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著名教育家，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开辟中国劳动人民的新教育道路，艰苦探索，大胆实践，三十年如一日，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陶行知生活的时代是中国革命激变的时代，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随着时代的脉搏而不断地进步，随着革命的需要而不断地发展。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概括起来说是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个论点综合起来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的。人们通常把它叫作“生活教育”体系。

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中国从1898年起“废科举”“兴学校”，开始模仿日本，后来引进美国学制，1922年起建立“六·三·三· 四制”新学制。在学校改革的同时，引进外国新教育方法，推行新教育运动。一些教育家提倡“教育以生活为中心”，但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仍旧以诵读书本为主，脱离实际生活。陶行知1927年在《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一文中指出：“‘教育以生活为中心’，这句话已经成为今日学校里的口头禅但是细考实际，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依然渺不相关”，“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

陶行知认为：“人的生活，必须有相当工具，才能表现出来。工具充分，才有充分的表现，工具优美，才有优美的表现，工具伟大，才有伟大的表现”，“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老八股’，与‘洋八股’，教育拿它当作人生唯一工具看待，把整个的生活都从这个小孔里表现出来，岂不要把生活剥削得皮黄骨瘦吗？”但他并不完全否定文字与书本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说：“文字、书本，倘能用的得当，还不失为人生工具之一。”

陶行知在评论了一些教育家空谈“教育以生活为中心”以后，给生活教育作了最初的解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真正的生活教育必以工具为出发点。”

1929年冬天，陶行知在晓庄学校举办的乡村教师讨论会上作了一次题为《生活即教育》的讲演，对“生活即教育”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我们过去是常常用它，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头有什么用意。现在，我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说明：“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是那样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教育”。

陶行知在这次讲演中，还阐述了“社会即学校” 这一理论。他说：“与‘生活即教育’有联结关系的就是‘社会即学校’。‘学校即社会’也就是跟着‘教育即生活’而来的，现在我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变成‘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他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不要说‘学校社会化’。譬如说现在某人革命化，就是某人本来不革命的。假使某人本来是革命的，还要‘化’什么呢？讲‘学校社会化，也是犯同样的毛病。‘社会即学校’，我们的社会就是学校，还要什么社会化呢？” 他又说：“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到‘学校即社会’，要先能做到‘生活即教育’，然后才能讲到‘教育即生活’。要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要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

后来，大约1935年，陶行知在《什么是生活教育》一文中，又重申了他的见解，批判了生活教育中“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这理论告诉我们说：学校里的教育太枯燥了，必须把社会里的生活搬进一些来，才有意思。随着这个理论而来的几个口号是：‘学校社会化，‘教育生活化’。”他驳斥说：“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他，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惟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惟一的教育。大众必须正式承认他，并且运用它来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

约在同年，陶行知还写了一篇论文《生活教育现代化》，论述了现代的生活教育。他说：“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时代是继续不断地进，我们必得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落伍时代了。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这个钥匙便是活用的文字符号和求进的科学方法。普及教育运动之最大使命便是把这个钥匙从少数人的手里拿出来交给大众。”

对陶行知的上述言论，在中国教育界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他于1940年1月写了一篇《谈生活教育——答复一位朋友的信》，作了一个总的回答。他对说“生活教育者好像不懂得‘真正生活教育的实现，只有在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里存在’”的回答是：“真正的生活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到今天，即发展到今天，而且还要一直存在下去，发展下去而达到最高的生活即最高的教育。为着最高的目的而忘了发展的过程和为了发展的过程而忘了最高的目的都是错误的。”对说“生活教育者企图不经过突变而欲达到质变”的回答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企图。除非你遇到的是没有常识的生活教育者’。水热到摄氏一百度突变而为水蒸气。我们不能幻想着水蒸气而忽视了砍柴、挑水、烧锅的工作。” 对说“生活教育者之努力，即使能完成任务，那也只限于一部分提拔的‘天才者’，群众是没有份的”的回答是：“这‘天才者’大概是指我们所选之具有特殊才能之儿童吧？他们是从难童中选来，不能说他们与民众无关。我们当然不应该为‘天才，而办‘天才’ 教育，但是为着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而培养特殊才能的幼苗使他们不致枯萎夭折也是值得做的工作。” 对说“生活教育者没有把革命与教育联系起来”的回答是：“我们以一个民众学术团体，对于团结抗战建国，是用了全副精神参加，不敢有丝毫之懈怠。至于你所说，一个教育者同时应该是一个革命者，我很同意。但我希望补充一句：一个真正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生活教育者。” 他还指出一部分人忽视生活教育，是由于他们对生活教育不了解，不关心，并不是生活教育的过错。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确实是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主张。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时候，陶行知提“民主教育”作为生活教育的新要求和新内容。1946年5月，陶行知在上海作了一次题为《民主教育》的讲演。他说：“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候，而是以一变应万变的时期。”“我们需要自我再教育，自我再教育，就是我们再受民主教育。” 其内容是：“一、大家说‘教育第一’，其实更重要的是‘人民第一’，只有重视人民的教育才能第一。二、‘天下为公’ —— 教育为公，文化为公，不可由任何人据为己有。三、建立民主的主张——应该集思广益，虚心学习，用民主的方法，从各阶层多方面结合而成的主张。四、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作事，也让别人作事，最好是大家合作；自己要吃饭，也让别人吃饭；自己要安全，也让别人安全，最好是大家平安；自己要长进，也让别人长进，最好是大家共同长进。”

