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提出：平民教育是到平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乡村教育开创者之一，对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推动曾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陶行知早年，与晏阳初合作推行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职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之际，协助晏阳初筹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3年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陶行知被推选为总会执行董事，会上推定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为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2]陶行知还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委托，与朱经农改编《平民千字课》，作为推行平民教育的教材。

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之际，在《组织大纲》上规定，设立“乡村教育部一，表明农民是平民教育的主要对象，因为农民是中国平民中的最大多数，中国文盲的最大多数。但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从何处着手上，晏阳初和陶行知在看法上有分歧。晏阳初认为：“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却不能先自乡村着手，而必须从城市开始。因国内各地乡农都习惯于惟县城或省城马首是瞻。要想说服乡农识字读书，平民教育运动首先必须在城市获得胜利，用以影响乡农的视听的观感。”

陶行知认为，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必须开展平民教育下乡运动。1924年10月，陶行知发表《平民教育概论》一文，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陶行知还说道：“读书之外，还教些实用的职业。”

陶行知与晏阳初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中的分歧，不仅是在乡村或城市先后开展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陶行知发动和依靠城市和乡村的平民来推行平民教育，而晏阳初则是依靠官僚、买办和教会来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在1923年提出“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而晏阳初在1929年开始进行定县实验时竟说：平民教育特质之一，“是一种‘布道’的运动”。

陶行知在平教会成立之后不久，就主张平民教育的下乡运动。1926年起，陶行知转入乡村教育运动。1927年，在南京郊外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比晏阳初在定县创办平教区早两年。从1926年起，陶行知和晏阳初就分道扬镳了。

二、全面地展开乡村教育运动，创办乡村幼稚园

1926年开始，陶行知投入乡村教育运动。当年一月，陶行知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一文，提出“乡村师范下乡应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主张师范生要到“眼前的乡村”去做改造乡村之实习。这是陶行知投入乡村教育的发轫，提出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师要有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学生要做改造乡村的实习。也就是说，乡村师范教育要联系乡村社会的实际来进行培养师范生，并要求师生担负起改造乡村的任务。这是陶行知对乡村教育最基本的主张，这一主张一直延续到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1945年在育才学校组织农村服务工作委员会，在瞿家湾育才教师宿舍开办农村青年班。由此可见，陶行知的这一主张，是随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发展的，是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其内涵的，由纯朴的改造乡村生活的思想，而达到培养师生和农民参加人民民主革命运动。

陶行知推行的乡村教育运动，是一个全面的乡村教育运动，包含乡村幼儿园、乡村小学、乡村师范学校，直至筹办晓庄学院和晓庄研究所，为改革中国乡村教育培养师资和研究人才。

1926年7月至10月上旬，陶行知在南京和江苏省一些县进行乡村教育的考察研究。9月中旬，江苏省教育会邀集研究乡村教育及办理乡村学校的人在南京贡院开会讨论标准乡村学校。陶行知发表意见说：“乡村标准学校最需要的就是标准校长。乡村标准校长应当有三层资格：一要有农夫的身手；二要有教师的头脑；三要有改造社会的精神。”

1926年9、10月间，陶行知筹划创设试验乡村幼稚园。陶行知曾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名义，写信给江苏省长陈陶遗，提出幼稚园应有之改革及进行办法，提出幼稚园要“适合国情，节省费用，裨益平民”三方针。在另一信中，“论幼稚园切合农村之需要，并指出，六岁以前为人格陶冶最紧要之时期。”当年10月5日，《陶行知致陶文洪》信中提出了他对创办乡村幼稚园的基本观点：“小孩子从能走路能说话的时候起到进小学止是最可爱，最要教导的时期。爱护幼儿的人创设幼稚园，就是要培养四五岁的小孩子，使他们的生活可以丰富。”陶行知批判当时的幼稚园，他说：“但是国内一般幼稚园有几种流弊。第一，他们仿效外国，不合国情。第二，他们灌输宗教，制造成见。第三，他们费钱太多，非有钱的地方不能办。第四，他们学费太重，非富贵的子弟不能进。有了这几种流弊，所以不易推进。”陶行知接着说：“吾国以农立国，人民百人中有八十多个住在乡村里。要把幼稚教育推广，必须把这些流弊除得干干净净，使它们可以下乡，然后才能收普遍的效果。”陶行知于1926年10月29日在《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22期上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再次批判：“现在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试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二是花钱病。国内幼稚园花钱太多，有时超过小学好几倍。三是富贵病。幼稚园既多花钱，就得多弄钱，学费于是不得不高，学费高，只有富贵子弟可以享受他的‘幸福’。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陶行知提出：“我们现在所要创办的乡村幼稚园，就要改革这三种弊病。我们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陶行知在《宣言书》的末段指出：“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不是一说就可以成功的。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试验，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建设。”

