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背景

出身贫寒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浚），字世昌，1893年11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的一个贫寒家庭。他有一姊一妹，姊名宝珠，幼殇。妹名美珠，又名文渼。

陶行知的父亲名长生，字位朝，号筱山，粗通文墨，为人厚道，原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亨达官酱园。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洋货倾销，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每况愈下，营业萧条，家境困难，只得将酱园出顶给曹氏亲戚，回故乡黄潭源村种田务农，卖柴卖菜。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仂，除种田务农、操持家务外，还替人缝补浆洗作佣人。

陶母艰苦朴素，治家节俭，家中丈夫、儿子，后来又有孙子的理发，全由她一人包办，数十年如一日。她这种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的精神，对陶行知一生影响很大。陶行知把母亲使过的剃刀视为最可纪念的传家宝。母亲逝世后，他曾作诗一首，“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2]

由于家境贫寒，陶行知自幼便饱经世故沧桑，深知农家疾苦。十一二岁时，他就成为家中的半个劳动力，每天随祖母一起绩麻，跟母亲一起种菜，随父亲一起砍柴、卖柴和卖菜。他平日接触的大多是贫民，一直生活在贫民社会环境中，对劳苦大众无比挚爱，对有钱有势者则极为鄙视，自幼便形成了亲民、爱民、为民、救民的思想。

当时，歙县西干十寺有两个当家和尚勾结官府，鱼肉人民，利用宗教，作威作福，强奸妇女，并以宣扬佛教为名，沿西干山坡修建18座佛龛，强捐恶索，惹起众怒。陶行知激于义愤，与同学朱家治等人，把西干沿河的木雕菩萨全部摔入河里，为民伸张正义，人心大快。亲民、爱民、为民、救民的思想，成为贯穿他一生道路与事业的主线，推动着他奋力开拓“中国性、平民性”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化思想路线。

徽州府与“徽骆驼”

陶行知的故乡歙县，旧属徽州府，在安徽省南部。徽州全境多为山区，虽风景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全年的粮食仅够当地居民三月之需。因此，为了生存，徽州人大多离乡撇井，外出经商。他们多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积累资金，逐渐扩大势力。有的竟成为富商大贾。徽州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全国，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意指一个地方只要徽州人进来，就开始设店经商，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徽州人特别能够吃苦耐劳，富于开拓创业精神，人称“徽骆驼”“绩溪牛”。陶行知自幼便深受这种精神的感染，萌生了艰苦奋斗、开辟进取的意识。[3]

徽商与徽州文教

徽州商人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十分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因此，徽州地区的学习气氛格外浓厚。孩子们从小就要进各类塾馆读书，接触儒家经典。许多微商或“先儒后贾”，或“儒而兼贾”，或“亦儒亦贾”，或“先贾后儒”。由于徽商具有这个特点，因而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具有“权低昂，时取予”的洞察能力，容易发财致富，并易于与政界官场建立密切联系，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创造条件。与此相关，徽州人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兴建各级各类学校。自明初起，各乡创办社学，徽州六县共有社学394所。[4]及至清朝康熙年间，发展到512所。[5]嘉庆以后，社学渐衰，私塾又起。“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十户之村，不废诵读。”[6]徽州的书院也有相当发展。从北宋到清末，徽州六县共建书院70所，其中宋建8所，元建6所，明建34所，清建12所。明清时期，徽州宗族还普遍实行资助学员的宗规家法。《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许氏家规》规定，“凡逼族人子弟肄习举业，其聪明俊伟而迫于贫者，厚加作兴，始于五服之亲，以至于人之殷富者，每月给以灯油、笔札之类，量力而助之。”[7]

徽商拥有的雄厚经济实力与徽州甚为发达的教育事业，导致徽州地区的文化学术在明清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地域性哲学、经学、医学、绘画、戏剧、建筑、雕刻、盆景等专业性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相继衍化为自成一体、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派别。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班徽调、徽派建筑、徽派雕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等，无不享有盛名，著称全国。尤其是徽派朴学，在清代学术史上力压群芳，影响深远。徽派朴学的创始人为婺源江永。他一生从事教育与著述、学问渊博。江永的高足戴震是徽派朴学的集大成者，其治学“长于分析条理，而裁断严密，每护（获）一义，及参互考之：往往确不可易”。继戴震之后，黟县俞正燮、歙县洪榜、凌廷堪、汪莱、程恩泽，绩溪胡匡衷、胡培晕、胡春乔等，都是清代学术界出类拔萃的著名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其学风集中体现了清代学术尚实、笃实的特点。诞生在这种文化地理背景中的陶行知，自然要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其实事求是、大胆怀疑、敢于批判的精神，无疑是徽派朴学基本治学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孩提岁月

