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希腊古典社会的盛衰

公元前5—前4世纪前叶是希腊的古典时代，在这一时代希腊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希腊社会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希腊的大量成就也都产生于这一时间段。

公元前8—前6世纪以后，希腊各地基本上完成了由部落向国家的过渡。据不完全统计，在希腊大约有国家300个，这些小国寡民的国家分布于希腊半岛、爱琴海以及小亚细亚等地区。然而，刚刚进入文明状态的希腊小国很快又遭遇了波斯人的强大进攻。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动用海、陆两方面大军向希腊挺进，正式挑起了与希腊人的战争。大流士给出征将军下达的最初命令，就是“征服和奴役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并把这些奴隶带到他的面前来”。[1]年轻的希腊面临着自从进入国家以来第一个严峻的考验。

面对波斯强敌的入侵，面对失去自身独立和自由的威胁，希腊人众志成城，奋起抗战。无论是马拉松还是温泉关或是萨拉米斯，英勇的希腊人都创造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波斯大军终于在团结的希腊人面前失败了。公元前449年，波斯被迫签订和约，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承认小亚西海岸希腊城市的独立。[2]希波战争正式结束。

希波战争遏止了波斯帝国的向西扩张，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实力，加速了波斯帝国衰落的历程。更重要的是，希波战争保卫了希腊人的独立，延续了希腊文明的发展。正如柏拉图所说：“如果没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共同起来抵挡住迫在眉睫的奴役，我们也许可以断定：希腊各城邦早已混杂在一起了，希腊人与野蛮人混杂，其处境与眼下生活在波斯专制统治下的那些民族一样，被分解或者可怜地杂聚在一起。”[3]正因为希腊人的胜利，才使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很快地进入了古典社会的繁荣期。由于雅典和斯巴达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战后的希腊史基本上是以它们两个国家尤其是以雅典为中心而展开的。

对于雅典人来说，希波战争是一场灾难，其城邦一度陷落，其庙宇被付之一炬。[4]但同时也是发展的机遇。这场战争大大地加速了雅典海军的发展步伐，改变了以前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单一作战模式，特别是到希波战争后期，雅典海军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政治地位也日渐显现。更重要的是，随着希波战争的结束以及雅典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第三等级公民的人数由战争初期的约1万人增加到了公元前430年的2万人。这些都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日益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约到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61—前429年）雅典的民主制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伯里克利是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很有气魄的民众领袖和民主主义者。“在伯里克利身上，有一种爱好深奥、高尚、优美事物的真挚而生动的热情，这种热情以极奇怪的方式和他的政治才干交织在一起。他掌权三十多年。他是个非常生气勃勃和思想开朗的人。他把他的这些品质的烙印打在他的时代上面。”[5]伯里克利大力推行民主政治，从而使雅典的民主政体一度具有“伯里克利的面貌”。普鲁塔克说：“他像一位有本领的医生似的，对久病缠绵的病人，有时候就给他一些舒舒服服的无害的治疗，有时候则下一些治病的猛药。在这样广大的一个国度，产生各种各样的**，是意料中事，唯有他天生能对每一情况加以控制，他尤其善于像掌舵似的，利用人民的希望和恐惧心理，掌握住他们的气焰，加以约束，当他们灰心丧气时，他就放松一些，给以安慰。他以他的演说证明，演说术的确像柏拉图所说的，是‘灵魂的接引者’，它的功能就在于研究人的性情和情绪，这等于是灵魂上的音和弦，要很好地拨弄弹奏。他的成功还不仅在于演说才能，据修昔底德说，更在于他从不接受礼品和贿赂，人民认为他生活上名声好，可以信任。他使原来就伟大的城邦变得最伟大、最富足，比许多国王和僭主的力量都要强大得多；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他来教养。但是，他除了父亲留给他的财产以外，没有多弄过一个德拉克玛。”[6]与此同时，伯里克利又把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了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所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具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多重职能，每年召开40次。遇到紧急状态时，可以随时召开。国家的所有重要事务都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此外，伯里克利还建立了多个陪审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为了鼓励贫苦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伯里克利实行公职薪给制，从而使贫穷的雅典公民也有机会担任国家的高级官职，管理国家的具体事务。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世界古代史上重要的政体形式，它在发挥全体公民的主动性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伯里克利也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另外，我们安排了种种娱乐活动，以使人们从劳作中得到精神的恢复，在整个一年之中，我们都举行各种常规的竞技会和祭祖活动；在我们的家庭中，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消除心中郁闷。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把全世界的产品都带到我们的港口，因此，对雅典人而言，享受其他地方的产品，就如同享受本地的奢侈品一样。”[7]

