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在这一时期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完善个体人格，他在借助于王学的同时，又对充满道德说教气味的基督教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入大学后，暇时辄取《新约》展阅之，冀得半言片语以益于身心而涤其伪习，”[28]把基督教义作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的利器。不仅如此，基于救国救民的需要，他还注目于基督教义中朴素的人道主义因素，并于1913年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信仰基督教是陶行知早年在自己人生信仰方面所作出的重要选择。这一选择，深刻地影响到陶行知的人格风范的塑造，以及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尽管他后来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转而接受更为先进的社会政治学说，但这种影响的痕迹始终或隐或显地体现在他的身上。事实上，他后来所奉行的“爱满天下”的主张及其伟大的牺牲精神，就与基督教的博爱主张和耶稣“舍己为人”的救世精神有着某种思想渊源。

需要说明的是，陶行知虽然一度皈信基督教义，但他并未成为一个狂热偏执的基督徒。他对基督教有自己的认识，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接受基督教义的，从未盲目信仰过。他对基督教义既有接纳，又有排拒，接纳中有排拒，排拒中有接纳，这种鲜明的主体意识和清醒的理性精神，使得基督教信仰对他的影响积极的方面远远大于消极的方面。陶行知之所以被人民所长久崇敬，原因之一是他具有伟大的人格风范，而这一人格风范的塑制又显然离不开基督教信仰所起的作用。[29]

1914年6月，陶行知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因1911年金大已在美国纽约州立教育局和纽约大学注册获得认可，故金大的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和学位，并能直接赴美深造。由于陶行知一贯品学兼优，素为金大美籍校长包文（Bowen）器重。此时，包文更是鼓励和支持他赴美深造。在师友和父母的帮助下，1914年秋，陶行知终于启程赴美留学。

世界教育中心美国的留学深造

抵美后，陶行知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硕士学位。按照陶行知原来的设想，他是打算直接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的。早在金大时期，他就对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了明确认识，认识到“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萌生了从事教育事业的念头。而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大本营，聚集了一大批以改革传统教育为职志的新教育理论家，如杜威、克伯屈、孟禄等人，他们中的某些人（特别是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教育主张，民国初年就通过蔡元培等人介绍，为中国教育界所知晓。[30]能进哥大师范学院学习本是陶行知的初衷。但因该校的学费高昂，陶行知的经济条件负担不起，只得进了专为学习市政学专业的外国学生免除学费并提供奖学金的伊利诺大学。[31]

虽然陶行知在伊利诺大学研修市政学专业，但他研习教育的渴望一直没有泯灭。他在着重学习美国的外交、贸易和欧洲的政治等课程时，还专门选修了一门教育行政学。教这门课的是杜威的信徒，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罗托斯·台尔塔·考夫曼（Lotlls Dell Coffman）教授。[32]考夫曼向陶行知介绍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基本原理，这对陶行知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恰好在1915年夏天，陶行知参加了在威斯康辛州基尼法湖畔召开的基督教青年会夏季会议，他受到了与会者发言的极大鼓舞，正式决定以毕生精力从事教育工作，并计划一旦从伊利诺大学研究生毕业，就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基于这种考虑，他在1915年夏学期，便全都选修了四门教育课程（教育评价基础、教育研究法、中学课程和教育心理学讨论）。陶行知在伊利诺大学学习期间的学习课程见下表[33]：

续表

1915年秋，陶行知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了伊利诺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之后，他便转入他梦寐以求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专业。

陶行知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他正巧取得了义和团赔款的留学生派遣制度“半费生”资格，有了维持继续深造的起码经费，便于该年9月下旬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行政学博士课程。

根据校方的安排，斯特雷耶（G.D.strayer）教授担任陶行知的论文指导教师。斯特雷耶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教育行政学专家，美国教育行政学会会长，学问渊博，但有些学究气。杜威的专长是教育哲学，他虽然不是陶行知的论文指导教师，但陶行知选修了他所讲授的《学校与社会》这门课程。相较之下，他在教育哲学思想上对陶行知的影响远大于斯特雷耶。