从孩子时代起，陶行知就在这样一个学风朴实、名人辈出的文化之乡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给他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从6岁起开始启蒙，接受儒家教育。此后虽因家庭原因，时有中辍，但好学精神未减。即便是风雪之日，他也从不停止向先生问学。他曾先后拜教县、休宁的几位名儒为师，研习“四书”“五经”，在传统文化方面奠定了比较厚实的根基。这为他后来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

少年时代，陶行知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沈厚的兴趣，其中尤其酷爱白居易、杜甫两人的作品。他因家贫无钱买书，就向同学汪采白的父亲汪纪修借唐诗来抄写。他边抄边吟，抄写十分认真。还书时，汪先生问他：“唐朝诗人中，你最推重谁？”陶不假思索地答道，“白居易、杜甫。”汪先生又问，“为什么？”陶说：“白诗通俗，杜诗沉郁。他两人诗的风格虽不同，但多感时之作，喊出了人民的呼声。”[9]杜甫和白居易都是有强烈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对祖国的赤诚和忧虑。从这些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中，陶行知吸取了丰富的人民性的思想力量和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如此，他还学习了白居易用大众语言写大众诗的艺术风格。陶行知后来写了近700首诗歌，成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大众诗人。他的诗作感时忧国，反映民生疾苦，对反动派的祸国殃民，屈膝投降，口诛笔伐，沉雄有力，而且明白晓畅，老妪可解，这显然是师承白、杜的结果。

二、教育经历

乡村私塾的传统启蒙

陶行知自幼聪慧，资质优异，而且是家中唯一的男孩，陶父将家庭的希望都寄托到他的身上，再加其父陶位朝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还曾担任过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他期望通过教育儿子成才而改变家庭的贫困命运，于是他经常利用闲余时间对陶行知进行识字教育，让其临摹字形。

早期的智力开发使得陶行知比一般的孩子聪明，而且勤劳务实，礼貌待人，这就引起了旸村塾师方庶咸秀才的注意。于是，1897年，6岁的陶行知便通过得束脩之礼入方秀才私塾开蒙。此后的陶父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在家对陶行知进行习字教育，并接受简单的儒学知识。陶行知的记忆力特别强，三刻钟内就能背诵《左传》43行。

八岁时，陶父重返休安万安任册书，陶行知也随父入吴尔宽私塾伴读。[10]陶行知在这里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经学教育，他天资聪颖，刻苦钻研，反应灵敏，深得外祖母、塾师、学友的青睐，在此他五年一直苦读中国传统儒学经典，奠定了较好的旧学基础。

1903年，12岁的陶行知又得到了秀才程朗斋对“四书”的解读指导。后来，他还不辞艰辛，翻山越岭，奔波十几里来到航埠头曹家经馆，向前清贡生王藻请教，他经常站立门外候教，甚至不顾大雪纷飞，王藻曾赞扬他有一种“程门立雪”的古人之风。[11]这种求学的诚意深深打动了王先生，他对陶行知进行谆谆教诲，陶行知从王藻那里得到了对“五经”的指点与教诲。

这样，陶行知通过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四处求学的双重途径，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为其日后成为聚中国传统美德与高尚气节于一身，兼具儒家的亲仁、墨家的兼爱品质的中国文化伟人和教育大家奠定了良好的文化根基。

内地县城的西式洗礼

1906年，陶行知进入隶属于基督教内地会的“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经受西方文化的洗礼。

陶行知跨入崇一学堂，这并非历史的偶然，实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他的家庭以及本人际遇均有密切关系。[12]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西方列强在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逐步加强了文化渗透。他们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向西方传教士敞开了国门，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开设教堂，传播基督教。从此，西方传教士蜂拥而入，很快便深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当时在安徽地区活动的教会组织，主要有内地会、来复会、浸信会、北长者会、信义会、圣公会等。其中，内地会的势力最大。内地会是英、美等国基督教新教对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差会组织，由英国人戴汝生于1865年创立，总会设在伦敦。所派传教士来自各个不同的宗派，以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为主，亦有少数德、奥、瑞士和北欧人。在安徽打头炮的是密多士（Wr.Meadows）和卫良（Wr.Williamson）两人。经过一番惨淡经营，终于1869年在安庆奠定了传教事业的基础。此后几年中，内地会是安徽唯一的教会组织。在1869—1885年期间，先后创立差会总堂四处：安庆（1869）、宁国（1874）、池州（1874）和歙县（1875）。[13]钦县崇一学堂就是他们于1900年为传播基督教义和西方文化科学知识、扩大教会影响而创办的。校长由歙县内地会教堂的英籍牧师吉布斯（C.W.Cibbs）兼任，此人汉名唐进贤。

