威·陶行知·毛泽东

（一）“书呆子”论

毛泽东屡屡强调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重要性。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紧跟着他又向前跨进一步，显示出对多读书一事的不信任。在这一点上，我想将它作为问题点来加以探讨。

“书本绝对不可以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是必须要读的，但也不要读得过多。如果读上十来本就足够了。如果读得太多，就会走到反面去，变成了‘书呆子’，变成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15]

这是他在1964年发表的见解。在那之后的革命过程中间，批判“书呆子”的理论又被许多人反复提到。但在毛泽东那里，“书呆子”论成为否定长期学习的论据。“越学越混蛋。一直以来我对长时间学习文件是持反对意见的。……说到底学生胜过助手，助手胜过教授。教授读书读过了头。”[16]

“必须改革医学教育。像那样读那么多的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长时间地学习，越学越混蛋。[17]”

“学习，越学越混蛋”这样的说法，应当可算作是唱反调式的表述吧？但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是这个表述实际上成为“学制上必须缩短修业年限”（五七指示），这个教育革命时期教育主张的论据。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作为“书呆子”论的来源，陶行知的思考方法。所谓“书呆子”，在日文里一般被翻译成“书虫”或者是“离不开书本，头脑迟缓的人”。“书呆子”的这个词条没有被收录在《汉语词典》和《汉语辞典》里。像“书**”（沉溺于读书一事），“书厨”（书箱子，转过来看一副博学的派头，但并不能派上什么实际用场。）等类似的叫法倒是能在词典里找到，但“书呆子”确是一般从未听说过的说法。这实际上是许多为陶行知所创造的新词中间的一个。

1920年，他还在使用“书架子”这个词。他最初使用“书呆子”这个用语是在1927年。无论哪一个用语，都是用来嘲笑那些埋头书本呆头呆脑，毫无实用性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至于说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说法，有一些不太相同的意见来说明这个问题。陶行知讲过他还在用“书架子”的时候，“书架子”最初脱胎于“教书先生”一语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依据陶行知的观点，教师可以分成三种人。一是教授书本的老师；二是教授学生的老师；三是教授学生学习方法的老师。比起第一种老师，第二种老师将目光放在学生身上而不是盯着书本不放，在这一点上，第二种老师是强于第一种老师的。但是他又指出最好的老师是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之后，他对第一种老师提出了以下的批判。

“第一种先生还是可以教书的先生，用的是让孩子们死读课本，强记的方法，把那些活泼的孩子变成了书架子、纸篓子。 老师就好像变成了书架子，纸篓子的制造家。学校呢，也就变成了书架子、纸篓子的制造工场。[18]”

1927年陶行知设立了有名的晓庄师范，他将自己的志趣寄予以下的诗句之中：

揭开革命旗，

飘扬劳山侧，

风雨啸起处，

书生失魂魄。

（注：劳山是晓庄的别名）

在这首诗里，他满腔的革命情怀和想要歼灭书呆子的气概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另外，在晓庄师范的图书馆里书写着“书呆子请勿来馆”的条幅。在图书馆开馆的时候，陶行知做了如下的讲话：

“今天的学生不能够再变成书呆子。旧时代的学生，埋头书本死读书。新时代的学生，必须留意那些活着的书本。什么是活着的书本？就是活知识的宝库——花草，树木，鸟兽，山水，所有这些活着的书本。生产，实验，建设，建立起好的社会，这是新时代学生的任务。我们谢绝读死书的学生来馆。”[19]

过去陶行知讲过“书呆子”是从“教书先生”那里脱胎而来的人物称呼，在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书呆子”是从“读死书”那里派生而来的。紧接着，读死书单单是阅读书本，与从活的书本（自然，社会）那里学习所谓活着的学习（即做=行为，劳动）之间作了对比。由此诞生了他的名句：“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他不仅仅否定的是读死书，而且向前更进一步，发展到了否定读书本身的境地。

“我们必须明确，书本这种东西只是一种用具，和锄头、铁锨一样应该为人所用。我们认为与其说读书，倒不如说用书。[20]”从“书呆子”“读死书”再到否定“读书”本身的想法，就像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在教育革命上面被广泛地加以展开。

