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理论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2]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他一生中对教育事业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它的创造是教育思想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生活教育理论，要求对传统的旧教育，从指导思想、制度、内容、形式以至教育方法，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彻底的改造，实现两个根本的转变。一是把人当作奴隶来训练的、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治人与被治对立的、只为“小众”服务的封建实办教育，根本改变成为大众服务的人民教育；二是把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以培养“书呆子”为能事的“死”教育，根本改变为教育与生活密切结合、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以培养能战胜自然、改造社会的能人为目标的，创造性的“活教育”，使教育转到“生活”的轨道上来。对于内涵如此丰富、深刻的生活教育理论，人们过去往往做简单化的理解，没有看到它是冶中外学术于一炉、集古今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创造性产物，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低估它的价值，不能认清其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专就生活教育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一概论，求正于先辈及同志们。

“生活教育”之名，早在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家已提出了。在中国，1919 年教育部组织的教育调查会的建议中，也曾被提到过。然而，赋予生活教育以新鲜内容，形成系统理论，并倡导生活教育运动，则是陶行知在二十年代以后的创造。它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也不是一蹴即就的，而是他与战友们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与革命实践中智慧的结晶，是有分析地吸取中外教育学说之所长，在中国人民觉醒、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批判我国传统教育的过程里形成的革命的教育理论。它的产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认识根源。

批判地吸取西方进步的教育思想，是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认识来源之一。陶行知一向重视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方教育思想。当他于1914 年留学美国，先进伊利诺伊大学，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著名的实验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学生以后，更注意美国的教育思想。杜威是当时美国进步教育运动兴旺时期的代表人物。“进步教育”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哲学指导思想，重视科学与实验。这个学派形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可说是美国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生产、科学继续发展在教育思想上的一种反映。到了十九世纪末，进步教育成为一种运动，在美国及西欧相继流行，统治美国教育界几近半个世纪之久。杜威主张学校社会化，提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口号，这比起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教育”学派轻视实践，只以传授历史上的人文知识、道德信条为满足，当然有所进步，但在理论与实践上仍有不可克服的矛盾。陶行知在出国前就接受进化论思想，早在1914年就认为“共和者，人文进化必然之产物也”；“进化非人力所能御，即共和非人力所能避”。同时他又有教育救国的思想：“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3]。所以一下子就领会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成了他的信徒。1917 年，二十五岁的陶行知就是带着他老师的实验主义一套回国，希望用以实现自己“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4]的宏愿。但是，办了几年，毫无收获。因为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是把社会上的东西塞一点到学校里，在美国推行也无非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实验”，情况并不美妙，“有好多教育家想达到的目的达不到，想实现的不能实现”[5]，而杜威标榜的只要在学校里给儿童、青年足够的近代社会所需要的职业知识，就可以自由向前发展，也无非是想为资本主义企业多培养几个忠实奴仆。而把它硬套到中国则更不灵了，当时中国的学校很少，教育不发达，广大劳动人民都被排斥在校门之外，用杜威的一套，根本起不到普及教育、振兴社会的作用。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杜威的那一套是假的”，学校社会化不过“成了一句时髦的格言”[6]。他回顾那段日子，沉痛地说：“我从美国回来，用杜威的一套到处碰了壁，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7]所以他对杜威的学说进行了批判，把“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使“教育与整个社会和生活血脉相通”[8]。于此，我们可以看到陶行知是批判地吸收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某些积极因素的，简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注重科学及其实验方法；二是教育应与社会联系的思想。不过陶行知从杜威那里得到的，主要还是反面的启示。照杜威的办法做既然此路不通，这就使他深思与探索，正如他自己说的“摸黑路”，到了黑路的尽头，便豁然开朗了，找到了出路——生活教育。

