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到了语气词系统的演变规律，这里再谈谈单个语气词的基本演变特征。

（一）语气词的演变受制于语气词系统

汉语史上每个阶段都有一批新的语气词出现，这些新语气词的出现有其内在的语义和句法动因，如我们上节所说，一个词，只要具备适宜的语义和句法条件，都有可能演变为语气词。

新语气词的出现，从系统的角度看，又增加了新成员。这一新成员所表语气义可能是已有语气词系统中所不具有的，那么这一新成员的出现就丰富了原有的语气词系统，并很可能会在系统中取得自己的地位而稳固下来。比如，战国中后期指代词“者”演变为表提顿的语气词，兼有话题标记的功能，这一语气功能为当时语气词系统所无，因而得以固化，而后一直使用至近代汉语。又如上古、中古一直没有专门表祈使的语气词，唐代“着”“好”等衍生出祈使语气，丰富了当时的语气词系统，也存在了很长时间。（宋代以后有音变形变。）再如宋代的“些”衍生出催促、不耐烦语气，也为当时的语气词系统所无，得以发展，虽然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不见，但是至今还广泛地使用在方言中[7]。

如果这一新成员所表语气在原有系统中已经有一个或多个语气词承担，那么这几个语气义相同或相近的语气词就存在一种竞争关系，经过一个时期的此消彼长，往往只有一个继续使用，其他则沦为边缘成员并最终遭到淘汰，成为历史的过客。比如“无（摩）”衍生之时，当时的疑问语气词系统有“乎”“耶”“与”等多个疑问语气词，但是在竞争中“无（摩）”很快占据了优势并成为核心语气词，而“乎”“耶”“与”等逐渐消亡。再如“了”对“矣”地位的取代、“呵”对“时”“後”地位的取代等。

当然，一些新成员也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得到很好发展就慢慢消失了，这多源于已有成员的强势地位。比如“已”源于停止义动词的虚化，所表语气义相当于“矣”或“也”，而当时“矣”和“也”占据了核心陈述语气词的地位，使用非常频繁，这样“已”就处于极度弱势地位，自然很快就被淘汰了。而由语气词“已”和连词“而”词汇化而成的复合语气词“而已”，所表限制语气在当时语气词系统中没有其他语气词承担，因而很快得以固化，并被长期使用下来。又如“为”源于行为义动词的虚化，但是特指问句中有疑问代词，因而疑问语气词属于羡余成分，加上这一时期的疑问语气词有“乎”“邪”“与”等，“为”很难取得自己的地位，很快走向消亡。汉语史上不乏昙花一现的语气词，消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系统中没有其存在的地位或价值。

因而可以说，一个新语气词的衍生取决于其自身的语义和句法基础，同时还有言语主体表达的需要。但是其以后的发展演变，却主要受制于当时的语气词系统。倒过来，随着一个个新语气词的衍生及旧语气词的消亡，语气词系统也在逐渐变迁。

单个语气词受制于语气词系统，还表现为历时地位的变化受制于语气词系统。

一个语气词使用数量的多少，往往意味着它在系统中地位的高低。越核心的语气词，使用的频率就越高，反之则否。语气词在形成的初期，往往用例较少，不过由于其为新生事物，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而使用呈上升趋势。随着使用频率的增高，在系统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可能会由非核心地位提升到次核心甚至核心地位，而后趋于稳定。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它的使用开始下降，同时在系统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这时，往往又会有其他新的语气词出现，填补它使用减少所留下的空缺，同时新语气词还会对它形成挤压。一旦这个语气词衰减到一定程度，或者退出人们的口语，只是偶尔在书面语中出现，它也就脱出了当时的语气词系统。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汉语史上绝大多数语气词的演变都遵循这一规律。

