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110周年，不仅因为他生前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我国现代教育的伟大先驱，更因为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探索，与新世纪的教育，特别是与我国现实的教育改革，有着内在的、密切的逻辑联系。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依据教育的本质功能，高度评价教育的社会地位，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国家的万年大计”。为了切实提高人民大众的整体素质，他曾驰骋大江南北拼力推行普及教育；为了给孕育中的新中国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他呕心沥血奋斗不已，以致英年早逝…… 历史已经进入新的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也是陶行知的未竟事业，又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回答历史和直面现实？近年来，我国政府连连召开全国性的教育会议，旨在确保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看见，在今年，世纪曙光初露的1月23日，美国新任总统乔治·布什向国会提交了“绝不让一个孩子落伍”的教育改革计划，这是布什上台后的第一个立法动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尤应提及的是，我国派员参加的瑞士洛桑国际开发研究学院公布了2000 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指出我国的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下降到第29位；国际竞争力则由第24位下降到第31位。应当指出这是横向比较的统计，不能据此无视我国综合国力快速增长的事实。不过，这一统计，也使我们在为国家实力增长欣喜的同时，不能不又为我国国民素质的状况感到忧虑。特别是国民素质与国际竞争力如此密切的相关性，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陶行知先生关于“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国家万年大计”论断的正确性。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决战岂止在战场”，在一定意义上说，“决战在教育”！ 我国不仅应当创造“穷国办大教育”的典型，更应该创造“穷国办好教育”的经验，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的挑战，迫切需要我们继续发扬陶行知的战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刚刚落幕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明文公布我国基本实现了“双基”，这表明陶行知先生普及教育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但是，应当看到，我们普及教育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推行都处在关键时期。要想保证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端正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教育价值观是教育改革之魂。陶行知先生评价教育的作用，从不笼统地认为任何教育都是有价值的，他很早就揭示了教育是把“双刃剑”，指出只有“真教育”才能利国利民，才是有价值的。他曾斩钉截铁地说：“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利己主义汪洋恣肆的年代，他揭露“金钱主义，最足以破坏教师的尊贵”。今天，教育也面临打假的任务，人们在大声疾呼教育的“良知”。陶行知的上述教诲，具有多么强烈的警世作用。

在经历了“科学至上”和“物质主义”浸染之后，现代教育的发展开始寻求人文精神的支撑。“以人为本”的声音，几乎成为耳熟能详的口号。但是，什么是“以人为本”，教育的人文本质是什么？至今，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表述。倒是陶行知在20世纪中叶，对教育的人文本质做出过精辟而深刻的阐释：他说教育是“以人教人”，“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陶行知始终把教师问题的解决放在教育改革的中心地位。多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一直为学生的负担所困扰，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北京有一位身处癌症晚期的数学老师，去年竟只用半年的时间，引导学生学完了中学六年数学课的主要内容。实践证明，好教师可以举重若轻，糊涂教师可以把明白学生教糊涂。陶行知对教育本质的人文把握，对教育发展的战略部署不是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吗？更何况他对教师修养的论述至今仍然是进行教师培养的精品教材。他曾经不无深情地说：“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前夕，我国政府表彰了23位研制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有11位竟出自一个教授的门下，他就是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两弹一星曾经对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成功的教育既验证了“名师出高徒”的俗语，同时也深刻印证了陶行知关于教师使命论断的正确。陶行知本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爱满天下”的高尚境界，以及学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博识，堪称“万世师表”，过去是，今后永远是，我们教师和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一座富厚的思想宝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改革历程中，我们不断从中汲取营养。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强调培养智力，人们曾经从陶行知的教育论述中引证了关于是给学生一堆金子还是使学生拥有一个点石成金指头的比喻；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政府倡导素质教育，要求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发展。当人们对其理论依据怀有疑虑时，又从陶行知的研究中获得了启迪。陶行知很早就从人类学的角度揭示，每个儿童都具有创造的潜能，只要我们因材施教，就可以使他们得到健康的成长。他还将大众教育与人才教育相沟通，进行了人才幼苗的实验。鼓励教师做个杰出的园丁，使牡丹获得牡丹需要的养分能够盛开牡丹花，使松树获得松树需要的养分能够长成挺拔的苍松……为国家培养造就各类人才。他的理论和实践，有助于纠正我国长期将人才教育与大众教育相对立的谬误，对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20世纪末，我国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点。对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又给予我们众多深刻的启示。因为创造与实践的思想正是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灵魂。什么是创新精神？纵览陶行知的论述可以获知它是人们在创造活动中表现的精神状态，是一个人的人格精神的体现。例如，它包括追求卓越的进取性，这是只有树立了陶行知先生所说“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理想的人，才可能具备的品格；它还包括敢为人先的挑战性，就教育工作者而言，那就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气概；它又包括追求真理的坚韧性，这就需要奉行陶行知先生创造的“奋斗为成功之父”的格言……至于实践能力的培养，陶行知更有卓越的见解。他极为重视“问题”对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的作用，还曾为之赋诗曰：“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忍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这与现代教育的研究成果是完全一致的。研究现代教育的学者已经公开提出“问题解决是21 世纪课程的核心”。怎样使学生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怎样开发他们的创造潜能呢？陶行知曾从理论与实战结合的高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用而鲜活的经验和方法。

我国正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学习能力的培养成为教学工作的基本任务。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他曾经在我国普及教育尚处于窘困境地时，就主张拓宽教育的时空，使其与生活同在，与人的一生同在。为适应人一生发展的需要，他天才地提出了“教学的本质是学习”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今天，学习能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竞争力，陶行知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论述，竟与今人的理论如此相似，这不能不使我们为之惊叹。在感佩之余，我们似应思考，这样超前的理论和思想为何能够出自一位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哲人之脑？这当然与陶行知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智慧有关，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陶行知与同时代的教育家杨贤江在探索教育发展规律上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曾对教育的发生发展进行系统的、历史的考察，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正是建立在对教育规律系统研究基础之上的、对规律的重视，使他在本质上超越了对他曾有着重大影响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体系。我们不揣浅陋，将陶行知教育思想，与世界现代教育的走向及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比较，进一步体验到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超前性。其中充满着的理想光辉，在黑暗的年代，曾经给教育界的苦斗者们以光明和希望；在今天，仍以它的科学智慧启迪人们，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教育体系，进行探索和创建。

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国拥有陶行知这样伟大的教育家而自豪！

[1] 原载《中国陶行知研究基金会会讯》，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