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任何一个时点上的所有语气词聚合就构成一个语气词系统和多个子系统，子系统又包括陈述语气词系统、疑问语气词系统、感叹语气词系统、祈使语气词系统等。在汉语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仅是语气词大系统，就是各子系统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

（一）语气词系统体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虽然自先秦以来，语气词就在不断地衍生与演变，但是从前面对战国末汉初、南北朝、晚唐五代三个时段语气词系统的考察可以发现，语气词系统体现出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相对的稳定性表现在：① 虽然单个语气词处在不断地变动中，但是那些核心语气词一直比较稳定，这种稳定一方面指使用频率的稳定；另一方面指语气义的稳定。核心语气词的相对稳定保证了语气词系统的相对稳定。② 语气词系统的四个子系统中，陈述语气词系统、感叹语气词系统、疑问语气词系统三个子系统自先秦以来就存在，且内部成员都没有很大变化（只是疑问语气词系统中“无”体现出极强的生命力）；祈使语气词系统是唐代才出现的，内部成员主要有“好”“着”等，但使用频率都不是很高。

因而从语气范畴的角度来说，陈述语气词系统、疑问语气词系统、感叹语气词系统三个子系统是比较稳定的，而祈使语气词系统就显得不够稳定。说祈使语气词系统不够稳定，一方面源于它出现的时间晚；另一方面就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都没有一个专门的语气词用于祈使（“好”“着”等现在主要存在于一些方言中）。

（二）语体变迁导致语气词系统的变化

语体不同，语气词的使用情况也存在差异，这是一个显然的规律。而语体差异又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文言和白话、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另一个是更细微的语体（文体）划分，如对话体、叙述体、文艺语言、科学语言等。关于后者，近年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讨论（有关分析可以参阅张伯江[3]、裘燮君[4]），也曾经对先秦不同文体文献中语气词的使用情况进行过考察。不过我们认为，虽然不同语体（或文体）之间语气词的使用情况不一，但是这些并不会对语气词系统造成很大影响。比如某一语体（文体）中较少使用语气词，并不等于这一时期语气词就较少使用，只是表明语气词在不同语体文献中的分布和使用频率有差异而已。何况很多文献中，各种语体风格的语言交杂，很难准确将它们一一区分开来，即无法达到细微化和精确化。我们对语气词系统的考察是建立在多文献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我们讨论语体对语气词系统的影响时，不太关注不同语体文献中语气词的使用差异，考察的主要是文言至白话的变迁对语气词系统的影响。

客观来说，要将某一时期的语料完全、准确地区分为文言还是白话也存在一定困难，因为二者之间本来就存在一个模糊的分界，而且一些白话程度较高的文献中可能杂有文言，而文言色彩浓厚的文献中也往往杂有白话，现代汉语是如此，历史文献更是如此。由于主客观原因，我们对历史语料的文白界定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原历史。但是，汉语书面语的文白变迁，对语气词系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点毋庸否认。

我们在第三章将文献区分为中土文献和译经，并对其中的语气词使用情况分别进行了统计，发现两者存在较大差异。比如“矣”“也”“焉”“邪”等的使用中土文献远多于译经，而“耶”“不”等的使用译经远多于中土文献，“时”更是全部出现在译经中（具体请看第三章第六节）。特别有意思的是“耶”和“邪”作为同一个语气词的不同变体，在中土文献和译经的使用情况差异很大，中土文献和译经中“邪”的数量比为91∶9，而“耶”的数量比却为12∶672。虽然译经是一种非自然语言的变体，但是口语程度要明显高于中土文献，因而这些差异也大致可以看作是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差异。