由此可见，说他没有受过杜威的影响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这种影响包括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说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杜威教育思想的翻版，更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既要看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教育思想的联系，更应看到二者的区别。“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与“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不只是文字位置的调换，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教育思想的表述。它们之间从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所处的历史地位、社会作用，都是根本不同的。对这个不同，还是陶行知自己最为清楚，他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把社会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他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9]说到底，杜威只是对旧教育的改良，到头来不过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小众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才是对旧教育的一个革命，使教育从“鸟笼”中解放出来，成为全社会、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大众教育”。上述两种片面认识都是错误的。有些同志出于好心，总想竭力避开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他们想陶行知这么伟大，怎能说是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家的影响呢！其实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世界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情多着哩！有的同志不研究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又有意无意地贬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认为生活教育就是从外国搬来资产阶级的东西。关于这点，陶行知自己也已说得十分清楚：“我的生活教育的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最重要！”[10]

陶行知不仅从外国进步教育学说中吸取养料，也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贯穿在生活教育理论中的一条红线：人民应是生活的主人，也应是教育的主人。这是与我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教学做合一”，也与我国古代“教学相长”的原则有一定的联系；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的教育、影响，又与我国古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以及“孟母三迁”的道理是相通的；而关于知识来源“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更是他直接从墨子的认识论“墨辩”中得来的[11]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12]，也是对王阳明唯心主义知行统一观的革命性改造。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认识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我国历史上直至先秦诸子的教育思想。生活教育理论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扬弃，而其哲学基础，就是我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郭沫若说：“二千年前的孔仲尼，二千年后的陶行知。”把他与孔子相提而论，实不仅仅是对陶老夫子的颂扬，也道出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

过去论者无论肯定或否定生活教育理论，多只着眼于与西方教育思想的关系，立足点就不够全面。陶行知不仅注意世界文明的发展，也重视祖国文化积累中的优秀成果的批判地继承。生活教育理论是东西方教育思想精华的合璧。然而仅说到此，仍然是不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产生，虽然洋有借鉴，古有参考，但它是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二十世纪崭新的教育学说。它形成的直接的、起决定性的原因却是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它是深深地植根在中华民族的现代生活之中，与现代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并随着人民的革命步伐一道前进的。

生活教育理论形成在中国人民革命新的高涨的年代，直接导源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13]它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东方民族觉醒的新时代里诞生的。它的出现就是跟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中国工农群众运动迅速高涨、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产物。

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来，正当国内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进步知识界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向着封建的腐朽思想猛烈开火。陶行知热情地投入了反封建的行列。开始着手他的三件大事：一是反传统教育（指以死读书为特征的封建教育思想与方法），二是反对洋化教育（指不顾国情地搬用外国办学方法），三是在反对这两种教育中开出一条大道来，创立人民大众的争取自由解放的教育理论与方法。[14]

