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疑问句都有一个疑问域，或者是一个点（如特指问句的疑问代词），或者是一个局部（如选择问句中包含析取关系的并列选项、正反问句的正反选项），或者是整个句子（如是非问句）。而在回答问话时，如吕叔湘所说：“一般不用全句，只要针对疑问点，用一个词或短语就够了。”[2]

对疑问域研究的**集中在语气词“吗”和“呢”的讨论上。吕叔湘最早提出“吗”的使用可以造成疑问点的移动：“特指问句后头，如果用‘吗’，就把疑问点移动了。”[3]而“呢”是否带有疑问语气也牵涉疑问域，因为“吗”与“呢”的分布是互补的，“吗”只出现于是非问句中，“呢”只出现于非是非问句如特指问、正反问、选择问等中。“呢”带有疑问语气在以前毫无疑义，但是近二十来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呢”并不表疑问，它出现于疑问句也只是表提醒、深究语气。张伯江从理论上对“呢”不带疑问语气以及各种疑问手段的功能做了阐释：

疑问标记服务于不同的疑问域，疑问代词服务于疑问点，析取连词服务于一个集合，而正反谓语和句末语气词服务于整个命题。

首先我们知道句末语气词都是附着在一个命题上的，那么，如果“呢”是疑问语气词，那么它所在句子的疑问域应该是整个命题。认识到这一点，整个问题就昭然若揭了：我们很容易看出，特指问句的疑问域只是一个点，选择问句的疑问域只是一个局部，这都和句末语气词以整个命题为疑问域的要求相抵触。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了疑问语气词“吗”不能出现在特指问句和选择问句后面，同样说明了能够出现在这两类问句后面的“呢”不是疑问语气词。

反复问句的疑问域在整个命题，按说应该可以用句末疑问语气词，但事实上却不能用“吗”而可以用“呢”，这是不是表明反复问句后面的“呢”是疑问语气词呢？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反复问句的构造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命题，而是混合着正反两个命题，疑问语气词好比一个操作符，它只能对一个常量进行运作，而反复问句已经是一个运作过程，自然和语气词的操作功能发生抵触。所以，反复问句后面也不能有疑问语气词，出现在反复问句后面的语气词也就不可能是表示疑问的。

汉语里四种主要的疑问表达手段“特指疑问词”“析取连词”“谓语反复形式”“句末疑问语气词”可以说是各司其职，互不相容的[4]。

根据张伯江的观点，疑问标记具有不兼容性，具有了疑问代词或其他疑问手段的，句末语气词肯定就不负载疑问功能，因而出现于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的语气词都不是疑问语气词；倒过来，像“吗”这样的疑问语气词肯定不能出现于非是非问句。张文的观点颇为独到，对现代汉语中“吗”“呢”等语气词的使用及功能具有很大的解释力。不过，这同时带出另外一个问题，“疑问标记具有不兼容性”这一现象是否一直贯穿整个汉语史；换言之，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中的疑问语气词与其他疑问标记是否也是不兼容的？如果从古至今疑问标记就一直具有不兼容性，那么这一规律自然可以延伸到古代汉语、并进而可以对古代汉语中某些语气词的功能进行解释；如果古今不一致，那么差异何在，或者“疑问标记具有不兼容性”这一规律本身就值得商榷？

带着这些问题，先来看看汉语史上几个公认的疑问语气词“耶（邪）”“与”“乎”等的使用情况。为了避免像现代汉语中一个特指问形式加上语气词“吗”之后实质上是一个是非句这一现象（如“你想吃什么吗”），我们严格从答语来界定疑问句的类型。同时，考虑到历时因素可能会对语气词的使用产生影响，我们先把时间限定在战国末至汉初。

“邪”：

（1）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吕氏春秋·仲春纪》）——是非问句

（2）大司马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钩芒。大司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淮南子·道应》）——选择问句

（3）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取之邪？”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荀子·哀公》）——特指问句

“与”：

（4）公曰：“请见客，子之事欤？”对曰：“非也。”（《吕氏春秋·不苟》）——是非问句

（5）齐姜者何？齐姜与缪姜则未知其为宣夫人与？成夫人与？（《公羊传·襄公二年》）——选择问句

（6）孔子问子桑雽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子桑雽曰：“子独不闻殷人之亡与？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庄子·山木》）——特指问句

“乎”：

（7）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韩非子·内储说上》）——是非问句

（8）光耀问于无有曰：“子果有乎？其果无有乎？”无有弗应也。（《淮南子·道应》）——选择问句

（9）昔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其孰先亡乎？”对曰：“中行、知氏。”（《淮南子·道应》）——特指问句

