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发展道路

一、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希腊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处于重要地位。古希腊人因培植出远远超乎于他们所处时代的成熟文明而受到世人的称颂。人们不时地从希腊文明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养分和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由希腊人创造的希腊精神和希腊奇迹不但改变了古代希腊的地位，而且也为西方文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

希腊半岛是希腊文明的中心，希腊人生活和工作的主要舞台。这里气候相对温和，但土地贫瘠、适宜耕种的平原较少，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山地常常把平原分割成小块，既影响了各地间陆上的交通，也影响了当地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不过，半岛的外部条件比较优越。这里东与爱琴海毗邻，西与爱奥尼亚海相接。半岛东部港湾众多，古代希腊人从这里出发，航行于爱琴海，向东北越过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可入黑海地区；向东可以到达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向南经克里特岛可达世界文明古国埃及；往西经爱奥尼亚海可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航海的便利，对于希腊人吸取更好的人类文明成果、养成“世界主义”的情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的文明史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所谓爱琴文明就是指产生于爱琴海地区的青铜文明。克里特（Crete）文明和迈锡尼（Mycenaen）文明就是这一青铜文明的主要代表。

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东部，是爱琴海上的最大岛屿。荷马史诗记载，它“位于深红葡萄酒色的海中，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它四周环水，岛上的人多得难说清，城市有90个。”[1]大约从1900年开始，考古学家就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结果发现，早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这里就出现了由农村公社结合而成的最早的城市国家。克里特文明的中心是克诺索斯（Knossos）城。城中的王宫遗址属于多层式，房间回廊曲折相通，内部结构复杂巧妙。遗址中有国王的宝殿、接待室、起居室，而且还有庞大的仓库和手工作坊。王宫中央修有实用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在王宫的墙上、出土的器皿上都有各式各样表现自然景物的绘画作品，其中以海中植物如贝类、海豚等最多。克诺索斯的王宫面积很大，结构宏伟，风格独特。其建筑显然不可能是少数人所为。它的存在表明，在当时克里特岛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统治者在社会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在克里特文明时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妇女在这里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壁画中的克里特妇女衣着华丽，举止优雅。在一些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妇女们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有些甚至实际参加与牛角力的活动；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较小。在这里，人们没有给自然和宇宙之神建造宏大的庙宇。这与未来的希腊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规模宏大的王宫中只有很小的一间祭室，祭品则主要是农产品，少有用人或大批动物作祭品的迹象。这与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和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经济生活方面，克里特岛的人们或从事农耕，或从事渔业，也有一部分从事航海业。他们驾着单桅帆船，载着各地的奇货异物，往返穿梭于地中海世界。随着交往的发展，这时出现了线形文字（Linear），在考古学上称为线形文字A。到1963年，人们已经发现了220块由线型文字A写成的铭文材料。铭文大部分发现于亚基亚—特里亚达地区，这说明它是克里特岛当地居民的日常使用文字。遗憾的是，这种文字至今都还没有释读成功。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不是希腊语。但可以肯定，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是希腊人接触的最早最重要的文化，对后来的希腊文化影响深远。

约公元前1450年，克里特文明遭破坏，造成破坏的原因不详。一种观点认为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克里特北部的特拉（Thera）火山爆发造成了巨大的海啸，而浓密的火山灰覆盖了整个克里特岛，其推理的根据是米诺斯宫殿基础的松动迹像。另一种观点则根据宫殿上遗留下来的火焰痕迹，认为克里特文明的毁灭主要是由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对克里特的入侵。随着克里特文明的衰落，爱琴文明的中心地也开始由克里特转入迈锡尼。

迈锡尼文明是公元前15世纪—前12世纪阿卡亚人于南希腊的迈锡尼、派罗斯（Pylos）等地建立的青铜文明，其中以迈锡尼为其主要代表。

迈锡尼遗址的发现者是德国人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后来，英国和美国学者都对相邻地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发掘，使迈锡尼文明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反映迈锡尼文明的主要有贵族或国王的坟墓与随葬品、坚固的城堡、地域分布较广的陶器以及不同于线形文字A在考古学上称之为线形文字B的文字。线形文字B已于1952年被英国建筑家兼古典学者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等释读成功。它的释读成功为我们进一步解开迈锡尼文明内部的秘密创造了条件。迈锡尼文明存在了3个世纪左右，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被来自希腊北部的另一部落多利亚人（Doria）所灭，迈锡尼文明中断。

