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和优秀的大众诗人，也是我国近现代原创力最强、真正形成自己的教育学说体系、富有世界影响的教育思想家。毛泽东称其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誉之为“万世师表”，郭沫若尊之为“陶子”，将他与孔子相提并论——“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温家宝多次号召广大教师要学习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精神。不仅在国内，陶行知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前中国研究所所长、东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曾经指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2007年，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哲学、教育学教授戴维德·汉森（David T. Hansen）在他主编出版的《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介绍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教育思想家就是陶行知，与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等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并列，足见陶行知教育学说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以及被国际人士的高度认可。

20世纪上半期，陶行知在反传统教育和反洋化教育的斗争中，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通过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思想精华和总结自己教育实践经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教育哲学原理为基础、各类教育主张为内容的一套完整的生活教育学说。他的生活教育学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平等、富强的教育理论，也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世界教育潮流的现代教育思想，达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成为新中国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也是当今与未来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

陶行知与一般教育家由于非科班出身因而教育思想缺乏自觉系统建构不同，他毕业于世界上最有名的教育研究机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美国哲学学会会长约翰·杜威（John Dewey）、世界著名教育史学家、世界教育联合会会长保罗· 孟禄（Paul Monroe）、知名教育学家、“设计教学法”创始人威廉·赫德·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等人，并在美国教育行政学权威、美国教育行政学会会长斯特雷耶（Strayer）教授具体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研究中国教育。陶行知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的熏陶；另一方面又有长期本国教育改革实践经历，教育理论功底深厚，教育实践经验丰富，而且善于总结提炼，具有强烈的自觉系统建构教育理论体系的愿望与能力，被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誉为“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陶行知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撰写教育论文，至40年代中期去世前一直笔耕不辍，三十年如一日，围绕其独特的“生活教育”思想，著述达四百万字以上，客观上构建了一个概念清晰、原理明确、主张具体、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得到教育界、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由于这个原因，本书的书名没有采用人们常见的《陶行知教育思想》或《陶行知教育理论》说法，而是采用《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因为思想与理论有可能是系统完整的，也有可能不够系统完整，而学说则是系统完整、体系严密的思想与理论。客观而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与同时代其他中国教育家相比，更系统，更完整，更深刻。只有用《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书名，才能充分反映和体现其特点。至于“生活教育”是陶行知独创的，明确标明，更显其特色所在。

