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道路与改良主义道路

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和道路。

一条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毛主席所指出的道路：认定中国的贫弱而落后，乃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地主、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之剥削压迫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要解放，就必须要打倒这些敌人，推翻反革命的统治，进行土地改良，建立人民的政权，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组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革命的同盟者，组织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战争。

三十年来，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走上了这彻底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道路，唯一正确的胜利的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另一条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些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落后，乃是由于内部纷争，文化不普及，科学不发达，人民愚昧自私；他们认为在反动统治基础上，只要做出某些政治上的改良，便可调和阶级战争，便可使中国强盛。其中又有所谓教育救国者，他们认为中国要普及教育和科学，用文质彬彬的教育方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幻想在两大敌对阵营的武装战争的夹缝中，躲在城市或乡村的一角，找出一条既不流血又能“成功”的和平坦途。他们高举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旗子，高唱普及教育的调子；在旗子上标榜着各种不同的旗号。如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生活教育，各有各的好，各说各的主张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随着中国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大革命的进程中，所谓改良主义者的第三条道路，是彻底地破产了，于是他们中有的就转向于革命阵营，跟着共产党走了，有的就退休了，消失了他们的踪影，有的就完全走到国民党反动派那边去了，显露了他们真实的反动面貌。

改良主义者标榜着“为国为民”、“为人民”的超阶级超政治的口号，自称为第三者，而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服务的，是直接或间接反对革命路线的；他们的思想是反动的，是唯心论的。

在教育救国论者中，陶行知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直至晚年才由改良主义者逐渐变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他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他的教育学在中国传播了将近二十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六年），在教育界的影响是不小的。到底他的教育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还是资产级的教育思想？是辩证唯物论的，还是唯心论的？是革命的教育学说，还是改良主义的教育学说？是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相符合的，还是相违背的？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他的学说？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有研究的必要了。

二、从发展过程来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先生十五岁（一九○六年）便入耶稣堂内地会所设立的崇一学堂，肄业，十九岁（一九一○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肄业，二十三岁（一九一四年）赴美留学，二十五岁（一九一六年）回国。由于接受了欧美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所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便传播了这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五四运动前后，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抬头，无产阶级也有了新的发展的时候，人们都在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马列主义和各种学说，如杜威的实验主义等同时在中国传播着、战争着。

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武断迷信，反老八股，反帝国主义等。这时陶先生的注意力正放在教学方法的改造方面，据他自己说“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2]从教学法的改革开始，他进一步地想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因此在一九二一年组织了中华改进社，并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改进教育的论文。陶先生开始从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其他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和洋八股。如搜集在《中国教育改造》一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介试验主义，反对传统教育的，如他说：“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旧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见该书 《试验主义与新教育》 ）这是陶先生提介资产阶级教育必须中国化的开始。

同时他又提介“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如果全国推行了这种职业教育，那么“将见国无游民，民无废才，军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党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矣”（见该书《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这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反映在教育方面的实用主义。

前者是教育的方法，后者是教育的内容；这两个主张，正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正是合乎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因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需要用试验主义的方法和实用主义的内容来训练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后备军，并使之中国化，而便于推行。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是处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陶先生当时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所以他远离了这个伟大的历史巨变，而响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所介导的平民教育（欧美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并在江苏当局的赞助下首先在南京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九二三年在南京成立），以及同年八月在北京参加该地总会的成立。认为“中国政治虽不统一，但教育是统一的。我们深信统一的教育可以促成统一的国家”。“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都市里提倡平民教育，一大半靠商界。汉口各商团联合会周会长尤其热心，他手创的几个平民学校都很有成绩……工厂主人提倡此事最有力的有武昌李紫云先生，我们希望全国的工厂继起提倡工人的平民教育……”[3]陶先生自己亲手编《平民千字课》和往各省推行平民教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陶先生一方面是教育救国论者，另一方面是要尽力使教育为工商业资本家服务，和依靠工商业资本家。平民教育并不是真正为广大市民（店员）和工人服务的，而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人认为陶先生提倡平民教育是从大众的立场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根本错误的。

