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马早期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当希腊化国家正日益削弱的时候，在他们的西部却悄然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国家，它不仅将改变意大利的命运，而且也将改变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命运。这个国家就是赫赫有名的罗马。

古罗马城的原址位于意大利拉丁姆平原，北靠第伯河下游，距第勒尼安海很近。这是一片山岗地带，其中较大的7山，它们分别是帕拉丁山、卡庇托尔山、奎里那尔、维里纳尔、厄斯魁林和凯里苏斯4个山岗。各山岗之间的谷地，在远古是沼泽地区，后经不断的改造，才变成一些平坦的广场。罗马最初是一些小山村，是农牧者的乐园，拉丁人的一个移民地。

据传说，罗马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其始祖是特洛伊战争时期特洛伊的王子埃涅阿斯。罗马城的实际创立者是罗慕鲁斯。据罗马作家瓦罗推算，罗马建城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54—前753年之间。

从罗马出现在历史舞台到共和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历史上称为“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前509年）。在塞尔维乌斯改革以前的王政社会是氏族社会。其居民由300个氏族组成，每10个氏族联合成1个库里亚（Curia），10个库里亚组成一个部落（特里布斯）。3个血缘部落共同构成了“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其重要管理机构有：由成年男子组成的库里亚大会；由氏族长老组成的元老院（Senatus）和军事首长勒克斯（Rex）。王政时代共经历了7位勒克斯（国王）。在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当政的时期，罗马人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塞尔维乌斯把3个旧的血缘部落从国家中排除出去，设立4个新的地区部落，并给予其一定的政治权利，设立新的政治机构森杜里亚（Centuria）大会。同时，他还以国家的名义，对罗马地区的所有人口和财产进行审核、登记，并在此基础上，设定财产至上规则，按财产的多少把居民划分为6个等级，规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炸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1]据说最后一个国王高傲者塔克文独断专横，终于引起了罗马人民的暴动。公元前509年，“王政时代”结束。罗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共和国时代。

共和国是罗马人的一大创造。罗马人造就了共和制度，而从共和制度中产生的共和国领袖又以其亲身的实践验证了罗马共和制度的活力。拉丁文的共和国由Res Publica 组成，Res为事物之意，Publica 为公共之意。Res Publica则为“大家的国家”，或“人民的国家”之意。Res Publica主要体现的是“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公民”，而不是属于君主。这个国家要定期召开公民大会，选举执政官等国家官吏。国家官吏是罗马国家的一部分，要受任期的限制，要接受公民的监督。他们的权力来自公民，是公民授权的结果。由于执政官等任期短，而且经常受到同僚的牵制，所以真正在共和国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罗马的元老院。

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历史，由于后世学者有意或无意的渲染，已经变得难以辨识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共和早期，罗马国小民寡，势力弱小，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北边的埃特鲁里亚人（Etruria），南边的伏尔西人（Volsci），东边的厄魁人（Aequi）和第伯河左岸的萨宾人（Sabines）都是实力较强的民族，其文明程度也比罗马人高。对于罗马人来说，新共和国最初一百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战后的同化史。不过，残酷的环境并没有把罗马人打败，相反却锻炼了罗马人的队伍。他们战厄魁，打伏尔西，还与维伊人连续打了三次重要的战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些战争不仅使罗马的领土和财富倍增，而且也消除了罗马的埃特鲁里亚之患，罗马城一跃成为拉丁姆的第一大城。

公元前340—前338年，拉丁人拒绝向罗马提供军事义务，拉丁战争爆发。李维记载，罗马为应付拉丁战局，在自己城市内就征集了10个军团。李维感慨：“如果有外敌作任何侵略，现在要为这样一个目标，从现存的罗马人民资源中征集一支如此规模的新军队都是不容易的。整个地球都难以容下的我们现在严格地限定在仅有的一个方面，即努力追求财富与奢侈。”[2]拉丁战争使罗马人在拉丁地区的地位更加巩固。