从例（1）～例（9）可以看到，“邪”“与”“乎”等都可以出现于当时的三种疑问句：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很显然，如果这一时期疑问标记的使用也遵循张伯江提出的疑问域限制规律，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邪”“与”“乎”等都不是疑问语气词。

说“邪”“与”“乎”等都不是疑问语气词，在理论上是存在可能的。比如现代汉语中的“啊”，就可以出现于特指问、是非问、选择问、正反问等各种问句中，但却不是一个疑问语气词。因为非疑问语气词的情态功能与疑问句的疑问域无关，因而不受疑问域规律的制约。上古汉语中的“也”也是如此，可以出现于各种问句，却同样不是疑问语气词。但是，要证明“邪”“与”“乎”等都不是疑问语气词恐怕非常困难，一方面这不符合我们的语感；另一方面它们的共时分布也显示出它们只能是疑问语气词。我们对战国末汉初睡虎地秦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包括甲本乙本《老子》《战国纵横家书》）、银雀山汉简；传世文献包括：《荀子》《韩非子》《六韬》《吕氏春秋》《公羊传》《谷梁传》《黄帝内经》（《灵枢经》部分）《新语》《新书》《春秋繁露》《淮南子》《大戴礼记》《史记》（《本纪》部分）共16部文献进行了考察，其中：“邪（耶）”169例，特指问句4例、是非问句97例、选择问句12例、反诘句与感叹句56例；“与”共116例，特指问句0例、是非问句82例、选择问句2例、反诘句与感叹句32例；“乎”共1089例，特指问句23例、是非问句567例、选择问句18例、反诘句与感叹句481例（见表6-1）。

表6-1 16部文献“邪”与“乎”使用情况统计

“耶（邪）”“与”“乎”等经常出现于反诘句、感叹句这很好解释，因为反诘句本就是一种有标记的疑问句（这一时期的反诘句又以是非问句的形式为主）。如果反诘的意味减弱，感叹的意味加强，就趋于感叹句了。因而感叹句与疑问句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认知联系。实际上，最近一些跨语言资料显示，一般的感叹句标记都源于疑问标记，如疑问代词和疑问语气词等。[5]

上表显示，“邪（耶）”“与”“乎”等一般只出现于问句形式或与问句存在转换关系的感叹句中，这与现代汉语的“啊”及上古的“也”就不一样了；“啊”可以出现于各种句式，“也”更主要的是使用于静态陈述句。比如我们考察的文献中，“也”出现于疑问句的只有800余例，而静态陈述句却达到了14000余例。虽然语气词的语气不等于句式的语气，但是一个语气词具备什么样的语气义，则以出现于相应的句式为常。“邪（耶）”“与”“乎”等的共时分布表明，它们确确实实都是疑问语气词。

既然“邪（耶）”“乎”“与”等都是疑问语气词，又可以出现于各类问句，那么只能说，这一时期，没有疑问域限制规律，疑问语气词与其他疑问手段如疑问代词、析取连词等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可以复用。这几个语气词都以出现于是非问句为主，主要在于特指问句、选择问句等已经有了疑问手段，因而句末疑问语气词就可有可无；而是非问句呢，由于在形式上缺乏标记（类似现代汉语的句末升调上古汉语中是否存在还不得而知，另外古代也没有标点符号），因而更需要疑问语气词加以标记。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还有一种推测，上古的疑问语气词，其标记功能是主要的，其表达疑问的功能是辅助的。换言之，它们更多的是对疑问句进行标记，而不是表达疑问。正因为疑问功能很弱，因而越到后来，随着使用范围的缩小，（包括语体色彩的限制等）就逐渐被淘汰。

既然上古汉语时期不存在疑问域限制规律，那么中古乃至近代如何呢？带着这一问题，我们又对“邪（耶）”“与”“乎”等在南北朝末期以及晚唐五代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这一时期疑问句末仍主要是这几个疑问语气词，另外还有一个处在演变中的“不”和“无”，关于“不”和“无”学界讨论较多，其句法及语义特点可参考相关文献；本书后面也略有分析。）南北朝末期我们选取的语料是《后汉书·帝纪》《宋书·本纪》《世说新语》《水经注》《齐民要术》《文心雕龙》《殷芸小说》《过去现在因果经》《贤愚经》《百喻经》《杂阿含经》《弘明集》《七佛经》《大坚固婆罗门缘起经》《佛说帝释所问经》，共15部文献。晚唐五代选取的语料是《旧唐书·本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祖堂集》《敦煌变文集》《全唐诗》（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全部诗）《五代词》《船子和尚拨棹歌》《唐国史补》《刘宾客嘉话录》《次柳氏旧闻》《大唐新语》《明皇杂录》《中朝故事》《唐摭言》，共14部文献。具体结果见表6-2和表6-3：