民主政治为雅典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正是在生活安逸、思想相对自由的氛围下，雅典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和中心，出现了众多名垂史册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留下了许多流芳百世的杰作，为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对外事务方面，希波战争以后，雅典继续推行向爱琴海发展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强其对提洛同盟的控制。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成立于公元前478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反抗波斯的侵略，“劫掠波斯王国的领土，以报复他们过去所受的损失”。[8]因加盟各邦集会的地点和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上，故名。最初入盟的城邦有30余个，后来越来越多，最多时超过250个。包括爱琴海的大部分岛屿以及爱琴海沿岸、黑海沿岸和连接爱琴海和黑海海峡地区的大部分希腊城邦。入盟各邦或出战舰或出钱，开始每年缴款的数额为460他连特，后扩大到600他连特。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的金库以及5000他连特存款被移至雅典。提洛同盟的金库实际上变成了雅典国库的一部分。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雅典人拒绝入盟邦要求解散同盟的请求。至此，雅典人已经彻底地控制了同盟者。此后，雅典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到公元前431年，雅典年财政收入已达1000他连特。其中50%以上来自同盟的贡赋。假如没有这一笔贡金，伯里克利时代是不可能出现雅典城邦内部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情况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伯里克利曾多次在演说中说，同盟国“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9]

雅典在希波战争以后的快速发展，迅速改变了雅典在希腊世界中的地位，这是当时的陆军强国斯巴达所不愿看到的。正是由于“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了拉西底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无法避免。”[10]

从表面上看，伯罗奔尼撒战争似乎只是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局部战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规模巨大的争霸战。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结束，前后持续了27年，希腊世界的所有城邦几乎都卷入了这场战争。“甚至非希腊人的国家色雷斯、波斯等也都被吸引到战争中”去了。正如修昔底德所说：“这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这次战争也“是所有的战争中最伟大的一次战争。”[11]这场战争给希腊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希腊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修昔底德在谈到这场战争时曾痛苦地说：“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在整个过程中，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破坏，有些为异族军队所为，有些为希腊国家自己所致；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遭惨杀。……地震发生的范围和强度空前；日食频繁超过历史记录；希腊各地旱灾严重，继之以饥馑；瘟疫也随之发生，其危害生命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单独的因素。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的灾难都一齐降临到了希腊。”[12]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无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都损失惨重。希腊各城邦原有的有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矛盾，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有所缓解，相反却变得更加尖锐。希腊全盛时期的繁荣已不复存在。自此以后，希腊进入了战乱频繁的阶段。

