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于1946 年7 月25 日，在上海向陶行知先生遗体告别后当天，给陕北的中共中央发了专电，称“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2]。这个评价表明周恩来知人之深，一语道出了陶行知的崇高政治品质；这也是陶行知作为一个与共产党肝胆相照、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为中华振兴而献身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爱国知识分子战斗历程的写照，是他盖棺定论应得的殊荣！陶行知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道路，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他的优秀品德是我们广大知识分子的楷模。

一、迈出可贵的第一步

陶行知先生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来的留学生，但他的中国气魄始终没有改变，他的“中国心”一直没有泯没。年轻时候苦难的农家生活，使他记忆犹新，要改变中国贫困面貌的志向，时时刻刻在鼓舞着他、激励着他。回国后的教育实践更使他懂得不能靠搬洋教条办事，中国教育的改造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农民占人口85 ％以上的中国，不重视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只是空话，“教育救国”也仅是一句动听的口号。所以他在二十年代初从事平民教育时，就提出“教育下乡”，1926 年进而倡导乡村教育运动。搞乡村教育得有师资，于是他首先着手创办一所乡村师范。与有些高谈阔论者不同，陶先生是实干家，他辞去了大学校长高位不就，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自愿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陶行知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自觉走向农村的著名教育家。在他的努力下，1927 年3 月15 日，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在南京长江边荒郊开学，这就是后来名闻遐迩的晓庄师范。这里苍天为顶、青山作帐，师生自己动手建校舍，建起了一幢幢省钱、实用、坚固、美观的茅屋、图书馆、大礼堂、科学馆、艺术馆、教室、宿舍、办公室、陈列室、动物园等，最漂亮的圆形拱顶建筑大礼堂取名为“犁宫”。犁宫门前写了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表明这里要培养的是“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他们必须有：“一、康健的体魄，二、农人的身手，三、科学的头脑，四、艺术的兴趣，五、有改造社会的精神”[3]。晓庄师范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第一块试验基地，一切按照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办校，师生们与附近农民打成一片，参加农村的社会改革。陶行知与师生们一道住茅屋，如到附近农村去，则睡在农民家里，晚上打地铺，睡在稻草上，他还说“暖和得很，比钢丝床还有趣”，而睡在身边的却是一头老牛，他风趣地称他为牛大哥，说他“脾气很好，也很干净”[4]。

这时的陶行知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纯正的品性，“为农民烧心香”，为推行乡村教育顽强的事业心，一心为劳动群众服务，为他后来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做法有利于革命群众的发动，晓庄师范成了进步青年的熔炉，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也投奔到这里来，也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家恽代英当年曾“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5]。毛泽东后来果真把精力转移到农民问题上来，来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世界观的转变，是陶行知成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关键。实现这个转变有其历史必然性，有主客观的条件促成的。

第一，实际生活的教育。陶行知在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鼻子底下搞乡村教育、社会改革试验，组织联村自卫团，参与反帝爱国斗争，触犯了当局的禁忌，晓庄师范于1930 年4 月遭封闭，30 余师生被捕入狱，14位党与人民优秀儿女（晓庄师范学生）相继惨遭杀害。陶行知校长被扣上“勾结徒逆，图谋不轨”的罪名而遭通缉。实践证明，陶行知的想法太天真，他的做法行不通。他从血的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今后不能再静坐在书房里计划或理想什么，也不能再一点一滴的从一个村一个乡来做试验工作了。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来做这件工作，我们的基本队伍就是农民，中国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6] 这是实践促成的陶行知第一次大的思想转变。

陶行知思想革命化，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从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提高了觉悟。他早在“五四”时期就关注马克思主义，1919 年3 月《 新教育》 杂志一卷二期上发表的《 普鲁士教育的基本改革》 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在30年代初，他又系统地读了英文版《 资本论》 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这个时期，他一直战斗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上海。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也对他有直接影响，他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正当白色恐怖的“文化围剿”时期，陶行知列名发起于1933 年3月14 日在上海举行“马克思逝世50 周年纪念会”[7]，公然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第二天，1933年3月15日，他补写了有名的《 新锄头舞歌》[8]，形象地表达出工农联合闹革命的思想。