不仅如此，更进一步究其源头的话，陶行知的“书呆子”论则可以说是从他的老师杜威的书本中心主义批判那里继承而来的。杜威在中国的教育演讲《教育哲学》之中，特别激烈地批判了旧教育的书本主义。他指出这种教育有三大弊害：

①形成所谓读书人这样的特权阶级。

②教育的内容“偏向于保守，古训以及文字方面”，在那里，“学科变成纸上假设的存在，并不是真实的东西。”

③学校和社会的断绝。“把那些在社会上已经变成是过去的东西放在学校里教授”，“这样的学校，可以说是每天在人为地制造白痴。”[21]

从这样对书本主义的批判出发，“书呆子”论也好，“纸篓子”制造论也好，直至最后导向“越学越混蛋”这样的思考路线，可以说是必然的发展结果。就像以上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直接关系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反对书本主义“书呆子”论是从陶行知那里得到的。但是更进一步加以追究的话，可以这样认为这个理论是以杜威理论为基础的。

（二）“洋八股”论

陶行知的“书呆子”论是从“死读书”那里生发而来的。理论上它是从杜威那里借用而来的，但是具体地集中在“书呆子”一点上加以思考和展开，则是陶行知密切结合中国现实的结果。旧科举制度下被培养造就的知识人即是这种观实的一种表现。这些人几乎耗费了全部的精力去熟记那不过是死书的四书五经，熟习毫无实用意义的、烦琐的八股文章做法。陶行知称他们为“老八股”，除此之外，陶行知举出的另外一种“书呆子”就是“洋八股”。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同时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开始了西洋式的学校教育。形式上可以说有了变化，但在陶行知看来，精神上旧科举的影响还依旧残存。他将这种形式上新精神上旧的教育现实称为“洋八股”。

“（科举的）资格名称被废止，说到学士，硕士，博士这些称呼究竟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一般来说社会根本不了解。就是获得了这些资格的人们，还是喜欢将之翻译成一直以来的旧名称。学士就是秀才，硕士就是举人，博士就是翰林，第一名的博士自然就是状元。穿着洋服的八股，实际上就是洋八股。[22]”后来，毛泽东也屡屡把“洋八股”作为书本主义的特殊形态来加以例举，表明了反对的态度。

“必须停止‘洋八股’，空洞的，抽象的念经还是停止的为好，应该中止教条主义。与此相反，必须形成新的，活泼的，中国一般大众喜欢的中国的做法，中国的风气[23]。”作为“洋八股”的一种特殊形态，毛泽东创造了“党八股”这一概念。呼吁清算“党八股”，所谓“党八股”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用空洞的口号无限制地铺张陈列来吓唬他人的一种做法。也就是说，这是书本主义式的，教条主义式的弊害在马克思主义上的反映。“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开始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作党八股呢？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造吧：谁说我们一点创造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24]”

这个“党八股”的用语，恐怕是毛泽东的“创造”吧？毛泽东看到了“党八股”既有洋气的一面，也有土气的一面。所谓“土气”的地方可以看作是自科举以来养成的中国式的书本主义作风。

另外，毛泽东在说到“洋八股”时，将它与鲁迅联系到一起。鲁迅的的确确曾经批判过新旧式的八股，但说到使用“洋八股”这个用语，恐怕还是应该和陶行知放到一起显得更为妥当吧？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①毛泽东在“注解”之中列举了鲁迅的《伪自由书》一文中提到的“透底”，但那是在1933年完成的文章。而陶行知在《伪知识阶级》一文中论述“洋八股”时，却是在这之前的1927年。②鲁迅在“透底”及其附录之中，只讲到了新旧八股，没有用到“洋八股”这个词[25]。而陶行知却是把作为伪知识阶级的“老八股”和“洋八股”放在一起提出了批判。由此可以说使用“洋八股”一词的人不是鲁迅，而是陶行知。

尽管毛泽东没有提到陶行知的名字，但陶行知的“洋八股”论在延安受到人们关注的事实，则可以从林伯渠的《向陶行知先生学习》，宁越的《悼陶师》的诗那里得到确认和证实。（像宁越的“莫怕书呆笑教条和八股……”所表述的那样，陶行知的书呆子批判，教条主义批判和八股批判被看作是同义语来加以对待的。）[26]

