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造，倡导教育创新，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他深刻地认识到，考试与国民文化素质提高和创新能力培养有着紧密联系，提出了有着鲜明特色的考试思想，对当今方兴未艾的课程与教育改革甚有启迪价值，堪称绚丽多姿的中国文化教育思想园地中的一株奇葩。

一、对传统考试的批判

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先修习市政管理，后专攻教育。他是中西文化饱学之士，对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洋现代教育有深刻的理解。

陶行知在他自己创办的学校按照他的教育理念和考试思想创办的学校，进行考试创新，还撰写文章对传统考试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他痛恨摧残学生身心健康的传统考试，尤其对“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的应试教育深恶痛绝。认为这种应试教育就是“变相的科举”，是“自杀、杀人的制度”，是“毁灭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的误国、误民的教育。陶行知愤懑地指出，传统的应试教育、传统的考试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四大危害：

第一，传统考试制度极大地摧残了学生的身心健康。陶行知认为，传统的会考制度对学生的健康非常有害。为了会考，学生们“日间由先生督课，晚上由家长督课”，[2]所学内容都是为会考作准备。这样，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的教育一下来，个个都如同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上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了。为了在会考中取得好的成绩，学生们还“拼命地赶啊！赶到茅厕里去开夜车”。即便如此，这些会考的学生还会告诉你说：“不闻臭中臭，难为人上人。”就这样，会考不但严重损耗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还活活地把一群“活泼的青年一起变成了书呆子”。他描述这些书呆子是“致全力于读书的人。他除了读书以外，不做别的工作”。“拼命读书，始而近视，继而驼背，终而吐血，以至夭折”。这还不足以为惜，更为可惜的是，“未死之前，整个生活之残废麻醉，失却人生、社会的正确意义。”[3]他还为在国难当头仍只顾读书，不问国事的书呆子写诗云：“我是书呆子，家住太平洋，读破万卷书，要中状元郎，农家供酒肉，主人快饿死，失业教蒙童，尽变小呆子。”[4]的确是许多读书人的真实写照。

第二，传统考试制度对学校、社会造成极大危害。陶行知认为，会考制度不但给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学校对社会也没有任何益处。于学校而言，“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5]这样的学校，无疑成了一个考试培训中心，早已失去其所应担负的对青年进行全面生活教育的基本职能，失去了他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学校应有的改造社会功能根本不可能发挥出来，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力量。于社会而言，“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同时是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一千万民众的教育赶跑了。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6]因而，传统考试制度是家庭和社会贫困的加速器，将社会推向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第三，传统考试制度本身没有信度可言。由于传统考试是以书本知识为内容，是“纸上的空谈”。因而，陶行知认为这种考试制度本身毫无价值可言。他说：“我所接谈过的主考官没有一个相信会考。他们是不信会考而举行会考。”[7]这表明了学生们耗尽身心学习、学校费劲心力教导的考试内容，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和信度可言，连主考官本人都不认可，更不可能衡量学生真实的水平和学校的教学质量。北方著名中学——南开中学，在会考中一败涂地，这本身就是对会考制度的绝妙讽刺。故陶行知专门作诗祝贺南开中学会考失败。诗云：“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贺客。”[8]他还举例说：“就表面的成绩看，广东会考是几乎全体及格，广西会考是几乎全体不及格。广东对呢？广西对呢？谁知道？浙江会考，绍兴中学第一次是背榜，到了第二次竟一跳而为第一。绍兴中学第一次的整个成绩果真坏吗？第二次的整个成绩果真好吗？真成绩之好坏是这样的容易调换吗？谁敢说？”[9] 因此，他大声疾呼：“这把会考的大刀是不可以糊里糊涂地乱舞了。考官们所自毁毁人的生活力已经是太多了。”陶行知将这种会考制度称之为“杀人的会考”，呼吁不要继续让它贻误中华民族的前途了。

第四，传统考试制度中考试作弊现象严重，败坏了学生的品行。陶行知指出：由于旧的会考制度只以考试成绩作为学生的唯一评价标准，对学生们来说，无论其勤奋与否、资质差异如何，都以考试论一锤定音，依分数作为升学的准绳。因此，考试成绩成为学生们最重视、最绞尽脑汁的大事。一旦考试合格，“师友之鉴赏，父母之宠幸，怡然意满，安得不乐乎？”[10] 这对平时用功且成绩优异者，自不必说，是一显身手的好机会，但对于那些平时虚度光阴，不思进取者，或资质较差者，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考试后的“落第之虞，更逆知点额之辱，师友之藐视，父母之责备，溯往自伤，而往者不可追，怅然若失，又安得不悲乎？”故“因畏辱心而生侥幸心，复因侥幸心而生谲诈心者，比比然也”。其结果是“考试之时有试探焉！试探维何？夹带也，枪替也”。[11]在《呜呼某校》一文中，他形象描述了当时的考试作弊现象：“考试始终，学生忽而交头耳语，忽而纸球四飞。抽屉之下，几成藏书楼。一时眼手交忙，大有偷儿之态度。”他在痛心这种考试作弊现象的同时，更揭示出其产生的后果是“曰欺亲师，曰自欺，曰违校章，曰辱国体，曰害子孙：考试舞弊之五恶德也”。[12]并进一步推论，学生之欺行如此，“安望他日除国家之稗政，革社会之恶俗乎？”[13]