拉丁战争结束以后，罗马又向意大利中部的“萨莫奈人”开战。萨莫奈战争可以说是意大利半岛的霸权争夺战，意大利中部的许多城市都卷入了这一长期的战争。经过三次长时段的战争，罗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萨莫奈人被迫称臣。

皮鲁斯战争是罗马征服意大利的最后一战。皮鲁斯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希腊化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统帅。公元前280年，皮鲁斯应他林敦之邀亲率2万2千名步兵和射手，3000名骑兵及20头战象在他林敦登陆。罗马人与其交战三次，先输后赢。公元前275年，罗马人与皮鲁斯在贝温尼敦附近打了最后一仗，皮鲁斯溃败，被迫退回希腊。3年以后，他林敦投降。罗马基本上征服了意大利的南部地区。至此，罗马已经成为意大利半岛的唯一强国。

罗马在征服意大利以后，根据被征服地区的各种不同情况，对其实行“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政策，依靠各部落和各地区社会上层对意大利进行治理。同时，也派遣一定的殖民地对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进行监督或渗透罗马人的思想。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政策对于罗马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保证了当地贵族的特权，保护了他们的利益，又使他们对罗马保持忠心，忠心耿耿地为罗马服务，从而保证罗马后方的稳定。所以，蒙森认为：罗马战后的意大利政策使“新意大利在政治方面成为一体，在民族方面也正在成为一体。占统治地位的拉丁民族业已同化了萨宾人和沃尔斯克（即伏尔西）人，并且使单个的拉丁民社遍布意大利全境；这些萌芽发荣滋长，以致后来一切有权穿拉丁长袍的人莫不以拉丁语为国语。罗马人惯于把拉丁名字推广到提供援兵的意大利同盟体，可见他们已明确认识到这个目的。”蒙森继续评论道：“不论从这个宏伟的政治结构中还可得出什么认识，都足以证明那无名的营造设计师的高明的政治见解；组成这个同盟的份子如此众多，如此多样，而以后遇到最沉重的震撼时，竟仍非常团结，可见成功对于他们的大业颇有影响。这个覆盖意大利的罗网张得既巧妙又坚固，自从他的纲维集中于罗马民社之手以来，罗马民社便成为一个强大国家。”[3]

罗马对意大利的征服大大地扩大了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力，公元前273年，埃及派遣使者来到罗马，接着罗马也派使者到埃及。这本身表明罗马已经进入了地中海主要国家的行列。罗马势力的发展就必然与活跃于西部地中海的海上强国迦太基发生直接的冲突。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曾进行三次战争，历史上常常将这场战争称之为“布匿战争”。因为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后裔，而罗马人又称腓尼基人为布匿人（Poeni）。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双方打了23年。公元前241年，迦太基因受经济和人力资源的限制无力再战，被迫向罗马求和。和约规定：迦太基将西西里岛与意大利之间的所有岛屿让给罗马；迦太基赔款3200他连特，10年之内付清。第一次布匿战争至此结束。这场战争虽然没有彻底解决西部地区的霸权问题，但在罗马人的历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通过这次战争，罗马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这是建立地中海帝国所必备的。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和迦太基都积极备战，准备迎接双方间更大的战争。不过，真正把战争带到意大利的是迦太基的天才将领汉尼拔。公元前218年春天，汉尼拔率领已经训练好的迦太基雇佣军从反罗马的军事基地西班牙出发，跨越阿尔卑斯山，突入意大利本土，并取得节节胜利。汉尼拔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突然出现是罗马人始料未及的，它本身表明战争初期罗马情报系统的滞后和意大利北部防线的薄弱。公元前217年，汉尼拔在特拉西美诺湖附近伏击罗马军成功。次年，汉尼拔又指挥迦太基军与罗马军激战坎尼，取得重大胜利。罗马军5万4千人被歼，1万8千人被俘，而迦太基只损失了6千人。坎尼战役后，罗马曾一度出现危机。南部、中部和北部意大利的一些地区纷纷脱离罗马，坎佩尼亚的加普亚和西西里的叙拉古等城也都投向迦太基。汉尼拔虽连战皆胜，但也暴露出单兵作战所带来的巨大困难。公元前207年，罗马人消灭了迦太基由西班牙派来的援军，切断了汉尼拔的后援。公元前204年，罗马开辟第二战场，遣军直趋北非，汉尼拔速回迦太基救援。公元前202年，罗军与汉尼拔军在北非的扎马决战，指挥这次战斗的分别是西庇阿和汉尼拔。两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将军，一位在西班牙战绩辉煌，一位在意大利屡获胜利。他们都明白这次战斗对于他们或对于他们的国家意味着什么。战斗的结果汉尼拔失败。次年，双方订立和约，迦太基沦为罗马的附属国，罗马终于征服了可以与它一决高低的迦太基，从而确立了其在西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公元前149—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又进行了“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迦太基城被夷为平地。至此，罗马的实力明显增加。