乡村教育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成为教育界讨论的题目了；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受了美国、丹麦的乡村教育的影响。当时一些没有被统治阶级重视而失意的美国留学生，就由一般教育的改造和提倡教育均等，进而转到乡村教育的宣传方面。到了一九二六年，便逐渐由讨论阶段而进入实践阶段，由城市的平民教育而转入乡村教育。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民主资产阶级随着反革命走了，共产党则单独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帝国、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斗争。革命的主力从城市深入到农村，团结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陶先生则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想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中找到一条中间的出路，他也把眼睛从城市转向乡村，放弃了平民教育的口号，想进一步普及广大乡村教育，企图以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社会。

陶先生写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说：“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他以同样的精神说道，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呢？陶先生回答说：“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一句话，就是要以乡村教育来拯救中国。丝毫也不触及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和生产关系，这就是十足的教育救国论的主张！

在这种主张之下，他自己首先以实验主义的精神来从事试验，想做一个榜样，以便推行全国。所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城外的一角创办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简称为晓庄学校），进一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主张，这就是陶先生建立自己的教育学说的开始。

晓庄教育的真相是什么？陶先生说“是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什么是野人生活？就是当时的农民生活。“封建制度下之农民生活是最不进步的。他们一天天地过去，好像人生毫无问题。”（《从野人生活出发》）什么是文明人呢？“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最大分别就是文明人能把这些非身体的工具发明得格外多，制造得格外精巧，运用得格外普遍。”所以“真正的生活教育必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见该书《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在《晓庄三岁警告同志书》中又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

陶先生是转向于农村和农民了，可是由于他以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农民，所以中国农民便成了他眼睛中的野人。

最迫切的要求——土地问题。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野人”生活的状况呢？陶先生认为：只有给农民一些文化科学知识，改良生产工具，使他们提高生产技能和生产量，至于这些生产品是不是农民自己可以享受而不被地主以地租的方式剥夺去，或者不被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反动统治以各种捐税的名义剥夺去，陶先生是看不见的和不能理解的。

陶先生虽口口声声说是爱人类、爱农民、要从农民出发，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就只能从资产阶级出发，而不能真正从农民出发，就只能抓住农民的鸡毛蒜皮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这和一切资产阶级人物所讲的“全民政治”、教育机会均等、“全民教育”等是一样的虚伪。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一切为农民、为人民、为人类的漂亮词句都是废话。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真正做到爱农民、爱人类、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得到土地，才能解除农民痛苦的根本原因，才能提高生产量，才能使农业国转为工业国。

到底什么是极乐世界呢？把农民带到哪个极乐世界里去呢？陶先生是说不出所以然的。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他的眼睛没有朝向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他所熟习的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于是他只能处在“探寻”极乐世界的阶段，实际上可以说就是美国式的“极乐世界”把农民带到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去。可是到了一九三○年夏天，蒋介石反动政府，便连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探寻者和这样的改良主义的晓庄学校也不允许存在了，连他们做教练用的几十支破枪都被缴了，一块小小的根据地便被人霸占了。当然，这不是因为陶先生革命，而只是因为晓庄有共产党员在那里进行革命工作。

这时（一九三一年）他便不能不退到上海去。但他还不能觉悟到教育救国是一条死路，乡村教育是收起了，在民族资本家的帮助下，他创办了自然学园，从事于科学普及工作。提出“科学下嫁”给儿童和大众的口号。认为科学教育之普及又可救国。不幸“九一八”、“一二·八”的炮火打响了，日寇开始了新进攻，而反革命的内战继续进行着。在这样内外斗争交叉的时候，由乡村教育后退到什么通俗化的科学，对于处在痛苦深渊的人民大众，真是隔靴抓痒啊！

民族危机促使着陶先生不能不感觉在房子里搞通俗制造了一个“工学团”的新名词，又一次地自以为抓住了解决人民群众的痛苦的锁，解除民族危机的救命圈。

什么是工学团呢？陶先生说：“工学团是一个小学校，但同时是一个小工场，又是一个小社会。学校的主要意义是长进；工场的主要意义是生产，社会的主要意义是平等互助，自卫卫人。”（见《生活教育论集》的《工学团》一文）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说：“工是做工，学是科学，团是集团。”他的目的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普及大众的教育》）“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减少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证大众的生命。”（《普及什么教育》）。

“工以养生”，对劳动人民说来，他们从来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在当时对他们来提倡劳动，无异于要他们安于被剥削的地位。正如资本家和地主对工人农民说：劳动是好的，好好劳动吧，不劳动便没有饭吃。蒋介石也说：“务使一般学生及团民增色能认识以劳为本分。”——如果真要进行什么“工以养生”的教育，在当时最好的对象倒是那些资本家和地主老爷们！

