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口贞彦，1938年生，1981年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攻读教育学研究科教育行政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日本中部大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中国的教育》《创立期的二松学舍与明治时代的教育制度》《和汉诗歌源头考察：寻找诗歌的起源》《探寻教育的世界：现代教育学的展望》等。

本书选取了沟口贞彦的《杜威·陶行知·毛泽东》和《陶行知论争》两文。

在《杜威·陶行知·毛泽东》中，作者以杜威和毛泽东之间的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为主轴，结合“书呆子”论来加以考察论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经过陶行知，最终流向毛泽东的传播路径。这一新的研究路径拓宽了陶行知研究的新视野。作者并以此“希望通过一个尝试性的素描式阐述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个新的出发点”。

沟口贞彦认为，将杜威、陶行知、毛泽东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人物放在一起考察也许会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然而经过考察，他们三者的教育思想是存在一定的关联的。作者首先认真考察了杜威与陶行知的关系，以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等教育实践为例，指出“陶行知身上，虽然有继承杜威教育学的一面，但是他还超越了杜威的学说，具有向着新民主主义过渡的，作为一种过渡桥梁的重要侧面”。紧接着，作者认真考察了陶行知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重点阐述了陶行知是如何作为从杜威思想到毛泽东思想的过渡桥梁的过程。作者认为，陶行知从杜威的教育思想出发，继承了杜威“把旧教育当作是书本中心主义来加以批判”并形成了反对“死读书”“书呆子”“伪知识”这一系列的论点，这些观点流到了反对书本主义的毛泽东那里。但是，陶行知提出了冲破杜威理论框架的“社会即学校”的见解，并以这个思想为根据，在农村组织起了边劳动边学习的“工学团”。“这种思想不仅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解放区扩展开来，而且还流进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里。”

最后，作者重点考察了作为“书呆子”论的来源以及陶行知的思考方法。通过考察，作者认为，陶行知的“书呆子”论是从杜威的书本中心主义批判那里继承而来的。而“从直接关系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反对书本主义‘书呆子’论则是从陶行知那里得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更进一步加以追究，可以认为毛泽东的这个“书呆子”理论是以杜威理论为基础的。这一结论也可以通过对“洋八股”论、“伪知识阶级”和“半知识人”论的考察分析中得出来。因此，实际上，“毛泽东所指导的教育革命，从改造‘半个知识分子’理念开始被逐步加以推进，它实际上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反映。”

在《陶行知论争》中，作者认为，陶行知论争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6—1950年），在这个时期对陶行知的评价是全面的肯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尊崇的。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规定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见解起主导支配作用，并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第二阶段（1951—1956年），即陶行知批判阶段，成为在那之后（1954—1955年）被大规模展开的胡适批判，实用主义批判的先行阶段。它也成为1919年杜威访问中国以来，清算支配中国教育界将近三十年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并试图确立起社会主义教育学这场运动中的一个环节。第三阶段（1957年以后），这一阶段出现了对在第二阶段中过分依赖苏维埃教育学（特别是凯洛夫“教育学”）的反省，掀起了学习旧解放区教育经验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要求对曾经给予解放区教育以巨大影响的陶行知教育学说的积极侧面做出重新评价的呼声。

接着，作者重点论述了第二阶段的陶行知批判论争。作者认为在此阶段中陶行知批判论争主要集中在两个主题，即陶行知思想的阶级性以及陶行知思想和杜威思想的关系问题。

首先，就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阶级性来说，作者认为大致上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由戴伯韬、董纯才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这一定性论断。接着，潘开沛对论断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的断语。再后来张健又在论文中提出了反批判的见解。

其次，关于陶行知和杜威的关系，文中提出了两种见解。其中一种见解强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为根据的，而另一种见解则主张陶行知和杜威之间是必须加以区别的。前者以戴伯韬和董纯才为代表，他们把陶行知教育思想当作是杜威思想的翻版，这一见解具有重视同一性要因的倾向。而与此相对，另一种见解的代表人物潘开沛则认为，陶行知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把杜威的思想适用于中国的现状，并做出了发展，这一见解则反映出对发展这个要因的重视。而此后还涌现了不同的争论者，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和论争。比如，张凌光对于董纯才论断的批判，乐喜对于潘开沛的见解的批判等。

通过严谨缜密的分析，作者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尽管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争论，但它至少反映了“五四”以后农民革命情绪的高涨。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救国思想，其思想基础是对中国处在危机状况之中的认识以及必须拯救中国的意志和愿望。作者认为，陶行知是在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