陶行知13岁时，一度重返休宁万安工作的父亲陶位朝被解除册书一职，再次回家务农。他也随父离开万安回到歙县。当时教堂通事（翻译）章觉甫与陶位朝是朋友，看见老友落魄潦倒，全家生活困难，便介绍陶行知的母亲到歙县内地会教堂当帮佣，除炊事外，兼做勤杂工。小小年纪的陶行知颇懂体贴父母。常随父母挑瓜挑柴进城出售。卖完菜、柴后，总是去教堂帮助母亲做一些洗菜、挑水等杂活。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爱好中国经史文学，见陶行知举止大方，手脚伶俐，又喜其聪明好学，遂嘱陶母送他入学，并免收学费，于是，在15岁这一年，陶行知进了崇一学堂这所教会学校求学。[14]

入崇一学堂学习，是决定陶行知一生命运的关键性一步。崇一学堂为他从旧式知识分子转变为现代文化人架设了第一块跳板。崇一学堂学制三年，开设的课程有：德行、修身、经学、国文、英文、中西历史、算学、代数、格致、地理、音乐、体操等，唐进贤一人兼授英文等7门。[15]这些课程的设置，体现了教会学校把基督教文化同儒家思想中有利于教会的东西结合起来的意图，表明教会教育是一种中西混合式的教育。当时的同学有姚文采、江粹青、程家庚、章文美、章文启、汪邦镐、朱家治、汪嵩祝、洪范五、程祖贻、汪邦荣、汪邦钊、汪孔祁、汪邦钧18人。他与姚文采、洪范五同住在一间寝室，经常进行背书比赛，陶行知以惊人的记忆力总是夺得冠军。

在崇一学堂，陶行知珍惜时间，发愤攻读，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学业上突飞猛进，并滋生了爱国意识。尽管在此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化还极为有限，崇一虽名为中学堂，实际程度似仅与高小相齐。[16]但无论如何，它毕竟给幼小的陶行知打开了一扇眺望新世界的窗口。从这扇窗口，他看到了发达的西方，看到了“四书”“五经”、子曰诗云所无法告诉他的新世界。他的视野也从一个小小的歙县扩大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一股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由此而开始萌发，他用毛笔在宿舍的墙壁上题写了两行座右铭：“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并朝夕以此自勉。正是以崇一学堂为起点，他开始了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探索。

繁华都市的现代文化熏陶

在崇一学习两年后，因唐进贤临时有事返回英国，学校便关了门。当时，陶行知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科学医疗很不发达，庸医误人，自己的姐姐因病夭折，遂在好友章文美等人的影响下，像早期的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那样，一度萌生了行医济世，医学救国的念头，为此，他于1909年春投考杭州的一所教会学校——广济医学堂。由于该校对于非基督徒学生在课程学习等方面有歧视性规定，他只待了三天便愤而退学。[17]

离开杭州后，陶行知一度流落苏州。不久又回家专攻了一年英语。1909年秋，巧遇办完事后回到中国的唐进贤，经其介绍，考入南京美国教会美以美会办的汇文书院。1910年春，汇文书院与基督会和长老会合办的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堂，他直接升入金大学习。金大初创时，仅设文科及若干数理学程。文科分预科、本科两部。预科2年，本科3年。[18]因他此前已有汇文的半年成绩，故预科只读了一年半，便于1911年升入文科本科，至1914年夏完成学业，他在金大生活和学习了五年。如果说跨入崇一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那么，求学金陵无疑是更为坚实有力的又一脚。