毁灭迈锡尼文明的多利亚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比迈锡尼落后。希腊社会重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历史上把多利亚人南下以后的时代称作“荷马时代”。它是希腊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相当于公元前11—前9世纪。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大大下滑，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倒退到了原始的氏族部落阶段。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半岛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人口不断增加，农业技术得到显著的改进，城市文明逐渐出现。大致说来，最早建立城市国家的有：科林斯、麦加拉、雅典、斯巴达、阿尔戈斯、奥林匹亚、底比斯、特尔斐、拉利萨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爱菲索、士麦拿等。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当时整个希腊族非常弱小，而爱奥尼亚人在所有希腊人中，又是最弱，最不受重视的。除雅典以外，他们没有一座比较像样的城市。雅典人和其他地方的爱奥尼亚人都不喜欢被人称之为爱奥尼亚人。”[2]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不同类型的城市国家在希腊犹如雨后春笋。据估计，希腊人在半岛上建立的国家大约为六七百个，加上海外建立的国家总数就达1500多个。[3]它们密密麻麻、星罗密布，点缀在辽阔的地中海上，形成了西方古典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然，希腊世界的国家由于形成的途径和治理方式不同，所以，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也不一样。但无论是哪一种政治体制，哪一种生活方式，强大的公民集体始终是希腊早期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希腊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公民自治团体在法律之下分享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政治形式。

根据国家形成的途径，古希腊国家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国家是由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是氏族内部分化、矛盾的结果。这些国家一般是通过一系列改革来逐渐废除氏族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制度。雅典是这方面的典型。雅典位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爱奥尼亚人进入阿提卡，过着氏族部落制生活。到荷马时代，阿提卡一共有4个部落，12个胞族和90个氏族。各部落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自己掌管自己的事务，有时还会发生一些战争。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雅典的早期，也有过国王，不过它的王政统治似乎到公元前683年就结束了。相传，在第十代国王提秀斯时，雅典曾进行了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卡地区的统一运动，即赛诺西辛（Synoecism）运动。[4]他废除了阿提卡各城镇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开始把阿提卡的各个氏族部落融合成一个民族。同时，按财产、地位和职业把阿提卡的居民分为贵族（Eupatriden）、农民（Geomoren）和手工业者（Demiurgen）三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提秀斯改革是雅典氏族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而改革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氏族内部两大阶级的对立。它是雅典国家开始萌芽的一个标志。雅典国家初步形成以后，掌握政权的氏族贵族残酷地压迫、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导致阿提卡社会矛盾激化。为了平息公元前6世纪初阿提卡爆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的社会斗争，梭伦（Solon）于公元前594年被授予最高权力——执政官。梭伦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第一，取消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第二，颁布“解负令”，下令取消公私债务。这一结果大大地阻止了贵族兼并小农地产的速度，从而使小农地产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状况。第三，剥夺贵族对官职的垄断权。按收入将雅典人口分为4个等级，并以此规定他们的权力与义务。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拥有公民大会的选举权。因为是按收入的多少划分等级，这就为低等级公民进入最高等级提供了可能。[5]梭伦实施的“在收入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不但给雅典民众引入了“财富竞争”的理念，而且也给雅典社会找到了“平衡矛盾”的一种方法。这对西方未来价值观的形成意义重大。梭伦认为，他给予雅典民众的是适可而止，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6]但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梭伦的这次改革对于雅典的社会影响还是巨大的。“在新宪法内，出身不再被列为什么特权。阶级尚存在，但按贫富而分别。从此贵族的统治寿终正寝。如果他没有财富，贵族就一钱不值。人的尊贵由财富而非由出身决定。正像某位诗人所言：‘贫穷的贵族一钱不值。’”[7]在此后的30年里，随着雅典经济和贸易的发展，雅典经历了商业的快速发展时期，公民内部的社会冲突迅速加剧。公元前590年和公元前586年雅典连执政官都没能选出来。公元前581年当选的一个执政官达马西阿斯在其任期届满后，不肯离职，一度造成社会混乱。[8]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庇西特拉图分别于公元前560年和公元前541年两度用武力夺取政权，实行僭主统治。在庇西特拉图当政的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农的措施，其中著名的有以公共信贷的方式给雅典农民以直接的财政支持。这一措施有力地保证了雅典小农经济的稳定，而小农经济的稳定又为雅典军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亚里士多德曾对庇西特拉图所施行的国政和目的作过详细的评述，他说：“庇西特拉图在宪法形式下温和地处置城邦事务，比僭主开明得多；他仁爱宽厚，对过失者尤为如此；他拨款借贷给贫民，以解后者产业之需，使其能以农为生。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他们留居于城市，而使其散居于乡村；二是让他们有小康之产业，安心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而无心也没有时间来关心公共事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土地得以充分耕耘，他（庇西特拉图——译者）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因为他对各种产品征收什一税。”[9]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继位，雅典政治又进入了较为混乱的时期。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当选为首席执政官。他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又对雅典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把全阿提卡分为30个区，其中10个区在雅典城及其周围，10个区分布在沿海附近，另外10个区在内地。每三个不同的区合为一个地区部落，公民依地域参与当地事务的管理。亚里士多德认为：克里斯提尼实行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与政府工作。而部落的重组实际上又为消除新公民和老公民之间的隔阂创造了条件，更有利于雅典公民间的团结。[10]新的10个地区部落的建立表明：以血缘为纽带的雅典氏族制已经走到了尽头。第二，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500人会议。500人会议由10个地区部落各选50人组成，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并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克里斯提尼改革肃清了氏族制残余，结束了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完成了雅典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使雅典的民主因素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11]

