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性的吗？

戴白韬同志认为，“从他三十年来的言行看来，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见本刊三卷六期《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董纯才同志在《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中同样认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到底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呢？我觉得有研究的必要。

我们且从他的教育活动的经济依靠（即阶级依靠）、教育思想和他最后对民主政治的看法来看看他的思想到底属于什么阶级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毛主席、共产党继续领导着人民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使中国社会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共产党人下乡了，由城市转入农村，其目的是在于组织农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是团聚在共产党的周围，是跟共产党走的。另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一方面反对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他方面又不满意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所以既不走共产党的路，也不走国民党的路，而提出要走第三条道路，并在1927年12月成立了第三党——中华革命党；他们所走的，正是小资产阶级的中间道路。但他们比自由资产阶级却前进得多，他们后来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对立，反对蒋介石的叛变，以致该党领袖邓演达遭到了蒋匪的枪杀。

自由资产阶级这时是跟着国民党走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正热衷于什么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知识分子也跟随着、附和着。企图在城市里办职业教育或科学教育，在乡下办乡村教育来满足自由资产阶级的提倡国货，发展实业的要求。乡村教育在当时成了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髦口号，但他们下乡和革命者的下乡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他们下乡是为了普及教育，想用教育来改造乡村和整个中国社会；希望在不触犯反动统治基础的条件下，来想些“穷办法”普及乡村教育，他们走的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陶先生从事教育活动，从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始，在经济上除社员纳会费外，就是依靠“特别捐”和“官厅补助费”；1923年成立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是得到“江苏当局的赞助”的（见《教育大辞书》）；1927年成立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是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每月五百元的试验费和依靠捐款；1931年在上海建立自然科学团等，是依靠了他朋友中的民族资本家的支持；1932年办山海工学团同样是如此。1939年办育才学校是依靠国民党的赈济委员会的津贴，和接受过美国援华会的捐款，以及冯玉祥、杨杰等的捐助。

他三十五年来，最主要的经济依靠（阶级依靠）是资本家、反动政府、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他的教育思想，从始到终基本上都是贯穿着杜威的学说和阶级调和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只是后期在阶级调和方面有所转变罢了。从他最初所提倡的职业教育、平民教育起，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谓职业教育和平民教育，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一方面是搬运了欧美资产阶级骗人的学说。在中国最早的平民教育的提倡者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而不是陶行知，陶先生是在他们提出之后，才“热诚赞助，提倡不遗余力的。”

他的生活教育主张，是杜威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他一方面不愿意推翻旧政权旧经济的统治，一方面又想解决中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民的教育问题，因而赞成乡村教育，这不过是职业教育、平民教育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教育口号和目标的转换，由城市而转向于乡村而已，其思想的阶级本质并未变化。他的哲学观点是二元论的。一方面由于阶级性的限制，不敢面对现实，不敢跳出唯心论的圈子，只能从主观唯心论出发，以致不能解剖社会的现实——阶级的存在和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求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要求教育为资本家的事业服务，所以还敢于提出“行是知之始”的朴素的唯物论的观点来。因为没有辩证方法，和不能有这种方法，以及不能跳出唯心论的基础，所以，这种朴素的唯物论观点便被唯心论绞杀了。他对民主的看法，在《民主》一文中说：“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不致从大地上消灭’一语，是指政治民主。中山先生所说之民生主义，罗斯福总统所说之无不是之自由，是指经济民主。山海工学团所主张之教育为公，和陕甘宁边区所实行之民办学校，是指文化民主。中国五四运动在社会关系上所发动之种种改革，例如，男女平等，是指走向社会民主。威尔逊总统所倡导之民族自决，中山先生所倡导之民族主义，是走向国际民主……从总的方面来说，古人所讲的话而现在还引导作用的，莫过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近人毛泽东先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都系实现真正的民主的路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所了解的民主内容不但属于资产阶级性的，而且是东扯西凑的。虽然他看过《新民主主义论》，而他并没有真正了解它。虽然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但他并没有看到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全面的民主——他只看到了边区的文化民主，看不见边区的政治、经济上的民主。把山海工学团的主张与边区的民办学校相提并论也是不对的。仅仅把边区的民办学校看成文化民主也是不对的，难道边区的公办学校是不属于文化民主之内的吗？这都是由阶级性限制的，所不能看清楚的。

反对法西斯、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民主，要求实施民主教育，是好的，是对的，是革命的，然而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的。虽然他也提倡大众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但是，它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大众教育，而是资产阶级的大众教育。与他最初提倡的平民教育，在名词上虽有区别，在内容上也有所变化，然而，其阶级本质是没有变的。

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想依靠人民大众来解决他们本阶级的问题。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制度的斗争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很软弱的，他们便需要联合，需要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以他们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不能不赞成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能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不提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何况他本来就是信奉平民教育的，把平民教育改为大众教育，并非困难的事。

