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开辟中国劳动人民的新教育道路，艰苦探索，大胆实践，三十年如一日，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陶行知先生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行列，在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激烈斗争中，他奋不顾身，参加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年是陶先生诞生九十周年，谨以这篇传略作为纪念。

一

陶行知，原名陶文浚，1891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父亲陶槐卿，号任潮，曾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一家酱园店，后来酱园店关闭，回家务农，母亲是农家妇女，父母生了二男二女，长子和长女早年夭折，只留下二男文浚和小女文渼。陶文浚六岁时，由父亲教他识字，后来进私塾经馆读了一些《四书》《五经》。他在幼年聪明惊人，能在三刻钟内熟读背诵《左传》四十三行，因此父亲对他怀着很大的希望，让他继续读书。1906年，他在15岁时到歙县城内进入耶稣堂内地会办的徽州崇一学堂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他学习努力，英文和数学取得优异成绩，1909年提前毕业。

陶文浚毕业后，1909年秋季，又到杭州考取了广济医学堂。这是一所耶稣教会办的学校，只有信奉基督教的学生才可以享受免费见习的待遇。陶文浚家境贫困，面临了难题，要么接受“洗礼” 继续见习，要么辍学离校。1910年春季陶文浚愤慨地辍学离校，到苏州去找他表兄求助，过了半年的贫困生活。后来得到母校崇一学堂校长英国人唐俊贤的资助，1910年秋季考取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继续学业。

陶文浚在金陵大学学习成绩优异。在课外，创办《金陵光》学报，组织爱国演说会，举办爱国捐。在课内课外，钻研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年轻的陶文浚对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并且深入他的思想，后来因此而改名为“知行”。1914年，陶文浚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同年，他的全家从歙县移居南京。

辛亥革命后，学习西洋文明之风盛行，青年学生热切希望到欧美国家留学。陶文浚得到金陵大学资助，于1914年秋到达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博士。1917年夏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政治学硕士和教育文监两个学位。

二

1917年秋季，陶文浚（知行）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历任教授、教育科主任和教务主任等职。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陶知行续任教育科主任，直到1923年离任。

陶知行留学回来后，抱着一个改造中国教育的愿望，考察当时各级学校的教育，实际看到教师只会捧着书本教书，要求学生的只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教学，他认为有改革的必要。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务会议上提出一个改革传统教学方法的提案：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读，乃是教学生学，这就是要把教和学联合起来，他提出用“教学法” 这一名称来代替“教授法” 的名称。这个提案刺激了在座的教授们，他们看不起这样一个才回国不久的青年教授，就联合起来反对，说他是在“标新”。陶知行不退却，把他的主张写成《教学合一》一文，明确指出：“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并在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时报》的《新教育思潮》版面上。当年“五 四运动” 掀起，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汹涌澎湃，南京高师开设的各科“教授法” 一律改为“教学法”。后来，他的“教学合一” 的主张更进一步发展成为“教学做合一”，并在晓庄师范学校作为“校训” 来实践。

1919至1992年间，美国教育家约翰· 杜威、保罗· 孟禄先后来中国，陶知行是主要接待员之一。陶知行对于引进美国实验主义新教育方法和“六、三、三、四”制新学校制度，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对当时的封建、陈旧的教学方法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1921年12月下旬，中国教育界的“新教育共进社” “新教育杂志社” “实际教育调查社” 三个教育学术团体合并改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陶知行参加筹备，并担任《简章》的起草委员。1922年初，陶知行被聘任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陶知行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全家迁居北京。在此期间，陶知行在当时出版的《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批评传统教育，提倡教育改造，对于中国新教育运动产生广泛的影响。

陶知行受着“五 四运动” 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更因他早有为平民办教育的夙愿，远在1920年他在南京高师任教育科主任时，曾举办过第一次暑期学校，接受中、小学教师，学习新教育方法。他又发动留校学生对学校附近的平民进行识字教育。他自己也亲自接近平民，教他们识字，并同车夫、小贩们亲切地谈话。同事曾问过他：“你有什么抱负？” 他回答说：“我的志愿就是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陶知行是最早发动平民教育运动者之一，1922年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亲自编写《平民千字课》课本，并亲自到一些省、县推行平民教育，开办平民学校。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内有封建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侵略，而封建军阀又勾结帝国主义来统治。在这样的社会中，单靠“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八达的社会”，是办不到的，也行不通的，因此，平民教育运动受到了挫折。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给予陶知行以深刻的教育。