金陵求学的这五年，正是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时。陶行知一面勤奋学习，一面踊跃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他曾发起组织大学运动会，以门票收入充作“爱国捐”，帮助黄兴领导的南京留守机关解决财政困难，并倡设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报，任中文主笔，撰文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在此期间，陶行知在学习上非常勤奋。不但其各门专业课程成绩优异，为全校师生所瞩目，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广泛涉猎了近代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如西方的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林肯等人，中国的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朱熹、王阳明、王畿等人的著作和学说，均在其博览之列，而近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尤为他所熟悉。其中，他对严复介绍的进化论、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和孙中山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以及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所下苦功更非常人所及。这一番中西文化交融并摄的功夫，使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迅速迈入新境，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此时，陶行知通过阅读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开始接触并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天演”（即进化）的结果。没有“天演”，就没有一切。他在为《金陵光》中文报创刊所写的发刊词《（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中指出：“《金陵光》随学生天演之进步自然发生。”[19]又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里说：“共和者，人文进化必然之产物也。使宇宙万物无进化，则共和可以无现；使进化论放诸邦国社会而不准，则共和犹可以无现，无如进化非人力所能御也。进化非人力所能御，即共和非人力所能避。”小至一种具体的刊物，大至一种影响深广的政治学说和体制，莫一不是人类进化之结果。他还认为，物竞天择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公理，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处此物竞之世界，与器间有竞争，与物诱有竞争，即下至饮食起居之细，亦莫不合有竞争之义。于是筹备竞争，宜任劳，实行竞争也，宜百苦。竞争而不能胜，则难生矣！”与此同时，陶行知在对清末民初社会现实冷静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对近代中西各种社会政治思想的广采博纳和抉择改铸，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政治思想。

在自由平等观上，他把共和主义的根本精神概括为自由、平等、民胞（即博爱）三大信条。依据近代西方学者的某些观点，他对自由、平等、民胞作了新的阐释。在他看来，自由可分为法律之内的和道德之内的两种。它们可视为“负面的自由”与“真自由”。前者“人民久已不惜蹈汤赴火以争之，其成绩已大有可观。然人民脱离强暴之羁绊，未必即能自由也”。为什么？“盖天下乏至不可超脱者，有自奴焉！故真自由贵自克。天下之至不可侵越者，有他人焉！故真自由贵自制。天下之至不可忽略者，有公福焉！故真自由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进化。”显而易见，其“真自由”的含义是自克、自制、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进化。关于平等，他指出：“天之生人，智愚贤不肖不齐，实为无可韪之事实。平等主义亦不截长补短，以强其齐。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他所主张的，不是天赋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民胞（博爱）视为比自由平等更为重要的东西，只有“民胞主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共同责任，共同义务；而后贵贱可除，平等可现；而后苛暴可蠲，自由可出。苛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民胞实为“共和之大本”，这反映出他对民胞的极端重视，并成为他日后提出的“爱满天下”主张的滥觞。

在对个人与社会的看法上，他认为，共和主义“重视个人之价值”“唤醒个人之责任”“予个人以平等机会”，人虽贵贱贫富不同，但价值则一，都是“社会邦国之主人翁也”，都“对社会有天职之当尽耳”，“俱予以自由发展智仁勇之机会，俾得各尽其能”。他明确指出，“共和主义，视人民为社会主权。群之良窳，唯民是视。民苟愚劣，社会绝对不能兴盛。社会欲求兴盛，必负改良个人之责。”所以，共和主义“以博爱为社会组织之大本，而以兄弟视其分子”。“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表明了他试图以社会为基点，将个人与社会两方面协调起来，不致有所偏废。

在政治观上，他赞同美国总统林肯著名的“三民”原则：“政府者，人民之政府，人民自治以谋人民之福利”，称之为“实共和政治之圭臬焉”，并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三点内容：其一，“共和政治图谋国民全体之福利”，给予人民以言论、著述、集会的自由。对于人民的各种建议，“择良而要者施行之”；其二，“共和政治重视共和目的、共同责任”，所以，“共和政治不特有透达既往目的之能力，且有发生将来目的为进步之母”；其三，“共和政治能得最良之领袖”，共和主义承认人民为主权，不是主张无首领，而是主张好首领。“共和首领由民举，必其人能亲民，新民，恤民，然后民乃推戴之。即有大奸巨猾，以媚民手段，占窃神器，然朝违民意，夕可弹劾也。”

在实施共和主义的途径上，他反对“不问国情”，照抄西方模式，主张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确定实施共和主义的途径。他把中国的具体国情归纳为四点，“国民程度不足”，出现“伪领袖”，“党祸”丛生，存在“多数之横暴”的可能。有鉴于此，他提出四条实施途径：发展教育，便利交通，依靠人文进化，维持一定秩序。尤其难得的是，他此时已对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因此，“教育是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20]可以说，陶行知后来献身于教育事业，就是以此时对教育功能的深刻认识为思想基础的。

哲学上开始信从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是陶行知在金大求学期间思想方面的又一重要收获。