杜威的教育哲学是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这种教育哲学以其经验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为基础，强调变迁、行动和实用，主张“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和改组”“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和“从做中学”，要求教育应当与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要反映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教育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还主张教育要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要着重培养学生适应生活的能力，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发展学生的个性。尽管这种教育哲学由于杜威本人在政治、哲学等方面的阶级制约性和历史局限性，存在着不少错误的、自相矛盾的东西，但从总体上看，它适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于改革美国当时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旧教育，建立现代民主、科学的新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陶行知求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正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成熟和影响逐渐达到高峰之时。在此前后，杜威的主要教育论著《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明日之学校》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均已经相继出版。而最集中最系统地阐述其教育思想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正好就发表于陶行知就读该校的1916年。杜威对旧教育的抨击和对新教育的设想，他的批判精神、试验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于早就不满中国旧教育、亟欲建立一种新教育以维护和发展共和体制的陶行知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加之杜威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础（达尔文的进化论、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和注重行动的哲学观）与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时期就已形成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达尔文的进化论、林肯的民主共和主张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观）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相通或相似之处，这些因素都使陶行知一跨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大门，就很快沉浸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中去了。这一点可以从下面所附陶行知当时在该校学习的课程内容及任课教师的思想倾向看得很清楚：

以上课程有浓厚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色彩。在这些任课教师中，杜威本人自不必说，讲授《教育哲学》的克伯屈教授是杜威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讲授《教育史》《教育行政学》《教育社会学》和《各国学校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孟禄教授、斯特雷耶教授、斯列丁教授和康德尔教授等人，都是与杜威私交甚好、思想上不同程度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影响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正是在这样一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大师或具有进步主义教育倾向的著名教育家们的直接教诲下，接受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

信奉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这对陶行知日后的人生道路与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后，陶行知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就是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理论武器的。他的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理论，也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有着某种思想上的联系。当然，陶行知对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也如同他早年对待其他西方文化（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林肯的民主共和思想和基督教的宗教学说）一样，都不是盲从盲信，照搬照抄，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接受、来传播，进而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总结自己长期教育实践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扬弃和发展，形成一种与之有本质区别、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的新型教育理论。

需要说明，留美期间，陶行知对于西方文化接受，并不限于人们常说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也不限于前文所列陶行知在伊大、哥大两校所学的有关课程的内容。事实上，他对现代西方的诸多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各派教育新思潮，均有广泛的涉猎与钻研。这一点在陶行知回国不久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体现得特别明显。1917年秋，陶行知自美归国后，针对国内教育界因循守旧、不思革新的现状，连续发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教育研究法》《智育大纲》《教学合一》《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等文章，大力介绍和宣传欧美教育新思潮、新学说，提倡以科学的试验方法来改造中国旧教育。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到的人物及其学说不下十余种，如培根（Franois Oaoan）、笛卡尔（Descartes）等人的哲学观点，詹姆斯（Lillial Jaies）、桑代克（Thodndike）、华莱士（Lallaoe）等人的心理学见解，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华莱士（Lallaoe）等人的动物学理论，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Oalton）的遗传学思想，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福禄贝尔（Froetel）、赫尔巴特（Herbart）等人的教育实验，沃特的葛雷学校，爱莉（Aally）、沙力方夫人（Mrs.Sullifan）等人的盲童教育实践，等等。杜威及其教育学说，此时只是作为众多人物及其学说之一而被加以介绍。

这些事实表明，陶行知在留美期间接受西方文化时，从来就没有局限于某人某派学说，而是从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的需要出发，以海纳巨川、吞吐百家的博大胸襟和恢宏气度，博采诸家外来学说之长，融会贯通地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体系。

三、爱情、婚姻与家庭

父母

陶行知的家庭是个大家庭，除他之外，家庭成员先后包括父亲陶位朝、母亲曹翠仂、姐姐陶宝珠（幼殇）、妹妹陶美珠（又名文渼）、前妻汪纯宜、长子陶宏（乳名桃红）、次子陶晓光（乳名小桃）、三子陶刚（乳名三桃）、四子陶城（乳名蜜桃）、续妻吴树琴。

父亲陶位朝，以字行，名长生，号笑山（筱山），1867年生于安徽歙县，1915年1月病逝于南京。粗通文墨，为人厚道，古文功底较好，曾在南京汇文女校教过书。后来，回乡务农，过起了清贫的生活。由于他经历曲折，生活艰难，因此他将希望寄托到陶行知身上，于是他对童年时陶行知的学习非常重视，亲自在家教儿子读书识字。陶行知15岁时，他又送其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为儿子接受西方教育乃至后来的出国留学均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陶位朝望子成龙，将儿子的前途放在他心目中的第一位。据陶城回忆：

祖父为了大力支持爸爸在美学习，他把吸大烟的恶习都彻底戒掉。对于一个吸鸦片者来说，没有良好的戒烟措施，自己来行戒毒，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但为了儿子能成才，为国效力，他还是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才把烟瘾坚决戒掉。慈祖父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为爸爸的前途和伟业着想，确实值得缅怀发扬光大。[34]

此外，陶行知毕业所保持的那种吃苦耐劳、平实俭朴、敬业奉献的作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其父亲影响的。

