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一文作者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于1991年第4期发表了林梅村先生的《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一文（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林文）。文章详细地探讨了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前往中国的路线，读后很受启发。但同时也发现，文中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写成此文，以求教于林先生及史学界同仁。

一、关于“蒙奇兜勒”

有关“蒙奇兜勒”遣使来华“内附”之事，最先见于袁宏的《后汉纪》。据《后汉纪·和帝纪》记载：永元十二年，“东（误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

后来范晔在《后汉书》中又对此作了同样的报道。据《后汉书·和殇帝纪》载：“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金绶。”

同书《西域传》，作者在评论东汉王朝经营西域所取得的成就时，又再次提到了蒙奇兜勒“内附”之事。“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涉，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接着又说：“（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内附。”

上述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西域蒙奇兜勒的使者曾到过中国。他们不属于纳质内属的国家，也不属于重译贡献的安息、条支诸国，而是属于四万里外、刚来归服的远国。那么蒙奇兜勒究竟是指哪一国家呢？对此，历来争论颇多。林文在对前人观点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蒙奇就是指马其顿；兜勒则是指地中海东岸城市推罗。原因是蒙奇和兜勒的发音与希腊文Macedonia和Tyres（Tures）的发音一致。实际上，这种解释很难成立。理由是希腊文中的Macedonia虽然可以发成蒙奇兜尼亚，而Tyres（Tures）则只能发作“跳勒斯”，绝对不能发成“兜勒斯”，因为希腊文中的元音“u”没有“乌”的音，而只有“尤”的音。所以，林文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开“蒙奇兜勒”之谜。

我认为，学者们长期无法解开“蒙奇兜勒”之谜的关键，是人们常常机械地将“蒙奇兜勒二国”理解为二个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考证，因此始终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后汉纪》和《后汉书》上所说的“蒙奇兜勒二国”，并非指“蒙奇、兜勒二国”，而是指蒙奇兜讷（今译马其顿）的两个地区或自治区。理由是：

1.在2世纪前叶的西方文献中，只有马其顿商人遣使到达Seres（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称呼）首都Sera（洛阳）的记载。这一记载一直通过罗马大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公元90—168年）的巨著《地理学》 保存至今。托勒密的《地理学》大约成书于公元150年。据托勒密报道：有一位名叫梅斯（Maes），又叫蒂蒂阿努斯（Titianus）的蒙奇兜讷人记录了从Lithinos Prygos[1]到Sara城的路程。不过他本人并未到过Seres，而是派遣手下的一些人去的。[2]托勒密在书中明确指出，他所引用的上述材料来源于马林努斯（Marinus）的《地理学导论》。马林努斯为推罗人。从托勒密说他是“我们时代从事这种事业（指地理记载——引者）的佼佼者”[3]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托勒密的同时代人。不过，他的《地理学导论》显然比托勒密的《地理学》成书要早。因为托勒密在其著作中曾不时引用马林努斯的材料。至于梅斯所报道的蒙奇兜讷商人来华事件，显然不会发生在马林努斯之前。因为据托勒密说：正是“由于这次商业旅行（指梅斯商团的中国之行——引者），人们（指西方人——引者）才了解了这条由石塔至Sera的道路。”[4]而首先发现和使用这一材料的就是马林努斯。在马林努斯以前的作家（包括旅游甚广，勤于搜集资料的斯特拉波、老普林尼等大地理学家）虽然知道在远东有一个Seres国，但都不知道有西方人到过Seres，更不知道有一条通往Seres国首都的陆路。所以，从时间上说，这次旅行必然发生在马林努斯写作《地理学导论》之时，也即1到2世纪之交。而这一时间又恰好与《后汉纪》、《后汉书》上记载的蒙奇兜勒遣使来华的时间一致。而且就内容而言，中西双方的记载又都非常吻合。它们都指出：到达洛阳的“使者”，他们来自安息、条支之西，是由陆路经西域到达赛里斯首都赛拉（洛阳）的首批西方人。所有这些都表明：《地理学》上记载的马其顿商人来华与《后汉纪》、《后汉书》上所记载的“西域蒙奇兜勒内附”是同一回事。

2.从音韵学的角度说，蒙奇兜勒实则是拉丁文“Macedones”的音译。“Macedones”在拉丁文中有“马其顿人或马其顿地区”之意，托勒密在叙述马其顿梅斯商团的中国之行时所使用的就是这个字。按拉丁文发音，Macedones可以译成“蒙奇兜讷斯”，因为古人在翻译时常常省去尾音“s”，如Sindus—般只译成“身毒”或“印度”，所以，它又可译成“蒙奇兜讷”，而这里的“讷（ne）”在古音上完全可与“蒙奇兜勒”的“勒（le）”相通。因为声母“l”和“n”虽然在发音方法上略有不同，但它们同属舌音，经常可以通转。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古代译著中到处可见。例如：《大藏经·悲华经》卷四就将Naraynavalika译成那罗延力。又如《西域土地人物略》将Astana城译成“我答剌”城；将Teneger译成“墩刺”。即使到现在，许多地区的方言还具有“l”和“n”不分的特征。