陶行知在这次讲演中，再一次重申当初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时所提出的大学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致于人民之幸福。”（《社会大学颂》）并作了申述，他说：“在明民德，民德有四：（一）觉悟；（二）联合；（三）解放；（四）创造。在亲民，亲民有三部曲：（一）钻进百姓队伍与老百姓亲近；（二）成为他们的亲人；（三）要老百姓承认你的确是他们的亲人。还有一个三部曲：（一）为人民服务：（二） 跟老百姓学习；（三）和老百姓共同创造。在致于人民之幸福——与人民共同造福除苦。所谓幸福有四：（一）福—— 安居乐业，有自由，有读书机会；（二）禄——丰衣足；（三）寿——健康有保障，生病有医药：（四） 喜—要有结婚、生儿育女、经济能力，都能如愿以偿。”

二、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于1914年秋季去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学习市政学，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接受美国教育家约翰· 杜威（1859—1952）的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教育思想。1917年夏季回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他抱着改造中国教育的愿望，细心考察当时中国各级学校教育实施的情况。他看到当时中国所有学校都还用着陈腐不合理的教学方法，认为实有改革的必要。他在1919年时指出：“现在的人叫在学校里做先生的为教员，叫他做的事体为教书，叫他所用的法子为教授法，好像先生是专门教学生些书本知识的人。他似乎除了教以外，便没有别的本领，除书之外，便没有别的事教，而在这种学校里的学生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别的功课。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教学合一》）

陶行知认为：“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依我看来，教学要合一，有三个理由：第一，先生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并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教学合一》）

陶行知“教学合一”的主张，对当时坚持封建保守的教学方法的教师来说，是一种刺激。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务会议上，提出师范学校教授法的课程一律改为教学法的提案，遭到反对。后来在“五四” 运动中，在“民主” 与“科学” 大潮浪的冲击下，才把“教授法” 改名为“教学法”。这从表面看来只是一个名词的改变，而从教学原理上看来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教和学是双边活动，教师的责任是引导学生学习。陶行知说：“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 又说：“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今教育家所主张的自动。”（《教学合一》）教师的教处于主导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学问。陶行知引用孔子说的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后说：“这真是过来人阅历之谈。因为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画葫芦，我觉得十分枯燥。”（《教学合一》）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曾引起教育界中持有传统教育观点的教育家的反对和围攻，在当时的《教育杂志》上甚至出了《读书问题》专号。陶行知一方面劝告青年学生不要“读死书”，同时又教育青年“不能借口而丢掉书本”。（《通不通》）

陶行知反对传统教育的“死读书”，强调“活读书”，也就是说在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中“善于用书”。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按陶行知说法就是“做”，他进一步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学原理。他在1926年说：“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法、学法、做法是应当合一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

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即把“教学做合一” 定为校训。11月2日，陶行知在晓庄学校每天早上举行的“寅会” 上作了题为《教学做合一》的讲演，阐述了“教学做合一”的原理。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区别。” 又说：“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教学做合一》）

1927年11月3日，陶行知在“寅会”上又作了一次讲演，进一步说明了“教学做合一”中的“做”。他说：“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真正之做须是在劳力上劳心。” “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征服天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是立在同一的哲学基础上的。这个哲学的基础便是‘在劳力上劳心’。”（《在劳力上劳心》）

