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从否定词演变为语气词，这一过程既是它词义泛化，同时也是“VP无”句式主观性逐渐增加的过程。这点从句式分化的结果可以看出：反复问句→反复问句、是非问句、测度问句、反诘问句，这四种句式的主观性差异较大，反复问句属于典型的有疑而问，疑问程度很高，问话时也不带倾向性；其他三者句式的疑问程度则都较反复问句要低，且带有不同程度的倾向性。关于“无”演变为语气词的机制和原理，杨永龙讨论得比较深入[9]，主要如下：

词义泛化。“无”秦汉时期多用于“有”前，在中古译经中，出现了较多“有N＋无”式，如前面例（1）的“有剧我者无”。入唐以来，“无”使用范围扩大，前面的动词从“有”扩展到“存、在”等存在义动词，并进而扩大到其他非静态动词。如“知尔素多山水兴，此回归去更来无？”（刘商《送刘寰北归》）中唐以后，“无”的语义进一步泛化，组合能力进一步提高，“无”的辖域扩展到“Aux＋V（O）”（Aux即auxiliary,与时、体、态有关的助动词、副词等）。如“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问刘十九》）至此，“无”的否定域从“有”的宾语，进而到存在义动词、其他动词，再到这个小句，随着时间的推移，否定的层级逐渐提高；句法上，“无”的组合能力逐渐增强，结构层次逐渐向句子层面提升，并最终演变为语气词。

主观化。从中性问到无疑而问。最早的“有＋N＋无”属于典型的反复问句，不带有言者的倾向性，疑问程度非常高。如“舍利弗复问女：‘有佛法无有佛法，有异无？’”（西晋·竺法护《佛说阿阇贳王女阿术达菩萨经》）后来，“VP无”式慢慢带有了一定的倾向性，尤其当VP前有能够反映言者主观态度的助动词时更明显。如“江城多暇日，能寄八行无？”（权德舆《送孔江州》）而后“VP无”开始可以表示测度问，言者对答案往往已有所知，因而疑问程度很低，言者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典型的句式为“莫……无”。如“拟提社酒携村妓，擅入朱门莫怪无？”（白居易《令公南庄花柳正盛欲偷一赏先寄》）当言者为了表达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时，往往采用反诘句，这属于无疑而问，这时的“无”已经彻底丧失了否定意味，而表达言者的主观性。如“向佛未出世时体会，尚自不得一个半个，是伊与摩，驴年得一个半个摩？”（《祖堂集》卷十四）“无”主观性的增强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同等级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

功能扩展。与词义泛化、主观性增强相伴随的就是“无”的功能扩展：不带有倾向性的真性问→带有一定倾向性的真性问→有较大倾向性的测度问→倾向性很强的反诘问。这是一个语法化斜坡（cline），后一种功能出现的同时，前一种功能并没有消失。《祖堂集》中“VP摩”的“摩”四种功能都具有。

有意思的是，最近梁银峰对杨文提出了一些质疑。他认为，尽管句末“无”本身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的语法化过程，但很大程度上，“VP无”是受“VP不/未/非”格式的类推产生的（唐代前后），而此时的“不”已经分化为语气词和否定词，因此“无”进入“VP－neg”式之后，也相应地分化为语气词和否定词。因为无法以“VP－不”式中的“V”（是不是一般行为动词）判定“不”的性质，这样也就无法以“VP-无”中的“V”的性质（是不是一般行为动词）作为判断“无”是否虚化的依据[10]。但是在“无”主观性的逐渐增强上，梁银峰与杨永龙的观点却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