母亲曹翠仂，安徽绩溪人，生于1866年1月20日，因脑溢血病卒于1933年11月26日。她是一位“勤劳、善良、朴实、忠厚、爽朗，富有好学求真精神的劳动妇女”。[35]在陶行知儿时的记忆中，他母亲除种田务农、操持家务外，还替人缝补浆洗作佣人。陶母艰苦朴素，治家节俭，家中丈夫、儿子，后来又有孙子的理发，全由她一人包办，数十年如一日。她这种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的精神，对陶行知一生影响很大。陶行知把母亲使过的剃刀视为最可纪念的传家宝。母亲逝世后，他曾作诗一首，“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36]

十一二岁时，他就每天随祖母一起绩麻，跟母亲一起种菜，随父亲一起砍柴、卖柴和卖菜。后来，在他忙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和晓庄师范创办期间，陶母与陶妹全力支撑着全家的事务，尽量不让陶行知为家事分心，作出了无私奉献。1927年1月20日（1926年腊月十七日），他在母亲过60周岁生日那天，从南京专门给在北京的母亲写了封信《送给国家的寿面》：“儿从母亲寿辰立志，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于中国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为吾母庆祝，并慰父亲在天之灵。儿起初只想创办一个乡村幼稚园，现在越想越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齐都要立他一个基础。儿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儿自立此志以后，一年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日，一日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时：要叫这一年的生活，完全的献给国家，作为我父母送给国家的寿面，使国家与我父母都是一样的长生不老。”[37]陶行知忙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连为母亲祝寿的时间都难以抽出，只能通过发奋工作来报答母亲的恩情。正如陶城所说：“可以说没有祖母，就没有我们兄弟四人的一切。”特别是1930年后，国民党通缉陶行知，陶母带陶妻汪纯宜和四个孙子逃到远离五柳村的山上居住，那段艰苦的日子全靠陶母一人支撑着。陶母在全力照顾全家的同时，还在晚年抓紧时间学习，在孙子们充当教员下，她努力识字，正是在这种家庭教育场景的启发下，陶行知提出了“小先生制”这一伟大的教育理论。因此，在母亲入殓时，陶行知痛哭道：“母亲、文渼妹、纯宜妻，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累垮的啊！”[38]

姐妹

陶行知有一姐一妹：陶宝珠和陶文渼（又名美珠）。姐宝珠出生年月没有记载，幼亡。妹文渼生于1895年，病逝于1929年6月6日。她与陶行知在崇一学堂和金陵大学的同学张枝一结婚，但丈夫又早逝，一直无子女，因此，陶行知就将二儿陶晓光和小儿陶城过房给了陶文渼作她的儿子。她是一个有文化、有见识的女子，她一直非常支持陶行知开展乡村教育运动，她还亲自办起了晓庄农暇妇女工学处，为广大的农村妇女提供读书与学习的机会。她给陶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陶宏说：

在歌颂我父亲伟大的造就时，在哀悼他那种为大众谋幸福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时，千万可别忘了三个无名英雄：第一个就是我的姑母，第二个就是我的祖母，第三个就是我的母亲。在七年内，她们为了父亲的事业而相继牺牲倒下。父亲是为事业拖死的，她们都是为父亲的事业拖死的。她们的精神同样是伟大的，不朽的。[39]

第一任妻子汪纯宜

陶行知一生经历两次爱情和婚姻，第一次是与汪纯宜的婚姻，汪为其生了四个儿子：长子陶宏（乳名桃红）、次子陶晓光（乳名小桃）、三子陶刚（乳名三桃）、四子陶城（乳名蜜桃）。1914年6月陶行知从金陵大学毕业后不久，就与其妹妹陶文渼的同学汪纯宜结婚。汪纯宜生于安徽省休宁县，生年不详。3岁丧父母，后来遵照长辈的意图按旧式婚姻与陶行知结婚。汪纯宜为人忠厚淳朴，温和慈祥，沉默寡言。[40]陶行知结婚后，便将全家迁至南京。不久，他便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轮船，当他在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时，长子桃红（即陶宏）于1915年4月在南京出生，给全家带来许多欢乐。1917年秋，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应南京高师之聘任教育学教员，这样，他和妻子家人团聚。1918年6月，妻子又生次子小桃（即陶晓光）。1919年11月，三子三桃（即陶刚）也在南京出生。