“学以明生”也是含混其词，陶先生的意思是要劳动人民在劳动中能够“长进”，到底是什么进？明什么生呢？就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首先应该明白对外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虽然在“乡村学团试验初步计划”中提出了六大训练，但仍是改良主义的思想。这以后还要谈到。

“团以保生”用意是很好的，可惜的是，当时国民党却不让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和乡土，却要“先安内，后攘外”，反动内战继续进行着，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了，没有抗日的自由。这时候就不只是什么消极的“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问题，而必须是与敌人进行积极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但改良主义的陶先生是没有这个勇气和决心的，只能提出这样空洞的口号，以致国民党政府也能暂时容许什么“工学团”的存在。

陶先生认为以前的教育都失败了（这是必然的），今后怎样办呢？只有走“工学团”的路。他在《从穷人教育想到穷国教育》一文中认为只有走“工学团”的路才是生路，才能起死回生。但国难当头，陶先生不得不提出新的内容：

“我们要想起死回生，整个民族须以最敏捷的手段，实施下列六大训练：

一、普遍的军事训练；

二、普遍的生产训练；

三、普遍的科学训练；

四、普遍的识字训练；

五、普遍的民权训练；

六、普遍的生育训练。

乡村工学团要将上列六大训练，具体而微地在自己的乡村里尽量推进，把自己的乡村造成‘中华民国’的健全分子，并与全国一百万乡村联合起来，推进这六大训练，以赞成一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见《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

这里，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也说明了改良主义对反动统治者的幻想。陶先生是继续想用教育的办法来拯救中国民族的，与他以前说的要办一百万个乡村学校来改造一百万乡村是同一调子，所不同的只是名称罢了。

这时候，国民党虽不抗日，但“军事训练”却抓得非常紧，从正规军到地方军，从学生到民众，都在进行“训练”。口头上是要“准备国防力量”，实际上是要对内“围剿”，以此来统治人民的思想。陶先生提出“军事训练”来培养抗日力量，在当时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国民党根本不愿意改善生产，也不愿意搞什么“生产训练”和“科学训练”，因为他们一切都依靠外国主义的生产和科学。这时候提出“生产训练”“科学训练”，不但不可能实现，就是实现了，也不会为抗日服务，而是为四大家族服务。“识字训练”根本就是不急之务。至于“民权训练”则更是国民党的主张。国民党正醉心于独裁，不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人民就无从得到民主。但陶先生却不悸提出反对国民党独裁的主张。

总之，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些改良办法都是书生之见，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到它的内容是很广泛而周详的，可是，正因为这样，就更像恩格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构成的美丽的蓝图——越是详尽便越是空想一样。其次，详尽到把“生育训练”也列进去了，这是由于陶先生在一九三一年前后曾提倡过的“创造五生世界”（即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共生的世界）。[4]到处劝人节育。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的《攻破多生关》一节中，替这一条做了一个很好的注释，他说“依照老法子，每年只增加几十万学生，而人口之增加倒超过十倍之数，那是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就是用我们提议的新法去普及教育，这过分的人口增加也得要统制。一、民族须有一永久人口升降委员会之组织，时时调整耕地面积之消长，生产技术之效能，生活程度之高下，容纳人口出路之多少，以改定人口升隆之比例，公备全国，共同遵守。二、研究一个铜板的避法，使全民族都够得上实行。三、教男子满二十五女子满二十岁可结婚，结婚服务五年可生第一子，俟第一子入小学可生第二子，以二子为限。”

这种思想，显然地是反动的。改良主义的教育学家陶行知，为了要实现他所空想的普及教育，是不惜抄袭反动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对付劳苦大众的！

国民党的反动内战规模，是一次比一次扩大了，到了一九三三年第五次的反革命围剿，便增加到一百万陆军和二百架飞机。革命与反革命在进行生死的斗争。谁来实行陶先生的计划呢？只有陶先生自己和他的一子。但结果怎样呢？我们且来看看他所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吧！

