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倡乡村工学团和小先生的同时，在一九三三年陶先生又组织了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拟出了简章和教育研究组织大纲，在这两者的第一章的宗旨内，是以同样的词句写着“本会（院）宗旨在发现最经济，最迅速，最能持久，最能令人进步之方法，力谋普及大众儿童向上生活所需之教育，以助成中华民族与大同世界之创造”（见《普及教育》一书），并拟出了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见《普及教育续编》）。宗旨是很“伟大”的，方案也是写得极为详尽，的确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方法。普及什么教育呢？“我们所要普及的是：自动工学团。”（见《普及什么教育》）谁来推行普及教育呢？以小先生来从事普及教育。根据胡立民一九三四年统计的全国普及教育运动岛瞰，已有二十三省市的个别学校和县区推行了，其中有六处部是官办的，如江西省临川是自治实验区促进委员会，福建省仙游专员公团，上海市场是上海市场国民党教育局，上海市公共租界是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参看《普及教育》中的《上少公共租界之小先生》），浦东高桥是上海市卫生实验区办事处（见《普及教育续编》）。据陶先生说“安徽教育厅长首先承认小先生为全省普及教育之要点”。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在二十四年春天要总动员从事普及教育运动。陶先生说：“早在民国十九年春天，我会一度草成一个二十年内完成的普及教育计划。这计划会由教育部提出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见《普及运动小史》）于是陶先生所提出的普及教育便与国民党的普及教育合流了，但这不是糊里糊涂地合流，而是陶先生的主动，他想依靠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来推行他的普及教育。正如他所说的：“现在是分三路进行。一、由人民自动组织全国普及教育促成的……辅助各地推动普及教育。二、起草全国普及生活教育方案，向中央政府（即国民党反动政府——笔者）建议以推进全国普及教育运动。三、起草防害进步罪，向立法院建议列入刑法（这里显现了一些反动统治阶级的面目——笔者）以扫除普及教育之障碍，若这三件事能于三个月内完成，则中国普及教育可以以二年之内树立一坚强之基础，以助成‘中华民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笔者）与大同世界之创造（？）。”（以上均见《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这就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的反动的一面。

反动统治者——杀人魔王——蒋介石匪首，在屠杀劳苦大众、革命者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及红军之余，为了配合他的军事进攻，配合他的“民众教育”和“新生活运动”在一九三三年也发出了电令，说“复兴民族教育最为要务……其推广普及之法，各该省主席，教育厅长，必须尽力实施。若能使成人教儿童，识字者教不识字者，知识高者教知识低浅者，各以义务兴互助精神，谋民智之提高，民德之增进……更须以劳动与服务两项，作为学校教育与民众教育之中心，务使一般学生及国民均能识以劳动为本分，以服务为天职。改变从前怠弛散漫自私之恶习……”这个电令便收编在陶先生的普及的教育续编的实施办法中，作为他的普及教育的实施办法之一。

在野的改良主义者，与在朝的反动统治者，便在血腥的中国土地上几乎是用同一的腔调在一唱一和地大谈其普及教育了！这样，中国不是更显得“太平”了。

陶先生对于普及教育曾做了一个总结：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喜欢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见《普及教育运动小史》）

什么是普及教育？普及教育本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中国的普及教育，也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要适应这种落后的农业国，所以陶先生便不能不着眼于如何普及教育，如何在穷国里想穷办法，总想能适应它的落后性，而从未抓住中国是怎样穷的，中国农民为什么不能受教育的最根本的原因，却一心一意要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来谋取教育之普及，这样，就真是“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了。这说明了什么？不是别的，正好说明了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

自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何梅协定》后，日本关东军在长城各口增兵，华北局势异常严重，平津更是紧张，全国各阶级的人民到处喊出了救亡图存，团结御侮的呼声。接着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形成了全国抗日的新**。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各种救亡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版着。广大的工人、农民、青年……的抗日情绪，推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觉悟。

