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癸，现任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华侨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副会长。

本书收录了张癸的两篇“陶研”论文《论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和《陶行知和中国共产党》。

《论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摘自徐明聪主编的《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一书，该书由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3月出版。作者认为：生活教育直接吸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同时在与其他各种教育学说的比较、鉴别中确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原则，并且在总结前人和旁人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生活教育的原则与方法。第一，生活教育直接继承了五四运动中的新教育运动的成果。第二，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创办晓庄学校，从事乡村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第三，生活教育理论在普及教育阶段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并且在与中外各种教育流派的比较鉴别中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理论原则。第四，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战初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观点，作了初步总结。第五，生活教育理论在创办育才学校时期再次获得新发展，增添了人才教育的新内容，并且提出了不同于传统人才教育的一些原则与方法。第六，生活教育理论在陶行知生前实施民主教育的最后阶段，运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生活教育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理论总结。张癸在文章最后呼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实验生活教育理论，则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变化和教育的新内容、新任务，不断发展和完善原有的生活教育理论与方法。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陶行知开创的生活教育事业，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贡献力量。

《陶行知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载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编的《为中国教育改革探路》一书，该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4月出版。作者指出：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民教育家。他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奋斗历程中，曾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肝胆相照”的亲密合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作者分为六个阶段论述了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一阶段，陶行知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时期。第二阶段，1923年至1930年，陶行知致力于中国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提出了教育要为广大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并亲自到农村，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他的这种思想与实践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对工农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因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注意。第三阶段，1930年至1934年，陶行知的思想发生了全面的变化。他由一个民主主义战士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亲密的合作。第四阶段，从1935年起，陶行知一直自觉地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无保留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五阶段，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陶行知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新型的革命学校——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第六阶段，抗战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激烈争斗。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争取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陶行知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