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开阔了罗马的政治视野，加快了罗马向东扩张的步伐。此后，罗马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征服了马其顿。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利用叙利亚实力严重衰落这一机会，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在新占领区建立了叙利亚行省。罗马的另一位大将恺撒征服了山外高卢，将罗马的疆域扩大至不列颠地区，从而大大地解除了意大利半岛的后顾之忧。公元前30年，屋大维击败政敌安敦尼，消灭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使埃及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罗马军事上的胜利不但扩大了罗马自身的发展空间，而且也打断了地中海沿岸其他国家发展的连续性，对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罗马从一个小山村变成为大帝国，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它与以往的各大帝国都有明显的区别。第一，它不是君主制，它不是由一个伟大的征服者所创建。它是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帝国。第二，罗马并没有像以前昙花一现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那样迅速地衰落下去，而是欣欣向荣，不断向前发展。第三，它没有被被征服者所同化，而是不断地同化被征服地区，使被征服地区罗马化。克劳狄元首对此有过认真的分析。他认为：拉西第梦人（即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在战场上英勇强悍，但却不能享有长期的繁荣。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想把以往的敌人融化于本国之中，老是把以往的敌人当成外人的缘故。然而罗马的建国者罗慕鲁斯，却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与希腊人不同的做法。原先的敌人在战败之后，他就让他们加入公民之列。克劳狄元首深刻地指出：大家深信不疑的传统，其实在这些事物成为传统之初，一切都是新的尝试。国家的要职也是长期以来一直由贵族担任，后来开放给罗马的平民，接着是住在罗马以外的拉丁人，再后来是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其他种族。[4]正是因为罗马人在对待被征服者问题上的明智认识和措施，才化解了许多很难化解的矛盾，既团结了内部的公民，又争取了外部的联盟，使罗马的资源始终处于不断的增加和扩大状态。

总之，罗马的成功依赖于群体的力量，它是罗马公民集体力量的体现，同时也是罗马公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罗马的胜利是军事上的，但更是外交、政策和策略上的。

2.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和衰落

公元前30年罗马内战的结束以及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建立，基本上确立了地中海地区的和平局面。在未来的200余年中，罗马主要经历了朱理亚·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安敦尼王朝和塞维鲁王朝。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元首制时期”或“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期。

朱理亚·克劳狄王朝（公元14—68年）是继奥古斯都之后在罗马历史上产生重要作用的王朝，共有4位元首，他们分别是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和尼禄。这一王朝基本上继承了奥古斯都对罗马帝国的治理政策。在这一王朝时期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而元首的权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以元首为中心的官僚机构日趋完善，作用日趋加强。

弗拉维王朝（公元69—96年）由韦斯帕芗建立，因韦斯帕芗属于弗拉维家族，故名。这一王朝共有3位元首，他们分别是：韦斯帕芗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和图密善。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家族王朝，但只统治了27年。