当然，也不是说一个语气词只有被其他语气义相同或相近的语气词取代了，它才会消失。汉语史上一些语气词随着自身表义功能的弱化，即使没有受到其他语气词的排挤，也会自行消亡。比如表听说义、不确信义的语气词“云”，中古以来就很少见了，但是汉语史上也一直没有再出现其他表听说和不确信义的语气词，因而可以肯定“云”的消亡并不是因为受到系统中其他语气词的排挤。从系统的角度看，“云”有其存在的价值，为何也会消亡呢？这就要涉及整个语气系统了，因为汉语中语气的表达，并非仅仅是语气词的功能，甚至可以说语气词不是最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无论在语气词“云”出现前还是后，汉语表听说、不确信或怀疑语气，主要是借助情态副词，如“其”“盖”“或许”“大概”“兴许”“可能”等，当然也可以直接用动词“听说”“据传”等。这些词的表义功能远远强于“云”，加上语气词“云”用例一直较少，处于边缘成员地位，而更多是作为言说义动词使用，因而“云”的消亡不会对语气词系统和语气系统造成什么影响。不过有意思的是复合语气词“云尔”却存在了较长时间，在唐代、宋代都有一定量的使用。

（二）语气义常呈现出历时性的变化

语气义的历时变化又有扩展、缩减和仪式化三种表现形式。

1.语气义的扩展

一个语气词在衍生之初，往往只有一种语气义或句法功能，而后在历时演变过程中，慢慢又派生出其他语气义，这属于语气义的历时派生。如果截取某一个时段，那么一个语气词很可能同时拥有几种语气义或句法功能，这其中有一种肯定是最基本的——大多是最初产生的语气义，这属于语气义的历时变化在共时平面上的反映。学界曾对语气词单功能说还是多功能说进行过讨论，不过如果准确区分了历时和共时因素，那么分歧其实较小[8]。总的来说，语气义扩大是语气词在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

造成语气义扩展又有四种情况：第一种，因为句式之间的天然联系或语气义之间的天然联系；第二种，借用；第三种，语气沾染；第四种，因语气词系统的彼此影响、制约造成语气义扩展。

第一种，句式的天然联系造成的语气义扩展最为普遍。比如表停顿的“者”“也”具有话题标记功能，而后衍生出假设功能；而表假设的语气词“时”“後”后来也衍生出提顿和话题标记功能；“呵”“的话”也陆续具有这三种功能。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条件句、假设句和“话题——说明”句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因而即使最初六者的语气义差异很大，对不同语气功能的表达也有强弱之分，但是最后它们都具有这三种功能。此处以“时”为例略加说明。“时”在南北朝时期只有假设语气，而到了唐五代，又衍生出了提顿语气和话题标记功能。如：

（1）玉蹄红耳槽头时，餧饲真交（教）称体肥。（《敦煌变文·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2）看时未必相看死，难时那许太难生，说难怎么那么难。（唐·张《游仙窟》）

因而可以说“者”“也”“时”“後”“呵”“的话”等语气义的扩展是这类语气义扩展方式的最好例证。

感叹句和反诘句虽然在句法表现形式和语用功能上存在诸多差异，但是汉语史上的各语气词，如果能够出现在感叹句中，必然也可以出现在反诘句中，如“哉”“乎”“夫”“与”“啊”等。这也昭示出两句式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或者从根本上说这些语气词在两句式中的语气义或语用功能相同，而非分别表达感叹语气和祈使语气。我们认为相同点就是“加强语气”，因为感叹句、反诘句的语气都较强烈。如王力所说：“反诘就带有感叹语气，所以适用‘哉’字。反诘句，往往既可用疑问号，又可用感叹号。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兼用疑问号和感叹号。”[9]也就是说，“哉”“夫”等在感叹句、反诘句中语用功能相同，都是加强语气。

因语气义之间的天然联系造成的扩展也很普遍。如语气词“着（著）”在唐代主要表“命令；劝勉”，即祈使语气，偶尔也可以表强调。如：

（3）师唤沙弥，沙弥应喏，师云：“添净瓶水著。”（《祖堂集》卷五）

（4）恶业是门徒自造著，别人不肯与你入黄泉。（《敦煌变文·太子成道经》）

从使用频率的高低来判别，“着”的强调语气当是源于祈使语气。有意思的是，宋代时，“着”还可以针对说话人自己表“尝试”，即吕叔湘所说“表本人之意旨及愿望”[10]。如：

