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喜欢的教育家陶行知

自序

《中华本土教育家陶行知》是我几十年学习、研究陶行知的一个小结，是对一位受中国老百姓喜欢的教育家的如实写照。

本书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20世纪的世界形势多变，中国社会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处在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毕生从事教育的陶行知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的回答是，陶行知是中国种、中华民，吸纳过东西方多种文化思想，取其所长，为国所用之人，是一位杰出的地道的中华本土教育家，是一位“自寻路走，不要蒙起头来跟人瞎跑”[2]的那种人。

中华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柱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文明对话交流愈加频繁的21世纪，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它肩负的时代责任也与日俱增。文明从来不能离开教育的依托与传承，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正是与相应的教育伴随而生。教育既是治国之根本，也是文明发展的基石与手段，更是人民能真正当家做主人的必要条件。舍教育则一切都是空言。为使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发璀璨之光，自应切实加强教育，并对中华民族的本土教育经验、智慧与教育家有进一步的重视。

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当权者中，有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者，看不起别国别地，一切都是自家的好，拒人于千里之外，把自己束缚住，后来吃了大亏，对民族发展不利。进入近现代，也有另一种偏向，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似乎一学他国就得否定自己的一切。在教育上倒来倒去，唯洋是从，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对自己越看越丑，处处鄙薄自己，低人一头。在他们心里，民族自信心、自主性都没有了。有些人，因人格、国格、民族自尊心的缺失，贻害他人，也影响了下一代。其实，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一直是重教育的国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教育理论上并不完全是很落后的，现在引进‘这个教育’、‘那个教育’，外国的教育，其实首先应该好好学学自己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3]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不轻视别人，轻视外国，也不可鄙薄自己，小看自己的民族。以“拉西洋车”为能事的西学教条主义是行不通的；不尊重西方，看不起国外教育家的创造与新理念的“关门主义”当然也要不得。但是我们学习外国的教育学、教育家的经验，目的还是“洋为中用”，不是囫囵吞枣，食洋不化，为赶时髦而要西洋镜，而在于培养自己的科学精神与理论创新能力，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说。

21世纪是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全球一家，各献其长的时代，中国又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借鉴他国的先进理念，尤其是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需要借鉴各国优秀教育理念，非常需要学贯中西、汇通古今的大师。陶行知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他是出身农村、热爱农民、对国学有深厚造诣的地道的中国本土教育家，具乡土性、平民性、中国性，又精通英文，谙熟西方，具现代性、科学性、世界性。他既是东方文化、东方哲学、中国古代优秀文明的传承者，又是西方进步教育理论、西方科学方法的传播者和引火人。他留学美国，跑遍亚非欧美半个世界，进入西方生活圈，甚至成为基督信徒，然仍是“最中国式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更是深入群众，立足基层，在农村泥巴里摸爬滚打，成了对中国认识最深刻、最懂国情民情、与人民贴心的教育家。在陶行知身上有中华乡土特色，如他风趣地说的“是徽州土产”。他的感情带淆亲切的乡土气，他的思维方式是发自内心的符合国情的思路，他的语言、诗文都为中国百姓所喜爱。正是这种因缘，他在短短一生中，为中国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贡献多多。

1917年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回国，他在太平洋轮船上即立下“要使全中国人都受教育”的誓言并毕生奉行。

他先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教育科主任。提倡改灌输式的教授法为启发式的教学法。

五四时期，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同时最早开放女禁，吸收女生入大学，并与同仁从事幼儿教育、普通教育、特殊教育，开展一系列的教学实验。

20世纪20年代初提倡平民教育。经他与同仁努力，两年中使50万人脱除文盲之苦。他是现代中国最早关心广大平民百姓的教育、最早倡导并实践平民教育并取得实际成就的一位平民教育家。

接着提出“到乡村去”，抛却要职厚禄，脱去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到农村创办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晓庄师范，培养农村新师资、新农民，开展新农村实验。最早具有远见地致力于中国教育难点——乡村教育，尝试解决“三农”问题的乡村教育家。

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倡导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成立工学团，组织城乡劳动者边学习、边生产、边自卫抗日，开创了新时代教育模式的雏形。

京、沪、汉相继沦陷，他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与社会大学，吸收难童培养艺术尖子，培养青年成抗战建国之才。

他提倡“小先生制”，使小学生也能教不识字的妇女，做大人之事。

他要求改革死板的考试制度，改革教育教学方法，重视艺术教育，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关心学生身心健康，提出“解放儿童”的号召。这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在学业重压下挣扎，受片面的应试教育之苦，健康状况不断下降的严峻情况下，自然更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20世纪30年代初，他提出少生孩子，优生优育，是倡导计划生育的先驱。

陶行知当了一生的教师与校长，办了一生的学校，所做好事数不清，而最根本的是，他确立了为民族办教育的宗旨，创立了全民教育、全面教育、全程教育（终身教育）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三大教育原则，开启了教育实验创新之路，“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4]。因此，工农大众称他为“咱老百姓的陶校长”，毛泽东主席则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是人民的教师，是民族的哲人，以“爱满天下”的爱心、“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人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言行，为民族、为国家挺起了笔直的脊梁，树立了做人的楷模。他一生经手办学的钱成千上万，而当他临终前，托友人托妻子照管的所有私人遗产，只是一本自己写的诗稿！

陶行知先生，他就是我们老百姓喜欢的中华本土教育家。在生前，甚至死后，陶先生遭遇坎坷，人世沧桑，难说不再会有暴风骤雨，使其亡灵遭受再亵渎，然而，世界自有公道，陶行知精神不灭。两千年前孔夫子，两千年后陶行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将成为学习型社会的主导教育思想而留泽后世发扬光大！

近年来，境内外一些著名学者，提供史料或撰写论著，揭示陶行知在教会学校读书时就信奉基督教，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他思想发展的轨迹，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陶行知，无疑是陶研的一大收获。青年陶行知在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中信仰基督教是情理中事。其实，陶行知自己早在书信、文章中多次讲过这段往事，这不仅没有损害陶行知的光辉形象，更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陶行知的品德的崇高、心胸的博大。从这位杰出的中华本土教育家身上，我们进一步看到人本性、普世性精神，他不仅传承了民族的优秀传统，而且广纳了世界的文明资源。民族本土性、深厚的爱国主义与人类普世性的博大精神绝非是对立排斥的，而是结合兼容的，陶行知就是和谐圆融的典型！模范的陶行知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陶行知不仅崇奉耶稣基督舍己救世的精神，同样弘扬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的宗旨。凡是世上大智大德，他都五体投地，仰慕不止，可谓英雄惜英雄。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这不仅没有束缚或影响他后期政治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反而更加圆满绝致，使自己走向尽善尽美的境界。而我们往往囿于小众眼光去看待他，他的言行只要稍有偏离我们的陈见陋规，就惊奇不止或大惑不解，这正好说明我们与陶先生有差距，其因恰是我们头脑的机械、粗俗与偏执。在陶行知的生活世界、学术世界、心灵世界里，还有一个不小的王国，需要我们去追寻、去学习、去探索。

陶行知这位杰出的中华本土教育家，您走得好快、好远啊！

陶先生您是走对了这条路，尽了心，出了力，还拼了命；然而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觉悟、社会进步的路很漫长、很曲折、很艰难，距离我们远大目标只是开了头，开了好头！

[1] 原载胡国枢：《中华本土教育家陶行知》，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

[2]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3] 吕型伟：《学习民族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引发的思考》，载《鹤琴之声》第二辑（上海陈鹤琴研究会成立20周年专辑），2006年8月。

[4]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