安敦尼王朝为帝国前期统治时间最久的王朝，安敦尼王朝（公元96—192年）共经历了7位元首的统治，他们分别是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奥理略、维鲁斯和康茂德，历时96年。人们常常用“涅尔瓦的智慧、图拉真的光荣、哈德良的英勇和安敦尼、奥理略的美德”来赞美这一王朝。在所有元首中除涅尔瓦外，其他人都出身于行省。除奥理略和康茂德是父子相即外，其余的都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都是前任元首在经过多次考察以后亲自选择的接班人，通过过继形式继承元首位。从大部分元首来源于行省这一点来看，行省已经成为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塞维鲁王朝的创立者出身士兵，是典型的士兵元首。靠士兵起家，靠士兵维权。关注军队的作用、对军队实行既打又拉的政策是这一王朝的最大特点。早在公元193年，由于认识到近卫军在罗马政坛的重要作用，塞维鲁成为元首后不久，就对近卫军进行新的改组，意大利人在近卫军中的优势地位遭到严重削弱。从东方返回以后，塞维鲁又在罗马城附近安置了一个军团，作为帝国政府的后备军，首次打破了在意大利不设军团的惯例。对于野战军人，他格外爱护，允许士兵随军结婚。军事生活平民化虽然稳定了士兵的情绪，满足了士兵的要求，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败坏了罗马的纪律，削弱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塞维鲁的军队优惠政策加重了帝国的财政负担，加速了帝国居民的破产，从而也在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稳定的基础。塞维鲁王朝在罗马统治的时间不长，大约42年。此后，罗马帝国便进入了混乱状态。

从奥古斯都开始至塞维鲁王朝时期是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期。不过，罗马的地中海文明中心在这以前已露端倪，因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前，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地方性的”，相互之间没有多少关系。但从这时开始，世界各地已不再是“孤立”的了。在意大利半岛或在阿非利加发生的事情都会对希腊和亚细亚等地产生影响。原先孤立的状况已经变成了关系密切的整体。波利比乌斯对此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以前生活在这个已知世界之人的所有活动都是分散的，每一行动无论是就目的、结果和发生的地方而言，都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没有关系。而从我所说的那个时期开始，历史已经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了：意大利、阿非利加、希腊以及亚细亚，各地所发生的史事相互间都有联系，而所有那些史事的发展趋势是最后归于统一……。”[5]这个统一到奥古斯都时期确实变成了现实。

地中海文明的中心地区是以罗马为首都的意大利。罗马文明通过意大利而辐射到帝国各地。文明中心的东部包括：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虽然融东方文明与希腊化文明于一体的社会生活模式一直存在，但罗马独特的治理方法、理念及拉丁文化也随着罗马人在这些地区统治权的巩固而逐步深入。

阿非利加、昔勒尼等行省位于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南部，罗马化的迅速发展是这一地区的重要特点。阿非利加的农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产量远远超过了西西里，成为罗马帝国的重要粮食产地和罗马城的粮食供应地。

西班牙、高卢等地位于地中海文明中心的西部。这里是罗马化推行得最好的地区。罗马文明和拉丁语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经济生活和政治管理都按罗马的形式进行。在帝国初期，西班牙和高卢也是经济和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帝国的许多政治领袖、学者和军队士兵都来自这些地区。

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大致构成了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北线。这里有上日耳曼行省、下日耳曼行省、诺里克、潘诺尼亚、米提亚等，在图拉真时期曾越过多瑙河占领了达西亚。因为这里大多是边疆线，所以这里的罗马化主要由军队来完成和推动。许多军营都变成了城市。

罗马帝国是继亚历山大帝国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版图向西直到大西洋；北到莱茵河、多瑙河及北苏格兰高地；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达撒哈拉沙漠。地中海是它的内湖。帝国全盛时期的面积将近350万平方千米，其领土包括今日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部分）、希腊、马其顿、叙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24个国家和地区。所辖人口约5400万，是雅典全盛时期人口的135倍，其人口数约占当时世界人口数的五分之一。帝国的边境都由军队或相当复杂的边墙来保卫。