伯罗奔尼撒战争改变了全希腊的政治格局。战后，斯巴达成了全希腊海上和陆上霸权的主人。以前臣服于雅典的提洛同盟各邦，现在都落到了斯巴达的统治之下。斯巴达不仅对这些属邦横征暴敛，让其每年进贡1000他连特，而且还干预他邦内政，强迫推行寡头政治，其粗暴程度比雅典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元前399年，斯巴达与波斯发生战争，斯巴达以霸主的身份向希腊各邦强征军队，发号施令，引起希腊其他同盟者的不满。波斯乘机利用斯巴达和希腊各邦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鼓动并资助各城邦反抗斯巴达。公元前395年，由底比斯发起，雅典、科林斯、麦加拉、阿尔戈斯等组成了反斯巴达联盟。反斯巴达联盟在雅典人科农的指挥下，大败斯巴达海军于克乃达斯海角，斯巴达从此失去了海上的霸主地位。由于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都在科林斯地峡附近，所以历史上把它称作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7年）。战后，小亚诸希腊城邦及塞浦路斯等岛都落入波斯手中。公元前379年冬，流亡于雅典的民主派首领佩罗庇达重返底比斯，公开举起反抗斯巴达的大旗。公元前378年，雅典利用底比斯向斯巴达发难的机会，迅速组建雅典第二海上同盟，其中有70个城市及岛屿加入了同盟组织。入盟者都在盟约上签了字。盟约规定：“凡非在波斯大帝统治下的任何希腊民族、或居留在大陆的外族、或居留在岛屿的居民，如果愿意成为雅典及其盟邦的盟友，皆可以加入同盟，而保有其自由和自治权，采用其所欲的国家制度，无须接受（雅典的）驻防军或行政官吏的领导，亦无须缴纳贡礼。……如有外敌发动战争，从陆路或海路入侵同盟，则雅典人及其盟友皆有尽可能出其全力以帮助受侵略者的义务。”[13]从雅典第二海上同盟这一盟约中，我们能够知道这完全是一个军事同盟。斯巴达对此极为不满，并快速从海上和陆上调兵对其进行镇压，结果大败。大约与此同时，底比斯在中希腊的实力迅速增强，以其为首领的彼奥提亚同盟迅速崛起，斯巴达与底比斯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公元前371年，双方激战留克特拉（Leuctra），底比斯在伊巴密浓达斯（Epaminondas）率领下，利用顽强的公民兵和新式方阵，以重点突破的方式大败斯巴达军。西塞罗对于这次战斗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由于克里奥布老图斯害怕妒忌，冒失地与伊巴密浓达斯作战，损失惨重，使斯巴达人的力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14]波利比乌斯也认为留克特拉是强大走向衰落的分水岭。他这样说道：“从来库古立法开始，拉西第梦人享有了极为良好的国家制度，而且在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之前，也是非常强大的。可是，从这个时候起，命运离开了他们，他们的国家也愈来愈趋向衰落。”[15]次年，伊巴密浓达斯率70000大军进入伯罗奔尼撒，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惨遭重创，同盟随即解体，斯巴达国家迅速衰落。底比斯的勃兴使雅典深感焦虑。为了阻止底比斯的崛起，雅典又转而与斯巴达结盟。公元前362年，伊巴密浓达斯率底比斯军与雅典、斯巴达联军在伯罗奔尼撒阿卡地亚的门丁尼亚（Mantinea）决战，底比斯虽然获胜，但主将伊巴密浓达斯阵亡，底比斯的霸权亦随之烟消云散。斯巴达和底比斯的衰落为雅典的再次崛起创造了条件，不过好景不长。公元前357—前355年，雅典同盟由于不满雅典人对同盟各邦的压迫和勒索，内部爆发了同盟战争。战争的结果便是雅典第二海上同盟的解体。此后，希腊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斯巴达和雅典那样的“霸主”。曾在希腊文明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希腊各城邦开始普遍地衰落下去。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希腊各城邦自身的发展动力几乎丧失殆尽。希腊的城邦时代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希腊的城邦制度显然是希腊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希腊人几个世纪的实践表明，城邦制度有其卓尔不群的优势。它强调集体，强调个人服从团体，公民服从国家，鼓励公民们终身致力于公众事务。它坚持公民利益的相对平均、公民权力的相对平等。可以说，城邦制在保护公民利益方面是自私的，在控制公民人数方面是严格的，然而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却有一定的主动性和开放性。这种体制有利于激发广大公民的创造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当然，城邦也有其自身无法回避的缺陷。城邦的规模限制了公民的视野，城邦的观念妨碍了国家的发展，城邦的形式更束缚了希腊人调整和应对世界变化的能力。它无法处理好公民内部与公民外部之间的矛盾，也无法阻止公民内部的贫富分化，更无法阻挡外部帝国的强大进攻。希腊人的城邦终于在马其顿人的攻击下衰亡了。