进入金大不久，陶行知在该校F.G.亨克（Fredericl Goodrich Benke）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开始研究起明代大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的学说产生于16世纪初叶，作为理学内部与朱熹学说相对立的异军，曾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据中心位置达百余年时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学体系可以用“致良知”三字来概括，主要包括三大理论：“心即理”论、“知行合一”论和“万物一体”论。王阳明认为，天理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心中的天理就是良知，这种良知乃先天具有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格物就是正心，是一种去恶为善的修心功夫。致知是放心中固有的良知，并把这种良知推及各种事物上，使各种事物各得其理。与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相适应，王阳明在知行关系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论。他主张知是致心中固有之知，行是行心中固有之知，知与行在心学的基础上合而为一。王阳明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1]“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22]“知行合一”论的实质在于把知、行结合起来，不离行以求知。王阳明希望通过倡导“知行合一”，注重道德践履，纠正只知不行或只行不知两种知行脱节的弊端，力促人们实现真正的道德完成，以拯救明代中叶日益衰败的封建社会危机。

王阳明的学说，注重知行统一，重视道德践履，颂扬百折不回、进取奋击的坚强意志，强调“心力”，突出自我，具有反教条、反权威的积极意义。它适应了社会转折时期人们高扬主体意识，实现自我解放，蔑视正统权威，砥砺战斗意志，完善个体人格，统一理论实践的需要，往往成为后世人们冲破思想束缚、解放思想、发展个性的有力武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学受到了新一代思想家们的普遍重视。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到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党人，直至后来的毛泽东、郭沫若等，都极为推崇王学，视之为个人道德修持的工具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利器。

王阳明的学说，对于金大求学时期的青年陶行知，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陶行知从完善个体人格与寻求救国之道的双重需要出发，认真学习和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并为之倾倒，信仰知行合一的理论。为此，1911年，他将自己的原名文濬，改名为“知行”。1934年，再改为“行知”，直至1946年遽然去世。尽管他1927年以后不再赞同王阳明“知先行后”的主张，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但知行问题始终是他关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在他一生的道路与事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金大求学经历对于陶行知的影响，除了体现在其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方面，还体现在其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个性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人格风范等方面。凡是与陶行知直接接触过、交谈过或阅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发现他学识渊博，涵养丰厚，具有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而这，首先是在新式学校开其肇端的。陶行知幼年从父亲以及别的教师那里接受中国式的启蒙教育，饱经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特别是深受尊奉理学、注重经世的“徽州文化”的影响，因而其知识结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厚实根底。进入崇一学堂之后，他又接受了近代新式教育，学习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由“四书”“五经”、子曰诗云一变而为声光化电、科学民主。尤其是在金陵大学这所中西文化汇聚一炉的教会大学里，他有意识地改造和重建自己的知识结构，既刻苦钻研生理学、心理学、医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又努力学习文学、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既广泛涉猎近代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的论著，又遍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出入于经史子集之中，尤其是对王学的探讨不遗余力，颇有心得。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这种初始的飞越时间与空间的心灵历程，显示出陶行知一生的知识取向——横向采纳与纵向汲取齐头并进，两不偏废。如果说，崇一阶段，中西文化在他那里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交融”，那么，金大时期，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融会”了。

经过这番中西文化“有意识的融会”，陶行知的知识结构呈示出鲜明的开放、综合的宏观走向；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这个知识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但由于陶行知已跨入了新的时代，进入了世界文化的大系统，获得了一种现代开放意识，因此它不再局限于过去与传统，而是面向世界和时代展露出开放、综合的知识取向。

正是这一在新式学校初步形成的开放的知识结构，不仅使陶行知后来进一步采撷中外文化的精华更为容易，而且也使他日后在创造性构建其思想学说时全然没有支左右绌、捉襟见肘的感觉。像这样中西文化交融并摄而形成的渊博知识，在曾经就读于教会学校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身上，也同样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南华医校时，孙中山不仅博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还特地请了一位老师教授中国经史，对中国传统文化下了不少功夫，或许博采中西文化之所长，熔为一炉，而自成体系，这正是孙中山、陶行知一类伟大人物的共性，也是他们成功的契机吧！如果说，知识结构的重建还只是陶行知主体意识结构表层的变化，那么，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就属于其深层的变化。随着知识结构的重建而来的西方文化参照体系的形成，广泛的世界性视野的拓展，陶行知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实质性的蜕变。