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由若干概念范畴、基本原理和具体主张所组成。具体而言，它以政治理念、哲学观点和文化思想为主要理论基石，以“生活”范畴为基本逻辑起点，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原理为教育哲学依据，以民主教育、科学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幼儿教育、创造教育、全面教育、终生教育等为具体教育主张，有机地构成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与自身教育实践的深入，不断发展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特定的历史内涵，对于当时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影响到当时的印度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于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内容适应了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因而对于今天乃至未来中国和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仍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与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是中国与世界教育宝库中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值得人们深入地学习、研究、发掘与运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任务空前繁重。中央已经正式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并且开始启动实施。未来十年是我国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关键阶段。制定并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对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满足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新的时期新的形势下，如何从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出发，借鉴、运用一切先进的教育思想（特别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这种既符合国情又适应世情的本土原创性教育理论），来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已成为我国教育工作者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了解、学习与研究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刻不容缓，迫在眉睫。正是出于这个考虑，笔者编写了这本《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希望为教育工作者全面了解、学习、研究和运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提供些微帮助。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理论分析、系统分析等为主要研究方法，把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学说，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思想文化氛围里来认识、理解与描述，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结合、抽象与具体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土与域外的结合。依此，笔者对全书的框架作了如下安排：全书共分十四章，第一章为“陶行知的生活、求学与交往”，从陶行知早期的生活经历、学习经历以及交往经历，描述与分析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学说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以及陶行知逐步成长、成熟的具体过程，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思想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为读者了解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形成背景提供一个观察、思考的视角。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为“陶行知的教育生涯与政治活动”和“陶行知的办学活动与教育实验”，从陶行知一生的具体办学活动、教育实验、教育改革与政治活动，介绍陶行知的各种教育实践与政治活动，说明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长期亲自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理论。第四章为“生活教育学说的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从陶行知的政治理念、哲学观点、文化思想三方面，分析陶行知的政治观、哲学观与文化观，说明任何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如果说，教育家的实践是其教育思想产生的“源”，那么，有关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就是其教育思想产生的“流”。仅有“源”不够，还得有“流”，“实践之源”与“思想之流”共同构成其教育思想的坚实基础。第五、六、七三章分别为“生活教育学说原理之一：生活即教育（本体论）”“生活教育学说原理之二：社会即学校（场域论）”“生活教育学说原理之三：教学做合一（方法论）”，从本体论、场域论、方法论三个方面，介绍陶行知的三大教育哲学原理，说明任何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教育哲学原理的基础上。没有教育哲学的教育思想，是肤浅的教育思想，更准确地说，是很难对人类带有共性的、深层次的教育问题作出深刻解释的教育思想。普通教育家与大教育家的区别，往往也在于他们的教育思想是否有自己的教育哲学作坚实基础。第八、九、十三章分别为“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具体主张：民主教育与科学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具体主张：乡村教育、师范教育与教育实验”“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具体主张：创造教育与终生教育”，从民主教育、科学教育等不同方面，介绍了陶行知的主要教育主张，说明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不仅只是以几个干巴巴的教育哲学原理作基础，还有针对性很强的若干具体教育主张，具体教育主张是教育哲学原理在现实教育中的合理运用，是教育哲学原理的延伸与发挥，与教育哲学原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生活教育学说的理论体系。第十一章为“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美国杜威教育理论的关系”，从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与中外古今教育理论的关系，分析了它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美国杜威教育理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指出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是对两者的继承改造与创新发展，说明任何一种教育思想都是在对前人教育思想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一个人要想比前人走得更远，就必须继承改造与创新发展并重，在继承改造中创新发展，在创新发展中继承改造。只有继承没有创新不行，只想创新不去继承也不行，前者可能导致因循守旧，停滞不前，后者则会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第十二章为“陶行知的伟大人格精神”，从人格精神的角度，分析了陶行知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优秀的大众诗人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他具有爱满天下的博大胸襟、乐于奉献的伟大情操、炽烈真诚的教育**、不屈不挠的刚毅品质、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与开拓创新的创造精神，说明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不仅要有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精湛的专业技能、高超的教育智慧、亲身的教育实践和独具见地的著述，更要有强大的人格魅力，不仅要“立言”“立功”，更要“立德”。做事先做人，“立言”“立功”先”立德”，强大的人格魅力是伟大的教育家有异于普通教育工作者的最主要之处。第十三章为“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当代价值”，从理论与实际两个角度，分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当代价值，指出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营养来源，也能为当今和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与现实指导，说明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虽然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距今已有近百年，但因符合中国国情和教育规律，还有极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指导力，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研究、发掘与运用。当然，这种学习、研究、发掘与运用，不是教条式的机械照搬，而是根据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教育实情，创造式地灵活运用。取其精华，弃其不足，继承改造，创新发展。第十四章为“陶行知在国外及港台的研究”，从日本、韩国、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港台地区陶研的角度，介绍了陶行知教育思想大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外及港台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说明陶行知是20世纪迄今为止中国富有原创力和国际影响的世界级大教育思想家，确实“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值得每个炎黄子孙为之骄傲与自豪，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研究、发掘与运用。全书后附的陶行知年谱简编、陶行知研究文献、本书主要参考文献三份附录，仅供读者阅读全书之后需要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笔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后被分配到学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先后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和历史学博士学位，从事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2年工作后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参与编辑学校组织的《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至1985年出版一至六卷，1992年又出版第七、八两卷，形成八卷本），以后又从事陶研系列课题，并在此基础上于1991年完成了国内第一篇以陶行知研究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改变以往单从教育角度研究陶行知的格局，将陶行知定位于“二十世纪综合性的文化伟人”，从此走上了一条研究陶行知思想与实践、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三十年来，在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教育史学家董宝良教授的指导下，在陶行知早年弟子、原中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先生、原中央教科所所长张健先生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在华中师大陶行知研究中心同事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先后编辑出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参与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1992年版）、《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参与主编出版《陶行知教育学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出版专著《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撰写完成并即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和山东教育出版社分别出版《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界》《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画传》等著作。本书就是在以上学习、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有些内容选取自上述著作中笔者承担的部分。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笔者的学生申国昌教授、黄宝权博士提供了积极协助，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陈锋、胡伟先生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陆才坚先生在得知笔者的写作计划后均给予了积极支持，在此谨对各位先生以及相关出版社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1年10月18日是陶行知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书作为笔者献给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优秀的大众诗人的一瓣心香！

[1] 原载《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