希腊城邦没有做得更强大，没有做得更长久，原因何在？早在罗马时期的希腊人阿里斯蒂德就有过论述。他认为：斯巴达与雅典是希腊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海洋周围追逐霸权，耗尽精力。”[16]“他们仿佛像抽签似的轮流坐庄，每座城市在成为希腊世界盟主后都没能持续超过一代人，所以那里没有明确的霸权。他们在为霸权进行的纷争中，取得了所谓的卡德摩斯式的（Cadmean）胜利。”[17]但他们不会处理盟际关系。同盟者在斯巴达的统治下，希望尽快“摆脱拉西第梦人并（希望）为自己寻求其他的统治者。他们曾投奔雅典人，但不久之后又感到后悔，因为他们不喜欢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横征暴敛，也不喜欢那些以贡赋作为渎职借口的人。他们每年都被要求到雅典去汇报他们当地的事务，如果另有需要，雅典还会派人前往他们的国家，派船去搜括除贡赋之外的额外资金。

另外，他们甚至不能保证自己卫城（citadel）的自由，时常受到那些无论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的雅典安插的政客们的控制。他们还经常在节假日中被迫参与不必要的远征，而从雅典统治下获取的利益则远不足以抵偿这些沉重服役的付出。

于是，大多数城邦对雅典人深恶痛绝。它们以前从拉西第梦人倒向雅典人，现在又转往拉西第梦人，并再次遭受后者的欺骗。因为拉西第梦人先是宣称要为希腊世界的自由而对雅典人作战，从而赢得了很多城邦的拥护。当他们摧毁了雅典城墙，控制了希腊世界，可以为所欲为之时，其霸道程度又远远超过了雅典人。他们在希腊诸邦中建立起僭主政治，并委婉地称之为寡头政府（decarchies）。

他们摧毁了雅典人的一个独裁政府，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引进了自己众多的独裁政府，不停地危害被统治者。他们对被统治者的虐待并非来自雅典或是斯巴达的中央政府，而是来自长期安置于当地并与当地机构交织在一起的组织。当他们开始战争时，他们向希腊世界宣称：他们要向雅典人作战，目的是更大更多地伤害雅典人，从而显示希腊世界从雅典人手中夺取的是真正的自由。但取胜后，他们没有更好地信守他们的承诺。

结果，他们不久就被一位流放者击败，为底比斯人所抛弃，被科林斯人憎恨；海中充斥着被逐的“和谐缔造者”，因为他们是不和谐的，因为当他们任职城市总督时，他们名不符实。

由于这些人的罪行，同时由于希腊世界因此而引起的对拉西第梦人的憎恨，底比斯人日益强盛起来，并在留克特拉（Leuctra）战役中击败后者；拉西第梦人衰落以后，人们又不能忍受在一次战役中胜出的底比斯人。[18]阿里斯蒂德认为：希腊人虽是一个以技艺著称的民族，但不通治道，“他们既不知秩序体系为何物，也不追求这种体系。虽然他们拥有狭小而偏远的领土和军事基地，但由于经验缺乏和实力不足，他们甚至连这些都不能保住。因为他们没有仁慈地领导这些城市，也没有力量牢固地统制它们。他们既有暴虐的一面，又有虚弱的一面。所以最后他们如伊索（Aesop）笔下被拔除羽毛的乌鸦一样，孤身与群敌作战。”[19]“他们虽辛苦操劳，却与帝国无缘。”[20]阿里斯蒂德的这些分析实际上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希腊城邦制度是有重大意义的。

2.亚历山大帝国与希腊化王国

亚历山大帝国是历史上第二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其兴起的速度之快、疆域之广，都是世界古代史上罕见的，甚至连当时人都没法想到。[21]为了理清亚历山大帝国的发展轨迹，我们有必要对亚历山大帝国的前身马其顿王国进行认真的探研。马其顿位于希腊半岛的北部，分上、下两部分。上马其顿是山区，下马其顿为平原地区。公元前5世纪，马其顿经济落后，社会还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马其顿国力日渐强盛。国王腓力普二世（Philip Ⅱ）是马其顿走向强盛的关键性人物。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马其顿由一个缺乏城市中心的农猎社会迅速地变成地中海舞台的中心。

腓力普二世于公元前359年上台掌权，在马其顿执政时间达23年。在位期间，他首先消除各部落首领的军事权力，把军权控制在国王手中。同时，推行发展经济的货币改革政策，在马其顿境内采用金银复本位制，扩大与希腊和波斯各地的贸易。在军事上，建立常备军，组成密集而纵深的马其顿方阵。方阵的重装步兵主要由富裕农民组成。

