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语气词系统还是单个语气词，都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地变化着，而变化往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一个语气词的形、音、义都有可能在历时使用中发生变化，最初往往是一丁点，而后逐渐明显，一旦差异从量变达到质变，就成了另一个语气词，或者有些干脆就消亡了。因而上古乃至中古的语气词在现代汉语中难觅踪影就不奇怪了。

语气词系统的变迁相对要慢，因为那些系统中的边缘语气词变化虽然较快，可是对系统的影响非常有限；而那些影响力较大的核心、次核心语气词又相对较稳定，变化较缓慢。不过语气词处在动态变化中是一个永恒的趋势，因而系统的变迁也难以避免。我们前面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各时期的语气词系统都存在一定差异，而这些差异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语气词系统也就有了质的变化。不过系统内部的变化也有不平衡性，最早是疑问语气词子系统，而后是陈述语气词子系统发生变化，再然后是唐五代以来多个祈使语气词的出现，使祈使语气词子系统得以建立等。

现代汉语中的语气词完全不同于上古、中古乃至近代。系统成员的完全不同，自然也可说整个语气词系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从表达语气的范畴来看，不同阶段却似乎没有根本区别：现代汉语中的各大类型语气词早在上古就已经出现，语气的表达手段也大同小异，更多的只是词汇不同。语言是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它一直在朝着系统化、精密化的方向前进，语气词演变中的系统化就是一个明证。不过上古汉语时期的语言已经非常成熟，语气的表达、语气词系统也趋于成熟，因而以后的发展演变方向主要是系统中成员的不断变化和系统的精密化。

[1]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56页。

[2] 虽然先秦产生的复音语气词“而已”现在还在使用，但作为一个总体规律，王力先生的话很有概括性。

[3] 张伯江：《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修辞学习》2007年第2期。

[4] 裘燮君：《先秦早期不同文体文献在语气词运用上的差异》，《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5] 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角度看，尽管也存在书面语和口语之分，但是常用语气词都相同，如“吗”“吧”“呢”“啊”等，只是书面语中语气词的数量要远少于口语。这似乎可以和南北朝中土文献和译经中语气词的使用情况相印证。

[6] 罗骥：《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成都，巴蜀书社，2003，第63、79页。

[7] 李小军：《语气词“唦”的来源及其方言变体》，《语言科学》2008年第4期。

[8] 不同学者在概括语气义时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且容易将句式义当作语气词的语气义，因而概括出来的语气义就不够准确，或者概括性不够，将同一种语气义分割为几种。我们认为一个语气词基本语气义大多只有一种，其他语气义大多是从基本语气义派生而来。

[9] 王力：《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314页。

[10] 吕叔湘：《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1卷。

[11] John Haiman：“Rit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In W.Pagliuca（ed.）：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ization，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4.

[12] 吴福祥：《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

[13] 江蓝生：《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

[14] 潘悟云：《汉语否定词考源——兼论虚词考本字的基本方法》，《中国语文》2002年第4期。

[15]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