在帝国的前200年，边境安宁，社会稳定，虽然在尼禄、图密善和康茂德之后出现过几次混乱，但时间很短，而且涉及面也不大，严格地说，只涉及罗马城或个别地区，而对整个帝国影响不大。所以，历史学家们常常把这一段时间称作“罗马和平”时代，这是很有道理的。较长时间的“罗马和平”确实也为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罗马公民和拉丁公民、罗马公民和行省居民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有了明显的调整。早在共和国时期，恺撒就开始把一部分公民权授予忠于罗马的行省居民。奥古斯都继续推行恺撒的政策，给予那些打算为罗马人民效力的城市以拉丁公民权或完全公民权。此后的元首也不时授予行省居民以公民权。至公元212年，罗马元首卡拉卡拉颁布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敕令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投降者除外）以罗马公民权。至此，帝国境内几乎所有自由男子都获得了公民权。这一敕令标志着原先以罗马民族为核心民族、以罗马民族为征服民族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原先狭隘的民族情结得以淡化。对于行省居民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行省居民都成了罗马公民的一部分。

中央权力行省化是这一时代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以外的上层阶级参与了帝国事务的管理，成为帝国的统治阶层。第一，从元首成员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朱理亚·克劳狄王朝的元首都出自古代罗马的贵族家族，之后的加尔巴虽然也是罗马贵族出身，但他是近西班牙的总督。奥托来自埃托鲁里亚，维特里乌斯来自阿普里亚。弗拉维王朝的创立者韦斯帕芗出身于萨宾的平民家庭。图拉真出生于西班牙，是第一位来自行省的元首，此后的哈德良也来自西班牙，安敦尼·庇护的祖籍是高卢的那马苏斯，马尔库斯·奥理略的祖籍是西班牙。塞维鲁王朝的开创者塞维鲁则是阿非利加人。第二，从元老院的构成来看，行省元老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在元首制的初期，几乎没有行省籍元老。公元69—79年间，在我们已知的元老中，有17%的属于行省籍元老。其中主要来自西部行省。公元193—212年，在我们已知的元老中，有57%来自行省，大约有3/5来自东部行省，1/5来自西部行省。[6]第三，从军团士兵的构成来看，行省籍士兵的数量越来越多。在奥古斯都和盖乌斯时期（公元前31年—公元41年），意大利人在军团中所占的比例为65%，行省为35%；在克劳狄和尼录时期（公元41年—68年），意大利人占48%，行省占62%；在弗拉维王朝和安敦尼王朝早期（公元69年—117年）意大利人只为21%，而行省籍士兵则占89%。行省籍士兵在军队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岁月的流逝，种族之间的差异也逐渐消失，出自行省的人士在文学、艺术、军队管理和教育理论的研究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辛尼加及其兄弟加里奥，还有诗人路加都来自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农学家科鲁美拉出生于西班牙的卡迪斯，马尔提阿利斯和昆体良也来自西班牙，福隆图和阿普列乌斯则出自阿非利加。这些变化都表明：行省地位在帝国早期有了明显的提高。

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使原来分离的地中海经济逐渐走向统一，从而为罗马帝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农业是帝国经济的重要基础。在帝国初期，罗马行省的农业恢复明显，发展惊人，水利、灌溉技术提高很快，耕地面积扩大迅速。西西里、阿非利加、埃及等原来生产粮食的“粮仓”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潘诺尼亚、米西亚等行省也纷纷成为罗马的新谷仓。行省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意大利农业经济的调整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意大利是帝国的中心，它与行省的关系非常明确，前者是征服者，后者则是被征服者。作为被征服者的行省每年都要向意大利进贡大量的钱财物品。据记载，在奥古斯都时代，埃及每年要向罗马提供2000万摩底小麦，几乎能够解决罗马城一年中4个月的口粮。[7]约瑟夫斯认为：北非每年为罗马人提供的粮食比埃及还多，约为4000万摩底小麦，可以满足罗马城一年中8个月的粮食需要。[8]行省农业的发展以及行省粮食大量进入意大利为意大利农业经营模式的调整创造了条件，而早期帝国农学家们把橄榄和葡萄等高利润经济作物的经营和管理放在主要地位本身也说明意大利农业转型的完成。