许多人都被陶先生的“大众教育”所迷惑，以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无产阶级的思想，退一步则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其实，他虽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而他的基本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的。

在“一二·九”运动前的陶先生，一直是高唱着各种名称的普及教育，并企图以教育来改造社会，这种改良主义的色彩是很容易使人分辨出来的。以后，他主张抗日和民主，但改良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完全丢掉，虽然在态度上比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革命，较一些经济基础稳固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定一些，可是，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却仍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范畴。

在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上（手工业和小农经济）所生长出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政治上要求极端民主、极端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要求绝对平均主义，而陶先生这两种基本的主张都没有。毛主席在《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曾经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另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2]如果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的不但可以赞成土地改革，而且可能赞成农业社会主义。另外，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的特点（也是从不稳固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好走极端，忽左忽右，捉摸不定。但陶先生一生并非如此。从他1916年回国以来，几乎28年是不谈政治的，直到“一二·九”运动前后才谈谈政治。他的政治倾向是比较稳健的。

在《古庙敲钟录》一书中，陶先生除了发挥教育万能论之外，是存在着某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的，这是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然而，在这书中最突出最集中要表现的却是要大大发展生产，而不是仅仅保持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以致提出要把全部教育经费和军事费都拿来开办工厂；很显然地，这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他搞了二十多年的普及教育，其中心思想就是调和阶级关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

以上说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说他是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成为伟大的民主教育家；换句话说，虽然，他是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是尽了力量的，伟大的民主教育家的称号，仍是受之无愧的。

二、陶行知在政治上革命，在教育上不革命吗？

戴白韬同志认为：“我们研究陶行知先生时，对他政治上属于革命派而教育思想则属于错误的一方面，应有明确的认识。”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现象存在呢？没有解释。董纯才同志则认为：“这种一方面革命，另方面又不革命的矛盾，正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性的反映。一方面，他感觉到了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在改良主义碰壁之后，如果不甘心走向反革命，势必转向革命找出路，跟着共产党走，与无产阶级合作。这是陶先生转向革命的由来。另一方面，他跟资产阶级若即若离，实际上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受着资产阶级的影响，例如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就在他的脑子里扎下了相当深的根。”“由此可见，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教育家，在政治上革命，在教育上不革命，那也就不足怪了。”

我认为这种把政治和教育分离的看法是不妥当的。

陶先生自“一二·九”运动以后，到他死为止，在政治上表现是：主张抗日，要求民主，赞成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民族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成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战士；在教育上的表现是：提出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的主张，以及在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中进行民主教育，主张普及教育，等等，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要求教育为抗日战争和人民大众服务。这些表现，在抗日战争中和民主斗争中，基本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合乎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我们不能将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和教育上的表现截然分开。但是我们同时又必须明确地指出：陶行知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同路人，只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无论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所表现的进步和革命，都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

我们今天来研究陶行知的言行，除了要在他的发展阶段上分清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外，还要进一步分析他后期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存在的进步性和落后性，革命性和动摇性。而不能简单地说一句他政治上革命，教育上就不革命就完事了。

“一二·九”运动以后陶先生在政治上是属于革命派的，然而他的政治主张仍然受了阶级性的限制，他所认识到的民主，基本上没有超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革命的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都认识不清，或者看不见，甚至对反动派还有某些幻想。他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出了革命精神，他方面也存在着落后的思想。所以，虽然他在政治上是属于革命派的，但他并不是彻底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而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同路人。

在教育上也和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一样，一方面要求教育为抗日战争和民主斗争服务，表现了他的革命精神，他方面又存在着杜威思想和改良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我们应该肯定他是革命性的一面，批判他落后性的一面，在教育上，我们同样应该肯定他是革命性的一面，批判他落后性的一面，而不能得出“在政治上革命，在教育上不革命”的错误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是不合乎事实的，是简单地抹杀了他在政治上的落后面和教育上的革命面。

为什么他在政治上和教育上存在着两面性呢？这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性的表现，而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的思想本质。自由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己，是要求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是能够参加革命的；具有自由资产阶级思想的陶行知，在政治上和教育上表现了革命性，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这是必然的现象。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仅仅是“若即若离”，“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受着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是主要地依靠了自由资产阶级，反映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为了澄清目前教育思想中的混乱现象，来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落后性或者反动的一面，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不能把他在教育思想中的进步性或革命的一面予以抹杀，而笼统地说他在教育上是不革命的。

三、为什么陶行知要翻新花样？

在上述两篇文章中，都提到陶先生好翻新花样，白韬同志认为“陶先生之好翻新花样，完全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的幻想，灵机一动从头脑里想出来的，并不是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董纯才同志则认为“陶行知的教育学说，那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他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这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花样翻新”。