三、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中心学校有了办法，再办师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学校

陶行知在调查研究乡村学校的基础上，于1926年11月21日邀集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学校：江宁县教育局管辖的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巴斗山小学、江苏省立明陵小学等校的教职员在明陵小学，召开第一次联合研究会。陶行知在会上发表《我们的信条》的演说：“我参观诸位先生在学校里实际的工作，心里不由人起了好多印象，积起来共有十八项，我就依着次序编成这套信条。”陶行知说：“我们深信：（1）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2）生活是教育的中心；（3）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4）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5）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6）教法、学法、做法合一；（7）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8）教师应当以身作则；（9）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10）教师应当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11）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12）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13）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14）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15）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16）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17）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非金钱所能买得来，就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尤不可因钱少而推诿；（18）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这十八项《信条》，是陶行知对乡村学校、乡村学校教师提出的基本要求，激励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了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

陶行知非常重视中心学校的建设，认为只有通过在中心学校的实验和实践，才能办好师范学校。他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说：“中心学校有了办法，再办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使命，是运用中心学校之精神及方法去培养师资。他与中心学校的关系也是有机体的，也是一贯的。中心学校是他的中心而不是附属品。”陶行知建议：“自然社会里的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师范学校；活的师范学校产生活的教师；活的教师产生有生活力的国民。”陶行知还提出：“师范学校既以中心学校为中心，那哪一种的中心学校就有哪一种的师范学校。有幼稚园为中心学校，就可以办幼稚师范；有小学为中心学校，就可以办初级师范；有中学或师范为中心学校，就可以办高等师范或师范大学；有各种职业机关或学校做中心学校，就可以办各种职业师范。”陶行知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一文中回答。何谓中心小学？这一问题时说：“中心小学以乡村实际生活为中心，同时又为试验乡村师范的中心。平常师范学校的小学叫作附属小学，我们要打破附属品的观念，所以称他为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主脑，不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品。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母亲，不是师范学校的儿子。中心小学是太阳，师范学校是行星。师范学校的使命是要传布中心学校的精神、方法和因地制宜的本领。”

陶行知撰写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和《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又重申了他的乡村中心校产生乡村师范的主张。他说：“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这种教师必能用最少的金钱，办最好的学校，培植最有生活力的农民。”陶行知说：“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

陶行知在筹办试验乡村师范期间，1926年12月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函请江苏省教育厅批准设立试验乡村师范，17日公布《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规定本院宗旨：在根据中心学校办法，招收中等以上各级学校三年级生加以特殊训练，俾能实施乡村教育并改造乡村生活打，“本院教育，以中心学校生活为训练之中心”。

陶行知的“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是他的一种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他还把这种观点和主张引申到城市和各类专业的师范中去。这对当时的师范教育发生针对性的冲击，当时的师范学校无论是在农村或城市，只办一两所附属小学，作为师范生实习的场所，脱离当地的社会和教育的实际。当地的中心小学，也只能给师范生作些示范教学，以供师范生参观、见习和实习，不可能有更多和更深的联系。而且，师范学校高高在上，与中心小学的关系并不密切。对陶行知的“由中心学校产生师范学校”的主张，当时有的人竟认为是奇谈怪论。

四、筹办试验乡村师范，试验乡村师范依据中心小学办理，采取一条鞭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

1926年10月，陶行知与赵叔愚着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遇到困难不少，既有阻力，又缺经费。陶行知求援各方支持，解决困难。1926年12月14日，陶行知致凌济东的信中说：“我和叔愚兄所担任的乡村教育运动，现在杀机四伏中努力进行。我们已经看见光明，前途有无穷的希望，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提倡一百万所学校，去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12月21日，陶行知致赵叔愚的信中说：“全国乡村教育运动，就昨天接洽结果看来，可得雄厚之助力及后盾。天啊！中国翻身有日了。来信所说，不必过虑，我们倘有真贡献，必无能撼之者。”