在离上海十八华里的大场，是“一二·八”和“八一三”的有名的战场，是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山海工学团就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创立于大场的孟家木桥，在一九三五年内发展了七个工学团和八个生产团体，但到“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时，大场被日寇侵占，山海工学团便随着停办了。这就是给山海工学团的严峻的考验，这就是改良主义者的教育思想的破灭。——经过陶先生亲自辛勤指导的山海工学团，进行了将近五年的教育培养，但在抗日战争真正爆发的时候，所谓“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等，便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到了真正需要“团以保生”的时候，在现实的面前便不能不低下头来！这正如大海中的一根稻草，并没有显现什么奇迹，并没有什么起死回生的作用。

陶先生在《古庙敲钟录》这本书里，一开始便是以敲钟者（农民唤醒者的象征）的姿态出现的，“掌握着全村人民工作休息的枢纽”（该书四页），他的目的是要敲醒农民和农村工人“起来种田做工”，即是提倡劳动生产，反对抽大烟和“盖被都等候着他的小老婆为他办善后”的，以“张胡子”为代表的那些不从事生产劳动的“懒汉”（三页及一七页）。但他“发现有好些劳苦大众是没有午饭吃”，于是他同情穷人，并认为“从此我所敲出来的钟声，不再代表有饭吃的人的欢呼，而是没有饭吃的人的叹息”（五页）。

在五、六节中考究了敲钟的方法，应用天文学的知识来改进，以达到准备敲钟，这即是要求做事必须认真负责而且要有科学知识。

在七节中以反对倒夜壶来象征反对封建传统。在八节中以调解和尚**来主张婚姻自由，“划十亩给他们夫妇，只许自耕自吃，不许典卖与人”，反对封建束缚，提倡劳动生产。

这种提倡劳动生产，反对封建传统，要求民主和科学，以及同情穷人而不根本推翻地主的意思，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

自九节以后，便主张“出我最高的血汗，换先生的学问”，把得到的学问又“一点一滴，一丝一毫都要献给小朋友，献给大众”。这是把知识抬高到第一位，同时提倡即知即传来普及教育。

在筹办学校的过程中，他对于以“张胡子”为代表的懒汉（实际上是地主之类的人物），却不悸直接与他冲突，怕“结成怨恨”，而是“决定用友谊的态度，开诚布公地劝他不要运动做先生”，以减少“阻力”（？）（见十一节）。这正是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本色。

他主张的学校是“应该归全村的人民主持”的，“每家派一个代表到庙里来共同商议（见十节）。”谁能当主席呢？“主席这把交椅只有真农人能坐。什么是真农人？靠自己动手种田吃饭的人是真农人。”这里他是强调“自耕农”的地位的，然而在他脑子里，自耕农中并没有富农、中农、贫农的区别，所以我们也很难确定他就是走中农路线。就是中农路线，也是错误的。“自己动手种田吃饭”，对剥削关系是否完全否定了，也是很模糊的，富农自己也参加一部分劳动，算不算“自己动手种田吃饭呢”？地主阶级中，也不是每个地主都像“张胡子”那样抽大烟和讨小老婆的，甚至个别的地主很吝啬节省，早起晚睡来频促雇农劳动，或做些轻劳动，这种人是否在“自己动手种田吃饭”之外呢？陶先生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这就是因为陶先生以超阶级的观点来看农村的问题，以致看不清和看不见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

每家派一个代表，“色色俱全，约一百人光景：农人最多，砖匠、木匠、裁缝、杂货店老板都有，老太婆到的也不少，还有几家家长不能来，却派了小孩来”（十一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村庄是一个一百多户人口的村庄，按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的一般情况来说，这个村庄没有十家地主，至少也有七八家是地主；但在这一百人的代表中，却看不见地主的代表，只是隐隐约约地拿“张胡子”一人来代表“地主”（陶先生在这里是没有地主这个概念的，所以还得打引号）。陶先生有意地抹杀“张胡子”等在旧社会中的地位和势力，这在没有经过革命的农村，不是幻想或歪曲了事实，就是把地主和“农人”混淆不清了，把地主富农都算在“农人”之中了。

他心目中的“师”是：“从前的先生，爱坐冷板凳。现代的先生，赤着脚挑粪。”要尊重教人种田种得好的农人之师，教人做工做得好的工人之师，教四万万国民起来拿民权，保民族，厚民生，以创造出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华民国’，并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起来以创造出一个平等的自由新世界的国民之师，人类之师。”“农为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把“师”是抬到天上去了。他认为应该“化士为工……化教书之师而为做工之师，教人做实验之工，做生产之工，做建设之工，做创造新乡村，新中国，新世界之工”（二十节）。