1923年2月，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为了全力以赴地做好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在经南京高师校方同意的情况下，夏季他将全家迁往北京。9月27日，他在杭州开展平民教育不能回家过中秋，专门写信给母亲和妻子汪纯宜。10月8日，他从南京给在北京的陶宏、陶晓光写信说：“你两个人很有功劳。我看见你们两个人，哥哥教弟弟读《千字课》，就发现了一个好法子，叫作连环教学法。这个法子是用家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人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我在南京试验这个法子很有效验，特为写封信来感谢你两个人。我在南京平安快乐。”[41]不管走在哪里，陶行知都心系家庭，总要写信给家中的妻儿老小，汇报自己的外出情况，并关心妻子的身体与生活，关注孩子们的学习与成长。10月17日，他又写信给他的母亲和妻子汪纯宜，一方面，介绍自己在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开展平民教育的情况；另一方面，劝母亲抽空读《千字课》，多识字。[42]1924年10月29日，当他收到妻子汪纯宜的来信祝贺他的生日后，在南京给远在北京的妻子回了信，“我实在是不对，连自己最宝贵的生日都忘记了。多谢大家给我做生日，我欢喜得很。可惜这日子我不能在家里和大家一同快乐。”[43]11月4日，他收到妻子让他在天冷时加棉衣的信函后，他回信说：“这几天天气稍冷，我请陈妈把我的绸夹袍拿去，找了一个裁缝给我翻了一件棉袍，穿在身上非常暖和。陈妈的算计真好，共总只花了一元三角钱，连棉花一起在内，真是便宜得很。我在外面自己能照应自己，请可放心。我饿了就吃，倦了就睡，事做完了就玩玩，很自然，很快乐。”[44]

1924年12月13日，汪纯宜在北京为其生下了四子陶城，乳名叫蜜桃。12月18日，当陶行知在上海收到在北京的两个儿子陶宏和陶晓光来信后，他在给两个儿子的回信中讲道：“你们的信收到了，影戏想必好看得很。阿姑的信也收到了。恭喜你们又得了一个小弟弟。你们可以给他一个名字……请你们代我向老太太、妈妈、阿姑恭喜恭喜。衣服都收到了。”[45]1927年1月31日，陶行知在春节来临之际，他因忙于筹备晓庄师范学校之事，所以不能回家过年，便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年年难过年年过，今年已可安安稳稳过年了，请可放心……家人的照片，都已收到。见照片如见人，固然不错，但我见了照片，更要念着人了。昨夜回宁，现在积极筹备试验乡村师范。” [46]

陶行知与汪纯宜相处一直和睦，1927年晓庄女子学校成立后，他反复劝导汪纯宜入学读书。他在12月3日给汪纯宜的信中讲道：“纯妻：皮袍已收到，质地甚佳，袍面亦特别可爱，新年穿此，在乡间可以大出风头了。一月一日系晓庄学校落成纪念日，将有大热闹。深望您及全家均在此同乐。幼稚园已开学，收了徒弟三人，跟着幼稚园教师学做先生，此法非常有效。时局稍静，您是可以享优先权来此学习的。”[47]

1928年，为了支持陶行知在晓庄开展乡村教育运动，汪纯宜带着婆婆、小姑还有四个儿子，从北京搬到了晓庄农村。1930年国民党要查封晓庄学校，陶行知匆忙出逃，这使本来就因误食安眠药而精神错乱的汪纯宜，又一次遭到了沉痛打击，她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于是投入夫子庙的一条臭水河欲自尽，幸好遇一义士救起。[48]1933年11月，陶行知母亲的病故，使得陶家更是雪上加霜。陶妻的病进一步加重，陶行知让其二子晓光带其母亲与四弟，住进了设在观音寺内的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后因陶行知投身于国难教育运动，无暇顾及，他便让陶晓光将汪纯宜送进了天主教办的上海普慈疗养院，该院对精神病患者根本没有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结果汪纯宜于1936年4月23日病逝。

四个儿子

长子陶宏，1915年生于南京，1975年因心肌梗塞而病逝于北京。长子陶宏与陶行知的关系，既是父子关系，又是朋友与同事关系。他参加了陶行知在国内的大部分教育活动，并且对陶行知教育理论与实践有直接的帮助与影响。譬如：1923年陶行知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所推广的“连环教学法”，就是从陶宏教弟弟陶晓光识字中受到的启发，这一史实可以从他于当年10月8日给儿子的信中得以证实：“桃红、小桃：你两个人很有功劳。我看见你们两个人，哥哥教弟弟读《千字课》，就发现了一个好法子，叫作连环教学法。这个法子是用家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一家当中，先生教师母，师母教小姐，小姐教老妈子，每人花不了多少功夫就要可以使全家读书明理了。”[49]陶行知非常喜欢陶宏，他经常与他们通信。1925年陶行知收到陶宏和陶晓光的来信后，于1月18日回信说：“你们两个真正好，你们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多谢得很，因为南京打仗，信在南京搁下了，到前天才收到……孟禄夫人前天从美国到上海，送了两盒玩的东西给你们。大盒是送桃红的，小盒是送小桃的。大盒难玩些。小桃大些的时候，大桃可以借给他玩玩。你们每人都要写一封信谢谢孟禄夫人，收到了就写，要写你们心里的话。写好了寄来，我给你们翻成英语，一齐寄到斐利滨去给他。”[50]1月30日，他又给陶宏、陶晓光写了题目为《三花脸的白话诗》的信，“你说你公道，他说他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51] 他一直注重教育自己的几个儿子，1927年春，他在忙于筹建晓庄学校的时候，也不忘给家人写信教育儿子，2月11日，他在信中写道：“桃红、小桃在家，自己的事要自己干。衣服要学洗，破了要学缝。烧菜弄饭都要学。还要扫地抹桌。有益的事都要做。”[52]3月17日，他给陶宏和陶晓光二人写信：“我很希望你和小桃多学做事。我的主张是：有书读的要做事，在事做的要读书……我要你们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不要你们做书呆子。”[53]