（5）寻芳人老，那得心情问著。（仇远《凤凰阁》）

（6）天教命薄，青楼占得声名恶，对酒当歌寻思著。（晏几道《醉落魄》）

祈使语气与尝试语气，主要在于所指对象的不同，对人则体现为命令，对己则体现为尝试。汉语史上的语气词大多数都可以出现于多种句式，而在不同句式中语用功能肯定也略有不同。如果强调彼此的不同，那么也可以说一个语气词具有多种语气义。而这多种语气义往往又有着内在联系，或者根本就是一种语气义的派生形式。与“着”有相似之处的是“好”。形容词“好”演变为语气词，最初表祈使，语气比较强烈，而这正好和感叹句的强烈语气相呼应，一旦祈使语气减弱，剩下的就是感叹语气，故而也常出现于感叹句。

第二种，借用造成语气义扩展在汉语史上也不乏其例。比如“者”本来主要表提顿语气，唐代以来“着”演变为祈使语气词，时人不明本源，就借用“者”来表示。后来这种借用逐渐固化，“者”也就具有了祈使语气。又如“也”和“耶（邪）”，本来界限分明，一为陈述语气词；一为疑问语气词，但是因为语音相近，造成边界略有模糊，因而偶尔可以借用“耶”来表达“也”的语气，或者借用“也”来表达“耶”的语气。

一般来说，一个语气词原有的语气义是主要的，如果被借用来表示另一语气义，那么这一借义的使用肯定较少，并易于被淘汰。

第三种，语气沾染指的是一个语气词本来只有A语气义，但是因为常出现在另一种句式中，有时就会沾染上这种句子的句式义，而带有B语气义。一旦B语气义固化，也就成了这个语气词的常用语气义，有时甚至会排挤A语气义，而占据这个语气词的主要语气功能。

不过，语气沾染更多的是在语气词形成阶段起作用。因为一个他类词演变为语气词前，大多不带有语气义或语气义较弱，只有演变为语气词后，才会带上语气义或语气义得以强化。而这个新产生的语气词，语气义的形成往往和句式有关，或者主要就是来源于句式义。因为语气词的衍生都是在一个个既定的句法格式中完成的，因而很容易沾染上句子的句式义。当然，原有的词义也往往与它演变为语气词后的语气义存在有机联系。

第四种，系统的制约、影响也有可能造成语气义扩展。前面讲到语气词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因而如果其中的一个成员语气义缩小或者使用频率衰减、萎缩，特别是当这个语气词在系统中的地位较重要时，那么必然会造成另一个语气词的功能扩展或语气义的扩大。（当然，有时也会是一个新语气词填补进来。）“矣”和“也”的情况就是如此，前面也多有讨论，此处不赘。

总的来说，语气词的语气义在一定阶段扩展是一个普遍趋势，因为一个语气词往往不会只出现于一种句式。当然，有扩大就有缩减，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2.语气义的缩减

语气义的缩减往往发生在一个语气词的使用逐渐衰减、萎缩时，因为这时它的使用频率在减弱，如果有多种语气义或多种语用功能，一些就会逐渐丧失或不被时人所用。如果是自然萎缩的，那么最早被淘汰的语气义或语用功能往往也是本来较少使用的。比如“矣”，在上古汉语中还可以出现在特指问句中。如：

（7）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圣人矣？”（《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

（8）大（太）后曰：“敬若（诺）。年几何矣？”（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触龙见赵太后》）

虽然“矣”出现在特指问句中也不表疑问语气。但是随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矣”开始萎缩，就罕有出现在特指问句中的句例了。这表明“矣”的萎缩首先很可能是从它最边缘的语用功能——“出现在特指问句中”开始的，而后才是它最核心的功能——表“现时相关性”。

当然，如果一个语气词是因为被另一个语气词挤压而造成衰减、萎缩，那么语气义的缩减往往是从最核心的功能开始的。比如“乎”在上古主要作疑问语气词使用，居于核心地位，表感叹、反诘是它次要功能。但是中古时期随着“耶”使用的增加，“乎”的核心疑问语气词地位被“耶”取代。从我们统计的语料看，战国末至汉初，“乎”用于疑问句与用于感叹、反诘句的数量比为608∶481；而到了南北朝，这一数量比为148∶386。变化很大，这当然不是“乎”表感叹功能的扩展，而是疑问语气功能受到挤压、减弱造成的。