陶先生这时不堪民族压迫，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及一九三六年五月底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成为积极的救亡工作者。他所起草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经该会通过的），已说明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并开始在用教育为民族解放服务。这是陶先生的一大转变。但是这个方案发表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全国的内部和平还没有取得，反革命内战还在进行，而方案中没有提出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问题，其实是应列入教育内容或几点认识之中，因为没有这个前提条件，所谓保卫国土，收复失地，便是一句空话。此其一。第二，在非常课程与教育方法两项中，说有计划的非常生活便是我们有计划的非常课程，在行动上取得解决国难真知识，立刻把他传给大众，使他在解决国难上发生力量，这就是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必然要求的结论（见答复庶谦先生）。生活教育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他的进步的一面，但只是强调在行动上取得真知识，则人忽略理论对行动的指导作用，比方说在抗日战争没有开始之前，还没有全面抗战的行动，但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等而指出，弱国可以战胜强国，被侵略国家可以战胜侵略国家，正义的抗日战争可以战胜非正义的战争，那么这些知识就不能算是真知识吗？一定要在全面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便决定了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方针，接着毛主席发表了有名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论持久战》——这些知识并不是等抗战结束才总结出来的，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些分析和预见的正确性，难道这不是真知识吗？（关于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下一部分再谈）

这个方案是有些漏洞，但作为宣传抗日救国是有利的。不过，如果没有人民的政权，没有抗日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个方案也是不能真正实现的。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仍是以生活教育来搞国难教育。

一九三六年是陶先生进步最多最快的一年。在提出国难教育之后，又提出了大众教育问题。这时，他不但反对“为少数人享受的教育”，同时也反对“从士大夫的观点干起多数人的教育”的“平民教育”和“民众教育”，而要教大众依着大众自己的志愿去干，不给知识分子玩把戏……教大众联合起来自己干活是真正的大众教育（见《普及大众教育》，载新生周刊双十节专号）。

“为什么要大众教育？中国是遇着空前的国难。这严重的国难，小众已经解决不了，大众必得起来担负救国的责任而中国才可以救。”什么是大众教育呢？“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觉悟。只是叫大众生产，生产，生产，长得肥一点，好叫小众多多宰割的教育不是大众教育。大众教育是对大众讲真话……是要教大众行动，教育大众根据集体意识而行动……教育大家以生活为课程，以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活做他们的非常时期的计划，有组织的课程。这非常生活，便是当前的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生活战争……民族解放与大众解放是一个不可分解的运动……大众教育只有一门大功课，这门大功课便是争取中国民族大众之解放。若只是大众关起门来识字读书，那是逃避现实的逃走教育而不是真正的大众教育。”

认为“文化工作是反映着人类经济政治的思想”，“文化是政治经济战争的武器”，并且“承认大众文化的普及是要等到整个政治变成大众的政治”（见《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这种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汉奸教育，奴化教育，亡国教育，而提出来的民族解放为前提的大众教育，力求“生活教育”为民族解放服务，为大众教育服务，是革命的、进步的，合乎当时的要求的。

为了进行这种大众教育，提倡推广“大众歌曲与大众唱歌团”，采用新文学，写大众文，办“大众的流通图书馆”；在“社会即学校”的原则下，四处“办起读书会，救国会，时事讨论会”，在“即知即传”的原则下，要求“得到真理的人便宜负有传授真理的义务”。这都是好的办法，对于抗日宣传都是有益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陶先生所讲的大众教育，在内容方面是限于民族解放，在方法方面基本上也仍然是停留在“生活教育”的范围。例如在《普及大众教育》一文里，不过是把他以前所提倡的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做了一个概括。虽然他一开始就承认了“宇宙在动。世界在动。人生在动，教育怎能不动？并且要动得不歇，一歇就灭”！在中间也认为“地球的运行是永远的前进，没有回头的可能，人只见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不知道它是跟着太阳以很大的速率向织女星飞跑，今年地球所走的路绝不是它去年所走的路。我们只能向前开创造，没有什么可复”。可是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却始终没有动，却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仍然是在“主张以生活改造生活。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与生活摩擦”。提倡“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工学团，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否认现成知识的传授，认为传授现成知识的结果是法古，天下为公是要建筑在普及教育上，夸大小先生的作用，认为小先生能叫中华民族返老还童。小先生实行即知即传是粉碎了知识私有，以树起天下为公万古不拔的基础？把一整个政治变成大众的政治的命题又忘记了！当然，这不是陶先生有意或无意地忘却，而是陶先生没有真正认识大众的力量。

陶先生主观上想办大众教育，想为大众服务，这都是好的地方，然而，由于阶级立场观、思想方法没有根本转变，以致不能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改变旧有的世界观，抛弃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体系。