1927年3月以来，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他长年累月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能回家与全家老小团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孩子们的感情，他利用一切机会表达父爱，家人寄来照片，他总是爱不释手，抽空就看；儿子寄来自作的贺卡，尽管上面又涂又画，但他认为这是最好的礼物；每到一地开展教育活动，他都要写信给家人报平安，汇报近况，这既是对家人的慰藉，也是自己表达想家之情的重要方式。

1928年陶宏随全家迁来南京，他入晓庄学校学习，并充分发挥创造力，制定了“十九年度陶宏计划”。30年代初，陶宏协助父亲开展“科学下嫁”运动，他参与编写儿童科学丛书和天文学活叶指导丛书。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兴办育才学校，陶宏也来到重庆，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参与筹建育才学校自然组，并负责自制实验仪器。因此，陶行知于1942年在给二儿子陶晓光的信中写道：“现在的自然组全靠陶宏一个人力量维持，假使他走，对学校对小孩子都是一大损失。”[54]后来，他被聘到四川大学理学院任教后，还经常写信指导育才学校的孩子，在育才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他亲自为育才学校募捐到18000元寄给了陶行知，帮助育才学校渡过了难关。陶行知去世后，他调到了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教，后在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工作，成为中国感光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与开创者。

次子陶晓光，生于1918年7月5日，于1993年7月6日在北京去世。1923年他在家中教奶奶学习《平民千字课》，成为陶行知后来所倡导的“小先生制”的雏形，“成为中国第一个小先生”。[55]据陶晓光回忆说：

当时我祖母已57岁，她受父亲的影响，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完4本平民千字课。那时我才6岁，刚读完第1册，父亲就让我当“小先生”，教祖母读书。我和祖母一面玩一面读。读到第16天时，父亲依据16课以前的生字写了一封信，从张家口寄给祖母，她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读了出来。我这个“小先生”的实验给了父亲很深的印象和启发，1934年他正式提出推广“小先生制”。不久，就在全国23个省市取得了显著的成效。[56]

30年代初，他协助父亲开展“科学下嫁”运动，他与表叔曹子云一同自行组装了手提式直流无线电收音机数十台，还带着发电机与放映机到农村为农民放电影。他第一次在上海利用无线电台对民众进行科学普及教育。抗战期间，他先后参加桂林的生活教育社，担任了育才学校驻印度的代表，负责为育才学校募集资金，还在加尔各答为育才学校绘画组举办了绘画木刻展览会，以此来募集到了办学经费，为陶行知解了燃眉之急。他还为育才学校音乐组购置了一批音乐器材。陶行知去世后，陶晓光辞去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工程的工作，又回到育才学校，将父亲的未竟事业接着完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级干部、无线电专家。

三子陶刚，1919年11月22日出生，1983年病逝于上海。从小先天不足，身体瘦小而虚弱，[57]先后跟随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学习。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徽州日报当报童，后来甘愿务农种田，先后在桂林临桂教养院农场、重庆育才学校农场工作。陶行知去世后他一直在上海育才学校和行知中学工作。

四子陶城，1924年11月17日生于北京，2011年2月28日病逝于哈尔滨。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积极宣传抗日，与其他青年创办了《抗日每日战报》，在上海街头向市民报道中国部队的战况，还参加了上海童子军。1938年随父亲到桂林，参加储材学校少年抗日宣传队，张贴抗日宣传画，教孩子们画宣传画，讲抗日故事，教唱抗日歌曲。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学习。解放后，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力学教授。