在未入新式学校之前，作为徽州乡村的一名接受传统教育的好学少年，陶行知当时的人生理想只能是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时代和社会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是新式教育促成了他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他开始由尊崇君王到服膺民主共和，由重群体轻个体到协调两者关系，由伦理道德至上到主张义利统一。他强烈抨击不合理的封建血统论和世袭制，“君主嗣统，只问血胤，鲜问才德”，王权世袭，等级森严，主张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他高扬个人的价值、个体的独立人格和个性的解放，并努力协调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认为它们“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他还公开宣布：“奉天命为归宿，而不敢止于独善”，表示传统的“独善其身”“慎独”的个人修养方式业已过时，处于大变革时代的每个中国人，都有“尽天职之价值”和“担负进化之大任”，仅仅满足于“独善其身”是不行的，还必须“为全群谋福利进化”。[23]当然，我们不能说此时陶行知已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彻底决裂。思想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无论如何，他此时毕竟开始走出传统价值观念的思想樊篱。

与此同时，他的思维方式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某种变革，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偏于直觉顿悟和模糊笼统、忽视实际观察和科学实验、轻视分析和逻辑论证的思维方式，转换为注重逻辑理知、观察实验和严密推理的现代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更新往往与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实践有密切关系。在进入新式学校以前，陶行知没有接触过近代自然科学。就读崇一学堂后，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做习题时，同学们一般都是演算老师布置的习题；别人用一种方法来解答、证明一道习题，他却喜欢从不同的角度来证明，用几种方法来解答，然后从中比较，找出最佳方法。求学金陵大学后，他对数学的兴趣更浓，经常帮助同学解决数学难题，深得师生赞誉，大学时代奠定了他坚实的数学根底，训练了他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他一生事业裨益匪浅。在日后的治学、工作中，他每每佐以数学方法，收事半功倍之效。他的论文和演说的成功，也与他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分不开。[24]还值得一提的是，在金大期间，他有一段时间热衷于生理科学的实验，曾受美国衣阿华大学西少耳教授观点的启发，发明了一种观察视神经上的血管影的方法，并专门撰写了一篇研究报告《视神经上血管影之观察法》，发表在《金陵光》学报上。根据他的研究，此法不用烛光，不用暗室。试验者熟睡透光室中，醒时向空中微开一目，到见眼前有一网形檀色物——视神经的血管影。这一方法他每天早晨醒来时曾实验多次，并请同学数人也实验多次，皆屡试不爽。这种亲自从事过科学实验的经历，使他具备了注重观察实验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不仅为他后来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说完成了必要的思想铺垫，而且也导致他后来从事教育救国事业时，始终坚持先试验后推广的原则，反对空谈，强调实干。

这一时期，陶行知的个性心理特征随着其社会生活条件、教育条件的改变以及生活经验的积累逐渐衍化定形。他开始形成一种宏伟的气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考虑，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待中西文化，既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又不妄自菲薄，醉心西化，呈现出明显的外倾开放、豁达包容的心理特征。他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紧迫感也得到新的升华。如果说崇一时期还只有一种朦胧地为祖国作贡献的意识，那么在金大这种朦胧意识就升华为一种自觉的理念。他清醒地意识到：“即欲在世界求一生存，犹当夙兴夜寐，不容稍事蹉跎。苟仍萎靡不振，习于因循，则保守已无余地，大局何堪设想？”[25]为此，他大声疾呼，“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侮，戮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26]为了追求救国真理，完善个体人格，他努力与自己身上的“伪我”作斗争：时时解剖自己，处处克己求真，培养顽强的意志力。他反复告诫自己：“欲载岳岳千仞之气概，必先具谡谡松风之德操；欲运落落雪鹤之精神，必先养皑皑冰雪之心志。”[27]并认为能否去伪存真，做一个道德高尚、以民族利益为己任的人，关键“是在及早努力，百折不回，在心中建立真主宰”。应该看到，定形于此时的上述个性心理特征，是陶行知主体意识结构中最富有个性色彩的因素，也是他日后从事救国大业，成为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重要主观条件。

伴随着上述主体意识结构诸因素的嬗变，此时陶行知的行为模式也发生某种转换。在金大期间，受民主革命风潮的影响，他发起组织各种爱国演说会、展览会、运动会，举办爱国捐，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当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赶回故乡参加地方开明绅士余德民领导的屯溪阳湖余家庄起义，亲自投身群众反清武装斗争，担任县议会的秘书，直至次年春才返校继续学习。这种积极进取、刚毅勇猛、投身武装斗争的行为模式，已与传统士大夫温和保守、消极退让、明哲保身的行为模式有天壤之别。它意味着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陶行知从观念意识到行为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