从上古到中古再到近代、现代，许多语气词衍生、定型，而后又逐渐萎缩、消亡。那些已经消失的语气词大多都经历了一个语气义缩减和使用频率减低的过程。

3.语气义的仪式化

“仪式化（Ritualization）”是近年来语法化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术语，国内外有较多讨论。约翰·海曼用“仪式化”来概括由重复导致的三个相关的语法化演变过程：“适应”（habituation）、“解放”（emancipation）、“自动化”（automatization）[11]。“仪式化”这一术语对汉语语气词的形成具有较大解释力，不过我们认为在语气词语气义演变的过程中，仪式化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语气词是情态类词，带有言者较多的主观情绪；但是一些语气词在长期使用中，语气义有可能慢慢被磨蚀掉，而纯成为一个句式或文体标记。

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云尔”。语气词“云尔”表客观叙述或提示语气，由述宾短语在框式结构“曰……云尔”中词汇化而来。魏晋以降直至宋代，“云尔”都有一定量的使用，不过后来“云尔”的语气义似乎已经弱化，而类似于一个结束语标记了。考之中古文献，书、文的序言结束处常常缀以“云尔”。如：

（9）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汉书·司马迁传》）

（10）自汉至唐六百余载，总历群籍四千余轴，受持盛者，无出此经。将非机教相扣，并智胜之遗尘，闻而深敬，俱威王之余，辄于经首，序而综之。庶得早净六根，仰慈尊之嘉会，速成四德。趣乐土之玄猷，弘赞莫穷，永贻诸后云尔。（姚秦·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序》）

（11）始缘兴于西方，末译行于东国，故原始要终，寓之记末云尔。（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

上面三例语气词“云尔”，例（9）表客观叙述，例（10）、例（11）的语气义很弱，类似于一个结束语标记了。

古代一些学者常常用“语已词”来称呼“矣”“也”“焉”等词，也正是看到了它们的结句功能。比如“焉”一般表提示语气，但是在一些句子中提示语气并不强，说它是结束语标记也不为过。如：

（12）迄今言良相者，称房杜焉。（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一）

（13）贼众殊死战，散而复合者数焉。（《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一些常用的语气词，使用频率非常高，加上常在某类句法格式或文体中使用，因而容易成为这类格式或文体的一个标记，本身的语气义反而有所弱化。如吴福祥所说：“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泛化和虚化则高度平行于‘适应’过程。就像刺激的高频重复会使反应者对刺激物的反应持续减弱、最终导致刺激物的形式和意义被磨蚀一样，一个词、词组或结构式的高频重复也会减少其语义力量和信息值。”[12]

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个语气词的语气义弱化，或者说仪式化，那么主观性就会减弱，存在的价值降低，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被淘汰。

（三）衍生及演变过程中常伴随着音变

音变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语音弱化。近年来揭示的大量跨语言事实表明，语音弱化往往与语法化相伴随，是人类语言演变的一个普遍特征，虽然不同类型语言之间语音弱化的方式、特征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语义弱化，从而造成语音弱化，这是无标记对称现象，因为语义的变化往往要求形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以与之相适应。如江蓝生所说：“当一个成分在结构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时，它就会不断虚化，发展到极端变为一个零形式，从结构中消失。它的语音形式也相应地越来越弱化、简化、含糊化以至逐渐消失。由此可以看出，音变不是在语音层面孤立地发生的，它跟语义层面和语法层面密切相关。”[13]汉语的语音由三部分构成：声母、韵母、声调，因而语音弱化往往可以在以上三方面体现出来。有些词只是某一方面弱化，有些则是多维弱化。关于语音弱化的梯度，目前学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声母的弱化主要表现为语音强度（phological strength）减弱，语音强度弱的辅音发音比较省力。语音强度在发音（articulation）方面按以下的序列递减：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流音——半元音——零声母。在发声（phonation）方面按以下的序列递减：清音——浊音，紧音——松音。韵母的弱化主要表现为主元音的央化，这是因为人们发音时，舌头最自然、最省力的位置是不前不后、不高不低的央元音。声调的弱化主要是促化或零化，实词在虚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变作轻声，轻声的最重要特点是音长缩短，而入声的特点也是短促，所以虚词很容易混到入声里去。至于零化，就是所谓的轻声，主要特征是失去原来的调类，而不是轻重，发音时常发做21，也有延续前一字调的。[14]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声调弱化是最普遍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单音节语气词都读轻声，这正是语气词声调弱化规律的最好表现。现代汉语大部分方言中的单音节语气词也读轻声。不过单音节语气词有声调的方言也不少，从方言点的分布来看，大多集中于南方。