第二任妻子吴树琴

陶行知的第二次婚姻是与吴树琴的婚姻。陶行知与吴树琴相识是从1935年7月23日开始的。吴树琴是安徽休宁县人，距陶行知老家仅有百余里，她原是安徽省隆阜第四女子中学学生，1935年7月为了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与另一女生离家出走，经姚文采的介绍与陶行知相识，陶行知将她们介绍到上海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学习，从此他们开始书信往来。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吴树琴对陶行知产生了爱情，第二年春，回到老家的吴树琴开始给陶行知写信表达自己对他的好感。自20世纪30年代初，陶行知的前妻汪纯宜因受刺激而精神错乱，他一直投身于教育事业，无法得到家庭的温暖，爱情更是无从谈起。1933年底他在给晓庄学生汪达之的信中谈到娶妻的条件时，明确提出以聪明、健康的乡下姑娘为宜。当时陶行知的家庭出现了很大变故，母亲去世，他妻子汪纯宜又成天住在精神病院治疗。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他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当陶行知收到吴树琴表达爱意的书信，吴树琴在信中说她在梦里常常看到陶行知，他非常激动与欣慰，犹如久旱逢之甘霖，于是便接纳了这个女子的爱。他在1936年3月15日给吴树琴的信中讲道：

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你说到梦里常常看见我，我是多么高兴啊！你写这封信，谅想是用尽气力，拼命的要把心中话写出来，我佩服你的勇敢。老实告诉你，我做了你的梦里人，那是比做南面王还荣幸。我愿意永远在你的梦里安慰你。你不知道吧？我也时常在梦中看见你。不过我是没有你勇敢，从来没有给你说过。现在可以给你知道，你是我梦里最欢迎的人了……你几个月才给我一封信，叫我想念来信如同三天没有吃奶的小孩……亲爱的冰小姐！我得到了你的一封信，好像是得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又好像千军万马来到我的面前，听我的指挥。我的精神顿加十倍，能做十倍的事并且做得十倍的好。[58]

陶行知在与吴树琴的通信中，称吴树琴为“冰小姐”“冰冰”“冰妹”等，自称“水”。通过这种称呼，可以看出陶行知对这种迟到的爱情，心存顾虑，因为这毕竟是第二次爱情，而且在吴树琴表达爱意时，他的前妻尚在医院治疗之中，因而他与吴树琴的爱情并不像年轻人那样表现得热烈，体现出一种理性的爱。但从中也可看出，陶行知与吴树琴的爱情是和谐的，因为冰的融化便是水，水的凝结就是冰。此外，也反映出在这次爱情中陶行知是主动的，吴树琴有点被动，陶行知想通过水来融化冰，从而使爱情升华。

在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的两年多在欧美进行国民外交期间，陶行知始终保持与吴树琴的通信往来，每到一处都要给吴树琴写信并寄一些风景照片。1937年6月15日，他在给吴树琴的信《人生遇逆境的秘诀》中写道：

人生遇逆境只有一个秘诀：把忧愁忘掉。吃饭、睡觉、工作、游玩、忘掉，包括奋斗，你若记得这五点，你可以活到一百岁。因此，你得把气忘掉，把闷忘掉，把敌人忘掉，把爱人忘掉，把自己忘掉。什么都可以忘掉，只是不可以把写信忘掉。现在把通信处寄给你……短短信，常常寄，好吗？[59]

陶行知在异国他乡只能通过书信来与吴树琴交流感情，他将读吴树琴的来信作为他工作之余的唯一精神享受，他盼望吴树琴的来信几乎到了望眼欲穿的地步。他在1937年4月29日给吴树琴的信中表达了这种心情：

你是三月十三的信，我是在两星期前收到的。这封信来后，好像是很久很久没有接到你的信了。但是仔细象\[想\]了一下，应该是再过两个星期才能接到你的信。何以呢？你大概是每月平均给我一封信。照我现在的心理看来，这好比是每天吃一餐饭，是觉得不能满足。[60]

后来，他与吴树琴的通信频率明确加快，有时一月写两三封信，现将1937年6月至8月陶行知给吴树琴的写信时间列举如下：

资料来源：参照华中师范大学教科所编：《陶行知全集》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320页；《陶行知全集》第八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7页。

由上表可见，从1937年6月12日到8月22日共72天，陶行知就给吴树琴写了7封信，几乎平均每十天写一封，说明尽管陶行知在国外，二人相距数万里之遥，但大海都难以隔开他们的炽热的爱恋之情。

1938年8月底，陶行知圆满完成了对26个国家的出访，回到香港。他在准备回国之前，就于5月23日从华盛顿写信约吴树琴8月底来香港。7月16日，他又在巴黎写信，告诉吴树琴：“可以坐大船三等舱，一直到香港。八月底以前到。不要坐小船，行走慢而会害海病。东西不必多带。衣服和药书应当带，余寄存在人家。”[61]还为她找好了到香港的联系人，可以说，安排周到，关怀备至，同时也可反映出他欲见吴树琴的迫切心情。8月5日，他到新加坡后又写信劝吴树琴：“作一次最大的努力来看我。倘若这次不能相见，以后是很困难了。”顺便寄去他为纪念他们二人相识三周年所作的诗：