陶行知在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期间，有许多人对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不了解，提出了许多问题。陶行知在12月28日写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作了一个总的回答。说明：“乡村师范学校是依据乡村实际生活，造就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辅导员的。”试验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探新的生路，并说明“这所学校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结合少数乡村教育同志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三年以来对于乡村教育素所注意，近来更觉得这件事是立国的根本大计。设立这个小小的试验乡村师范，为的是要造就好的乡村教师去办理好的乡村学校。陶行知在回答乡村教师要怎样才算好，乡村学校要怎样才算好两个问题时说：好的乡村教师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有了这样好教师，就算是好的乡村学校，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陶行知在回答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依据中心小学办理”以后，回答了“究竟采用什么方法使他实现”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一条鞭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也就要在田里教。教学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教学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有人问到“试验乡村师范的课程与平常学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时，陶行知的回答是：“试验乡村师范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我们没有课外的生活，也没有生活外的课。”陶行知还回答一些办学的问题，如学校的组织问题，教师称为指导员不称为教员问题，学生进校的资格问题、学制问题、毕业年限问题等等。陶行知的《答客问》，是陶行知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一个“办学纲领”，学校创办以后，基本上是按照这一“纲领”执行的。

五、试验乡村师范成立，全面推行乡村教育的一个试验园地

1927年2月10日，陶行知在上海主持召开乡村师范董事会，讨论通过组织大纲、董事会章程等，决定校内设执行部、研究部、监察部，执行部下设第一院（小学师范院）、第二院（幼稚师范院）。推选袁观澜任董事长（后由蔡元培任董事长），陶行知任董事会秘书兼校长，赵叔愚任第一院院长兼研究部长。后来，邀请陈鹤琴担任第二院院长并任指导员。

在试验乡村师范筹备期间，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小学于3月4日开学，吸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学。在试验乡村师范开学以后，6月16日，晓庄小学迁入新址，后来成为晓庄学校办的三所中心小学之一。

3月15日，乡村师范举行开学典礼。陶行知致开会辞说：“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是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空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

试验乡村师范开学以后不久，3月31日陶行知离开南京到上海和北方为乡村师范和安徽公学筹划经费等事。4月2日，陶行知从上海写信给乡村师范全校同志，信中勉励全校同志：“深望诸同志努力合作，训练真农民使生产力与武力合而为一。我们第一步要谋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东亚各国农民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农民之解放。这个学校不但要做中国教育革命之出发点，并且要做世界教育革命之中心。”5月15日，陶行知从外地回到上海后，又写信给乡村师范全体同学。勉励全体同学：“我们的真正指南针只是实际生活。实际生活向我们供给无穷的问题，要求不断的解决。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不至于迷路。在实际生活里问津的人必定要破除成见，避免抄袭。我们要运用虚心的态度，精密的观察，证实的试验才能做到创造的工作。这种工作必以实际生活为指南针。你们能以实际生活为指南针，而不以我为指南针，方能有第一流的建树。我只是你们当中的一个同志，最多不过是一个年长的同志。”

试验乡村师范既以“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空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为办学宗旨，学校无围墙，也无大门，而以整个乡村为教育园地，以为全村农民普及文化、科学和生产技术而采用“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式。试验乡村师范的指导员、师范生和农民是连为一体的，教学做是合为一体的，学校和社会是互相联系的。这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上，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

1928年春，试验乡村师范的事业逐步扩大，增设了第二院，创设了晓庄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民众夜校、晓庄医院、联村救火会等，学校亦改名为“晓庄学校”。晓庄学校成立晓庄科学社，组织生物研究室采集长江和沿海动物制成标本陈列，供农民和学生参观，实行教学做合一。并设社会、农事、形艺、音乐、数理化、医药卫生、儿童文学等组，在指导员指导下编制教材，以供中心小学教学应用。

晓庄学校在“中心小学教学做”中，派出学生到吉祥庵、三元庵、万寿庵、蟠龙山、神策门、黑墨营等乡村建立中心小学，连同晓庄中心学校共七所。中心小学的校长、教师都由师范生轮流去担任，每五人为一组，任期半年。在中心学校教学做中，既锻炼了师范生，又普及和提高了一个乡村的小学教育。师范及小学都以培养“康健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为五个目标。

晓庄学校在进行“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中，组织学生办民众学校，建立中心茶园，余儿岗中心茶园设有书籍、报纸、唱机、棋盘，布置了宣传画、标语。白天供过路人休息喝茶，晚上为农民讲时事、故事、卫生知识等，并教识字，对农民进行了社会教育和知识教育。

晓庄学校在继续发展，1929年夏季，除小学、幼稚师范两院外，已有中心小学八所，中心幼儿园五所，民众学校三所，中心茶园两所，乡村医院一所，联村救火会一所，中心木匠店一所，石印工厂一所。师范院时间安排的比例是：中心学校教学做占全部时间百分之五十，分任校务教学做占百分之十五，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占百分之二十，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占百分之十五。