陶行知的教育学说，是杜威学说在中国的翻版吗？为什么杜威的学说口号，到了中国的陶行知的手里，便翻了半个筋斗呢？为什么他的口号时时变换呢？总之，为什么要翻新花样？

白韬同志指出了他的哲学基础，当然是对的。但是，还有他的阶级基础及时代背景还没追究出来。

杜威的教育学说，在美国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到了中国，自然也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教育家所欢迎的，所乐意实行，因为这是合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比欧美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要尖锐得多，中国的官僚、买办的资产阶级限制了自有资产阶级的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由资产阶级可以起来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虽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让自由资产阶级插了一脚，可是，并站不稳，在教育上也是同样的。

自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反映到教育思想方面，便要求反封建买办教育，要求反老八股和洋八股。所以在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便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思想。

然而陶先生在直接搬运杜威学说来改造中国旧教育的过程中（1921年前后），碰到了旧教育的种种抵抗（如在南京高师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时遇到的困难），同时又觉得光走资产阶级的道路，要夺取旧教育权，力量不够，行不通，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城市平民和乡下农民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才能适应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于是转向改良主义的道路，企图在旧政权旧经济的统治下用杜威的学说来服务于城市的平民和乡村的农民。但城市和农村没有现成的学校可利用，所以杜威的学说，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手里，便不能不到社会和生活中去开创教育的新天地，不能不把他变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了。因为学校是掌握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里，要普遍实现“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很困难，要他们来真正办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广泛的替资本家培养生产后备军就更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陶先生便提出了：“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它，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实际上是改良主义者认为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在理论上为自己找根据。这种认识是充分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阶级的软弱性。

所以，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不是杜威学说的简单翻版，而是杜威学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具体的运用和新的发展。

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激变中，是起了分化和变化的。原来都是在一起搞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后来便不能不分道扬镳了，有的成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柱，有的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有的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陶先生则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日益进步了，成了民族民主阶级的战士。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他的普及教育的口号，时时变换呢？

据陶先生自己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的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喜欢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普及。”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就可以使我们从迷恋《普及大众教育》一文中醒悟过来，（该文发表于1936年的新生周刊双十节专号），同时也可以了解口号虽变，其阶级本质和基本观点并没有变。如在《普及大众教育》中，仍然是那一套生活教育理论，所不同的是只是以前他“对于儿童大众的力量还没有正确的估定，对于学校式的传统教育还没有看破”，到了1932年以后，才认为“在儿童大众的力量新估计之下，如果大家把传统学校教育彻底看破，则普及中国教育不但有可能性，并且是可以一举而成，万世不减”的。他的普及教育的信念，是多么坚定啊。

中国的乡村教育，也是受了美国、丹麦资产阶级的乡村教育的影响而提出来的。早在1919年一些没有被统治阶级重用而失意的美国留学生就由对一般教育的改造，和提倡资产阶级的教育机会均等，进而转到乡村教育的宣传方面来了；到了1926年、1927年便进入实验阶段，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和东南大学教育科农科合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在昆山的徐公桥和丹徒的新丰等地划区实验，平教总会又设立乡村教育部定县实验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教育改进社便设立了晓庄学校。就改造中国教育和乡村教育来说，是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的，而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般改良主义者甚至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实践。

1931年陶先生搞自然科学团，做科学通俗化的工作，乃是科学救国的思想。但提倡科学普及并非由陶先生开始，早在1914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便在美国的绮色佳城成立了中国科学社，1918年便搬回上海和南京，“以传播科学提倡实业为职志”。陶先生这时所着重的不过是在于通俗化而已，其改良主义思想本质是没有离开资产阶级的。通俗化在当时文化界也是高唱入云的，陶先生只不过是搞科学的通俗化罢了。

工学团的提出，其实是陶先生一方面根据杜威学说的实用主义精神，批判了半工半读的工读学校“工自工，读自读”的缺点，而要求工与读结合，另一方面认为“古时候的家庭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小工学团”[3]，即是以原始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的教育为根据，再一方面，则想用教育改造社会，发展生产。把改造学校、改造社会、在生产部门（工厂、农场）普及教育这三个概念集中起来，便产生了具体实现生活教育的办法——工学团，便构成了改良主义者的新村、新世界。

工学团的主张，乃是调和阶级关系和师生关系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乃是在“呆板的办工场，呆板的办学校，呆板的干社会工作都没有意思！因为这样的干是割裂人生，使生活的细胞解体，所以办的人个个弄得焦头烂额，找不着出路”的认识基础上产生的。陶先生主张办工场要“同时注意到工人之进步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厂”。办学校要“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改造社会要“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同前书）。其实这种“有意义的工场”仍然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有意义的学校”不过变成了发展生产的工厂，这种“有意义的社会”仍然是旧政权旧经济统治着的社会。陶先生的口号、名称虽在变化，而其中心思想——要在旧社会的制度下，以调和阶级关系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是没有变的。就是以后提出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仍然存在着这种思想。

以上这些变化，乃是陶先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使生活教育理论向前发展的结果，并非“灵机一动”、偶然出现的。

[1] 原载《人民教育》，1951年第12期。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3、95页。

[3] 见《古庙敲钟录》，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