同一年，陶先生在《我对于联合战线的认识》一文中，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表示了热烈的拥护，认为“联合战线是要转变内战自杀的力量，而为抗日救国的力量，联合战线是中国救亡唯一的政策”。（《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同年八月一日三卷第十一期）在《新中国与新教育》一文中，认为“新中国的新教育，应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新中国的新教育，应该启发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应该促成联合战线；并且要推动他；应认明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应培养中国的国士”（《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八月十六日三卷十二期）——陶先生开始认识到教育要为政治服务了（为民族解放运动服务）。可是我们必须看清楚的，是他的教育思想还只停留在抗日救国的阶级上，而且仍然继续保存了他的超阶级的观点。譬如他在《新大学》（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生活教育》三卷七期）一文中说“大众之德有三：一是觉悟；二是联合；三是争取解放”——就是限于民族解放的内容的。他同时还批评了旧大学造出来的人才是两种，“一种是不肯为大众做事”，“二种是代替大众做事”；他也只是看到了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因此他就不能从根本上——政权性质的改变上，来着眼改造大学教育，而是空洞提出要办新大学来代替旧大学，“新大学是大众大学，新大学是茅棚大学，新大学是露天大学”，谁来办，便没有下文了。在《民族解放大学》一文中，也是把“社会即学校”的理论排演了一番，同样表现了口号式的空洞（见《陶行知教育论文撰辑》）。

一九三六年夏天，陶先生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出国（并因主张抗日被国民党通缉），在欧美宣传抗日，募集救国经费，一九三八年夏天回国。到香港时，他说回国要做三件大事：一是要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二是要在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发动侨胞救国，三是要创办一难童学校，培养人才之幼苗（见《育才学校》一书之《陶行知先生传略》）。后来，头一件事没办成，第二第三件办成了。而且集中精神来办育才学校。

为什么要办育才学校呢？陶先生说：“我们在普及教育运动实践中，常常发现老百姓中有许多穷苦孩子有特殊才能，因为没有得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这是一件事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个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时时在我的心中，提醒我中国有这样一个缺陷要补足。”“创办育才学校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见《育才学校》一书之《育才学校创办旨趣》），“育才是中国抗战中所产生的一所试验学校”，“是难童公育运动之进一步的合乎客观需要的发展”（见《育才学校》，《育才一周岁前夜》）。

陶先生一心一意要给中国培养“人才幼苗”，培养中国的爱迪生，时时想到爱迪生的幼年——幸亏有一位贤良的母亲，却始终没有看到和提到爱迪生所处的历史背景。一九四三年十月又发表了他的《创造宣言》，订出了《育才创造奖金办法》，号召大家创造，说“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但也是始终没有看到和提到当时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有了创造又有什么出路？据白韬同志的《回忆陶行知先生》一书中说，他是帮助过一位李君研究生土法改良炼铜的，并得到了成功，而且把详细经过呈报过国民党经济部，想大规模试办，以充实抗战力量，然而国民党老爷却置之不理（见该书一三九页）！已经被培养成的专门人才，不是依靠种种关系去做了官，就是失业街头，英雄无用武之地。而陶先生却始终没有接受这些教训。

千千万万的中国爱迪生，都在反动统治下被绞杀了，如果想要中国的爱迪生出现，就只有在反动统治被推翻之后——像今日已解放了的中国，才“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工人、农民、教师……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的创造者。

育才的学习方法，陶先生称之为“五路探讨”，“即行动、观察、看书、谈论、思考”（见《育才二周岁前夜》），这仍是以“做”为中心的方法，但在《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一文中说到育才的优良传统时，又是“第一、奉头脑作总司令。人之高下，大致可以依他所奉的总司令为判断的标准。有的人奉肚子为总司令，也有人奉**为总司令。我们育才则坚决的要推头脑作为总司令……我们的统帅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头脑。它永不会引导我们走错误，打败仗（？）”这里，是片面地强调了精神的作用，变成“头脑”的崇拜者。这显然是唯心论的错误观点。就是“头脑”也还要看头脑里怎样的思索，是不是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唯心论的头脑，一定会走错路，打败仗，辩证唯物论的头脑则一定会走正路，打胜仗。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头脑是有不同的认识和结果的。我们不是奉头脑为总司令，而是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总司令，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所以必然走上正确的胜利的道路。