至于《后汉纪》等提到的“蒙奇兜勒二国”中的国，很显然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从属于中央政权，但又有很大独立性的自治市。《后汉书·西域传》在讲述安息时所提到的“于罗国”、“斯宾国”和“阿蛮国”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在罗马，这种地方政权管辖区很多，它们分布于帝国各地。马其顿境内的Stobi，Cernorus等就属这一类。因此，“蒙奇兜勒二国”实际上就是指“蒙奇兜勒境内的两个自治区”。

二、关于“石塔”之谜

据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330～？）和托勒密记载[5]，西方人在翻越Imaus山以前要经过一个名叫“石塔”的城镇（Vicus）。这一城镇是由西方通向中国的必经之地。

从严格意义上说，希腊文的“Lithinos Prygos”和拉丁文的“Turris Lapidis”不能译成石塔。因为希腊文的“Prygos”和拉丁文的“Turris”主要是指“有城墙围绕的任何牢固的建筑物”。[6]因此，人们一般都把“Lithinos Prygos”译成“石城”。它绝对不会像林文所说的来自“自然景观”，即《大唐西域记》里的大石崖，[7]或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中的大石壁，[8]而应该来自当地城镇的城墙和建筑物形状。

那么，“Lithinos Prygos”究竟位于什么地方呢？历来都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林文虽然在利用别人研究成果和东西方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Lithinos Prygos”应在“无雷之东三百余里和蒲犁之西二百余里处”，即“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与库斯拉甫之间。”[9]但只要仔细研究林文的论证过程，就会发现这一结论尚不可信。理由是林文所使用的证据的引文离古代西方作家的原意相差甚远。从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使用的证据主要是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和托勒密对“Lithinos Prygos”的描述，然而，他所釆用的引文却来自从法译本那里转译过来的中译本，所以与原文有一定的距离。为了正确理解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和托勒密的原意，现将他们对“Lithinos Prygos”的有关描述重新译出（从原文译出）：据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记载（原文为拉丁文）：“（与粟特人）相接的是塞人（Sacae），这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他们生活于一块野草丛生的土地上，这里只适宜于‘畜牧’，因此没有城市。在它的附近有Ascanimia和Comedus山，沿着这些山的山麓（Radices）行进，在经过人们称之为Lithinos Prygos的城镇（Vicus）后，有一条很长的道路。商人们经常通过这一通道前往赛里斯国。”[10]

托勒密是在纠正马林努斯所确定的“已知世界的长度时”提到Lithinos Prygos的。托勒密指出（原文为希腊文）：“由Antiochus　Margianum前往巴克特里亚的道路是向东的，而从巴克特里亚到穿越Comedus山区的方向是向北的。然后在穿越这些山脉并到达野草丛生的峡谷时，这个方向又偏向了南方。因为山的西北坡位于拜占庭的纬线上，而山的东南坡却位于赫勒斯滂的纬线上，所以，他（指马林努斯）说，虽然这条路差不多一直都是东向的，但毕竟还是偏向了南方，然而由这里通往Lithinos Prygos的那条长达50波斯里的道路，自然是偏向北方的，因为据马林努斯说，只要一攀上这一峡谷，就到Lithinos Prygos了。那些由这里开始的山脉向东与来自Palimbothra（即华氏城）一直北向的Imaus山脉相连。”[11]

从由原文翻译过来的上述两段文献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Comedus山是位于Imaus山脉和Lithinos Prygos以西的一条山脉。它不属于Imaus山系，因此也不可能是Imaus山即葱岭或帕米尔高原的最高点。（2）梅斯商团或西方人是经过Comedus山的山麓后到达Lithinos Prygos的，而并不像林文所说的那样是经过“帕米尔山区的最高点”而到达上述地点的。（3）Lithinos Prygos位于Comedus山与Imaus山脉之间，绝对不会在Imaus山脉即葱岭以东，因此，把Lithinos Prygos确定在葱岭以东的塔什库尔干地区显然是牵强的。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认为，要彻底解开Lithinos Prygos之谜，恐怕还为时尚早、还有待于做更多的工作，发掘更多的文献和实物材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Lithinos Prygos不会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而只能在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

三、关于林文中存在的其他问题

史学界常常将某一作品中的明显错误，特别是材料上的错误，称作“硬伤”。在林文中，这样的硬伤也有，现择其主要处，举例如下：

林文将第二部分的标题列为：马其顿巨商梅斯的《中国见闻录》。很显然，文章作者认为梅斯曾写过《中国见闻录》一书。其实，这完全是作者的主观臆断。从现有的材料看，梅斯不但没有写过《中国见闻录》一书，而且也不可能有这一著作。这是因为：他本人根本没有到过Seres。有关这一问题，马林努斯在其《地理学导论》中写得非常清楚。马林努斯说：“有位名叫梅斯又名蒂蒂阿努斯的马其顿人……记录过（由Lithinos Prygos至Sera的）距离。不过，他本人并没有亲自到过Seres国，而是派遣手下的一些人去的。”[12]梅斯既然没有到过Seres国，那么又怎么能写出其在Seres国（即中国）的所见所闻呢？