简单说来，就是要教师为生产服务，直接为工业、农业服务，直接参加社会改选。其目的还是在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这个提高生产和改造社会的责任，就担在师范生的身上。这与他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救国论的具体表现。

学校的课程在哪呢？在铁匠铺里，在“砌墙的地方”，在菜园里，在“万松岭”……先生是铁匠、砖匠、种菜的、老鹰。他心中的学堂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门窗，万物都是……先生，都是……同学，都是……学生”“……打破了……鸟笼式小学校而给了我一个森林似的大学校”（十十六节）。这就是陶先生主张的生活教育的缩影，这里实际上是取消了学校教育，满足于生活中的自然状态的教育。

为什么陶先生要鼓吹这种生活教育呢？这是从他的认识论——行是知之始的哲学观点出发的。

在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中，就简单地解释了这个观点，认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举出了骑牛、游水、火烫手的例子来证明，并提出要以行动来判别真知识和假知识。强调知识是从经验得来的。这些，是朴素的唯物观点起了质的变化，停留在经验主义的阶段。

陶先生从这个观点出发来反对传统学校的教育方法——“我们在学校里用十年五年光阴”把“知”的功夫做好再到学校外去“行”。依传统的方法，你要学游水，是在课堂里听游水的演讲，在图书馆里看游水的书，到大考时候，写一篇游水论，得七十分就算及格，得一百分就是个了不起的游水大王。“……你的学校是有先知后行的哲学根据……可是……传统学校，只认本领不认文凭。大达轮船失了火……那时可真是遇游水的大考咧。”——传统学校，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所办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学校教育，知行脱节的教育。而要求学校教育方法的哲学基础从“知是行之始”改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要在行动中追求真知识。行动遇着困难便不能不思想，思想贯通便取得了真知识，运用真知识以行动，便走上了创造之路。今昌之学校是行以求知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这种思想，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学校教育的要求，要求它能解决生产的实际问题，为资本主义的需要而服务。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不发达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向上发展的要求，所以能够强调“行动”，在行动中求知识。

这种为了求得“学用一致”，便要求在学校里取消把知的功夫做好，否认理论的作用，否认系统知识的学习，单纯强调行，实际上是使学校只能替资产阶级训练出理论水平很低的技工，而不能使学生得到科学的系统知识，也正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

招生问题，在陶先生的眼光里是“一个也可，一千也可”“一万也可，百万也可”，对于“进学堂就没有饭吃”的人，是“送教育上门”。反对伪“政府”一面提倡普及教育，一面小孩子进小学要考，甚至于幼稚园也要考的“自相矛盾的政策”，他主张“来一个收一个”，“如同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怎样来解决教师问题呢？他的办法是“先招先生，后招学生……先招大徒弟，后招小徒弟”，“师傅教大徒弟，大徒弟教小徒弟”，“要教大徒弟去教小徒弟，去自己教自己”。

对师生的看法是：“广义的说起来，不但是徒弟没有大小，就是师傅与徒弟的区别也不能分清楚。”打破师生间的“严格界限”。

教育的重点是放在婴儿方面：“要培养小学生，先须培养幼稚生，更须培养婴儿，即须培养婴儿的母亲，那才是根本的办法咧。不注重母教要想把小学办好，比如是水中打捞月，如何可能？”（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节）

在维持旧政治、旧经济的基础上想了这些办法来普及教育，使教育适应中国落后的农村，并以为这样便能达到普及教育目的，这种不愿意首先改变旧政治、旧经济的改良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望而却步大小先生的作用，正是唯心论的具体表现。打破师生的严格界限，就是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就是为了小先生扫清道路。强调婴儿，幼稚生的培养，是从杜威那里抄来的。

陶先生为了要帮助农妇生产，便主张托儿所、幼稚园下乡，“乡下是托儿所、幼稚园的新大陆！”但只提出了这个主张，至于如何具体实现这个主张，在书里是没有说的。这个主张兴味索然是好的，然而，在旧政治经济的社会里却是永远办不到的事。