表6-2 南北朝末段“邪”“与”“乎”使用情况统计

表6-3 晚唐五代“邪”“与”“乎”使用情况统计

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个疑问语气词的分布有了一定的变化，更多出现于感叹句与反诘句了。如果出现于真性疑问句，则仍以是非问句为主。因而如果不考虑它们使用频率的变化，那么南北朝直到晚唐五代仍然不存在疑问域限制规律。

以“耶”为例：

（10）上曰：“旧识耶？”对云：“非旧识，始往投诚。”（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卷上）——是非问句

（11）是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特指问句

（12）子白师曰：“为心白耶，为头白耶？”师曰：“此白是发，非心头也。”（《祖堂集》卷一）——选择问句

不过，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既然上古至中古乃至近代，疑问域的限制规律都没有形成，疑问标记可以复用，那么现代汉语的疑问域限制规律又是怎么回事，或者说，“吗”与“呢”怎么会呈现出如此整齐的互补分布？既然疑问标记可以复用，作为现代汉语中最典型的疑问语气词“吗”，为什么不能出现于是非问句之外的其他问句与疑问代词、析取连词甚至在是非问句中与句末升调共现？这是疑问域的限制规律在起作用还是其他因素？

我们先从历时的角度看看为什么“吗”只能出现于是非问句、“呢”只能出现于非是非问句。

“吗”只出现于是非问句很好解释。“（S）VP无”起初是反复问句，随着“无”逐渐演变为疑问语气词，“（S）VP无”相应地分化为反复问句和是非问句：如果“无”是否定词，“（S）VP无”就为反复问句；如果是语气词，“（S）VP无”就为是非问句。语气词“无”后来逐渐音变为“摩”，最后演变为现代汉语的“吗”，因而“（S）VP麽”“（S）VP吗”等只能为是非问句；这就是“吗”只能出现于是非问句的原因。如：

（13）今日正闲天又暖，可能扶病暂来无？（白居易《答张籍，因以代书》）

（14）僧云：“还有不狂者也无？”师曰：“有。”（《祖堂集》卷九）

（15）师乃仰面视曰：“还会摩？”帝曰：“不会。”（《祖堂集》卷三）

（16）探春因说道：“这几天老爷没叫你吗？”宝玉笑道：“没有叫。”（《红楼梦》二十七回）

至于语气词“呢”的来源非常复杂，晚唐以来“呢”最常见的用法，首先是出现于承前问；其次是特指问，用于选择问和反复问是清代才出现的。学界一般认为“呢”的直接来源是“聻（你、尼）”，至于“聻”的前身，则很可能是上古的“尔”。但是“尔”最近李小军证明并没有疑问语气[6]；并且在渊源上也如杨永龙所说，“呢”与“聻”两者的关系还须要进一步确认：“‘聻’在清代以前主要用于承前问，承前问似乎不能轻易地看作特指问的省略形式。如此则表承前问的‘呢’与表特指问的‘尔’是否也有源流关系尚难以确定。”[7]其他的来源是“那”和“哩”。中古的“那”如朱庆之所说很多是“耶”的异文[8]，至于那些不是“耶”的异文的“那”，即使出现于疑问句也主要表惊怪语气而不是疑问语气[9]。宋元明时期的“那”可以出现于承前问、特指问、选择问句中，倒与现代汉语的“呢”接近了。“哩”源于方位词“里”，主要用于非疑问句，表提醒、确认而不是疑问语气。如此看来，“呢”的几个源头“聻（尔）”“那”“哩”等其实都不表疑问语气，也不是在疑问句中演变为语气词的：“尔”与“哩（里）”是在陈述句中演变为语气词的，而“那”的形成目前还不得而知。从历时演变来看，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呢”不带疑问语气，至于它为什么不能出现于是非问句，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无论“呢”的源头是哪个，都不能出现于是非问句，现代汉语“呢”的用法其实就是它前身的延续。最近的资料显示，一些方言中“呢”可以接在“吗”问句后面，构成“吗呢”问句，如粤语的阳江话[10]、湘语的邵阳话[11]、河南商城话[12]等。邵阳方言中“呢”可以接在真性问的“吗”问句后面，却不能接在带有较强倾向性的“啊［ā55］”是非问句后面，这都表明，“呢”不是一个疑问语气词，它在疑问句中只是表催促、追究。