林文指出，马林努斯在书写《地理学导论》时曾“采访了专门同中亚和中国做生意的马其顿巨商梅斯”，而且断言：“马林努斯的中亚和中国地理知识均来自这位马其顿人的东方见闻。”[13]这显然是毫无史料根据的。其实，马林努斯对中亚地理知识的了解大部分来源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作品，[14]至于对Seres国地理知识的了解则确实来自梅斯商团。不过，他并非在采访而是在看过梅斯的有关记录后才获悉这些知识的。[15]

林文宣称，马林努斯“在《地理学导论》中介绍了马其顿与大夏间的交通”，“它从马其顿出发，经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幼发拉底河上游汜复城（Hierapolis）、进入安息两境阿蛮城（Ecbatana）、里海之门（Hyrcania）、安息国都和椟城（Hekatompyllos）、至安息东境阿里亚城、然后北上安息东北边境木鹿城（Margiana）、再西行至大夏首都蓝氏城（Alexanderia-Bactria）”。[16]林文指出，他的上述结论来源于托勒密的《地理学》第一章，第12节的第5～7段，我仔细查阅了原文，发现托勒密的《地理学》并无论及从马其顿至大夏的这条通道，更没有说梅斯商团是经过这一通道而进入中国的。《地理学》中确实提到了从Hierapolis到Bactria的路线，但这是为了计算经度的需要，为了计算有人居住的世界的长度的需要。因为这条线路基本上和罗德斯岛的纬度趋于一致，而且道路较平，西方人较熟悉，所以能比较正确地计算出这段路的距离。[17]至于木鹿城至大夏首都蓝氏城的方向则绝对不会像林文所说的那样是向西，而应该向东。因为蓝氏城位于木鹿城的东部。

林文将幼发拉底河河道城Hierapolis到Lithinos Prygos之间的距离译为26.28希腊里，而将Lithinos Prygos到赛里斯国首都洛阳城的距离译为36.20希腊里。[18]这与托勒密《地理学》中所说的距离相差太远。按托勒密的说法：由幼发拉低河河道城Hierapolis到Lithinos Prygos之间的距离为876波斯里，或26280希腊里。而由Lithinos Prygos到赛里斯国首都Sera城的距离为36200希腊里。[19]很显然，林先生不了解托勒密的原意。

林先生认为他已经揭开了托勒密著作中有关远东地名的奥秘，但实际上远非如此。原因很简单：

首先，林先生确定的地名大多采用对音的方法，其他的佐证材料很少，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其次，林先生在确定地名时，主观臆断的成分太明显。例如，他认为：“Sera一字源于粟特文Srr，丁阗文作Saraga，叙利亚文作Saragha，本义为‘大厅、宫殿’。粟特人起初用它称呼长安，东汉迁洛后，又改指洛阳。”“古代西方世界称中国为Seres（赛里斯），即本自粟特人对中国当时首都的称谓。”[20]按照这一说法，那么西方人应先知有Sera，而后才知有Seres国。但留传下来的西方材料却证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了Seres国，而那时根本不存在西汉的长安城。又如，林文认为托勒密在《地理学》第11章第16 节第5段中提到的Daxata相当于佉卢文的Takhala（呾叉始罗）；Orosana相当于大夏语Xorasan（呼罗珊）。所有这些都没有科学依据可言。其实，只要多了解一些西方的历史就会发现，西方人早就知道了呾叉始罗的具体位置，而且有专门的文字即Taxila表述之。至于大夏语Xorasan，西方人常常将其译成Choasmii或Khwarism，因为大夏语的“X”只能与希腊文“CH”或“KH”对音，绝对不能省略。因此，“Xorasana”不可能是托勒密著作中的Orosana。

此外，林文还将《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大秦王安敦”比作罗马帝国的安敦尼王朝；将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学》译成《地理志》等，无疑都是明显的错误。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对于西方文献中提到的远东地名，在我们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材料能够证明它以前，最好不要轻易地否认它。否则，我们将会犯很大的错误。

附录二

中西交通史的开拓之作

——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江苏泗阳人。近代著名史学家。禀承丰厚家学，深通国故；早年又赴美、德留学，精通数国语言，史学根底深厚。曾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星烺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研究领域广泛，成绩斐然，曾讲授过《中西交通史》、《秦以前史》、《隋唐史》、《宋辽金元史》、《中国古代史》和《南洋史地》、《历史地理》等课程，尤以中西交通史研究最深，是我国近代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中西交通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张星烺一生勤奋好学，成就卓著。先后在《辅仁学志》、《燕京学报》、《华裔学志》、《清华周刊》、《禹贡》、《中德学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还有专著《马可波罗》、《欧化东渐史》，译著拜内戴托（Benedetto）普及版《马可·波罗游记》、《历史的地理基础》等，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欧化东渐史》初版于1934年，后多次再版。2000年9月商务印书馆又在1948年版本的基础上略作修订、校正，予以重新排印出版，并将作者另两篇论文增补于附录。