1929年秋季，陶行知提出将中心小学等改为“学园”，推行“学园制”的试验，“训练师范生真正在做教师上学做教师”，由园长（指导员担任）选园丁（师范生），园丁选园长。陶行知曾兼任和平园园长。同年冬季，陶行知提出明年为“计划年”，全校讨论制定明年的《计划大纲》，拟“改学院为学园”“增设乡村初级中学称劳山学园”，“成立乡村教育研究所”，增设民众教育研究的机关“蟠龙学园”，“实行试验区社会调查”，扩充图书并另辟“教育图书馆”等等，但此计划未全部实施。1930年4月，晓庄学校学生在陶行知支持下参加支援下关英商和记洋行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残酷压迫的罢工斗争，同时也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4月5日参加示威游行。4月12日，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晓庄学校，通缉校长陶行知。陶行知于当天晚上转移上海避难。陶行知艰苦创造的晓庄学校被封闭，陶行知推行的创造性的乡村教育运动遭受了一次严酷的摧残。

六、在晓庄学校期间，发表了一系列的创造性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

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学校期间，多次发表他的具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并在晓庄学校和其他学校进行试验和实践。1927年年底，陶行知发明“艺友制”师范教育。晓庄幼稚园开学，实行“艺友制”，接受三人为艺友，培养幼稚园教师。1928年1月，撰写《艺友制师范教育答客问》，阐述“艺友制”。陶行知说：“艺友制是什么？艺是艺术，也可作手艺解。友是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有人问：“艺友制是否要起而代替师范学校？”陶行知的回答是：“不是的，师范学校应根本改造，不应当废除，现在各省归并师范的潮流，是欠深谋远虑的。”“不过我们主张的艺友制是要和师范学校相辅而行的，不是拿来代替师范学校的。”陶行知在回答“艺友制研究是使用什么方法？”时说：“艺友制的根本方法是教学做合一”，“先行先知的在做上教；后行后知的在做上学。大家共教、共学、共做，才是真正的艺友制，惟独艺友制才是彻底的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创见，是由“教学合一”的思想发展而形成的。“教学合一”是陶行知于1919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提出来的，他看到学校里的“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这都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就将他和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他认为：“教学要合一，有三个理由：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后来在创办试验乡村师范时，他的思想更进一步发展，认为教学必须和实际的做联系，从而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在创办试验乡村师范时，陶行知把“教学做合一”作为校训。陶行知早在写《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提道：“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法、学法、做法是应当合一的。”1927年11月2日陶行知在试验乡村师范的一次“寅会”（清晨寅时举行的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教学做合一》的演讲。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在次日的寅会上所作的《在劳力上劳心》演讲时又重申：“昨天我讲《教学做合一》的时候，曾经提及‘做是学之中心’，可见做之重要。那么我们必须明白‘做’是什么，才能明白教学做合一。盲目盲动是做吗？不是。胡思乱想是做吗？不是。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世界上有四种人：一种是劳心的人；一种是劳力的人；一种是劳心兼劳力的人；一种是在劳力上劳心的人。”陶行知认为，“劳力而不劳心，则一切动作都是囿于故常，不能开创新的途径，劳心而不劳力则一切思想难免玄之又玄，不能印证于经验。劳力与劳心分家，则一切进步发明都是不可能了。所以单单劳力，单单劳心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真正之做须是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说：“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征服天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是立在同一的哲学基础上的。这个哲学的基础便是‘在劳力上劳心’。”

1928年秋季，陶行知协助浙江省教育厅创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介绍晓庄学生操震球、王琳、程本海等前往主持工作，由操震球任校长，11月10日，陶行知到湘湖师范视察，当晚召开“教学做合一”讨论会，会上进一步阐明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与实践。会上，陶行知还对《“伪知识”阶级》一文中的观点进一步作了说明。1929年1月，陶行知在《答朱端琰之问》的一信中，回答了“教学做究竟是什么？效应如何？”这一问题时说：“现在归纳起来总答复如下：（一）要想得人类全体的经验必须教学做合一方为最有效力；（二）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三）教学做合一不但不忽视所谓精神上的自动，而且因为有了劳力上劳心，脚踏实地的‘做’为他的中心，精神便随‘做’而愈加奋发。”陶行知于1931年10月发表的《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一文中，首先说明“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对于书之根本态度”。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指示我们说：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教学做合一指示我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之总要求”。“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陶行知指出：“教学做指导，编得对不对，好不好，可以下列三种标准判断它。（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要干一个动作的力量……（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