雅典国家的建立是雅典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它的出现也确实推动了雅典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雅典阶级关系的变化，调整了雅典内部的各种矛盾。恩格斯在分析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情况时，这样说道：“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12]由于雅典国家是“直接地主要地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因此，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

第二类国家起源于部族征服。这类国家既不像雅典那样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以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产生。它是作为征服相邻部族的广大地区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斯巴达就是这类国家的典型。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斯巴达人的祖先多利亚人从北部来到土地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以武力征服了土著居民，把他们变为斯巴达公民们的集体奴隶，称为“赫劳士（Helot）”。公元前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为了解决它的人口过剩和土地不足，又出兵西邻，征服了西部的美塞尼亚（Messenia）。为了预防和镇压被征服者的反抗，斯巴达人逐步实现了内部的联合，建立起统一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构。斯巴达的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组成。国王有2人，分别由两个家族世袭。他们的权力主要在于宗教和军事方面。平时，国王的权力相当有限；战时，由一人率军作战。当监察官权力扩大以后，国王的权力更受到了监察官的限制。长老会议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成员为30人，其中包括国王2人以及年满60岁以上的贵族28人。这些贵族皆是百战荣归的解甲之士，他们有长期的治国经验。斯巴达的所有国家事务都由长老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交公民大会通过。长老会议也是斯巴达的最高司法机关，一切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都由它来审理。公民大会一般由年满30岁以上的斯巴达男性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必须世居斯巴达，外侨在斯巴达不得享有公民权。公民大会对长老会议的提议有表决权，而无讨论权。表决时以呼喊声来决定表决的结果，声高即表示通过。监察官共有5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年一选，全由贵族充任。他们的职责是监督国王，审理国王的不法行为、监督公民生活和镇压赫劳士的反抗。从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起，他们的权力有了明显的增加，取得了代替国王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同时也获得了负责司法执行的权力。斯巴达人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军事服役上面。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全职士兵阶级。他们的唯一任务是训练与打仗。斯巴达人的这类生活方式在人类的历史上非常罕见。

这类国家由于内部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所以不可避免地把统一和强权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也不可避免地对个性的自由与独立有所忽略。在政治体制上这类国家常常实行的是寡头制，有较为明显的专制与集权的倾向。

第三类是因为移民而产生的国家。米利都、叙拉古是其中的典型。顾名思义，这类国家建立在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人的移民浪潮之时。移民者每到新的居住地，为防御当地人的攻击和海盗劫掠，通常筑城而居，逐渐地城堡内的移民形成了其自身的社会与政治的共同体，建立起政府机构，国家随之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移民运动与公元前12世纪的部族大迁移不同，那是整个部族整个部族的集体迁移；它也和荷马时代后期的移民不同，那是自发的、个别的活动，而且数量也很少。而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是早期国家发展的产物，是保证公民集体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解决国家内部人口不断增多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对此，希腊人自己就有过认识。修昔底德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希腊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战争或**而被驱逐的那些最有势力的人，逃入雅典，把雅典作为他们的一个稳定的避难所。他们变为公民，使雅典的人口迅速增长。结果，阿提卡面积太小，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公民，最后，被迫将移民派遣到爱奥尼亚去了。”[13]马克思对此也曾作过认真的研究，并对这一现象有过深刻的分析。马克思说：

“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的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14]母邦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常常给予很大的恩惠和帮助，“但却视殖民地为已解放的儿子，不要求直接的统治。殖民地自决政体，自定法律，自选官吏，而且以独立国资格向邻国宣战媾和，无需母市（邦）的承认或同意。”[15]

移民离开母邦迁居海外的原因很多，除了生产力不够发达无法养活公民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有的是家乡被异族侵占，不甘于受奴役而远走他乡；有的是因国内竞争失败，或人口压力被迫出走；有的则是因为国内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等等。但不管什么原因，殖民国家都是从母邦独立出来的，是母邦在进入国家以后出现的现象。