当时的中国教育，虽然经过清末民初的废科举、兴学校，学习美、英、法、德、日等国的教育思想，在不少志士的努力下，有了一些进步，但从全国来看，仍然是满目凄凉，文盲遍地。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及其子女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制度的性质并未改变，正如陶行知说的“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力气，不过把‘老八股’变成了‘洋八股’罢了”。[15]陶行知说的“老八股”与“洋八股”，就是指的带有封建性与买办性，脱离中国广大人民需要和利益的教育制度与思想。“‘老八股’与民众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它们的通病是把教育向“死胡同”里拉，不是要人们“来学‘生’，偏偏要他们来学‘死’”，他认为“中国教育已到绝境”[16]。早在“五四”前夕，他就立志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欲求常新之道必先有去旧之方”，他明确指出要去“五旧”：“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试验”。所谓“依赖天工”，就是“成败利钝，皆委于气数”的宿命论，如果不去掉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就不能振奋民族精神，国家永远不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人民始终脱不掉“东亚病夫”的耻辱之名，他要求培养“役物而不为物所役，制天而不为天所制”的具有无畏精神的改造世界的强者。“沿袭陈法”，是“彼泥古之人以仍旧贯为能事。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有例可授，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这种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正是旧教育的主要症结。而“仪型他国”，正是指风靡一时的欧洲中心论的民族虚无主义，不顾国情，不辨外国东西是否陈旧过时、是否适用而一味照搬照抄的“全盘西化”论。他主张有分析有选择地学习外国，“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这样才可避免“今日中国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在在皆是”[17]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现状，陶行知满腔热情地投入教育改革活动。1921 年他出任《 新教育》 主编，参与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并担任主任干事，1923年推动成立中华民族教育促进会。从那个时候起，他一心一意为改革旧教育而努力奋斗。陶行知是对二十世纪开头二三十年中的中国教育现状，对古今、中西教育思想的多重反思中，特别是在同脱离中国人民现代生活要求的传统教育的尖锐斗争中，逐步建立起生活教育的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教育运动的经验，对陶行知创造生活教育理论的直接、间接的影响。如五四运动以后，由于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吴玉章等参加，而日益发展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1920 年达到**，国内青年留法达一千六百多人。这是一次边工边读，学习与生活密切结合的群众活动，这一思潮对国内教育界有很大震动。陶行知自己早年在美国也是靠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而学成的。又如在北方以邓中夏为首开展的工农教育活动，持续到1923年，前后达三年之久；在南方，由彭湃、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的工农教育运动，既是教育活动又是革命活动，影响遍及全国。正如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的生动实践曾经给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启示一样[18]，共产党人在农村在工矿大规模的工农教育运动，也在无声地影响着陶行知。至于晓庄师范创立后的生活教育运动有刘季平、石俊、叶刚等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则更是人所共知了[19]。

生活教育是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日益提高，要求振兴祖国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1918 年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务主任时，即着手改革教育，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1917年7 月，他提出了“学校是小社会，社会是大学校”以及“学习与生活结合”的思想。[20]1922年“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已经成立了，但是教学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21]。大约到1925年以后，生活教育思想明确起来了，他在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的同时，明确提出“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教育与农业携手”[22]的号召，接着又阐明教学做的关系[23]。到了1927 年创立南京晓庄师范时，他把这种思想付诸实验，从此中国出现了“生活教育”运动。随着生活教育运动的深入，生活教育理论也就逐步系统化起来。他对生活教育的一些基本命题“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即知即传”等先后做了通俗而深刻的阐述。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生活教育不断充实新的内容，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服务，而在不同阶段提出的具体要求，依次出现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大众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教育运动。陶行知的思想也在生活教育运动中，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大学校里得到锤炼，他从一个民主主义爱国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24]。凡是经历过各个时期的生活教育运动的同志，或者认真研究过生活教育运动历史的同志，都会清晰地感知生活教育所带有的强烈的革命气息，与时代脉搏的跳动，从中理解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所揭示的真理：“是那样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25]。从而会得出共同的结论：生活教育理论是道道地地有中国特色的，具有革命意义、时代意义的科学教育理论。它是博采众长、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典范，是教育理论中的瑰宝。对它的内容及特色，笔者将另做专文论述。

生活教育理论是世界历史进步、中国人民觉醒的产物，它的诞生是教育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生活教育理论首先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

[1] 原载《浙江学刊》，1987年第6期。

[2] 毛泽东同志给陶行知追悼会的题词。

[3]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 陶行知：《教育的新生》，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5]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6] 陶行知：《教育的新生》，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7]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

[8]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

[9]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0] 柳湜：《记最后一夜——回忆陶行知先生》，载《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11] 陶行知：《行是知之始》，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2] 陶行知：《行是知之始》，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3] 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4] 陶行知：《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5] 陶行知：《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6] 陶行知：《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7] 陶行知：《试验主义与新教育》，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8]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载《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19] 参阅刘季平：《正确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王琳：《为中国教育寻找曙光》。

[20] 陶行知：《新教育》，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1]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2]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3] 陶行知：《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4] 周恩来在向陶行知遗体告别后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转引自吴树琴《周恩来同志对陶行知先生的关怀》。

[25]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