这些步兵随指挥有节奏地前进，他们镇定自若，队伍井然有序，让人看了既感到声势浩大，同时也令人生畏。一个马其顿方阵包括64个营。每营为16列，每列由16名士兵组成。士兵身着护胸甲，手持5～7米的长矛。攻，犹如山洪倾泻，势不可当；守，犹如铜墙铁壁，不可逾越。正是凭借着这支武装力量和希腊城邦之间的矛盾，腓力普二世不但占领了爱琴海北部的广大地区，而且还打败了希腊各邦的军队。

公元前353年，腓力普军攻占美通。公元前348年，马其顿军占领奥林图斯。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军与底比斯、雅典、科林斯等联军决战于彼奥提亚的喀罗尼亚（Chaeronea），交战的结果是希腊联军大败。不久，腓力普二世在科林斯召集希腊各邦开会，史称“科林斯会议”。除斯巴达以外，希腊各邦都派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宣布希腊城邦保持和平，并且规定以后希腊结盟的原则，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严禁任何形式的重分土地、取消旧债和解放奴隶。各成员国向神宣誓：“将维护和平，不违反与马其顿王腓力的条约，不以武力从陆上和海上攻击信守誓言的任何成员国，不以敌对方式和手段攻击任何签约国的城市、要塞、港口，不对腓力王及其子孙实行颠覆性活动。在和约宣誓时，不干涉各国的政治，不做有违本条约之事，也不允许别国有此行为。若发生与本条约相违背之事，受害者理应得到帮助，并按照同盟议会的决定和命令，对违反共同和约者宣战……”[22]

这次会议确立了马其顿对希腊城邦的统治地位，结束了希腊独立、自主的历史，开始了马其顿称霸希腊半岛的新时期。至此，希腊城邦时代完全独立的政治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公元前336年腓力普二世被刺，年轻的亚历山大在危难中登上王位。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恢复希腊的秩序，此后则潜心准备对波斯人的战争。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亲率3万步兵，5千骑兵，渡过黑海海峡来到亚洲。首战击败波斯军队于小亚的格拉尼库斯，接着用外交手段使小亚诸城不战而降。次年，亚历山大的军队到达叙利亚，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率大军36万人迎战，两军会战于伊苏斯。亚历山大身先士卒，猛袭波军，大流士三世大败而逃。此后，亚历山大率军南下，用了约7个月的时间攻下腓尼基的推罗，然后征服埃及，使埃及摆脱了波斯人的统治。埃及的祭司们把亚历山大宣布为太阳神阿蒙之子，古代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从埃及出发，穿过叙利亚，来到两河流域。双方在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美拉发生激战，波军大败。亚历山大趁势占领了巴比伦和苏撒，次年又占领了帕塞波里斯，并将其付之一炬。大流士三世在向东逃跑途中为其属下伯索斯所杀。亚历山大终于摧毁了这个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带领军队进入中亚，在那里转战三年。公元前327年，他又进兵印度西北部，由于当地缺乏统一强大的国家，所以根本无法抵挡亚历山大的进攻。次年，亚历山大率军沿印度河南下，并于公元前325年返回巴比伦。当亚历山大班师西向时，他已经创立了一个比波斯帝国更为辽阔的大帝国。

亚历山大东侵的直接结果是用其坚不可摧的马其顿方阵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波斯帝国臣服于马其顿的威名之下，使其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从而彻底改变了西亚与地中海地区的相互关系，希腊文明在埃及和西亚地区开始广泛传播，产生影响。为了统治这一幅员辽阔的帝国，亚历山大把都城由希腊半岛的科林斯迁往巴比伦。