三

陶知行在城市推行平民教育几年之后，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使他认识到中国教育改造，必须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当时，中国社会是“以农立国”，中国人口有八分之七在乡村，他认为改造乡村教育，普及农民教育，可以改造乡村社会，因此教育必须下乡，要开辟乡村教育的道路。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推动乡村教育运动，陶知行起草《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并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我们的信条》等文章，推动乡村教育运动。在《宣言书》中提出：“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在《根本改造》一文中说：“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成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所以第一要教育与农业携手”。 在《我们的信条》一文中说：“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

1926年，陶知行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受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委托，和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筹备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来改名为晓庄学校。校址选在南京北郊劳山（原名老山）脚下的一个小乡村，原名小庄，陶知行改为晓庄。在荒地上盖草房，办学校，物质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晓庄学校是在大革命**时期诞生的，北伐军正包围着南京，1927年3月15日在炮火声中开学。在《开学通知单》上写着：“农夫在炮火中要种田，与农夫共甘苦的学校，也不能为战争而停止招考与开学。”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陶知行说：“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要充溢于天地间。” 晓庄学校在开办时，可以说“一无所有”，陶校长带领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校园，一座一座的茅屋建造起来，研究室、图书室、生物室、音乐室、美术室、大礼堂、办公室、接待室等等，应有尽有。陶校长把图书馆题名为“书呆子莫来馆”，把大礼堂题名为“犁宫”，显示了乡村教育的特色。陶校长特意写了一首《自立歌》，勉励师生：“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做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

晓庄学校师范部办有三所中心小学，以作乡村教育实践和培养乡村小学教师的场所。校长、教师都由师范生轮流去担任，每五人为一组，任期半年。后来，逐渐扩大到吉祥庵、三元庵、万寿庵、蟠龙山、神策门、黑墨营等地，既锻炼了晓庄师范学生，又普及了一个地区的乡村小学教育。

此外晓庄学校师范部还办有几所中心幼稚园和乡村医院、民众学校，建立中心茶园（茶馆），组织师范生每晚七时轮流去讲时事、讲故事，进行群众教育。陶校长还鼓励师生开展“会朋友去” 的活动，都到附近村庄找一两位农民作朋友。

总之，晓庄学校结合生产实际和社会实践进行教学，树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联系相结合的新教育学风，冲破了学校关门读书的旧教育传统。这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从而也吸引着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来晓庄观学习，晓庄学校成为中国乡村师范教育的一盏指路明灯。

陶知行在筹创晓庄学校期间，创办了一个刊物《乡教丛讯》，由乡村教育同志会出版，1926年冬季创刊，1927年3月后，由晓庄学校编辑和发行。

陶知行为了推广乡村师范教育，把在晓庄学校的一段教育实践加以总结，于1928年提出“艺友制师范教育论”。1929年12月17日成立“乡村教育先锋团”。1930年2月1日，创办《乡村教师》周刊，至当年四月五日共出十期，因晓庄学校被封闭而停刊。

陶知行在普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贡献，在国内外都有影响。1929年冬天，美国教育家克伯屈从苏联考察后转来中国，在晓庄学校呆了一天，拍了学校生活的影片，带回美国。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29年授予陶知行以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晓庄学校从开办时起，直至被国民党政府封闭时止，学校教育始终与政治革命相联系。

陶知行校长支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晓庄学校开学后，北伐军攻入南京，晓庄学校学生协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打击封建地主的革命活动，他当时正去北方，特地写信给学校师生，他道：“本校既已参加农民协会，当为乡村组织教学做之实例。就是已经开始与土豪劣绅，伪农民短兵相接了。我们必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他所说的“目标”，就是指“农民之解放”。晓庄学校诞生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叛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白色恐怖弥漫在晓庄学校周围，学校经费来源也遭断绝。陶知行毫不畏惧，从北方赶回南京，继续维持学校，并坚定地勉励师生，决心为农民服务。