巴黎无雨也留客，独有今宵不可留。抬头仿佛江湾月，屈指惊人已三秋。

横贯欧陆我去也，一任铁塔与云浮。只是数月无音问，重逢何日令人忧。[62]

大概是出于年轻女子的羞涩的缘故吧，吴树琴一直没答应按时来香港，因此陶行知回到香港后，未能见到自己的恋人，心情十分难过。他在9月7日给吴树琴的信中写道：读了近日吴树琴的来信，“简直是把我从喜马拉雅山推到玛利亚那的海底去了。晚上睡不着，一半是因为热，一半是念你。通盘算起来，觉得你还是待我好的地方多，待我不好的地方少。但是问你生日，是始终不告诉我，照相也不给我一张，这次又不来，实在是令人难过。可你一定有你的困难，我是要原谅你。我很希望你能安排一下，和我在一个地方做事，可以朝夕相见，那我就很感激你了。”[63]之后，9月13日吴树琴便告诉了她的生日。这使陶行知深受鼓舞。陶行知看后心情一下好转，紧接着于9月22日马上回信说：“你的九月十三夜的信是给了我一个安慰。”之后的两个月中，陶行知又连续写了几封信催吴树琴来香港，还说：“倘若你一定不能到香港来看我，那只好我来上海看你。”[64]

在陶行知的反复邀请下，吴树琴终于于1939年1月9日写信给陶行知，同意与她的一位取道香港去福州的同学一同去香港。陶行知兴奋至极，他在1月12日的回信中写道：

今天接读一月九日来信，知道你将和琴姊来港，这是新年中最好的福音……我是数着钟点等待你的来临啊。亲爱的冰妹啊！你要知道，叫我多等一天，便是叫我身上减少一磅肉。我有的是肉，减少一二十磅也不要紧，所可虑的，是我精神上有些受不住。你若了解这一点，我相信你会插着翅膀立刻飞到我这里来。现在一切都照着你们21日来港计划准备。我亲自要去接你们。快乐的日子快到了吧！[65]

1939年1月21日，吴树琴来到香港与渴望已久的陶行知相见，这犹如牛郎会织女。吴树琴的到来，也给陶行知吃一颗定心丸。从此，陶行知更加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也下决心再不让吴树琴离开他，于是他不久就以女婿的名义给吴树琴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委婉地告诉丈母娘他想让吴树琴留在他身边。之后，陶行知就将这位准夫人带到了重庆，开始筹建育才学校。9月份陶行知正式向吴树琴提出要结婚。期间她家人不断来信反对，经过吴树琴的努力劝说，家人终于在12月10日来信同意他们结合。于是他们二人于1939年12月底，在重庆古圣寺举行了结婚典礼。陶行知在高兴之余，赋诗一首《结婚歌》：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欢喜你遇到了我，我遇到了你，当时是你心里有了一个我，我心里有了一个你，从今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地久天长同心比翼，相敬相爱相扶持。[66]

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学生还给这首诗谱了曲，绘画组学生绘制了各种吉祥的图案贴了新房门上，育才学校师生及附近的农民参加了婚礼。结婚后，吴树琴便投身到帮助陶行知兴办教育的活动中来。她利用自己学医的专业优势，与中国科学社合作在民间秘方的基础上，研制出治疗疟疾的药丸，经万人试用，效果很好。后来，她又到北温泉新药厂工作。他们夫妻每两周相聚一次，在这种离多聚少的日子里，陶行知通过写信与吴树琴交流感情，表达思念之情。二人相敬如宾，恩爱有至。1942年11月，陶行知生日来临之前，吴树琴来信作了安排，陶行知在回信中讲：“多谢你为我的生日这样关心，那是我母亲去世后，就没有受过这样的恩宠了。”[67]1944年陶行知在生日前后，对夫人许下了愿：等抗战胜利后，他要带妻子“携手同游全世界名山大川，同访……手创世界和平的人们、思想家、发明家、诗人、美术家，尤其是各国的大众”。[68]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溘然长逝，吴树琴悲痛欲绝。