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也为商业和人口规模型城市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原有城市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意大利的罗马、卡普亚，叙利亚的安条克，希腊的雅典等空前繁华。尤其是帝国的首都罗马，其人口则达到150万左右。在农业经济时代，这样规模的城市是非常罕见的。当时人阿里斯蒂德曾对罗马城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这座城市在各方面都伟大至极，没人敢说她没有创造出与自身的宏伟相匹配的实力。不，如果有人观察整个帝国，发现如此弹丸之地居然统治着整个世界的话，肯定会对这座城市感到惊讶。然而，只要他亲眼目睹这座幅员辽阔的城市，那么，整个文明世界之所以会被如此伟大的城市所掌控，也就不足为奇了。”[9]这段话应该说是有道理的。随着帝国和平的到来，殖民城市和行省城市更是纷纷兴起，其中著名的有：不列颠的伦丁尼亚（现在的伦敦），高卢的鲁格敦（现在的里昂）、马赛、阿尔勒、奥顿、里昂和尼姆，多瑙河上的文都波纳（现在的维也纳）、新吉敦（现在的贝尔格莱德），德国的科伦、波恩、美因兹、斯特拉斯堡以及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都兴起于帝国初年，它们或是帝国的军营，或是帝国境内的交通要道。城市既是地方的统治中心，也是传播罗马文明的基地。据大致统计，在帝国初期仅西班牙一地就有360多座城市，高卢有将近1200座，意大利也有近1197座，阿非利加有650座，希腊950座，东部亚洲行省则有人口众多的城市5000多座。[10]这些城市有些是原先就有的；有些是新发展起来的；有些显然是罗马推动的结果。城市的发展既反映了罗马经济的发达，更体现了罗马社会文明的发达。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帝国逐渐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通过发达的道路系统连接起来的城市网络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形成对于罗马帝国的治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帝国各地城市的兴起又促进了地中海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在西部，罗马和意大利的商人可以把意大利和地中海其他地区的产品运到日耳曼和北欧等地，北欧等地的产品又可通过商人运往其他各地。在东方，罗马商人的贸易更是异常活跃，经商队伍经常出没于阿拉伯、印度，甚至远达中国。正如吉本指出：“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的宝物珍品都被搜括了去供给罗马人的挥霍。斯基太的森林提供了贵重的毛皮。琥珀从波罗的海岸由陆路运到多瑙河，蛮族对这些无用的商品在交换中能得这样的高价不胜惊异。巴比伦的地毯和东方其他制造品需求很大；但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部门是同阿拉伯和印度进行的。每年，约当夏至时，一支一百二十艘船的舰队从红海上埃及的一个港口迈奥肖尔莫斯出航。它们靠定期的季候风之助大约四十天横渡大洋。马拉巴尔海岸或锡兰岛通常是他们航行的尽头，在这些市场上，来自亚洲更遥远的国家的商人们等待着他们的来临。舰队返回埃及的时间确定在12月或1月，只要他们满载的货物一旦运到，就从红海用骆驼背到尼罗河，顺流而下，直抵亚历山大里亚城，于是毫不耽搁地源源注入帝国的首都。”[11]吉本的评述显然是有根据的。这些根据主要来自阿里斯蒂德等学者的作品当中。阿里斯蒂德在《罗马颂》中有一大部分论述罗马成为世贸中心的文字。他这样写道：“帝国周围，各大洲往外无限延伸。它们总是竭力为你们提供一切物产。各个季节的产品，各个国家、河流、湖泊以及希腊和非希腊的艺术品都经陆路海道，源源不绝地运至罗马。因此，如果有人打算一饱眼福，他要么去周游整个文明世界，要么亲临这座城市。因为所有民族中生长和制作的产品全都汇聚于此，应有尽有。一年四季，不分春秋，不同地域的物产通过商船运抵此处。罗马城几乎成了世界贸易的中心。