晓庄学校地处南京郊外，兵匪流窜为患，学校为了自卫，也为了保护附近乡村，于1927年成立晓庄联村自卫团，师生和乡村青壮农民有一百多人参加。联村自卫团成立以后，得到敬仰陶校长的冯玉祥将军的支持，派军事教官来校训练。蒋介石得知他的“把兄” 冯玉祥与陶知行有交谊，引起了疑心。有一天，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晓庄名为“参观”，实则“察访”，看到晓庄有枪支，又有堡垒，他十分紧张。阴险毒辣的蒋介石，对晓庄学校早已暗藏着杀机。

1930年2月，南京下关英商和记工厂工人不堪忍受英国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举行大罢工。3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者军舰16艘，以实习航路为借口，闯入长江到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此挑衅行为竟听之任之，引起了南京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晓庄学校师生对此义愤填膺，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派出一些同志深入农村、工厂以及大学和中学进行宣传，并准备参加一次全市性的反帝游行示威。4月3日，英商和记工厂罢工工人遭到冒充“工人” 的袭击，而英帝国主义者串通国民党政府以“工人之间械斗”为借口，派出大批军警来弹压，造成骇人听闻的“四·三” 惨案。南京市学生界成立了“四·三惨案南京学界后援会”，晓庄学生参加。4月5日上午，和记工厂罢工工人集合开会，向厂方示威。总指挥刘焕宗（刘季平，原任晓庄学校党支部书记，当时已担任南京市委宣传部负责工作）。中午，城区各校学生五百余人在中央大学操场集合，整队出发支援，晓庄学校师生百余人参加，领队石俊（在刘焕宗调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接任书记），与从中大出发的队伍会合，一同冲出艳江门，到达下关与和记工厂罢工工人会合。在学生支援下，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晓庄学校师生参加了“四· 五” 反帝游行，蒋介石借题威胁陶知行，要他开除“赤化” 学生，他严正地拒绝了。不久，国民党政府强行封闭了晓庄学校，逮捕和杀害了十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对陶知行本人也以所谓“勾结反动军阀”“破坏京沪交通”“扰乱首都治安”“阴谋不轨”的罪名，“明令通缉”。陶知行先在上海租界地区隐蔽，后来流亡日本。

陶知行在晓庄学校期间，1928年春季曾应浙江大学区（即浙江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杭州筹划创办湘湖乡村师范学校，选派晓庄学校校友操震球、方与严、董纯才、王琳、程本海、李楚才等先后担任校长和指导员。1929年，派汪达之去江苏淮安新安小学。1930年5月，晓庄学校被封闭以后，晓庄校友分布在苏、浙、皖、豫、鲁、冀、甘、川、黔、桂、粤、闽、赣和上海等省市工作。

陶知行在晓庄学校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晓庄学校每天早上举行“寅会”，他在会上多次发表关于“生活教育” 的理论。1927年，作了这样几个讲演：《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1929年冬季在晓庄举办的乡村教师讨论会上又作了《生活即教育》的讲演，进一步阐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等“生活教育” 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生活教育” 理论基础。晓庄学校被封闭以后，他还陆续发表多篇论述“生活教育” 理论的文章，如《什么是生活教育》（1935年）、《生活教育现代化》（1935年）、《谈生活教育——答复一位朋友的信》（1940年） 等。“生活教育” 理论是他在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既反对本国的封建传统教育，又反对帝国主义输入的洋化教育。从“生活教育” 在晓庄学校所进行的教育与农业生产、教育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实践上看，已经不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那套做法了。从“生活教育” 实践中所反映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来说，陶知行的教育思想已经超脱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

四

1930年夏，陶知行流亡日本。外国文化界著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等曾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取消对陶知行的“通缉令”。当年底，陶知行回到上海，住在上海的租界地区，为商务印书馆译书。

1931年春，陶知行集合从英、法、美回国的科学家和晓庄学校的校友，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发起“科学下嫁运动”，提出要把科学“下嫁给儿童”“下嫁给大众” 的口号，普及科学教育，使下层大众都能受到现代科学教育，并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科普读物。在陶知行的提倡下，董纯才、高士其等写出了多种优秀的儿童科学读物。

在此期间，他还在上海《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上用“不除庭草斋夫” 笔名发表多篇对时局的评论，后来汇编成书《斋夫自由谈》。1932年，他还在《申报》上发表连载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在1932年也汇编成一本著作。