因而我们认为，所谓的疑问域限制规律，与其说是一种疑问手段的句法限制，不如说是历时演变的结果，即“吗”与“呢”的句法分布是在历时演变中自然形成的。

现在谈谈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吗”使用于特指问句后面，就把疑问点移动了？如：

（17）你下午吃了什么？——特指问句

（18）你下午吃了什么吗？——是非问句

如果根据张伯江的观点，这一问题自然很容易解释，即疑问语气词是以整个句子为疑问域的，因而“你下午吃了什么吗”的“什么”不是疑问焦点[13]。可是如我们前面讨论到的，汉语史上并没有严格的疑问域限制规律。因而我们认为这一问题还得从历时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反复问句的“（S）VP不”中，否定词“不”在语义上隐含了一个“VP”，因而“（S）VP不”也可以说成“（S）VP不VP”。换言之，否定词“不”是对整个VP进行操作的（提出一个反项）。随着“不”演变为疑问语气词，“（S）VP不”格式分化为反复问句与是非问句。反复问句“（S）VP不”中的否定词“不”仍然是提出一个反项供听话人选择，而是非问句的“不”虽然已经语气词化了，但是仍然残留着前身（否定词）的一些句法语义功能，也仍然是对整个“VP”进行操作，即肯定或否定整个“VP”。[14]后来“无”取代“不”并逐渐音变为“麽”和“吗”，但是也一直保留了“不”的这一句法语义功能：对整个“VP”进行操作，而不是“VP”的某一部分。这样，问题就很简单了，在“你下午吃了什么吗”这样带有疑问词的句子中，“吗”仍然是对“下午吃了什么”整个结构而不是疑问词“什么”进行操作；也就是说，“你下午吃了什么吗”的疑问焦点仍然是“吃”而不是“什么”，答话时也自然是针对疑问焦点“吃”进行回答了。

其实不光是“吗”，现代汉语中非疑问语气词“吧”的使用有时也会造成疑问域的移动。如：

（19）你想吃什么？——特指问句

（20）你想吃什么吧？——是非问句。“吧”可以替换为“吗”，不过疑惑程度随之增加。

关于“吧”的性质和功能，学界是出奇的一致，都认为“吧”不是疑问语气词，如赵元任[15]、吕叔湘[16]、朱德熙[17]、邵敬敏[18]、张伯江[19]、屈承熹[20]等。“吧”为什么会造成疑问域的移动呢，这由它的情态功能“表测度，并提请听话人确认”[21]决定的。徐晶凝认为“吧”是对语句内容做出推量，并交由听话人确认，这一情态义决定了“吧”字句必须提供给听话人一个明确的可以对之做出判断的信息[22]。这一观点很有道理，比如“你想吃什么吧”就提供给听话人一个焦点信息“想吃”，并提请对方确认。答话时自然也就可以只针对焦点信息“想吃”进行回答了。

“吧”不是疑问语气词，从历时演变看得很清楚。“吧”的前身是“罢”，“罢”在金元时期就主要“表测度，并提请听话人确认”。如：

（21）你自家做一个方便放了罢。（元·郑光祖《铁拐李》第一折）

（22）有这等事，我把玉镜台摔碎了罢。（元·关汉卿《玉镜台》第二折）

“吧（罢）”起初只出现于陈述句与祈使句，后来可以扩展到疑问句，但是它的情态功能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与之类似的是上古的“尔”，也是在陈述句中演变为语气词的，后来扩展到带有疑问词的设问句（如《公羊传》的“何讥尔？”）并进而到一般的特指问句、选择问句等，但是它的情态功能“提示”也一直没有改变。

[1] 本节首次发表于《中国语文》2010年第6期。

[2] 吕叔湘：《疑问·否定·肯定》，《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

[3]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287页。

[4] 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5] 相关论述可以参阅石毓智：《疑问和感叹之认知关系》，《外语研究》2004年第6期。

[6] 李小军：《有关语气词“尔”研究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41）》，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 杨永龙：《语气词》，蒋绍愚、曹广顺主编：《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概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295页。

[8] 朱庆之：《关于疑问语气助词“那”来源的考察》，《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2期。

[9] 蒋宗许：《语气词“那”考索》，《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10] 彭小川、张秀琴：《粤语阳江话是非问句句末的“麽”、“呢”连用》，《中国语文》2008年第1期。

[11] 李小军：《邵阳方言的“吗呢”问句》，《中国语文》2009年第6期。

[12] 这是杨永龙先生告知笔者的，如“你吃了白（不）唉呢？”

[13] 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14] 李小军：《从句法语义及语气词系统特点看“无”取代“不”》，《北方论丛》2008年第4期。

[15]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356～361页。

[16]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52页。

[17]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11页。

[18] 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83～85页。

[19] 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20] 屈承熹：《汉语篇章语法》，潘文国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第106～108页。

[21] 朱德熙（1982:211）说道：“用‘吧’字表示说话的人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还不能确定，提问是为了让对方证实。”徐晶凝（2008：188）说道：“我们将‘吧’的语义表达为‘说话人对语句内容做出弱传信式推量，并交由听话人确认’。”

[22] 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第193～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