我们以为这个“洋八股”论，不论毛泽东是否提到了陶行知的名字，把它看作是陶行知给予毛泽东教育思想影响上的一个内容，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吧。

（三）“伪知识阶级”和“半知识人”

由陶行知的“读死书”所演变而来的“书呆子”形成了诸如“老八股”“洋八股”这样的“伪知识阶级”。 这个“伪知识阶级”在毛泽东那里被称为“半知识分子”（《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无论哪一方都是指没有经验，只有书本知识的人。陶行知以是否基于经验获取知识为立足点，来区分“真知识”和“伪知识”（《伪知识阶级》）。张仲实认为，陶行知所说的“真知识”（立足经验的知识）是指“感性的知识”，而“伪知识”（不是立足于经验，由书本获得的知识）是指“理性的知识”。再就是陶行知认为只能依赖“真知识”（感性的知识），号召“拒绝”“伪知识”（理性的知识）。这是以只承认感性（知性）否定理性的杜威的经验论为基础的产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陶行知停留在杜威的理论框架之内的东西。

但是由于比起理论，他更重视直接的经验，所以一方面他在向着否定知识分子的方向前进的同时；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向大众（特别是农民）学习，提出了“向老妈子学习”的口号。他不仅仅是在向大众学习这一点上突破了杜威的理论框架，而且就像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陶行知的人民意识的觉醒比谁都早，比谁都彻底”，他开辟的是一个新的方向。陶行知这样唱道：

好人民所好，

恶人民所恶，

教人民进步，

拜人民为师。[27]

“拜人民为师”一句，后来被用作格言式的警句（我在“**”时期教育革命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由这句话改写而成的“向人民群众学习”这样的表达方式）。陶行知所说的“伪知识阶级”在毛泽东那里被称为是“半知识分子”，毛泽东放在心上的主要是大学的学生（还有就是毕业生）[28]。为什么学生不是完全的知识分子，而只不过是“半知识分子”呢？在毛泽东看来，知识是由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部分构成的，学生没有实际经验，学生所有的只是理性的知识，而且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知识。由此出发，他展开了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29]”

这种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成为被大规模展开的下放运动的论据。像陶行知这样，知识分子被规定为“伪知识阶级”，反知识分子的姿态也由此而生。像毛泽东那样，规定了“半知识分子”引导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在理论把握上毛泽东显得更高明一些。但是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非常之小的。首先，毛泽东和陶行知一样，较基础的理论学习，更重视实际的应用。

“我们党校的同志们，不应该把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现在以一百点来计算成绩的话，如果说读了一万本书，无论哪一本书都读了一千遍，但根本不加以应用的话，到底能算几点呢？要我说一点都不能给。”（笑声）[30]

说起来这是就马克思主义有感而发，但要说从反对死读书，用应用来评价知识这一点来看，倒不如说这是对实用主义的命题加以“应用”的结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把学生读书和厨子做饭之间作了比较，他说道：“书本不能跑，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开书本，合上书本。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比起厨子做饭要容易得多。比起杀猪更是容易得多。”这是因为如果杀起猪来，猪又要跑又要挣扎着尖叫。而书呢，则既不能跑，也不能尖叫悲鸣。

较基础理论更重视应用的思想，实际上是较理性知识更重视感性知识。

“以前，我做过小学校的主任，中学校的教员，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我所深深感到的是农民知道的事情真不少，知识丰富远在我之上，真是必须要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说的是“向农民学习”，陶行知说的是“向老妈子学习”，简直就是一个论理。到这里两人的界限实际上是消失了。然后毛泽东站在重视感性知识而非理性知识的立场上，这样讲道：“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最缺少知识的。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31]”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本稿一开头所提到的，毛泽东提出来的“越学越混蛋”这一反论上。

最后我想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所指导的教育革命，从改造“半个知识分子”理念开始被逐步加以推进的，它实际上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反映。一九六四年，教育革命的前夜，毛泽东这样讲道：