1932年陶知行在上海，在晓庄学校“乡村教育先锋团” 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教育社”。1934年2月16日，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在刊物上，辟专栏《行知行谈》发表他的教育评论。在1934年7月1日出版的《生活教育》第一卷第十期《行知行谈》专栏中，陶知行正式改名为“陶行知”。

1932年10月1日，陶知行根据晓庄学校的教育实践，提出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工学团”，在江苏宝山县的大场地区和上海郊区的交界地方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其意义是“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 又说明：“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参加者有农民，有工人，接受军事、生产、科学、知识、民权、生育六项训练。工学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也是一个生产组织、团结群众的组织，很得工农群众的欢迎，这种教育形式只需少数经费和师资就可以推行，从而取得普及教育的效果，因此也容易推广。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在孟家木桥附近的一些农村，肖场、夏家宅、红庙、沈家楼、赵径港等地相继成立了工学团；在沪西北新径成立了晨更工学团，还在市区租界地区成立了报童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开创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有张劲夫、马侣贤等。

在推行工学团运动中，陶知行发现了用学生教学生“即知即传” 的“小先生制”，编写了一种识字教材：《老少通千字课》，共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4至1935年间出版。《老少通千字课》的内容广泛，切合实际生活，通俗化、口语化，是一本很好的识字课本。“小先生制” 对普及文化知识教育很有成效，不久即推行到21个行省和4个特别市，形成了一支普及教育的大军。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都曾经采用“小先生制” 来普及群众教育。工学团的“小先生制”开创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健、方明等。

1932年，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推进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1月28日，在上海召开“小先生总动员大会”，推行“小先生制”。当年秋天，陶行知支持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七个小学生自动组织了“新安儿童旅行团”，用旅行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推行普及教育。陶行知写了一首诗歌：《新安小学儿童自动旅行团小影》，热情地歌颂：“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后来在1935年10月，新安旅行团制定了抗日宣传旅行计划，从淮安出发进行10个省的旅行教育和宣传活动。

山海工学团和“小先生制” 在国外也产生影响，欧、美一些国家的教育学者选文介绍。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曾采用“小先生制” 推行普及教育。1934年，日本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小学校，同上海生活教育社交换资料。1935年1月，池袋“儿童之村” 同人创办的《生活学校》创刊，在创刊号上载有岸本辰三写的《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一文，介绍了上海《生活教育》刊物、山海工学团、“小先生” 普及教育运动等。1935年1月21日，陶行知把他自编的一本童话寓言——《乌鸦》送给东京池袋“儿童之村” 生活学校，并在扉页上亲笔写着“送给生活学校小朋友”。

五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 运动，抗日救亡呼声响彻全国。陶行知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行列。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沈钧儒、马相伯、陶行知、邹韬奋等三十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陶行知以“生活教育社” 为基础，组织了“国难教育社”，拟定《国准教育方案》，在教育界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的运动。1936年6月，救国会领导者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发出声明：《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对人民有害，表示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8月10日，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复信《论团结御侮——复沈、章、陶、邹》，信上说：“我们诚恳的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签名。”[2]

1935年，陶行知创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起草《中国新文字宣言》，提倡用拉丁化新文字来改革中国文字，普及群众教育。

陶行知在此时期，紧跟中国共产党，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抗日救国的热情高涨，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都起了根本的变化，认识到“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作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3]

1936年初夏，陶行知接到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 第七届年会的邀请。同时又受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向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争取海外华侨和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同情。6月，陶行知去广东、广西宣传抗日救国，推行“小先生制”。7月初，从上海到香港，7月14日从香港出发，经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去欧洲，8月间到达伦敦。陶行知在世界新教育会议上作了《推行“小先生制”普及教育》的报告。9月3日至7日，陶行知去布鲁塞尔，以中国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的第一次大会。9月20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朗诵了一首长诗：《中华民族大团结》。10月30日，在伦敦瞻仰了马克思墓，在墓前摄影留念，并以崇敬的心情写了一首诗 《马克思墓》，歌颂马克思是“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

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领导者沈钧儒、史良等“七君子” 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远在海外的陶行知也遭到了又一次的“通缉”。陶行知无所畏惧，继续在国外周游欧、美、亚、非四洲28国家，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争取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的支援与同情。1937年“七· 七”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在美国对学生、码头工人、洗衣工人等作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发动华侨献金救国。1938年2月，陶行知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吴玉章一同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