陶行知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因而日益靠拢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周围与他共事的共产党人身上受到了启发。从20 年代末创办晓庄师范到30 年代初创办山海工学团，先后在陶先生身边一直有一批青年共产主义者（多数已是共产党员，有的当时还未入党）在活动。那时，国民党的好多高官大员已开始堕落腐化，而这批年轻共产党人生气勃勃，大公无私，爱国忘身，勇于自我牺牲，给陶行知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他们好多是陶先生的学生又是助手，是陶行知创导的生活教育运动的追随者、忠诚骨干。这些青年人也有由于幼稚而给陶先生帮倒忙的，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陶先生的处境与衷肠，陶先生却理解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教育的未来。正如他在《 中国人》 的诗中说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9]，共产党人的崇高榜样，激励着陶行知坚定地走革命的路。

促成陶行知世界观转变的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他创导的生活教育理论与生活教育运动是适合国情的人民教育运动。从本质上说，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相符合的，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一致的。虽然开始他自然并不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别人当然更不理解。生活教育是涵盖整个生活的教育，是使生活不断前进、发展的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它植根于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人民大众教育学说、社会改革学说。正如陆定一同志在1946 年延安举行的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中指出的：“谁见过陶先生的，就被他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所感动。陶先生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10]

这是对陶行知教育实践、教育思想的客观评价，也是对陶行知终于确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内在必然性的揭示。共产主义世界观是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也是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陶行知提出“人民第一”，把个人的一切献给人民正义事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立党宗旨的共产党视为知己，看作亲人。陶行知走的道路体现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政治进步的共性，也闪耀着他独特的光彩！

三、思想的升华

1935 年1 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从此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正确路线，为中国的前途指明了航向，给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照亮了前程。这时陶行知由于已具备了正确的世界观，心中有了共产党这一指路明灯，他的革命觉悟进一步提高，精神上获得了强大的力量，犹如登泰山而临峰顶，视野开阔，胸境豁然，在人生征途上进入了全新的境界。

（一）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挚追求

陶行知在年轻时，因崇拜王阳明的知行学说，取名陶知行。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二十年代在国内外已享有盛誉。这时，他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理，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表示要与唯心主义世界观决裂，将自己的名字正式改为陶行知[11]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贞。1936 年当他受全国各界救国会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向国外宣传抗日期间，他三次晋谒马克思墓，表示了对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的由衷敬仰。1936 年10 月30 日，当他在伦敦市郊公众坟场竖着十字架的大大小小的墓穴群里，在“二四七四八”号墓碑后发现了恩格斯为自己挚友卡尔· 马克思写的墓志铭时，感慨万端：“旷世伟人，就这样静静地长眠在异国的草丛中，生在大众之中，死也在大众之中，这才是真正的伟大”。[12]他仿佛看到这位革命思想家承受着贫病交迫的煎熬，在伦敦完成揭示资本本质的情景，于是写下了一首意境深邃的诗：

“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13]

两年以后，1938 年2 月在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期间，以及同年6 月将要离欧回国前夕，他又二次去拜谒马克思墓，这座“小坟”葬着的“伟大”，使他的思想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升华。

（二）与中共抗日救国路线、政纲自觉地保持一致

陶行知自觉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团结、一致对敌的号召，为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奔走效力。1935 年8 月1 日中共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陶行知成为知识界响应中共号召的带头人。1935 年12 月12 日，他与沈钧儒、胡子婴、胡愈之发起，联络上海文化教育界300 余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4] ，27 日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并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为后来建立的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支劲旅。1936 年1 月28 日，举行“1·28”四周年纪念万人大游行，陶行知与沈钧儒走在最前面，领导群众徒步四十五里，使上海爱国群众运动推向新的**。他还在由胡愈之起草的《 团结御日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上第一个签名，后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四人于1936 年7 月25 日联合发表公开信，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再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这就是著名的《 团结御日宣言》。他在以《 团结御日文件》为题的诗上说：