“学生如果学了教科书，教科书就原封不动记下来，学了概念，概念就原封不动地记下来，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身体不动，五谷不分。有许多学生，不懂什么是马，是牛，是鸡，是狗，是猪；也不知什么是稻，是梁，是菽，是麦，是黍还是稷。[32]”

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所列举的六种家畜，六种谷物名称实际上是从陶行知那里拿来的。陶行知曾经在晓庄高举过这样的口号：

“和马牛羊鸡犬猪做朋友

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

毛泽东在教育革命时期提倡半劳半学的时候，在他心目中所浮现出来的关于半劳半学的印象大概就是晓庄的“挑粪校长”的形象吧？

我向来对作为教育和劳动结合的一种形态反映的半劳半学持相当积极的评价，但是在中国所出现的半劳半学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所提到的劳动和教育的结合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究其思想源泉，与其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不如说它是立足于陶行知思想的产物显得更为贴切些。关于这一点实已超出了本稿的论述范畴，愈要详细说明的话，恐怕非要另立文章重新加以论证不可。

第三节 小结——批判“书呆子”论

本稿以介于杜威和毛泽东之间的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为文章展开的主轴，围绕这一中心内容阐述了杜威的实用义主思想，经过陶行知，最终流向毛泽东的传播路径。就像在文章的一开头所叙述的那样，陶行知在解放前受到了高度地崇敬和爱戴，但是到了解放后的1951年到1952年，展开了对陶行知的批判。关于在那之后的事情经过，在这里我想简单地添加两笔略做补充。

解放后，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以苏联教育学（尤其是凯洛夫教育学）为依据，董纯才（后来的教育部副部长）等人对陶行知展开了批判。这场批判的特征，是把陶行知思想作为杜威思想的“翻版”，把陶行知还原成杜威之后加以批判的[33]。但是到了1957年，以张宗麟的论文为发端，出现了重新评价陶行知的动向。（自解放前起，张宗麟就一直是教育行政的中枢人物。他这样讲道：“自从发起了陶行知批判以来，连着几天我都夜不能寐。”他强调杜威和陶行知的生活方式是有区别的，并责难道：“杜威的一生完全为帝国主义服务，是美国华尔街的御用学者的头子之一。”“陶行知恰恰相反，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勇士，一生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几次遭到通缉，几次流亡，终于受法西斯反动者的迫害，猝然死去。能够说，这样的陶行知是美国的杜威在中国的翻版吗？”[34]）

在那之后，从脱离杜威向着新民主主义方向前进的角度来把握陶行知思想的论文逐渐增多[35]。再后来到了“**”时期的教育革命，出现了试图从旧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中间谋求教育原点的倾向的时候，曾经对解放区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事实上已经得到了恢复。过去陶行知因为苏联的教育学遭到批判，现在则轮到苏联教育学因为陶行知而受到了批判。伴随着这种认识的转移，陶行知讲过的“书呆子”论也由此扩展开来为人所知。

本稿是以杜威、陶行知、毛泽东三人的思想关联为主线，结合“书呆子”来加以考察论述的。

把“书呆子”论作为问题来提出，可以说还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书呆子”批判是教育革命时期一个主要的批判主题，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更作为“四人帮”的罪过之一被加以批判。

邓小平在教育革命之后批判学力下降，据说这是他遭到贬黜的主要原因，而打倒“四人帮”之后，事实上是不得不承认由教育革命所招致的一定程度的学力下降。造成这种学力下降的责任被归罪于“四人帮”，据说是因为他们曾这样大肆宣扬过，诸如“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文化的精神贵族”，再如“教书倒霉，读书无用”这样的论调[36]。但是对“教书，读书”持否定态度的思考方法却是可以追溯到陶行知那里的。（他的“教书先生”批判，主张应该“用书”而不是“读书”）。