中国师范教育应该怎么办？师范学校怎样运用“教学做合一”的原理？陶行知说：“师范学校是要运用环境所需的事物，归纳于他所传播的那种学校里面，依据做学教合一原则，实地训练有特殊兴味才干的人，使他们可以按着学生能力需要，指导学生享受环境之所有并应济环境之所需。”陶行知提倡师范学校要办好中心学校，认为：“师范学校的使命，是要运用中心学校之精神及方法去培养师资。他与中心学校的关系也是有机体的，也要是一贯的。中心学校是他的中心而不是他的附属品。”认为：“师范学校的各门功课都有专业的中心目的，大部分都应当与中心学校联串起来。例如教育学，心理学等等功课若是附加的性质，决不能发生很大的效力。这种功课应当与实地教学熔于一炉，大部分应当采取理科实验指南的体裁以谋教学做之合一。”（《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

陶行知的“师范教育建设论”，在他自己创办的晓庄学校里作了实地试验。他组织学生在晓庄、燕子矶、尧化门等地办了三所中心小学，由晓庄学校派学生轮流去担任校长和教师，取得实践经验。晓庄学校师范部还开办几所中心幼儿园，研究在乡村怎样办幼儿园。陶行知认为，到农村与工厂创办幼儿园是“幼稚园的新大陆”。

陶行知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1939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都曾继续运用“教学做合一”原理。在山海工学团，他提出：“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又说明：“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结合当时环境需要，以军事、生产、科学、知识、民权、生育六项训练，进行教育。为了普及教育，在工学团运动中，推行“即知即传” 的“小先生制”，“小先生制”成为普及教育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在育才学校，运用在普通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上，进行特殊才能的教学，因材施教，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培养出不少有专门才能的人才。

三、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造性与现实性

陶行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中国人民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发表他的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和进行他的创造性的教育实践。他的教育思想包涵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他的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改革经验，是中国人民教育的一份宝贵遗产。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于中国当前教育改革，也还有现实意义，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的。

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学习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他回国从事教育工作以后，并不搬弄外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而是立足于本国，提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他在早年就已经反对“仪型他国”，他说：“今之号称新人物者，辄以仪型外国新制度为能事；而一般人士，见有能仪型外人者，亦辄谓新人物。虽然，彼岂真能新哉？”（《试验主义与新教育》） 陶行知立足于中国本土，植根于人民大众，为民众利益来办民众教育，这在六十年前有这种独创的教育改革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陶行知教育思想师承杜威，杜威给予他的影响很深，但是他在回国以后，并没有照搬杜威那一套教育思想，而是在批判了杜威以后提出他自己创造的一套教育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翻了半个筋斗”。这“半个筋斗”翻的很好，翻越了杜威的狭隘经验主义，也冲破了传统教育的学校围墙，从而走向宽广的社会天地，走进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中间，他的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中间产生的。

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始终随着中国人民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他在早年是一个爱国民主主义者，目睹国家外患内乱，国势衰微，人民愚弱，抱着“教育救国” 的愿望，坚定地表示：“我的志愿就是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四通八达的社会”。后来他参加平民教育运动，想通过普及平民教育来改造社会、挽救国家。当时他还不可能认识到，不通过政治革命而用教育手段是创造不出“四通八达的社会”，也是不能挽救国家的。大革命时代，陶行知从城市教育工作转到乡村教育工作，他在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中逐步地提高了认识，教育必须与政治革命相结合，他的思想和情感开始了转变。1927年11月26日，他在晓庄学校创作了一首《锄头舞歌》，歌中唱道：“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充满热情，鼓动农民的革命情绪。后来陶行知又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使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1933年3月15日他在山海工学团又创作一首《新锄头舞歌》，歌中唱出：“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1935年“一二·九” 运动后，陶行知自己直接参加了人民革命队伍的行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直到他逝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教育作出了贡献。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逝世。在他逝世的当天上午，周恩来同志即去他的住处向遗体告别，并立即发电报给党中央。电报中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悼词：“痛失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这都表示党和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景仰。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生活的各个历史时期中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也为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作出了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也还有现实意义，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吸取其中的精华，发扬其长处。第一，我国现有十亿人口，经济不发达，穷国家要办穷教育。陶行知一生都是用穷办法来办穷教育的，他的艰苦办学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第二，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始终随着中国人民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明确承认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为经济服务，教育与政治、经济相结合，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需要的。第三，陶行知在教育实践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陶行知提倡因材施教，重视创造才能，注意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这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富有启发性。陶行知提倡教学相长，尊师爱生，互教共学，这种优良的学风值得发扬。陶行知教导我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 这种尊重人民的精神，更是值得发扬的。陶行知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热爱人民教育事业，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