“大祸已临头，萁豆忍相煎。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15]。

同年9 月18 日，毛泽东发表《 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16]陶行知对蒋介石同室操戈早已深恶痛绝，“九一八”以后，他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 上连续发表一百多篇政论杂文，尖锐抨击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说起这个笔名，含义深着哩，曾国藩有一副对联，“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陶行知对其下联不以为然，认为“何必要把活泼泼的鱼捉到盆里来呢？”“盆是鱼的监牢，盆鱼是上了枷锁的囚犯”，而对上联“不除庭草留生意”不禁连声叫好，就以“不除庭草斋夫”自命的，因当时正是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而陶行知却要“不除庭草”，这难道不是要为民族留生机的有力表白？

（三）与共产党人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反动派加紧文化围剿，对共产党人及革命青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严重时刻，陶行知不顾个人安危，营救与保护共产党人。刘季平、徐明清等许多同志都是陶先生设法营救出狱的。对张劲夫等进步青年秘密加入共产党，陶先生不仅不加阻挡而且予以鼓励。他创办的工学团、生活教育杂志社、国难教育社等许多团体，实际上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隐蔽了一批共产党人，掩护了“教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青（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等地下党组织在白区的革命活动。王洞若、戴伯韬、马侣贤、严竟成、朱泽甫、张健、张杰、俞文华、沈增善、张敬仁、王东放、张家域、方明、毛远耀、林一心、宋任远、钟民、戴季康、陈企霞、杨应彬、侣朋、周瑞锦、吴立基、吴锦璋、徐祥先、徐乾、吴新稼等大批青年志士，在这些团体中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又如名闻中外的青少年抗日文化宣传队“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等都是在陶先生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创立与发展的。后来，陶行知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地，随着抗战形势的起伏，国共两党关系的紧张，在他领导的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中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也掩护了许多共产党人，同舟共济，度过了黑夜，迎接着祖国解放的黎明。

（四）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舍生忘死

抗战胜利，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要抉择关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陶行知自觉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态度鲜明地提出：“毛泽东先生写的《 新民主主义论》 …… 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17] 1945年8 月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陶行知以民主人士身份到机场欢迎。重庆谈判结束，毛泽东于10 月11 日离渝飞返延安，陶行知这时已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党委，他代表盟中央到机场送行，表示了对中共的无限信任和坚决拥护。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他主持创办《民主》星期刊，主编《 民主教育》 ，通过这些刊物与重庆《 新华日报》，他针对国民党要人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与诗歌，在国统区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阶段，陶行知的思想更加成熟，他一方面，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成为人民的喉舌，公开反对国民党中背信弃义、阴谋发动内战的势力；另一方面，他谨慎从事，对斗争中的复杂问题，及时地请示中共中央在渝的代表，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每一次会面，都使陶行知心情舒畅。正如他自己说的“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18] 因而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总是乐呵呵地，对中国革命保持乐观的态度。随着斗争深入，形势日益严峻，陶行知参加民主运动，支持学运，成了反动派迫害的主要对象，他的行动受到监视，经常有“尾巴”跟踪，每次外出参加群众集会，他都做了牺牲准备，以致两次给爱人写下遗书。随着民主运动重心的东移，1946 年4 月10 日，陶行知同夫人吴树琴离开重庆飞往南京不久转到上海，不遗余力地与京沪进步人士一起策动东南地区的民主运动，在他去世前的一百天中，做了一百多次讲演，他的演说生动有力，尖锐泼辣，深深地击中了反动派的要害。所以特务们对他恨之入骨。在7月11 日与15日杀害闻一多、李公朴后，还准备阴谋杀害陶行知。当郭沫若、翦伯赞等劝告他提防“无声手枪”时，他却爽朗地回答说：“我等着第三枪”[19]。视死如归，准备从容就义。

陶行知终因过度劳累与紧张于1946 年7 月25 日患脑溢血去世，年仅55 岁。他的一生践行了自己那句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老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看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革命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

[1]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4]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

[6] 戴伯韬：《陶行知生平及其学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49页。

[7] 《申报》1933年3月13日刊登的《缘起》。

[8]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9]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页。

[10]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1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87页。

[1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1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页。

[14]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15]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页。

[16]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 页。

[17]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67页。

[18]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9 页。

[19]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