张星烺的代表作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全书共6册，约120万字。张星烺写作此书有其明确的爱国目的和学术目的。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内忧外患不断，政治腐败，经济和军事明显落后，甚至连学术也常常不及西方。以中外史地研究为例，清代虽然不乏有张穆、何秋涛、李文田、丁谦等名家，但因为多偏重书籍，辗转抄录，旧时谬误，能加改正者，非常之少。纵有改正确者，亦仅偶然。而西方人重实验，功夫少，而所得结果精。如对蒙古早期都城和琳的考证，我国众多学者皆引古证今议论纷纷，考其究竟，终无结果。公元1890年，芬兰、俄国探险家专往蒙古鄂尔坤河沿岸实地考察，最后确定了和琳的具体位置。张星烺希望改变“中国地理，西洋人且来代吾清理”的被动情况，于是，“十余年来，不揣简陋，专心搜求中外史料，关于古代中西交通事迹。上起邃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贾游客，僧侣教士之记载，东鳞西爪，可以互证，无不爬罗剔抉，分门别类，汇次为书。颜其名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21]。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部集中西古代交通史史料收集与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巨著。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料摘录；二是注释考证。史料摘录主要以文献材料为主，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排列，以远而近，由少而多。全书整理并收录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众多资料，内容丰富，出处真实。注释考证则是作者自己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是作者自身智慧的结晶。编注者充分利用已经辑录的大量资料，对其中的地名和史事进行考释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有许多真知灼见。有些问题在书中已经得到了解决，有些问题虽未彻底解决，但也为后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大大地推进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深度。对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用处极大。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规模宏伟，取材广泛。其内容主要有：第一，上古时代中外交通。实际上，也就是讲汉以前的中外交通。第二，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内容包括：两汉时代、六朝时代、隋唐时代、宋代、元代、明代几个部分，附有支那名号考。第三，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其中包括：汉及六朝时代、唐时中国与非洲之通使、宋时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元时中国与非洲之交通、摩洛哥大游历家依宾拔都他、明时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四，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内容有：条支名称时代、大食名称时代、唐时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唐与大食在辞令、葱岭西之交涉、回教之传入中国、唐时海南岛有回教徒、唐人所记大食国矿石及动植物、往大食道途、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中国史书证实阿拉伯人各种记载、唐宋时代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一部分治外法权、唐宋时代蕃汉通婚、阿拉伯人之华化及入仕中国者、宋时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宋时阿拉伯人经商中国状况、宋人关于阿拉伯之记载、天房或天堂或天方名称时代、元时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元时阿拉伯人入仕中国、明时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五，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及犹太之交通。内容有元以前之交通、元代交通、犹太教之传入中国。第六，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内容包括：伊兰高原状况、安息名称时代、安息人传布佛教于中国、波斯人中国文学家、波斯人传布西方各种宗教于中国、景教、祆教、摩尼教、唐人所记波斯国矿石及动植物、波斯人所知中国矿石及植物文字、宋时中国与波斯之交通、中国史书所记蒙古人征服波斯、藩国交通、波斯军队驻中国、波斯人记中国事情、波斯历法之传入中国、明时中国与波斯各地之交通。第七，古代中国与西北土耳其斯坦之交通。主要包括西部土耳其斯坦之状况、汉武帝交西域、汉与康居之交涉、汉与月氏国之交使、月氏康居人传布佛教于中国、六朝时代西部土耳其斯坦与中国之交通、隋唐时代西部土耳其斯坦与中国之交通、隋唐时代西部土耳其斯坦状况、西突厥、昭武诸国、勃律、吐火罗、帕米尔、唐人所记中央亚细亚动植物、隋唐时代中央亚细亚人入仕中国、隋唐时代土耳其斯坦人传布佛教于中国、宋时西部土耳其斯坦状况、西突厥国灭后其民族之历史、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回纥王国、西辽之建国、金之遣使西域、中国史书记蒙古人之征服西部土耳其斯坦、藩国交通、元时中国西游诸家之记载、元时中央亚细亚人入仕中国、明时中国与西部土耳其斯坦政治上之往来。第八，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包括印度概况、中印交通之起始、两汉时代中印交通情形、六朝时代中印交通情形、唐时中印交通、唐时印度人入仕中国、印度佛教之输入中国、印度东来中国传灯高僧传、中国西往印度求法高僧传、唐人所记印度矿石及动植物、宋时中印交通、元时中印交通、明时中国与印度陆上交通、明时中国与印度海上交通。后中华书局朱杰勤校订本删掉或调整了部分内容，将其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二部分为《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三部分为《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四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第五部分为《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第六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第七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第八部分《古代中国与印度半岛之交通》。但大部分内容未作变动。

从写作形式上讲，张星烺还是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注书方式。辑录一段原文，然后再注释一段，短者寥寥数字，长者累万余言，使读者看后一目了然。因作者国学功底深厚，又通晓数国文字，所以能将“中国记载，证以外国事实，或外国记载，证以中国事实。”而且外国文者“皆为前世汉土士人所未见”。[22]使读者耳目一新。此外，他还以当时考古学的成就来印证古代的文献。如希腊罗马著作家所记中国古事，有云“丝为贸易大宗，远贩至罗马。”他就用“近代西人在山西掘地，得罗马古钱”一事印证古史，不事穿凿，着实令人叹服。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274种中文书籍，42种外文书籍。资料涉及领域广泛。既有地理学、又有历史学；既涉及社会科学，又涉及自然科学。若没有广博的知识，精深的学问，根本无法胜任这一工作。