亚历山大帝国主要由马其顿、希腊和波斯帝国三部分组成，它的统治模式带有明显的三方混合的性质。在政治体制上，亚历山大实行了严格的君主专制政体，他本人就是帝国的国王。对于地方的统治，亚历山大基本上沿袭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实行军事、财政和民政间的三权分离。各地的总督由亚历山大亲自任命。总督中既有马其顿人、希腊人，也有许多当地人。不过，当地人总督一般只管民政，军事和财政常常掌握在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手中。为了预防不测，亚历山大还在一些重要地区驻扎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随时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加强文化统治，促进文化交融是亚历山大关注的重点。在宗教上，他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在埃及，他亲自拜谒阿蒙神庙；在巴比伦，他向马都克神献祭，不干预当地的宗教信仰。在婚姻上，他鼓励马其顿人与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联姻。他在中亚时，就与当地贵族的女儿罗克珊结婚。回到苏撒以后，他又与他的战友们一起举行集体婚礼。在他的鼓励下，大约有1万多马其顿战士与亚洲女子结为夫妻。[23]此后不久，亚历山大又把一些马其顿人、波斯人和其他民族的贵族召集起来，“让所有的马其顿人在他的旁边坐下，接下来是波斯人，然后是其他民族的贵族。他和旁边的人一起喝酒，也一起献祭。典礼由希腊占卜者与波斯祭司一同举行仪式。亚历山大做了许多祷告，特别是祈求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应该像同伴一样和睦相处。”[24]亚历山大所推行的这种民族融合政策对于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帝国是有一定好处的。

亚历山大在接受许多专制帝国管理模式的同时，还保存了城邦这种治理体系。无论在希腊本土，还是在东方希腊化地区，城邦依然以传统的形式存在。它们可以通过法令，选举官吏，但必须以国王的好恶为好恶。这种城邦已经损失掉了早先所享有的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独立权，它们始终处在国王的控制之下，是国王行使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力量。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终年33岁。亚历山大是古代历史上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成功的征服者。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开创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时代。他不仅把绚丽夺目的希腊文明的火种播撒在东方的膏腴之地，而且还将沉积于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和印度河上的智慧带向欧洲。马克思对此曾高度评述“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逝世后，他所建立的帝国随即分裂。亚历山大的部下在经过多年的混战以后，最后终于将其帝国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王国，其中著名的有：托勒密（Ptolemies）王国、塞琉古（Seleucids）王国和马其顿安提柯（Antigonid）王国。从此，虽然一些地区的主人有所变化，但埃及、西亚和马其顿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保存了很长时间。

托勒密王国是所有希腊化国家中维持时间最久的一个国家。托勒密埃及的创立者是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密。史学界一般把托勒密王国立国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05年，即托勒密正式称王的那一年。在统治模式上，托勒密采用的是具有军事民主制遗风的马其顿君主制与埃及法老式专制统治相结合的中央集权制。国王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治、军事、财务和宗教大权。国王不仅在死后被追封为神，而且生前也奉作神明崇拜。尤其是到了后期，国王在签署敕令时常常使用Theos这一称号。托勒密埃及所依靠的主要统治基础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高级官员一般都由他们充任。托勒密王朝保留了过去的州（诺姆）的区分，上下埃及大致有40个州。州之下分为县，县下为村，村是当时最基层的地方组织。每一级都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州的真正首长是由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充任的将军。他负责维持秩序，也许还主管刑事案件的审判。他对财务不能插手，财务权归另一财务官。虽然国王的宫廷表面上讲希腊语，穿希腊服装，不与当地人通婚，但君主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从前所有的马其顿国王。

在托勒密一世、二世和三世统治的时期，埃及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其统治范围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之外，还包括昔勒尼加、埃塞俄比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小亚细亚南岸和西部、色雷斯和黑海沿岸地区以及爱琴海诸岛，是爱琴海地区和东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帝国。

托勒密王朝对于各地间的商贸活动非常重视。国王组织力量修通了往昔法老开工未竣的连接红海与尼罗河的运河，使红海与尼罗河之间的水上交通通畅无阻。此外，还聘请地理学家去寻找新的通往遥远国度的路线，由此开辟新的商业市场。埃及的谷物、亚麻布和玻璃是附近地区居民所欢迎的物品，埃及的声音也通过商人经商等途径传入中国；地中海的金属、木材、大理石、紫色染料，南阿拉伯和印度的肉桂、药物、香料等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埃及，成为埃及居民的首选物品。