陶行知在晓庄学校的寅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及实施办法。1927年，他在一次寅会上作了《从野人生活出发》的演讲，回答了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说：“你们这里简直是原始生活，不是农民生活。”陶行知：“原始生活虽说不到，但是一部分确是野人生活，我们这里的教育是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陶行知申述：“我们从野人生活里面感到人的身体是不足以应付环境的。我们觉得人类要想征服天然势力，必须发明、制造、运用身体以外的工具。我们自从尝了野人生活，对于工具觉得万分重要，没有生活工具，简直不必空谈生活教育。”陶行知在另一次演讲中，讲了《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陶行知在这次讲话中，非常精辟地阐明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的意义。他说：“人的生活，必须有相当工具，才能表现出来。工具充分，才有充分的表现；工具优美，才有优美的表现；工具伟大，才有伟大的表现。‘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之不同，但都是靠着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与书本。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老八股’与‘洋八股’教育拿他当作人生的惟一工具看待，把整个的生活都从这个小孔里表现出去，岂不要把生活剥削得黄皮骨瘦吗？文字、书本倘能用得适当，还不失为人生工具之一。但是‘老八股’与‘洋八股’的学生们却不用他们来学‘生’，偏偏要用他们来学‘死’。”陶行知批判：“现在有一批人，开口就说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这句话初听似乎有理，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陶行知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这合而为一的媒介就是工具。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须看他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

1929年冬，晓庄学校举行乡村教师讨论会。陶行知在会上讲话，题为《生活即教育》，补充了他的新见解。他说：“中国从前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我们也用得很多而且很熟悉的，就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我们过去是常常用它，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有什么用意。现在，我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陶行知说：“与‘生活即教育’有联带关系的就是‘社会即学校’。‘学校即社会’也就是跟着‘教育即生活’而来的，现在我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变成‘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陶行知论证：“证明‘生活即教育’与‘社会即学校’是相联的。”陶行知对“生活即教育”补充他以前的解释说：“我们是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不要过从前的生活，也不要过未来的生活。若是过从前的生活，就是落伍，若要过未来的生活，就是要与人群隔离。以前有部书叫《明日学校》。办今日之学校，使小学生过今日之生活，受今日之教育。”

七、由乡村教育运动转入普及教育运动，从乡村普及教育开始，创办山海工学团

1932年，陶行知由乡村教育运动转入普及教育运动。但是，陶行知的普及教育运动还是从乡村的普及教育开始的。在筹办山海工学团时，陶行知写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他指出：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这里面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乡村工学团由儿童组成的，称为乡村儿童工学团；由青年组成的，称为乡村青年工学团。青年的定义，不根据年龄而根据求学的态度。老年人而有青年求学精神者，得入乡村青年工学团。对乡村工学团的教育，陶行知提出下列六大培养要求：“（一）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二）培养普遍的生产能力；（三）培养普遍的科学能力；（四）培养普遍的识字能力，（五）培养普遍的运用民权的能力；（六）培养普遍的节制生育能力。”对乡村工学团所采取的方法，陶行知提出七条与传统的方法根本不同的方法：“（一）传统的方法，是学校与社会隔离，乡村工学团主张以社会为学校。（二）传统的方法，是生活与教育分家；乡村工学团主张生活即教育。（三）传统的方法，把师生的界限分得太严；乡村工学团主张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四）传统的方法，是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乡村工学团主张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便是教学做合一之要义。（五）传统的方法，是劳心者不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乡村工学团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才算真正的做，否则便是瞎做瞎学瞎教了。（六）传统的方法，教人先费几年，把知识装满了再去行；乡村工学团主张‘行是知之始’，我们要在行动上去追求真知识，有行的勇敢，才有知的收获。（七）传统的方法，是教少数人升官发财；乡村工学团主张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针对乡村工学团的创办，陶行知提出：“乡村工学团的主体，是本村的真农人。所谓真农人，是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的人。我们所以要有这一条件；是防备这件重要事业，落在坏人的手里，作为个人谋利益的工具。村外同志只处于推动、赞助、辅导的地位。这种村外的推动、赞助、辅导，只适合本村需要的时期为限。”陶行知还指出：“乡村工学团以充分运用本村固有的力量为原则。凡新生活所必须而为本村所无的，才运用外来力量。”陶行知对乡村工学团指导员的培养问题上，他说：“乡村工学团，可以从事指导员之培养。其培养方法，则采艺友制。所谓艺友制，即是在一种艺术上做朋友的意思。我们欢迎有志青年下乡，在办工学团上学办工学团。”

1932年10月1日，陶行知在当时江苏省宝山县大场镇和上海市郊区的交界的孟家木桥地方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并推广了在乡村和市区的各种行业的工学团。在工学团运动中发明了“小先生制”，用“即知即传”的方式推行普及教育，陶行知也从此转入普及教育运动中去了。

[1]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期。

[2]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早期人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