本书于1930年出版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杨家骆把这部著作编入《中国学术名著第五辑》，于1962年5月由《世界书局》在台湾重新出版，此后，又多次再版。1977年7月—1979年5月中华书局再次出版了由董必武署检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96年此书被《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由此可见此书在学界的地位。所以冯承钧认为：“此书搜集关系中西交际材料之多，从前此类出版物莫能与之伦比。”[23]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名著《中国科技史》中，也多次引用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的材料。1985年他还亲自给作者家属写信，希望他的研究所能得到这部原著。[2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来治中西交通史的学者无不从张星烺的这部著作中吸取营养。《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不但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名著，是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而且是一部非常成功的集交叉性和比较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巨著，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附录三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罗马史》选译

译者按：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约公元330—390年）是罗马帝国后期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出身于安条克城一位希腊人的家庭，曾在帝国东方军中任职十余年，到过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很多省份。他勤于搜集史料，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写作态度严肃认真。他编撰的《业绩》（三十一卷），又称《罗马史》，目的是接续塔西佗的《历史》。《业绩》起自元首涅尔瓦执政之时，止于亚德利亚堡之后瓦努斯元首之死，即从公元96年写起一直写到公元378年，历时382年。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己所定的任务。在写作此书时，他广泛参考引用了以前诸拉丁作家的作品，同时还使用了大量亲自参与的目击材料。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是史料极其匮乏的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史的唯一可靠的见证人。因此，此书的问世对于人们研究罗马晚期史意义重大。遗憾的是：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著作的前十三卷已佚失，现仅存十四至三十一诸卷（从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第十七年公元353—378年止）。现存部分年限虽短但篇幅颇长，记述也较翔实。不过，受时代和自身立场的影响，书中也存有迷信、偏见以及选材不当等缺陷。下面选译的仅为十四卷的部分内容。

第十四卷 君士坦提乌斯[25]和伽卢斯[26]

第一章 伽卢斯恺撒的残暴

1.当那场残酷战争的余波[27]还没消失净尽，受尽危难折磨的战斗双方情绪仍很低落，当战斗的号角尚未完全停息，士兵也未开回自己冬营休整的时候，命运之神又在一阵狂怒中把新的风暴带给了这个国家：这就是伽卢斯（Gallus）恺撒[28]的种种恶名昭著的暴行。伽卢斯是在刚刚成人之年被意外提拔的，由原来的困顿处境一步登天成了恺撒。但是他行为越轨，无视上面给予他的权限，而且作恶成瘾，到处制造事端。他自恃出身于帝王家族，与君士坦提乌斯家又有联姻之缘[29]，因而气焰极其嚣张。如果他手握更大的权力，那么无疑会尝试走上一条与他的恩赐者为敌的道路。

2.就他的残忍行为而言，他的妻子是一位重要的教唆者。这女人依仗自己是奥古斯都的骨肉近亲而无比骄横，再加上她父亲君士坦丁大帝曾把她许配给另一个侄儿汉尼拔里阿努斯（Hanniballianus）王[30]，这就更助长了她的傲慢气焰。她像是一个托生为人的凶神恶煞（Megaera），经常唆使和她同样嗜血成瘾的伽卢斯去实施野蛮暴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残暴的统治者变本加厉，常常以害人取乐为荣。他们时常派遣密探和奸细去搜集情报。而这些密探和奸细又惯于添油加醋，夸大其词，甚至不惜虚报捏造。很多无辜的人为此惨遭诬陷，被指控有意篡夺王位或行巫术谋反。

3.他们对权力的滥用早已超出了懈怠失职之类无关紧要的小事。在他们的斑斑劣迹中，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就是他们造成一位名叫克雷马西乌斯（Clematius）的亚历山大里亚贵族悲惨暴卒。据说此人的岳母狂恋着这个女婿，但未能诱其就范。于是，她设法从后门潜进王宫，向王后赠送了一串贵重的项链，换取一纸死刑判决书，送给当时的东方侯爵奥诺拉图斯去负责执行。[31]就这样，克雷马西乌斯这位毫无过失的堂堂汉子，不容声辩，甚至未曾开口就被处决了。

4.在这件引起人们恐惧的丑恶罪行发生之后，残暴劣政就宛如脱缰之野马，根本无法遏制。有些人只因别人的捕风捉影而遭判罪。其中有被处死的，有被罚没财产并遭放逐而背井离乡的。这些人变得孑然一身，只留下眼泪和怨恨，不得不靠领取施舍的救济金为生。由于循法和公正的政治被暴虐苛政所替代，富足而有名望的人家正在不断消失。

5.过去某些暴虐的元首，为了进行罪恶活动，往往还需要贿买一位出面控告的人，伪装成依法审理的样子。而今，进行各种罪恶勾当，甚至连收买一位这样的控告人都不需要了。只要这个任性的恺撒想要干什么，就可以马上执行，好像是经过仔细权衡，已被确认为是正当合法的决定一样。