二、倡导依据培养目标制订考试制度

陶行知主张教育和生活紧密相连，水乳交融。在生活教育思想指导下，陶行知并不反对考试本身，他曾说“民主教育也是要考的”。他反对的是传统教育中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他认为传统的考试过在脱离培养目标进行考试。有鉴于此，他认为：“要按照目的去考成，方才不会枉费了精神和财力。”[14]他多次提出学生的培养目标，就是要让他们具有“健康的身体，劳动的技能，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并在具体的培养过程中，真正做到“教学做合一”，“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他强调：“百工皆吾师，众生皆同学。”[15]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其考试思想与培养目标一致，要求按具体的培养目的制定相应的考试制度。

在晓庄实验师范学校创办招生时，陶行知就告诫考生：“考试的目的，主要是看你是不是志愿坚定地去从事乡村教育，能不能吃苦耐劳，将来能不能当乡村教师。”因而，在招生简章中，他先是奉劝那些“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报考”。并又根据未来乡村教师所需确定考试内容。他说：“我们所要考的有五样东西：一、农事或土木工操作；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国文一篇；五、三分钟演说。”[16]这样的考试，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根据夏孟文的回忆：“晓庄入学考试是别开生面的。在犁宫礼堂内放着一排排条凳代替课桌。我与其他报考的人，随意地坐在条凳上。只见一位身着粗布制服的先生走到面前，宣布考试的办法。礼堂左首墙壁上贴着一张大纸，上面顺序编号，写着五十个试题。只见他拿着一个布袋，袋内装了竹牌，要报考的人从布袋内摸出一块写有编号的竹牌，对照墙上贴的试题，作五分钟准备，然后到讲台上作五分钟演讲。台旁有人看钟按铃和记分。”[17]可以看出，陶行知主持的师范招生考试，是根据乡村师范学校的性质和特征来要求学生、招收学生的。既注重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智力水平，包括知识面的宽广度，还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口才、劳动态度和劳动技能等多方面的因素。他在重庆社会大学举行的考试，其考试内容也是根据培养目标制订的：（1）对本学期所学各门课程写出心得体会，要说明学到了什么，教给别人什么，做到了什么。（2）问题回答，实行开卷考试，可以翻阅资料，交换意见，但要求写出自己的真正认识。（3）系内各小组写出学习总结，作为集体的答卷。（4）组织集体专题研究，自选题目，自由组合，分头准备，集体研究，写成报告。（5）每人写一篇学风和作风等方面的自我反省。[18]采取这样的考试方法，使社会大学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大增，学习起来也很有自觉性，学得生动活泼，收获很大。

在育才学校，陶行知的考核更是目标明确。他在《育才三方针》《育才十字决》《育才二十三常能》等文章中，反复强调学生的学习是以实际生活为目的，学生必须掌握生活中的各种技能，以适应生活及社会的需要。他说：“倘若有一个人没有能力，则此人必分大家的利，而造成社会的恐慌了！所以教育的成绩，就是‘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19]他把学生应掌握的技能分为二十三常能，其中包括初级十六常能和高级七常能，要求学生须尽力掌握这些实际的技能，学以致用。其考核便以实际的应用和掌握为目的。同时，他还特别注重集体的学习及考核。他说：“个人学习不如集体学习。”要“以集体力量纠正个人主义”，“凭着集体的力量督促自己长进”，最后达到“在共同努力创造学校上来学习，共同努力创造新中国、新世界”。[20]因此他还强调“不鼓励个人的等第，只注意集团的成绩”，“教师的奖励看及格学生数目而定”。而对于考试不及格的现象，他认为并非多么可怕的事情，提出“考不及格可以下次再考，考到及格为止”。淡化学生对考试成绩的得失观念，代之以掌握实际技能。

三、探索学生创造能力的考成

陶行知的晚年撰写了《创造的教育》《创造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等重要文章，集中探索与实践创造教育和学生创造能力考成的主张。他说：“有创造才有热烈的兴趣，‘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他认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21]特别在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形成了创造教育思想和与传统考试迥然有别的学生创造能力考成主张。