对于埃及人来说，托勒密王朝属于外族政权，马其顿和希腊贵族是主要统治者，埃及民众则为被统治者。为了消除埃及人对马其顿政权的不满，托勒密王朝常常采用发动战争的方法来转移当地人的视线。它先后与塞琉古王国进行了五次战争，史称“叙利亚战争”。长期的战争消耗了托勒密埃及的国力，破坏了托勒密埃及的经济，削弱了托勒密埃及的基础。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起，托勒密王国的实力开始下滑。

公元前2世纪以后，罗马势力已经扩展至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地，对埃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80年以后，罗马对埃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埃及的国王逐渐变成了罗马的傀儡。为了获取王位，托勒密十一世甚至需要用重金贿赂罗马的元老院。即位以后，还得用罗马军队来维护其对埃及的统治。托勒密十一世死后，他的子女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公元前30年，埃及终为罗马所灭，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塞琉古王国的建立者是塞琉古一世（公元前305—前280年在位），塞琉古是亚历山大的得力助手。亚历山大去世后，他任巴比伦总督。公元前312年，塞琉古正式确立其对巴比伦的统治地位，历史上一般都把这一年作为塞琉古王国的建国年。公元前304年，塞琉古一世自立为王，定都奥伦特河畔的安条克（Antiochia）城。中国史书上将其称之为条支，其名或许来自首都安条克。

塞琉古基本上占有昔日波斯帝国的版图，东达阿姆河和印度河。公元前305年，塞琉古一世派军与印度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的军队作战，并连获胜利。但由于西部大战在即，塞琉古又把旁遮普以及格多洛西亚和阿拉科西亚等领土归还给了旃陀罗笈多。作为相互交换的条件，他从旃陀罗笈多那里得到了500头大象。与旃陀罗笈多媾和以后，塞琉古一世便集中精力，巩固自己在亚洲西部的地位。

塞琉古在其占领区内所实行的统治模式也是中央集权制。国王是全国最高的行政、军事首脑，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于一身。国王积极推行王权崇拜，强化王权至上。国王之下设有宰相、议事会和秘书处。高级官吏一般由马其顿、希腊人担任。叙利亚人、犹太人、波斯人和其他伊朗人几乎都被排除在官僚阶层之外。塞琉古王朝把全国分为25个省，72个府。但因为民族众多，地域广袤，地方势力相对强大，从而大大地妨碍了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实行。这也是塞琉古王国不断分裂的重要原因。

塞琉古王朝是希腊化政策的有力推广者。国王们常常通过建立希腊·马其顿人的城市来保证其对各地的控制，加强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据统计，仅塞琉古一世就建了24个城市。这些城市几乎是希腊城市的翻版，保持着希腊城市的众多特征：城市里有体育馆、剧场、市场等公共设施。城市管理机构也有部落、公民大会、议事会、行政官员等。不过，与希腊城市不同的是，这里的城市规模巨大。如首都安条克就有居民50万，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有居民60万。而且城市居民的成分也相对复杂。城市是希腊文明的中心，也是希腊文明的辐射地。它对西亚、中亚等地区的习俗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

公元前3世纪，塞琉古王国内部矛盾加剧，内战四起。帕加马、巴克特里亚、帕提亚等地方势力趁机摆脱塞琉古的统治，纷纷独立。塞琉古王国的直辖版图大大缩小。公元前189年初，塞琉古王朝的军队与罗马的军队在马格尼西亚相遇。双方在这里发生了激战，塞琉古军队溃败，塞琉古在欧罗巴和小亚的领地随即丧失。此后，塞琉古王国的实力每况愈下。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最后消灭了塞琉古王国，并将其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马其顿希腊是亚历山大东进的后方，对于亚历山大东进的成功起过很好的作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真心拥护马其顿的统治。这可以从亚历山大死后希腊局势的迅速恶化中看得十分清楚。亚历山大的死讯传到希腊，立即引起了希腊各邦的关注。雅典人率先举起了反抗马其顿的大旗，他们出资招募军队，并于公元前323年在温泉关附近打败了马其顿军。次年，双方又在克拉农发生激战，结果是希军大败。马其顿再次恢复了对希腊的统治。此后，马其顿虽几易其主，但还是牢牢地控制着对希腊的统治。公元前276年，安提柯·贡那特掌控马其顿政权，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安提柯王朝”（公元前276—前168年）时代。安提柯王朝辖地7.5万平方千米，共经历了5位国王的统治，他们分别是：安提柯·贡那特、德墨特里俄斯、安提戈那·多宋、腓力普五世和百尔修斯。安提柯王朝经常参与东部地中海地区的争霸战争，与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角逐争雄。同时，又常常与希腊的埃托里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争斗。埃托里亚同盟大约出现于公元前314年，是中希腊地区的主要联盟。阿卡亚同盟是伯罗奔尼撒地区的主要联盟，形成于公元前280年。入盟各邦完全平等，对内各自独立，对外立场一致。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盟大会，此会每年召开一次。所有入盟各邦的公民皆可参加。全盟大会选出常设会议和联盟司令官。常设会议处理日常事务，司令官统率联盟军队，并有权协调各邦关系。为了维持同盟的正常事务，维护同盟的权威，各盟须提供一定数量的兵员，缴纳一定的盟金。这些同盟既有联合反抗马其顿的一面，又有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一面。