在三十八节到四十节中，又特别提到了孔子。在古庙学校里是不要“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反对四体不动、五壳不分和谋道不谋食的主张，认为孔子是地主的代表。谋道不谋食是有地租？可以吃现成饭。私塾是地主的麻醉机关……陶先生反对封建意识，反对孔子，并且指出了孔子的阶级性，第一次提到了地主，然而对于当时当地的现实的地主，只看到了一个张胡子，而且对于张胡子这类人，除了前面已说过的还得以友谊态度对待外，是没有任何办法来消灭这种寄生现象的；甚至这种人，在他的理想的工学团的新村里居然成了是舒服的一个人，在农人武力保护之下大抽他的鸦片烟……不须上操，不须守夜（五十四节）。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改良主义者虽然要发展资本主义，要提倡劳动生产，反对封建地主，可是对于消灭地主阶级，是一点办法也不敢提出来的；和地主是可以和平共避的，甚至可以受以保护，但只不要当权就行了。

陶先生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来反对传统教育，认为老鼠钻进牛角筒便是中国传统教育之小影；为了不钻牛角尖，为要了向那些海阔天空投奔而去，所以反以教条主义——八股。使教育低级化、中国化，适合落后的农村环境。

一方面由教育是应生活之要求而来的观点出发，在古庙村组织了民团——自卫团，想实现全村皆兵的计划，一方面进行军事及国术的训练，而且是最要紧的学，和取万物之长以成己之长，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实用。（四十五—六十节）

这种主张正是一般教育救国的最高理想，即管、养、卫的实现。这种理论后来被反动统治所欢迎，并在某些地方试行了。

陶先生认为当时为了使中华民族能起死回生、转危为安，必须受六大训练，而且在六十二节中特别提出生得少，生得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问题，这是抄袭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人口的理论。前面已批评过了。

为了实现生活教育中的计划生活，所以古庙的儿童和青年都订有一年的生活计划。

古庙青年发出了“到东北去！把东北拿回来！”的呼声，陶先生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六十三—六十八节）

如果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那么中华民国是变成何等庄严的一个国家呀！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

然而，传统学校、一般工厂、当时的军队、商店老板都反对工学团，怎么办？他认为，世界是人的决心智慧所造成的。只要你有决心与智慧，你必定可以开出一个新的天地来。况且这工学团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凡是有意义的东西都可以不翼而飞……（七十二节）。

他认为工学团的传布大概不出两个方式：一是自然的传布；二是强制的传布。自然的传布是靠个人态度的改变。只要以上的反对者一旦觉悟过来，认为呆板的办学校、办工厂、在社会工作没意思，认识了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团，便可普及了。强制的传布则是由于传统教育所造成的危机必然的逼迫全民族觉悟，必然的强制全民族另找生路而不许他再在这三岔路口有片刻的徘徊。在这个生死关头上，全民族也许下个总动员的命令，要在家一起过些工学团生活……（七十三—七十四节）。

把这种自以为有意思的东西，可以离开对旧政治、旧经济的改造，只依靠自己主观的努力，便可以普及开去，以及空想全民族认识他的工学团是救命国，这都是唯心论的观点。不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出路，而仅仅从教育一件事来决定中国的命运，显明地是片面的、孤立的。

最后，陶先生提出了办工学团的条件，一要有创办的决心，二要有工作的技术，三要有可用的原料，四要有劳动力，五要有资本。

这五个条件几乎就是开办工厂的条件！

资本从何而来呢？陶先生做了详细的计算，只要学校变为工学团，一九二八年七月到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学以上的教育经费，一年一万一千二百六十四万元的消耗便一蹴而变成生产的资本，三万七千教师二十八万七千学生都从高等游民一蹴而变为生产的工作。八十六所大学，每所有六十万资本，便是一个中等工厂。一千二百三十九所中学，每所有资本四万六千，是一个小工厂。资本既是用作生产，一年年地滚上去……自能把一个穷的中国变成一个富的中国。对小学生，同样也要加以生产，使“小孩子能做一点小生产，小建设”。养兵的费用也得充作生产资本，因为穷人只能联合自保，哪里请得起保镖的，中国是个穷国，靠当兵人吃饭的兵是决养不起的。（七十六—七十七节）

“假使你拿了一省或全国的教育权，你预备怎样去干？”这里又是要政府的思想，不是无政府的思想，陶先生回答说：“停办学校，改设工厂！为什么不办工学团？我要办的当然是工学团，不过我想要偏重生产之工以纠正传统的消费之学……不愿书呆子再躲在工学团的盾牌后面做蛀书虫，所以直截了当地把学堂一齐改成工厂。”