也就是说，教育革命时期被展开的“书呆子”批判也好，“死读书”批判也好，到“教书，读书无用”论等内容，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而是实用主义的，这一论断是我个人的见解。我尝试着对这一论断加以考证，即它来源于杜威的书本主义批判，到了陶行知那里形成了诸如“书呆子”论、“死读书”论、“伪知识阶级”、“洋八股”论等一连串一脉相承的论说，再到后来则是流到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那里。现在作为“四人帮”的教育论被加以批判的这些论点，作为毛泽东思想中间包含内容的一部分，再向上追溯到陶行知、杜威那里，我认为是必须要批判地加以克服。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绝对推导不出诸如“书呆子”论、“读书无用”论这样的理论的。列宁曾经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从人类的知识的总和中间诞生出来的”共产主义，并这样指出：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抓住成千上百万的革命阶级的心脏，如果你们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大概只有一个答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的根源之处积累起来的人类知识的坚固土台之上确立了自己的立场。从那里他提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

为了继承“人类知识的总和”，学校和书本当然是不可欠缺之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劳动的结合”的思想，并不是从反对单纯的书本主义的观点出发，而是立足于真的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观点（关于理论是指系统地学习，承认理论的指导意义），具有高度的思想意义。

毛泽东的“越学越混蛋”一句，大概必须与列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一句做一个对调吧。

（郦雅斌 译）

[1] 原载《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977年第16卷。

[2] 《春节谈话的要点》，载《续毛泽东思想万岁》，日本东京，三一书房，1974年版。

[3] 在《周总理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上讲话》（1966年9月）一文中所传达的毛泽东的言论。新岛淳良：《毛泽东最高指示》，日本东京，三一书房。

[4] 在相关的诸多研究之中，最详细的一部当属T.H.Chen“The Maoist Educational Revolution”（中文译名：毛泽东主义教育革命），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4年版。

[5] 戈丁：《清除胡适贩运的教育学说》，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 孙定国：《批判胡适思想的反动实质》，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 徐特立：《陶行知的学说》，载《解放日报》，1946年8月12日。

[8] 曹孚：《批判胡适实验主义教育学》，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 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其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1951年10月。

[10] 陈景磐：《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 引文源自龙溪书舍的复刻板（1971年版）。

[12] 生活教育社（编）：《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

[13] “惊闻陶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人民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毛泽东，朱德。”戴白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陶行知先生纪念集》，载《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655页。

[14] 《解放日报》，1946年8月11日。

[15] 《春节讲话》，载《续毛泽东思想万岁》，日本东京，三一书房，1974年版。

[16] 《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载《续毛泽东思想万岁》，日本东京，三一书房，1974年版。

[17] 《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载《续毛泽东思想万岁》，日本东京，三一书房，1974年版。

[18] 收录在陶行知《教学合一》，载《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方与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其他有关陶行知的引用，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及说明的话，均出自同一《选辑》。

[19] 斋藤秋男：《评传陶行知》，日本东京，劲草书房，1968年版。

[20] 陶行知：《“伪知识”阶级》，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斋藤秋男（编译）：《民族解放的教育》，明治图书。

[21] 《杜威五大演讲》，北京，晨报社，1920年版。

[22] 陶行知：《“伪知识”阶级》，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23] 中央文献编撰委员会：《思想方法论》，五月书房，1950年版。

[24] 《反对党八股》，载《毛泽东选集》第六卷，日本东京，三一书房。

[25] 鲁迅：《伪自由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26] 《解放日报》，1946年8月11日。

[27] 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疑原注解有误，该诗在陶行知的《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被记载。见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载《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影印版，第152页。

[28] 现今的中国，把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相当于日本的高校）的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大学的毕业生称为“知识分子”把大学的教授称为“高级知识分子”。

[29]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载《毛泽东集》第八卷（竹内实编），日本东京，北望社，1971年版，第70页。

[30]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载《毛泽东集》第八卷（竹内实编），日本东京，北望社，1971年版，第68页。

[31] 《邯郸四清活动座谈会的讲话》，载《续毛泽东思想》，日本东京，三一书房，1974年版。

[32] 《接见黎巴伦教育代表团时的讲话》，载《续毛泽东思想》，日本东京，三一书房，1974年版。

[33] 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其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1951年10月。

[34] 张宗麟：《关于陶行知先生》，1957年版。

[35] 乐喜：《试谈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载《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1期。

[36] 《人民日报》，1977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