马其顿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内争，不但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为西部强国罗马的东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罗马与马其顿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当时，马其顿国王腓力普五世错估形势，把消灭罗马的希望寄托在汉尼拔身上。公元前215年，他与汉尼拔结成同盟，联手反抗罗马。公元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汉尼拔失败。次年，罗马以腓力普五世攻击罗马盟邦为借口，向马其顿宣战，对马其顿实施报复。公元前197年，罗马将军弗拉米尼努斯和腓力普五世在帖撒利亚激战，马其顿军大败。罗马军团的优越性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公元前196年，弗拉米尼努斯以希腊保护人的身分裁决并安排了马其顿和希腊的事务。公元前179年，腓力普五世去世，其子百尔修斯继位。百尔修斯对内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对外强烈反对由罗马建立起来的马其顿、希腊秩序，积极干预希腊内政。百尔修斯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希腊世界各城邦的不安，他们纷纷要求罗马出面干预。公元前171年罗马正式向马其顿宣战，并将军队开进希腊，公元前168年，双方在皮德纳发生大战，百尔修斯战败投降。马其顿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地中海强国的地位。

公元前150年，一位自称是百尔修斯之子的马其顿平民安德里斯库斯发动了反抗罗马的起义，但遭到了罗马军队的镇压。马其顿从此失去独立，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不久，罗马又对希腊进行大清洗。公元前146年，希腊仅存的反抗地科林斯被夷为平地，希腊被置于新近任命的马其顿总督的统治之下。科林斯的毁灭，标志着希腊政治历史的最后结束。

亚历山大帝国及以后的希腊化帝国的出现固然有其内在发展的必然，但确实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偶然。其最后的结果显然是当时的征服者所不能预见的。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文化各自独立发展的模式，使其相互交流，合二为一。它催生了无数新的思维模式，使人们能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探求事物发展的真谛。征服者带来的希腊文明在东方文明的影响下又有了新的升华。所以，希腊化不纯粹是希腊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交融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它是一朵奇葩，是一朵把所有芳香都给予世界的美丽奇葩；它更是一种创造，是一种赋予文化以新的内涵的创造。

[1] 希罗多德：《历史》，6，94。

[2] 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12，4，5。

[3] 柏拉图：《法律篇》，3，693。

[4] 因为波斯人认为神的居所是整个世界，把神幽闭于墙内是对神的不敬。后来，亚历山大发动与波斯的战争的原因也是为希腊庙宇复仇。见西塞罗：《论共和国》，3，9。

[5] 赫·乔·威尔斯：《世界史纲》，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478～4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7～38。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98～9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6。

[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43。

[1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3。

[1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21。

[1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3。

[13] 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37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14] 西塞罗：《论义务》，1，24。

[15] 波利比乌斯：《历史》，4，81，12～14。

[16] 阿里斯蒂德：《罗马颂》，43。

[17] 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胜利。

[18] 阿里斯蒂德：《罗马颂》，45～50。

[19] 阿里斯蒂德：《罗马颂》，57。

[20] 阿里斯蒂德：《罗马颂》，52。

[21] 波利比乌斯：《历史》，29，21。

[22] M．N．Tod：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50，Vol．2，p.224。

[23]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7，4。

[24]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