6.更为甚者，他们还想方设法派遣各类出身卑贱的人，到安条克城的各个角落去探听人们闲谈的内容，然后回来汇报。由于这些人地位低微，所以常人在他们面前很少有所顾忌。这些人有时也扮成旅行者模样混迹于杰出市民的集会之中，或装成贫困的食客混进富人的家宅里。事后再秘密潜入王宫，尽量汇报他们所听到的和探到的一切。而且他们已形成一种惯例，即添枝加叶地加上自己的捏造，把事情说得加倍严重，同时又压下所有赞扬恺撒的话，因为他们认为这显然是有些人生怕惹祸而勉强地说出来的违心话。

7.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事，即在自己住宅的私室里，周围连一个亲信仆从都没有，主人与妻子的悄声耳语第二天就会被奥古斯都知晓，好像真有什么类似古代传说的、能未卜先知的耳报神给汇报了似的。因此，人们甚至面对唯一能听到秘密的房墙，也感到害怕。

8.此后，他刺探他人私语和其他类似事物的行为，愈演愈烈。这主要是他妻子教唆的。这位王后把她丈夫的前程往灭亡之路上推。而原本她应以女性的温柔，用有益的规劝帮助他走上真理和仁爱的正道，像粗暴的将军马克西米努斯的妻子以前所做的那样——我们在讲述诸高尔狄业绩时已经说过。

9.最后，伽卢斯还追求一种史无前例的自我毁灭手段，犯下了据说是伽里埃努斯（Gallienus）曾一度在罗马犯过的极不光彩的恶劣罪行。他时常带领少数随从，身上暗藏凶器，夜晚在旅店和街道角落等场所游**，用他那擅长的希腊语盘问过往行人对恺撒的看法。他胆大妄为，公然在灯光照明如同白昼一般的这个大城市里[32]进行这些活动。后来，由于常被人认出来，且听别人反映说如果他继续这样做下去，会引来太多的关注，于是，他改为白天出行，出席他认为重要的一些活动。他的行为引起许多人的忧虑。

10.当时塔拉西乌斯是宫廷近卫军长官[33]。他本人也很专横霸道。他看出伽卢斯脾气日益暴虐，对许多人构成威胁。但他并不像有些高官那样，尝试以忠言相劝的办法去平息王子的怒气，而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反对他或斥责他，使他更加愤怒。他还频频向奥古斯都汇报伽卢斯的所作所为，并有意夸大其辞，公开评讲（不管抱何种意图）。由于这些，这位恺撒不久就被激得越发狂怒，更加固执，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也不惜别人的生命，好像一条奔湍的要冲垮一切阻碍物的急流，继续毫无克制、任性地为所欲为。

第二章 伊扫利人的入侵

1.的确，上面所说的还不是受磨难的东方所遭遇的唯一灾难。伊扫利人[34]这时也放弃了他们那种偶然干一下秘密抢劫的做法，而公然发动了严重的战争。这种人本来的做法是时而保持和平安静，时而突然袭击，骚扰一阵。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对他们进行过打击，所以他们才变本加厉，大起胆来，不断**，酝酿好战的气氛。而这一次入侵显得特别激烈，这是因为在比西狄亚（Pisidia）的伊可尼乌母城（Iconium）举行的斗兽表演时，他们的一些被俘的同伴被（罗马人）扔出来与野兽搏斗。这是前所未有的暴行。

2.正如西塞罗所言，野兽在饥饿的驱使下，一般会回到曾得到过食物的地方去觅食。这些伊扫利人像一阵旋风一样，从他们巉岩陡峭的山地冲下来，直到近海地区。他们专挑一些人迹未到的能潜伏的地方躲藏起来，等待新月夜晚的降临——这种夜晚有微光但比较黑暗，不像满月时那样明亮——再成队出动到海边窥视停泊的船只。看到水手们睡熟时，他们便顺锚爬行，踮着脚，轻轻地走近船舱，不等水手发觉便突然下手。由于凶残成性，加上贪婪的驱使，他们不会轻饶任何人，甚至连投降者也不放过。他们屠杀所有的人，并在没有任何阻拦的情况下，掳掠一切值钱或有用的货物。

3.然而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当有人遭到屠杀和抢劫的消息传开之后，船只就不再到这些港口去停泊了，而是绕过这些海港，像远避神话中杀人不眨眼的海妖西伦[35]所盘踞的山崖一样，停泊到位于伊扫利亚山崖对面的塞浦路斯海岸去了。

4.后来由于从海上长期得不到东西，他们便离开海岸，转到与伊扫利亚接界的利考尼亚（Lycaonia）去了。他们在这一带设置路障，拦路抢劫，靠掳掠行省居民和出门旅客的财物为生。

5.这些令人愤怒的恶劣行径惊动了附近的许多城镇和堡垒中驻扎的军队。每支部队都竭尽全力清剿这股盗匪，但因匪徒分布地区广阔，而且帮派林立，行事独往独来，部队反而常被人多势众的匪徒击败打散。那些伊扫利亚人自幼生长在山区，在崎岖的山路和陡峭的山崖行走如飞，如履平地。他们会用投石器从远处射击敌人，并用野蛮的狂吼声威慑敌人。