应该说，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国家的出现是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这期间，希腊制造了使用200名水手的三层桨船，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和冶炼场，产生了更为先进的农业耕作方法，建造了宏大的神庙和运动场，公元前776年，希腊人在奥林匹亚（Olympia）的小树林中举行了第一次体育运动会。大约在公元前750年前后，希腊人又从腓尼基（Phoenicia）人那里学到了书写艺术，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元音字母。这些都促进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进一步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6]而这一分工的不断加深又为轴心时代希腊文化的大踏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希腊早期的国家属城邦国家，其外部特征是小国寡民，与地广人众的国家不同。城邦是希腊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古代希腊人的伟大的政治实践，是希腊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对后世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城邦”在希腊文中叫做“波里斯（Πολιs ，Po1is）”，在荷马史诗中是指堡垒（城堡）或卫城[17]，即紧急时期居民的避难所，一般位于本地区的高地上。以后慢慢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单位。在西方语言中，诸如政治的（Political）、政治学（Politics）、政体（Polity）等词均来源于Po1is。一般认为，城邦是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的国家组织形式，它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管理机构有非常密切的承继关系。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管理机构，如军事首长、长老会议和人民大会在希腊城邦的各个阶段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过。以公民大会为例，它不但出现于荷马史诗中，而且也出现于克里特和斯巴达，出现于雅典。当然，因时间和地点不同，公民大会的作用也有所区别。在荷马时期，普通民众仅仅是听众而已，在克里特和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权利也只限于对元老院事先讨论过的提案进行表决。[18]然而，在雅典等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每一个与会公民都有提案或修正议案以及支持或反对他人所提提案的权利。正如智者普罗塔戈拉斯（Protagoras）所言：“如果他们（雅典人）所议论的主题是有关政治智慧的，政治智慧的原则总是遵循正义和节制，那么他们会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拥有这种美德，否则，城邦就无法存在。”[19]

按照古典的解释，城邦是参与城市生活和防卫的自由人的组织。它既不同于那些庞大的地域性君主国，又不同于所有成员均处于臣民地位的王国。各城邦之间有一定的共性，但同时也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从政治体制上看，各邦之间或某邦各时间段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斯巴达是贵族寡头政体；雅典则经历过王制、僭主制和民主制政体。而就城邦的政治结构而言，则更是变化万千。例如斯巴达虽然有两个国王，但他们并不是国家的最高首脑。他们既要受监察官的监督，还要受长老会议和元老院掣肘。雅典的政治结构则更为复杂，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公民法庭、元老院，还有执政官、十将军委员会，各个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职权，而且机构之间相互制约。城邦政治体制的多元性一方面表明希腊政治发达；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西方政治学的诞生。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在考察和研究城邦现实基础上写就的古典名著。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叫做：“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的最大功能是：第一把人与非人分开；第二是把公民之人与非公民之人分开。在古代希腊，妇女、儿童和奴隶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被释奴隶或者从希腊其他城邦移民来的自由人及其子女也被排斥于公民集体之外。授予外人以公民权的情况十分罕见，除非是处于特殊时期。[20]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民主派也不希望打破传统的男性公民共同体。恩格斯对此有过很好的阐述。他说：“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21]

当然，希腊城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先前强大的城邦，有变得默默无闻的；而往昔弱小的，又有变得强大的。斯巴达和雅典都是后来居上才发展起来的。不过，希腊城邦实力的不断变化，霸权的不断更替虽然打破了地区的局部平衡，但并没有动摇城邦的内部结构，这或许是希腊城邦的最大魅力。

[1] 荷马：《奥德修纪》，19，172～177。

[2] 希罗多德：《历史》，1，143。

[3] Chester G.Starr，Individual and Community—The Rise of the Polis（800-500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46.

[4] 直到修昔底德时期，雅典人还共同出资庆祝统一女神节（Synoecia），以纪念这次统一活动。

[5]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卫城里有一座雕像，上边刻着这样的诗句：狄菲努斯之子安塞密翁奉献这座雕像给神……他已经从日佣级进入骑士了。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7，4。

[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2。

[7] 库朗热：《古代城邦》，26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译文略有改动。

[8]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3。

[9]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

[10]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1。

[11]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618～6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7章，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2页。

[17] 修昔底德证实，雅典的卫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称作Polis。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15，6。

[1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2a，10～12。

[19]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斯篇》，322E～323A。

[20] 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在人力资源严重不足时，才采用较为宽容的人口政策，而且危机结束后则弃而不用。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8a，26～34。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4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