关于育才的另一个优良传统，则是“虚心，虚心，虚心，承认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学习，学习，学习，学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前者是自卑，后者是自大，要儿童们先自卑后去自大，结果就必定会使儿童把虚心变为虚伪，把自卑变为自傲，会使儿童成为眼朝天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这也显然是错误的学习态度。正确态度应该是：承认自己有所知和有所能，承认自己有所不知和有所不能，学习我所不知和所不能。

育才的经费开始是依靠国民党经济委员会许世英批准由该会担任的（这是一九三九年一月间的事，见一九四二年的《致育才之友书》）。至一九四○年春，由于“物价逐渐高涨，赈济委员会所担任经费虽有增加，但在总数之比例，则从全数降至半数，三分之一，现在则降至十四分之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以后，育才学校是在朋友们博爱精神下长进着”。这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要绞杀育才学校，所以在经费上不愿意再接济他。

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初九已是山穷水尽，难以维持”时，陶先生便提出来了“跟武训学”的口号，“从前武训以一位‘乞丐’而创办了三所学校，我们连一所学校也不能维持，岂不愧死？于是我们在四月六日下了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武训’”（见《育才二周岁前夜》）。于是陶先生在一九四二年发出了《致育才之友书》为募集二百万基金，重申了这个决心，“那时我脑中有山东武训先生画像出现，我对自己说武训先生以一个乞丐而创办柳林、临清、馆陶三个义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会关系都比他好，连一个学校也不能维持，将可以对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

陶先生一方面想在经济上依靠国民党办学，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反对国民党，同时，他又提出为大众办教育的口号，而实际上始终没有真正看见劳苦大众的力量和始终没有真正依靠他们办学。他办学的阶级依靠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的人物——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如办晓庄是靠伪南京市教育局的每月五百元的试验费和募捐，办山海工学团是靠上海的资本家，办育才是靠经济委员会、美国援华会，以及杨杰和冯玉祥的捐助等。他所往来的大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物，真正接近的乡下佬实际上是有数的。然而改良主义的陶先生，一方面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的，自“一二·九”运动以后，到办育才时，距离是更远了，以致反动派不愿意再接济他，另一方面，与劳苦大众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所以他就不能不“跟武训学”了。

虽然陶先生办育才时在教育思想上仍继续着他从前的许多基本观点，可是因受共产党的影响，在政治上愿意与共产党员合作，使得育才成为抗战时期蒋管区的民主学校，所以育才在民主战争中是起了作用的。

一九四四年前后，国民党对抗战是更加消极，对反共则更加积极，特务横行，一片黑暗。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民主政治运动在广泛地开展着。由于陶先生接近共产党和要求民主自由，所以国民党对他的压迫也加重了，但陶先生并没有屈服，反而比以前更积极了。这时，他提出了民主教育和普及民主教育的口号（见《陶先知教育论文选辑》的《民主教育之普及》一文）。认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民主的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而且要“有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才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民主教育的目的是要使男女老少和穷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只问能力，不问资格”，让少数民族“学习他们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字的，就帮助他们制造文字，让他自己办学校和训练各民族的人才来教育他们自己的人民”。民主教育的方法是用“穷办法”。课程内容则认为“现在人民所以大部分在贫穷中过生活，因为贫富不均，所以了解社会是很重要的”，“抗战如不能胜利整个中国就完了，因此教育要拿出一切力量来争取胜利，要启发民众，用一切力量来为抗战为反攻而努力”。主张学制单轨出发，多轨同路。民主的民众教育则是“有人民的地方，就是民主教育到的地方”。民主教育的文字是“主张汉字，新文字，注音字母三管齐下”（见该书《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在《民主教育》一文中又说：“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说得通俗些，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在《民主教育之普及》中更明确地说：“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各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幸福”。——这些教育主张在当时民主战争的宣传方面是有利的。陶先生在民主运动中是迅速前进了。教育任务、教育内容随着政治战争的要求是有了一些改变，并使它为政治服务。

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提出了“我们自己需要再教育，再受民主教育”的问题。而且首先要“学习民主作风”。他给小学教师介绍了“两位最伟大的老师，一位就是老百姓”，还有一位就是“我们教的小学生”。“其次，就是运用民主作风的学生，并与同事共过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学校”，“再其次，要教学生为民主的小先生”，“再其次，要教民众自己成为民主的干部”，“最后，争取民主以保障生存权利与教学自由”。号召小学教师参加民主战争也是很对的。