1938年，国民党政府设置“国民参政会”，陶行知以“文化团体和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人员膺选为“国民参政员”。1938年6月15日由美国启程，途经欧洲大陆、埃及、印度、新加坡回国。8月30日下午到达香港，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回国后要做三件大事：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要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 三是要在香港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

陶行知在香港停留约一个月，曾多次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作了多次讲演活动。10月初，经桂林、武汉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二次会议。经武汉时，曾到战区儿童收容所视察。

陶行知在重庆，与晓庄校友等着手整理生活教育社。1936年组织的国难教育社，在1938年已改组为“战时教育社”，创办《战时教育》刊物。1938年12月15日，按照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战时社团登记办法规定，在桂林正式成立生活教育社，陶行知当选为理事长。生活教育社在当时是公开的教育学术团体，以提倡抗日、民主教育为宗旨。

12月29日，陶行知从桂林再到香港。到达香港的当天下午，接待《星岛日报》记者的访问，并回答记者所提出的问题。他说：“教育要配合抗战，不能为教育而办教育”，“生活教育社已于本月十五日在桂林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共有二千多人，社员们为了自己长进，为了为国家服务，所以要有一个正式的团体来帮助政府，以增加抗战力量。”还谈到：“生活教育社已有12年的历史和运动，前后共有五个运动：（1）乡村教育运动，发动于12年前，（2）普及教育运动，发动于8年前，（3）国难教育运动，发动于3年前，（4）战时教育运动，（5） 现在又有全面教育运动，全面抗战需要全面教育。”（香港《星岛日报》1938年12月30日第6版）

1939年1月，陶行知在香港召开晓庄学院校董会议，通过筹设“晓庄研究所”，并订定《章程》。议决创办“育才学校”，并订出《意见计划书》。（《实行全面教育筹设晓庄研究所》，香港《立报增刊》1939年1月28日第七版）香港“中华业余学校” 创设于1938年10月，董事长陶行知，副董事长黄泽南，校长吴涵真，主任方与严。（香港《立报》1938年11月1日第2版）

陶行知再次到香港的一个多月中，先后进行重要讲演九次，发表许多诗歌、文章，多次接待记者来访，应邀出席会议，反响很大。

六

1939年1月，陶行知在香港拟了创办育才学校的计划，并成立了董事会，推举张一蘑先生为董事长。创校的经费得到“贩济委员会” 的支持。1939年5月，在四川重庆市北碚区成立育才学校筹备处。共产党员、生活教育社战友王洞若、陆维特、戴伯韬、丁华、魏东明等参加筹备。从各儿童保育院、孤儿院等难童机构，以智力测验、文化考查和技能实践三个方面进行考查分析，选拔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儿童入学。

1939年7月20日，培育人才幼苗的学校——育才学校，在重庆市郊北温泉诞生。7月25日迁至合川县草街子乡凤凰山上的古圣寺正式上课，学生总人数达到152人。育才学校的教学计划是，在普通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特殊才能的教学，语文、外语、数学、自然和社会常识等文化知识的课程，列为必修课，根据学生的特殊才能进行分组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称为特修科，先设置了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各科专业组。校内有教职员工约60人，并聘请当时在重庆的著名学者、教授来校讲课，先后有翦伯赞、贺绿汀、章泯、艾青、陈烟桥、魏东明、孙锡洪、戴爱莲等。陶行知校长和中共育才地下党支部亲密合作，并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大力支持，派了延安马列学校毕业的中共党员廖意林同志来校工作。1940年9月24日，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专程从重庆到校本部来看望指导。晚上，周恩来同志向全校师生作了形势报告，还在校长室住了一夜。他们看到孩子们健康欠佳，特捐400元银圆，作为购置运动器材之用。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了育才学校一次沉重的打击，部分教师离校。学校经费由于物价飞涨也发生极大困难，常有断炊之忧。6月，在育才学校建校两周年前夕，陶行知发表《育才二岁前夜》文章，号召全校师生以更大的团结力量去克服各种磨难。1942年7月20日，陶行知在建校三周年的纪念晚会上，发表了《每天四问》的讲演，号召每个人每天要“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1944年6月间，陶行知开始写《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一篇文章，只写成了前半部，育才学校在千灾万难中居然活了五年，后半部“看五十年” 没有写出。