第一，通过创造奖金评选培养学生创造能力。陶行知起草了《育才学校创造奖金办法》，目的为“发挥创造精神，鼓励创造生活”。创造奖金，每年由育才之友合筹，至少一万二千元充之。他把奖金分为三等，发与有创造意义贡献之集体或个人。他强调：“奖金之发给，纯以创造意义之大小为标准，贡献不足时宁缺毋滥；贡献超过名额，不使向隅。不努力，则全年可以不发奖一次。人人努力，则人人有得奖之机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育才的办学条件已是异常艰苦，师生们经常每天只能喝稀饭充饥，但为了鼓励学生的创造精神，陶行知不惜投入巨资以推行之，可见他对藉评促教方略的高度重视。陶行知创立创造奖金评选办法，旨在通过创造奖金使育才学校“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产之园地；创造学术之气候；创造真善美之人格”。[22]引导与激发学生追求创造，努力去发明、去创造，改掉迷信盲目、因循苟且的不良习惯。他在《创造年献诗》 中说：“……道听途说悬断语，屡试屡验验还试。‘武断’‘以为’靠不住，存在由来定意识。解剖本体寻条理，追踪外缘找联系。矛盾相克复相生，数量满盈能变质。源头之上搜证据，观察发展觅定律。文化钥匙要活用，开发天人大神秘。愿将真理化大利，润泽苍生乃仁义。日日月月积成年，努力创造新天地。”

第二，提倡学生创造能力的考成。考试不是要难倒学生，不是要吓唬学生，而是要检测学生的创造能力，促使创造能力的培养。陶行知指出，我们要“发动一个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创造的考成所要考的是生活的实质，不是纸上的空谈”。无论是晓庄的招生考试，还是育才的入学考试，包括平时或学期末对学生的成绩考核，陶行知都讲求实际的目的和效用，都是为了“培养生活力之创造”，讲求创造的考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要求学校对学生“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他强**育非一日之功，是“与生俱来，与死同去。出世始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解放学生的头脑，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和足够的空间，不要用过多的功课和频繁的考试挤压学生的时间和空间。他说：“一个茶杯要有空位方可盛水……一般学校把儿童全部时间占据，使儿童失去学习人生的机会，养成无意创造的倾向……创造的儿童教育，首先要为儿童争取时间之解放。”[23]

第三，以探讨性的作业和创造代替机械的“标准”考试。为了取得更高的创造性成果，陶行知提出了“五路探讨法”，即行动、观察、看书、谈论、思考。这既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教学方法，同时更是一种创造的考成方法。他说：“人类与个人最初都由行动而获得真知，故以行动始，以思考终，再以有思考之行动始，以更高一级融会贯通之思考终，再由此跃入真理之最高峰。”[24]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育才学校的学生十几岁就能写出令专家叹服的政治历史论文，如《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20万字的《苏联必胜》等。同时，学生们还自己办画展，展示其艺术创作作品；自己组织排演各类音乐节目等。这些展出和演出，不但获得了学校师生的好评，还多次受邀到社会上进行展览和公演，受到热烈欢迎。周恩来在1943年冬天观看育才的音乐演奏会后，热情题词：“为新中国培养新的音乐人才”。

陶行知创办和主持育才学校虽然前后仅仅8年时间，其考试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所有考试均将其时甚嚣尘上的记诵性的、“标准化”的考试弃置一旁，而是以创造性的作业、有能力发挥空间的小论文、小创造取而代之。毋庸讳言，陶行知提倡的创造性、探索性的考试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曾两次应邀到育才讲学的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便是见证。他撰文盛赞说：“在两次讲学中，我发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奇迹。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谈时局，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军事，了如指掌；能够写出文学创作；能够自编剧本，自己导演；能够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速写；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25]

陶行知丰富的考试思想是现代中国教育宝库中璀璨的珍珠。他所倡导的考试既不是为了考倒学生，也不是为升学作准备（他是坚决反对学生留级的），更不是作为衡量学生学习生活的唯一标准，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考查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考查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所检测的是学生真正所学、所需、所用的知识和所形成的创造能力。他所主张的考成，尤其注重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现实性、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具有十分明显而强大的将学生带到创新境地，促使学生形成生活能力、创新能力，以蓬勃高涨的热情去创造理想社会的引领作用。

[1] 原载《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年第3期。

[2]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3]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4] 《陶行知全集》第七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5]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6]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7]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8]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9]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10]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11]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12]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186页。

[13]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14]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15] 《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16]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17] 夏孟文：《回忆晓庄》，载《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18] 金成林：《社会大学的实践》，载《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页。

[19]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20]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21]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2]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23]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543页。

[24]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9页。

[25] 翦伯赞：《记古圣寺》，载《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