这种一切为了发展工厂的主张，就是为了实现以学校为中心的“养”。

“一般办学校的抱着书本而忘了人生，一般办工厂的是抱着黄金而忘了人生，一般社会运动者是抱着标语而忘了人生……我们的工学团只是以人生为大前提，在我们心目中，人生是超过一切……培养合理的人生乃是我们真正的宗旨。”其实无论当时办学校、办工厂、搞社会运动的人，都没有忘记什么是“人生”，他们是有他们的“人生”的，陶先生认为他们都忘记了陶先生的人生，则是实在的。然而，陶先生的“人生”是什么呢？书里没有正面说明，但我们可以从书里看到这个“人生”是什么，它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万能论的人生观。总结起来是：

陶先生在这本书里所描绘的新村，第一是新村的权力都集中在古庙学校里，教师的手里，陶先生的手里，以学校代替政府，这种以教育来改造乡村、改造世界的空想，是发挥到了顶点。也就是把教育万能论发挥到了顶点！

第二是强调生产，一切为了发展生产。

第三是全村皆兵，全国皆兵便可自卫卫人。

第四是无所谓剥削不剥削，只要不抽大烟，能管理劳动，参加点劳动都是好的。无所谓阶级不阶级，所以也用不着消灭什么阶级。

第五是旧的政治经济不必更动，只要实行工学团，就可以天下太平。

第六是以生活为中心，进行一些生活所必需的教育。

这种以学校为中心的管、教、养、卫的主张，一般教育救国论者是相同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保甲制，也会经增添了反动内容而采用过。

为什么陶先生会创造出一个工学团来呢？依我看来，他是受了美国教会学校中的半工半读和工读学校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因为他自己会批评“工读学校是半天做工，半天读书，工自工，读自读，不相联串”，同时认为“呆板的办工厂，呆板的办学校，呆板的干社会工作都没有意思！”怎样才有意思呢？陶先生说：“你若办一个工厂，如果同时注意到了工人之长进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有意义的工厂了。你若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得有意义的社会了。”见（见一个《工学团》一文）这就是在调和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来发展生产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将资产阶级的“仁慈的”工读学校加以改进（使学用一致），将工厂、学校、社会工作中加以改进，把工读学加以扩大，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于是就构成了超阶级、不打破旧生产关系的“工学团”蓝图。

随着工学团而产生的就是陶先生的小先生运动。陶先生从南京余儿岗的自动学校、新安小学，漕桥的儿童工学团，山海工学团……之中发现了小孩能教大人和小孩的事实，他自己说“小先生之怀胎是在十一年前。难产啊！到了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才出世”。自从小先生出世之后，陶先生便认为我们必须使大家承认小孩能做教师，然后教育才能普及（以上见《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他指出小先生有四大优点：一是解决了女子教育问题，二是能使成人进步，三是能使知识为公，四是能使学校与社会沟通（见《普及教育续编》的《小先生与民众教育》）。他的新的普及教育方法是要攻破“二十七个关口”，但其中“至少有十二个重要关口都要靠小先生去攻破”，如果“全国小先生普及教育总动员令一下，便有六千万人可以向着现代化开步走”（见《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现在我所发起的普及教育是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它是一个农业国的普及教育方案。假使工业文明暂时没有多大的进展，教育仍有普及的可能。在儿童大众的力量的新估计之下，如果大家都把传统学校彻底地看破，则普及中国教育不但是可能性，并且是可以一举而成，万世不灭（？）。（见《普及教育运动小史》）

陶先生发现了儿童的能力，承认了儿童的能力地位，这是好的一面。然而，认为在反动统治下所造成的极端穷困的社会里，可以用小先生的办法来进行普及教育，而且确信可以一举而成，万世不灭，这一方面表现了改良主义者的妥协性，并适应旧中国的落后性，另一方面表现了对小先生作用的过分夸大。

小学生有他一定的能力，这是不能否认的，然而，把消灭文盲的重大任务完全交给他们，这是完全不应该的和不可能完成的，尤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是更不应该和更不可能的。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陶先生的唯心论的主观夸大狂。

消灭文盲，首先是国家的任务，但国民党的国家是决不愿担任这个任务的；而改良主义者，就更担任不了，如果硬要担起来，那就只能担空担子，和限于小小的试验。

在目前，个别地区的师资极端缺乏，而暂时采用小先生或民教民的办法还是可以的，但我们是批判了陶先生的错误来运用的，并非重复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