这些，就是陶先生进步的、革命的一方面。可是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的深处，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教育思想仍然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而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譬如他对民主教育的民主的了解，这是属于旧民主主义的，甚至显得东凑西拼。他说：“民主的意义还是在发展，因为它的内容还是在发展。照我看来，真正的民主必须包含：一、政治民主；二、经济民主；三、文化民主；四，社会民主；五、国际民主。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不致从大地上消灭掉’一语，是指政治民主。中山先生所说之民生主义，罗斯福总统所说之无足之自由，是指经济民主。山海工学团所主张之教育为公，和陕甘宁边区所实行之民办学校，是指文化民主。中国五四运动在社会关系上所发动之种种改革，例如男女平等，是走向社会民主。威尔逊总统所提出之民族自决，中山先生所倡导之民族主义，是走向国际民主……近人毛泽东先生写的《新民主主义》，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都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

民主的意义和内容是在发展着，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便日益暴露其虚伪性，日益走上破产之路；马克思、列宁首先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黑幕，指出真正的民主和全民政治，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之后才能实现。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国情，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不是陶先生所说的——把林肯、孙中山、陶行知、威尔逊等人的主张凑合起来的民主。陶先生心目中的民主基本上仍然是属于旧民主主义的。真正的民主是苏联所实现的民主——那是我们的方向——和《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讲的民主——现阶段能够实现的。

没有经济民主，就没有政治民主，没有经济政治上的民主，就没有其他的民主。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乃是全面的民主、新民主、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真正的民主。而陶先生只看到了它的文化民主，却没有看到其他方面的和最根本的经济、政治上的民主，好像它只实现了“文化民主”。同时，把山海工学团与边区的民办学校混为一谈，也是不对的。前者是改良主义者的道路，后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民办学校也不能概括边区的文化民主，因为公立的学校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在政治、经济民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为它们服务的。陶先生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也提到了边区的民办教育和“穷办法”的学习方法，并且称赞了这些，但他始终看不见其他方面的民主建设。他还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的全面的民主。他虽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它。

陶先生没有真正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民主——苏联那里，虽然曾经赞美过苏联的宪法。同时也没有真正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方面，他所向往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由此可见，他所提出的民主教育，也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像这样的民主教育，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战争中，是有它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但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

民主教育之后，陶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又提出了“社会大学运动”，这是他的普及教育的主张。当年1月初写了《社会大学颂》，接着又写了《社会大学运动》一文。在后一篇文章里，他把社会大学分为两种，一是有形的，一是无形的。“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并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有形的社会大学是夜大学，早晨大学，面授大学，新闻大学，旅行大学，电播大学”，“无形的社会大学，是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他认为社会大学，无论有形无形都要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之道，这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人民的大德是：觉悟、联合、解放、创造。

这样的社会大学，和陶先生以前所主张的各种不同的教育口号一样，仍然是社会即学校的具体应用，仍然存在着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这就是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是无法普及的。在重庆虽然创办了一个社会大学，但不久就被封闭；到上海去办，就根本办不起来了。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达于极点，随着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的爆发，陶先生也在黑暗的压迫下，躺倒在民主斗争的战场上了！

我们从以上种种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陶先生前期的教育思想是贯串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把统治阶级丢在一边，另外主张阶级调和与发展生产的资产阶级报改良主义思想，后期的教育学说虽然表现了革命性，但仍不彻底。

二十多年来，陶先生由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自然学团、工学团、普及教育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国难教育、大众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但仍然没有完全跳出教育救国论者的范围。直到一九四四年还在提倡绳武的“包头新村”。

当陶先生还是改良主义者的时候，他与反动统治者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然而他们之间并不是阶级的对立，只是主张有些不同罢了（他主张阶级调和）。这时，他的阶级依靠主要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但能依靠官僚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依靠官僚资产阶级。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使民族战争和民主战争尖锐起来了，陶先生本身也不堪民族压迫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同时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于是由改良主义者逐渐变为民族民主战士，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中仍然存在着落后的一面，这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缘故。

[1] 原载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北京，大众出版社，1954年版。

[2]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生活教育论集》。

[3] 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论》，载《中华教育界》，1924年10月。

[4]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讨论集》，北京，教育书店，1951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