育才学校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国民党政府不准立案，不拨经费，企图困死学校。陶行知为了维持学校，筹措办学经费，日日夜夜操劳，非常艰苦。朋友们好心地劝他说“你是驼着石头在游泳。” 陶行知风趣地回答说“我是抱着爱人在游泳。”当时正处在办学困难的情境中，他曾对友人谈道：清代末年山东的武训，以一个乞丐，行乞办了“义学” 十多所，而我办一所育才学校还几乎不能维持。

陶行知赞赏武训艰苦办学的精神，从而提倡“新武训精神”。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为画家沈叔羊画的《武训画像》作了一首《武训先生画赞》，颇有感慨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1944年12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陶行知加入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编《民主教育》（月刊）、《民主星期刊》（每星期日出版）。

1946年1月15日，由“民主讲座” 发展而开办“社会大学”。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1946年1月20日，陶行知写了一首《社会大学颂》，诗中指明社会大学的宗旨：“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学校吸收职业青年补习高等教育课程，组织学生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大学校设置政治经济、新闻、文学、教育四个学系，第一期招收了197名学生，大多数是职业青年，只有26六名是待业青年。学生自筹学习费用，教授义务讲课。当时在重庆的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响应陶行知、李公朴的号召，参加义务讲课，经常讲课的有翦伯赞、华岗、邓初民、许涤新、王昆仑、侯外庐、罗克汀、章乃器、何思敬、徐行、宋云彬、杨晦、胡风、何其芳、骆宾基、艾芜、黄芝岗、力扬、曹靖华、陈翰伯、张友渔、于刚、宣谛之、章汉夫、潘天觉、孙起孟、潘菽、李公朴、陶行知、方与严、孙铭训等。社会大学的学生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同社会联系面广，教育同社会政治相联系，在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6年4月11日，陶行知从重庆出发，经南京于18日到达上海，为育才学校迁到上海作准备。他到了上海，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工作上，在上海的小学、中学、大学和进步社团作了一百多次的讲演，为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和平而大声疾呼。6月23日，他参加了上海北站十万人民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反内战、要和平的示威游行。在欢送马叙伦、雷洁琼等各界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团的大会上发表讲演，高声呼喊：“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陶行知回到上海以后，夜以继日地忙于民盟的工作，忙于生活教育社的工作，忙于育才学校迁沪的工作，忙于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的工作。在上海社会大学筹备期间作了一次题为《民主教育》的讲演，指出民主教育的前提是：“人民第一”“天下为公”；提出教师“要向学生学习”“应向老百姓学习”的主张。讲演记录载于上海《文汇报》副刊《教育阵地》周刊第二期（1946年5月25日）。

陶行知非常重视人民，强调向人民学习，特为《文汇报》副刊《教育阵地》亲笔题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教育阵地》第7期，1946年6月30日）

陶行知回沪，督促了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的成立，上海分社选举陈鹤琴为理事长，张文郁、余之介为副理事长。

1946年7月11日、15日，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社会上传闻陶行知也已名列“黑榜”，但他冷静沉着，不怕牺牲，对友人说：“我等着第三枪！”7月16日，陶行知写给育才学校同学会上海分会全体同学的信上说：“现在民主斗争已经到了最尖锐的阶段，反民主分子不惜用恐怖手段来抵抗那不可抵抗的大势。”“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培养一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一百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培养一百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这是陶行知写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的庄严的遗嘱。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暗害的威胁下，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症逝世。

陶行知一生，在教育思想上有创见，在办学上有贡献，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和教育工作者。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都还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一生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陶行知先生逝世的当天上午，周恩来同志即去他的住处向遗体告别，并发给中共中央电报，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代表两千余人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这都是党和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最公正的评价。

陶行知先生的主要著作：《中国教育改造》《行知书信》《幼稚教育论文集》《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陶行知诗歌集》《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等。主编刊物：《新教育》《新教育评论》《平民教育》《乡教丛讯》《乡村教师》《普及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民主星期刊》等。

陶行知的全部论文、诗歌、文艺创作、讲演录、谈话录等尚待汇编。

[1] 1936年7月15日公开发表在《生活知识》第2卷第六期上。

[2] 1936年11月15日发表在《民族战线》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上。

[3] 与张健一次谈话，见《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