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土文献和译经中分别存在一个不同的语气词系统呢？恐怕未必。统计数据显示，“矣”“也”“哉”“焉”“者”等这些来源于文言的语气词，在译经中的使用频率仍然较高，占据了核心或次核心地位，这也说明中土文献和译经并不分别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语气词系统[5]。区别最大的是“乎”与“耶”的地位互换了。因而“乎”“耶”地位的互换似乎可以看作是言文分离的一个标志，即先秦以来疑问语气词主要是“乎”，而到南北朝，特别是译经中，“耶”不但取代了“邪”，同时也取代了“乎”而成为主要疑问语气词。同时还有“不”在译经中占据了次核心疑问语气词地位，而“不”在中土文献中还很少使用，处于边缘位置。“不”在《世说新语》中有一些用例，而恰恰《世说新语》在中土文献中的口语程度较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言文脱节非常严重，语气词的使用在不同文献中也显示出较大差异，但是语气词系统却没有完全分化。这一方面是因为语气词都源于口语，一旦使用开来，就具有较大活力，因而即使经过了很长时间，言文脱节了，仍能较普遍地在文言和白话中使用；另一方面，如“矣”“也”等，处于语气词系统的核心地位，自先秦以来就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语气词与它们竞争，所以优势地位一直得以保持，到晚唐五代都是如此。“矣”的地位萎缩，“也”的功能就相应扩展，一直到北宋“了”的出现。

但是差异即蕴含着变化，因为语气词系统的质变就是在量变中逐步完成的。来源于文言中的语气词在白话文献中使用逐渐减少，而源于白话的语气词开始焕发出活力就是一个明证。唐代以来，语气词系统的变迁就逐渐明晰了。

（三）语气词系统与单个语气词相互影响与制约

各语气词的语气义不一，使用的频率、语境、社群等也个个不同，因而在大系统和各子系统中的地位也并不相等。有些语气词占据了核心位置、使用频率极高；有些占据了次核心位置，也有较高的使用频率；有些较少或极少使用，属于非核心语气词。

前面各章我们对战国末至汉初、南北朝、晚唐五代三个时期的语气词系统进行了考察，发现疑问语气词子系统变化是最大的。在上古时期“乎”占据了核心地位，“耶”处于次核心地位，其他如“与”等较少使用；而到了南北朝，“耶”的使用大增，地位提高，占据了核心地位，而“乎”却退为次核心地位，“与”进一步萎缩，同时“不”大量出现；到唐五代，“无（摩、麽）”取代“不”并迅猛发展，很快占据了核心语气词地位，相应地，“耶”“乎”等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萎缩，更多的是表感叹、反诘而非疑问了；表疑问的“与”更是少见。

而在上古至中古的陈述语气词子系统中，核心语气词位置一直被“也”“矣”占据，两者分工明确。六朝以来，“矣”的使用开始减少，至唐五代，“矣”萎缩的趋势逐渐明显。与之同时，一些本应该是“矣”出现的句法位置被“也”所占据，即随着“矣”的萎缩，“也”的功能呈现出扩展的趋势。从系统的角度看，中古时期“矣”虽然开始萎缩，但是因为这时没有出现其他新的表动态陈述的语气词与之竞争，因而“矣”的衰减速度较慢，绝对使用数量并不低，还占据了核心陈述语气词的位置。但是使用的衰减必然会留下一些真空地带，由于静态和动态本来就存在一个模糊的边缘和界线，这时的“也”就侵入了“矣”的使用领域，造成它语气义的扩展。在南北朝，“矣”和相当于“矣”的“也”数量比为2064∶34，可知“也”用于动态陈述句只是偶尔为之。而到了晚唐五代，这一数量比变化为778∶318，“也”用于动态陈述句的数量达到了“矣”的40%。而到了北宋，这一数量比变化为480∶1231（北宋的数据参罗骥[6]）。“也”用于动态陈述句的数量是“矣”的2.6倍。当然，在北宋时“了”已经出现。

关于表假设的语气词，魏晋以来主要是“者”，南北朝时，“时”开始萌芽，唐代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後”开始出现，“者”的使用呈现下降趋势。而“时”和“後”在宋代随着“呵”的出现，也迅速减少。

影响一个语气词使用数量的增减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系统的制约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而数量的变化往往又会造成其在系统中地位的相应变化。倒过来，这些核心语气词的此消彼长，也导致语气词系统在缓慢地变化。一个语气词在系统中的地位越高，对系统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一旦它的使用出现变化，往往会反映到系统中，从而对系统中与它相关联的其他成员产生相应的影响。因而可以说，系统的变化往往导源于系统中单个语气词的变化并反过来影响单个语气词的变化。但是一些非核心语气词，属于系统的边缘成员，它的语气功能多有其他语气词或语气成分承担，因而这些边缘成员的出现和消亡不会对系统构成太大影响，有些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