陶行知的第一次婚姻是理智、冷静与生活型的，可以说是亲情多于爱情；而第二次婚姻是炽热、浪漫与爱情型的，陶行知从这次婚姻中真正得到了爱情，也有裨其事业的发展。

[1] 原载《人民之子：陶行知》，长沙，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 《吾母所需剃刀》，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武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3] 1923年春，陶行知曾在《游牛首山》这首诗的题注中，对“绩溪牛”的精神予以称赞：“吉乡你绩溪人为绩溪牛，人以为侮辱，我以为是尊敬，因为牛是农家之友，没有牛，我们那里来的饭吃呀！”纵观陶行知的生他不是正这样头“绩溪牛”或“徽骆驼”吗？

[4] 弘治《徽州府志》卷五《学校》。

[5] 康熙《徽州府习》。

[6] 赵谤：《商山学院学田记》，见道光《休宁县志》卷，《风俗》，嘉靖《黎源县志》卷四《风俗》。

[7] 《徽州的书院（附书屋）》，载《徽学通讯》，1989年第1期增卷。

[8] 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载《行知研究》，第11期。

[9] 张国良：《国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载《行知研究》，第11期。

[10] 朱泽甫编：《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11] 据《宋史·杨时传》载，北宋杨时就教于程颐，“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借喻尊师重道。

[12] 周洪宇：《近代知识分子与教会教育——一项以陶行知为观照基点的历史透视》，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3] 王鹤鸣：《安徽近代经济探讨》，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07年版，第230-231页。

[14] 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5] 根据“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毕业文凭”。

[16] 关于崇一学堂性质与程度的评估，参见董宝良、喻本伐、周洪宇：《陶行知生平求是》，载《教育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7] Tao Wen Tsing：To J.E.Russell，February，16.1916.

[18] 《〈金陵光〉出版之宣言》，《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19] 《〈金陵光〉出版之宣言》，《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20] 前述引文未特别注明出处者，均见《共和精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3-53页。

[21] 王阳明：《传习录》上。

[22]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

[23] 《共和精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8页。

[24] 许宗元：《陶行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25] 《因循篇》，《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26] 《〈金陵光〉出版之宣言》，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27] 《为考试事敬告全国学子》，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28] 《伪君子篇》，《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7页。

[29] 周洪宇：《陶行知与基督教》，载《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

[30] 参见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和《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等文，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1] 牧野笃：《关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与生活的若干考察》，载《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155页。

[32] 林伯特·O.布朗：《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中外比较教育史》（许美德、巴斯蒂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页。

[33] 牧野笃：《关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与生活的若干考察》，载《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34] 陶城：《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载《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周洪宇等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35] 陶城：《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载《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周洪宇等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

[36] 《吾母所需剃刀》，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37] 《送给国家的寿面——致母亲》，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156页。

[38] 陶城：《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载《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周洪宇等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39] 陶宏：《我和我的父亲》，载《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40] 陶城：《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载《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周洪宇等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41] 《连环教学法之发现——致陶宏、陶晓光》，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42] 《劝慈母读〈千字课〉——致母亲、汪纯宜等》，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7页。

[43] 《四个小孩两人分——致母亲、汪纯宜等》，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44] 《我的生活——致母亲、汪纯宜等》，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45] 《用小桃的笔法写信——致陶宏、陶晓光》，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页。

[46] 《过年信——致汪纯宜、陶文渼》，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47] 《幼稚园艺友——致汪纯宜》，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48] 陶城：《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载《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周洪宇等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49] 《连环教学法之发现——致陶宏、陶晓光》，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50] 《孟禄夫人送玩具——致陶宏、陶晓光》，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51] 《三花脸的白话诗——致陶宏、陶晓光》，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52] 《下乡拜年和牛大哥同铺——致母亲、汪纯宜等》，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53] 《晓庄开学勉励桃红——致陶宏》，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54] 《动员一切朋友，解决南洋接济断绝的困难——致陶晓光》，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44页。

[55] 陶城：《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载《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周洪宇等主编），第23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6] 陶晓光：《回忆父亲给我的教育》，载《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页。

[57] 陶城：《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载《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周洪宇等主编），第24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8] 《梦中的情景是人生的天国——致吴树琴》，载《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76-777页。

[59] 《人生遇逆境的秘诀——致吴树琴》，载《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7页。

[60] 《不要听信谣言——致吴树琴》，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61] 《已托吴涵真帮助你——致吴树琴》，载《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7页。

[62] 《送给冰冰的诗——致吴树琴》，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页。

[63] 《希望和你共事——致吴树琴》，载《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8页。

[64] 《望你给我来信——致吴树琴》，载《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04页。

[65] 《数着钟点等待你的来临——致吴树琴》，载《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14页。

[66] 《结婚歌》，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02-503页。

[67] 《多谢你为我的生日这样关心——致吴树琴》，载《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62页。

[68] 《谈谈未来的美梦——致吴树琴》，载《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