6.我们的部队在追击他们时，时常需爬越险峻的山坡，有时人还会失足。即使通过攀援矮树或灌木丛能抵达山顶，那狭隘无路的山口也无法使我们的部队有序作战，甚至连站稳脚跟都很困难。而敌人却忽此忽彼，不断从上面掷下或滚下大批石头。部队只好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沿陡坡撤下来。如果迫于紧急情势，他们也会勇敢地打上一仗，也难免会被滚落下来的重石砸伤。

7.因此，部队后来就变得特别谨慎。匪徒进入高山，部队因地形不利便放弃追剿。不过如果在平原上遇到伊扫利亚人，这也是常有的事，部队就绝不允许其有拿起武器（每人有两或三种武器）施展身手的机会，应该就像屠宰羔羊一样将其全部消灭。

8.后来，这些匪徒觉得以平原为主的利考尼亚不够安全，而且从屡次的交战中认识到同我们的部队打有准备的阵地战，对他们没有好处。于是，他们便抄小路撤向旁非利亚（Pamphylia）。旁非利亚长期没有受过骚扰。但由于惧怕遭到抢劫和屠杀，到处设有强大的兵营以防不测，部队也被分散安置于乡村各地。

9.匪徒们仗恃自己身体强壮、精神旺盛，急速前行，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在关于他们行动的探报到达之前赶到旁非利亚。但是他们需沿着盘旋的山路跨越重重高山，行军速度只能缓慢下来。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他们来到了美拉斯河（Melas）高耸的河岸。这是一条水深浪涌的河流，像城墙一样围绕着居住地，对居住地起着保护作用。因为夜深，他们不敢过河，只得停下来，等待天明。他们盘算着要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渡过河去，出其不意地突袭，并夷平整个地区。但是他们的这番设想枉费心机，没能成功。

10.日出之后，他们发现河虽不宽，但水很深，不能涉渡。当他们四处搜寻渔船准备编造简便的木排时，驻扎在西得（Side）冬营的军团便闻讯出击，向他们扑来。军团在河岸树立了军徽，巧妙地利用盾牌排成密集的阵势，准备与敌人开展徒手战，并轻而易举地杀死了那些敢于游泳偷渡，或乘坐挖空的树干渡河的人。

11.他们竭尽一切力量与我方士兵较量，始终一无所得。渡河无望的人又慑于我方军团的威力，惊慌中不加选择地退到拉仑达（Laranda）城镇的郊区。

12.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食物和休息，恢复了精神，稳定了情绪。他们试图攻掠附近一些富裕的村庄。但由于这些村庄位于平原地区，恰好得到了行经此地的一些骑兵队伍的援助。敌人没有抵抗地撤退了。不过，在撤退时，他们带走了所有留在家里的优秀青年。

13.由于严重缺粮，他们便攻打一个名叫帕来亚（Palaea）的临海城镇。这个城镇有坚固的城墙保护。这里储备有食粮以供保卫全伊扫利亚边界的部队所需，就是今天也是如此。他们把这些城堡包围了三天三夜。但由于坡陡，不冒风险就极难接近，即使是挖掘坑道也无法通过。在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他们终于沮丧地从这里撤退。面对巨大的困难，他们准备进行一项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冒险行动。

14.绝望和饥饿对他们业已极度高涨的怒气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新增添了人数的鼓励下，他们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气势迅速奔向省会塞琉西亚城。这个都城有卡斯特利西乌斯（Castricius）侯爵所统率的三个经受过严峻考验的精锐军团防守保卫。

15.驻军司令员得到探报知道这些人正在向本城推进，便按常规下达口令，迅速集合全军，以急行军前进。他们快速通过克来卡努斯（Calycadnus）河上的大桥。这条大河流经城下，冲刷着城墙上的望楼。过桥之后，驻军司令迅即整好队伍严阵以待，但不许可任何人出击或挑战对手，因为怕这伙穷途没落的亡命之徒，依仗人多势众，会不顾一切地拼命抵抗。

16.当匪徒们从远处望见罗马军团，并听到军号声时，他们停下来伫立片刻，然后拔出令人生畏的锋利长剑，缓步向前迈进。

17.保持镇静的军团军已作好战斗准备。他们排好队列，用长矛敲击盾牌以激励战士的斗志。同时，也用这种举动吓唬离得最近的敌人。但当士兵热切地冲向敌人时，他们的指挥官却命令他们回来，认为不宜冒险去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战斗。因为强固的城堡就在不远的地方，有城堡保护，全体士兵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18.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战士们被引进城堡的城墙里面。四面城门入口处都加上了路障和防御工事。兵士分别进入自己的战斗岗位和制高点，大家纷纷收集石块，整好武器准备战斗。这时如有人敢强行靠近城墙，他就会被雨点般的飞矛和石块击碎。

19.不过被包围在城堡里的士兵也很烦恼，因为伊扫利亚人截获了一些在河上运粮的船只，有了充足的给养。而城堡里的人却业已耗尽了粮草，正担心面临粮荒的致命威胁。

20.城堡被围、处境危急的消息四处传播，接二连三的告急文书送至伽卢斯恺撒之手，而这又促使他采取行动。由于当时的东方总兵[36]距离出发地点太远，恺撒便下令东方侯爵奈布里狄乌斯去援助。他迅速从四面集合了军队，尽最大力量赶去援救这一处境危急且战略地位重要的巨大城市。那些强盗在得知这些情况后，没取得什么战果便像他们往常所做的那样逃回到他们荒凉的高山上去了。