方言中的语气词有些有声调，有些没有，这是方言间彼此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不过总的来说，语气词读轻声的方言点多于语气词有声调的方言点。那么汉语史上的语气词声调是否也存在弱化现象呢？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因为古代的语音记录手段不够科学，对语音变化的记录存在不足。从现代学者对上古音、中古音的拟音来看，都是有声调的（多为平声）。所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及大多方言中语气词读轻声这一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我们肯定不是最近的事，否则不会在大多方言中如此整齐划一。

声母脱落的情况不是很多，最典型的要算是近代汉语中“呵→啊”的演变了，不过在声母脱落的同时，元音也随之央化了。元音的央化很有规律，或者说，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系统化。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语气词形成了一个“a”系和“o”系。[15]“a”系如“啊”“呀”“哪”“啦”“吧”“吗”“哇”；“o”系如“哦”“噢”“哟”“么”“啵”“啰”等。其中“a”系语气词是现代汉语最常使用的，可算是核心语气词；“o”系语气词的使用要少于“a”系，可算是次核心或非核心语气词。

先秦至唐五代的语气词是否普遍存在音变现象呢？目前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这源于汉字的非表音性。换言之，即使一个语气词语音弱化了，也不可能在文字上表现出来，因而语音是否弱化了我们后人无法知晓。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记音字，则可以肯定是出现了音变（语音弱化）。记音字可看作是一种形变现象，而形变源于音变。这是因为，语气词一旦出现了音变，时人可能不知本源，就用了一个口语中同音的字来记录，从而导致记音字的出现。记音字在近现代汉语中十分普遍，特别是同一个语气词在不同方言中的记音字更是五花八门。先秦至唐五代也不乏记音字，如“耳”之于“而已”、“婆”之于“不”、“麽”“摩”“磨”“末”等之于“无”。

语气词的音变现象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即不同语气词因语音相近（原来语音有差异，因语音变化而逐渐趋同）而混用。即某些语音本来有差异、语气义也有较大差异的语气词，后来语音相近或相同了，这时，在某些场合就会出现混用。唐代以来的“者”用如“着（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下面再以“耶”与“也”为例略加说明。

“耶”为疑问语气词，上古音为余母鱼部，“也”为陈述语气词，上古音为余母歌部，两者语音差异不大，但是语气义却截然不同。不过由于“也”虽然不表疑问语气，却可以出现在疑问句中，加上两者的语音相近，因而就产生了混用。如：

（14）有人答言：“汝不知耶，今佛出世，福度众生……”（元魏·慧觉《贤愚经》卷三）

（15）法师问众：“风动也？幡动也？”（五代·静、筠二禅师《祖堂集》卷二）

（16）子白师曰：“为心白耶，为头白耶？”（《祖堂集》卷一）

例（14）为陈述句，“汝不知耶”当为“汝不知也”；例（15）、例（16）都为选择问句，同一书中或用“也”、或用“耶”，什么原因呢？汉语史上“也”罕有用于选择问句的，但是《祖堂集》中选择问句偶尔用“也”，正是两者偶尔混用造成的。实际上“也”“耶”两者因语音相近造成混用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如《颜氏家训·音辞》：“邪者，未定之词。左传曰：‘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云：‘天邪地邪？’汉书云：‘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亦为误矣。”

汉藏语系一些语言语气词的语音弱化与汉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的语气词往往可以和前面的词连写或结合。比如维吾尔语的语气词一般和前面的词连写，也可以使用连读符号隔开；再如康家语的疑问语气词只出现在谓词之后，同动词的各种形态变化的词尾紧密结合；再如独龙语的疑问语气词也是多缀附在动词后；哈萨克语一些语气词也可以缀附在前面的词语上，比如表强调语气的“-aq”就常与有关词语连用。我们对《民族语文》上陆续刊载的各少数民族语言概况的文章中发现，大部分语言的语气词都存在语音弱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