第三章 波斯人阴谋的失败

1.当事情在伊扫利亚发展到这种地步时，波斯王卷入了同他邻邦的战争，正在把一些很野蛮原始的部落赶出他们的边界。这些部落时常骚扰波斯地界。当波斯王与我国（指罗马）交战时，他们又帮助波斯王。这时一位名叫诺欧达瑞斯（Nohodares）的波斯大将受命伺机进犯美索不达米亚省。他对我们这个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想在找到的突破点，搞突然袭击。

2.美索不达米亚省的各个地区由于处于敌人经常袭击的范围之内，所以都设有边防军和地方驻军保卫。诺欧达瑞斯把兵力集中到左边，包围奥斯德仑尼（Osdroene）省的边区，试图采用一种新的从未用过的用兵方案。如果成功，他就会如晴天霹雳毁掉整个地区。他的计划如下。

3.巴特奈是早先一些马其顿人在安特穆西亚建立的一个城镇。它距离幼发拉底河不远，常住着很多富商。每年九月初，这里便举行规模很大的贸易集会。成群结队的各类客商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赶集，买卖远从印度和赛里斯运来的陶瓷器皿，也买卖大批经陆路和海道照惯例运往这里的其他货物。

4.上面提到的波斯将军准备在贸易集会这一天，越过大片荒野和阿伯拉河岸的草原侵袭这个地方。但他被自己的一些士兵出卖了。因为这些士兵犯了错误，害怕受罚而叛逃投降了罗马人。因此，他毫无成就地退了回去。此后一直处于消沉与无所作为的状态。

第四章 萨拉森人的入侵 他们的风俗

1.我们从来不喜欢萨拉森人，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敌人，我们都不喜欢。他们时常漫游在我国的原野，能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所能发现的土地破坏无遗，像贪婪的鸢鸟，从高空一瞥见所要的攫获物就会猛扑下去，一下子将其抓起并远走高飞一样。

2.虽然我记得曾在我写的关于马尔库斯元首的历史中谈到过他们的风俗，后来也有几次说过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现在我想再简单地谈谈他们的一些特点。

3.这些部落最初居住在从亚述到尼罗河瀑布的大片土地，直至布来梅（指努比亚——译者）边境。他们每个人都是同一等级的战士，半**，穿着染色的长及臀部的披风。战时或平时骑着快马或细高的骆驼在广袤的荒原上驰骋。他们从来没有握过一个犁柄或栽过一棵树，没人靠耕地为生。他们游**于广阔的大地之上，既没有家，也没有固定的居所，更没有法律。他们不愿长期生活在同一片天地，也不以一个地区的阳光为满足。

4.他们的生活永远是不停的迁徙，而且他们的妻子也是按暂时的契约雇来的。但是为了使之多少像个婚姻，未来的妻子要以嫁妆的形式赠送丈夫一支矛和一顶帐篷。在设定的期限结束后，如果她愿意的话，她有权离开丈夫。但是两性间感情的专一、热烈程度却又使人难以置信。

5.他们一生居无定所，不时游**。一个妇女往往在一地结婚，别区生产，再到极远的另一个地方养育子女成人，永无歇息的空闲。

6.他们都以猎获的野味和充足的乳类为主食，也吃些植物和捕获的禽类。不过，我也见过从来不知谷类和酒为何物的人。

7.关于这些可怕的危险部族，我先说到这里。现在书归正传，回到原来的题目。

第五章 对麦尼西乌斯[37]追随者的酷刑和虐待

1.当东方有这些变化时，西方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正在阿来拉太过冬（在仑河口不远——译者）。他在那里举办规模很大的戏剧和竞技演出，用以娱乐市民。

十月十日，他在位已满三十周年。[38]他变得更加傲慢，对每件虚假的和存疑的控告都信为铁定的罪证。这一天，除其他暴行外，他对麦西尼乌斯一个同党吉仑西乌斯侯爵施以了酷刑，并将其判为流刑。

2.正如同病痛的身体对极轻微的干扰都会产生特别的敏感一样，这位心胸狭隘精神脆弱的奥古斯都把一切风吹草动都看成是针对他安全的阴谋，并通过杀戮无辜这种方法来取得自己的胜利，使其胜利充满了悲哀。[39]

3.任何一位武官或荣誉官员，或奥古斯都社交圈中位高爵显的人物，只要遭到控告，或仅有人传闻说他赞成奥古斯都的反对党，那他必将锒铛入狱，遭受像牲畜一样的待遇。无论是有个仇人对案子施加压力，或者根本无人暗算，只要一被提名或有人告密或公开控告，似乎就足够了，就足以把他判处死刑，没收财产或流放到荒岛上去。

4.任何时候，只要沾上冒犯帝国绝对尊严这一问题，他的严峻残暴性格、易怒情绪和毫无根据的多疑就会在那些助纣为虐的廷臣们的谗言的影响下而益发增长。这些廷臣往往夸大所发生的事情，而且伪装成对奥古斯都的安全无限忧虑的样子，伪称全世界安危如千钧系于一发一样全系于奥古斯都一身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