人们能够看到来自印度乃至幸福的阿拉伯的货物数量如此之多，甚至可以猜测这些领土上的树皮皆将被削光剥露，其居民若有所需，必来罗马，恳求分取曾经属于他们的东西。此外，人们还可以看到来自蛮族国家的巴比伦的服装和装饰，其货物数量比运货人从那克索斯（Naxos）或塞特诺斯（Cythnos）这些地方运入雅典港的还要多得多，运输也更方便。埃及、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开化地区皆变成了你们的农场。

海上运输往来不绝，让人惊奇的不是港口难为商船提供充足的空间，而是海洋能够容纳足够的商船。”[12]他认为，贸易、海运、农业、冶金，所有的技术和工艺以及所有地球上制造或生长的东西，一切都在罗马汇聚。“在这里没有见到的东西，一定是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13]

罗马帝国的民众对于地中海文明中心形成后所带来的安宁与繁荣的局面褒奖有加。“他们承认首先由充满智慧的雅典人所发明的有关社会生活、法律、农业和科学的真正原则，只是靠着强有力的罗马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在它的可喜的影响之下，最凶狠的野蛮人也在一个平等的政府和共同语言的条件下团结起来了。他们肯定认为，由于各种技艺的进步，人类的数量眼看增加了。他们赞美日益辉煌的城市景象和阡陌相连，装点得像个大花园一般的美丽的农村面貌。他们庆幸获得了许多民族可以共同享有的欢乐、持久的和平，完全忘记了过去存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古老的仇恨，也再不为未来的战祸担忧了。”[14]尽管这些文字有些夸张，但其基本内容还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即使像基督教作家如特尔图良等也赞叹不已，他说：“的确，只要放眼看一看世界，就可知道土地耕种日多，人丁日益兴旺。现在一切地方都可畅通，为人们所熟悉，便于商业的经营。现在使人愉快的田野已把一切荒凉痕迹抹去了，丛林已被铲除而代之以春耕夏耘的陇亩，牲畜成群奔逐而野兽匿迹。沙地已经播种了，山峪碎石已经扫除了；沼地已经排干了；过去贫困的农舍所在地，现在已被大城市占据了。……到处可看到屋宇、人群、安定和文明。稠密的居民到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15]

不过，在罗马帝国繁荣的背后也隐含着衰落的征兆。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正式灭亡。此后，内战频仍，政局混乱，经济迅速衰退，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中海整体文明日益失去往日的光环，罗马地中海文明进入衰亡阶段。

元首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权力的中心。元首不时被拥立或不时被撤换或被杀害，这本身表明政府的不稳定。据计算，从公元235年到284年的50年里，有20多个元首在位，其中18个死于非命，1个被交战国俘虏，1人死于瘟疫。这些人的命运已经表明：元首制已经无法解决罗马的现实问题。由于篡权夺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整个帝国已经到了瘫痪和瓦解的边缘。

不断动**的政局以及无止境的内战加深了罗马帝国境内劳动人民的负担，从而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严重不满，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而这一切又为外族的入侵创造了条件。在帝国东北部，公元251年，有7万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突破罗马的多瑙河防线，进入帝国境内。在帝国的西北部，法兰克人在渡过莱茵河下游以后，迅速进入高卢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并于不久在西班牙的东北部建立了稳固的立足点。在帝国东方，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也开始向西发展，叙利亚成为波斯人进攻的首选目标。这些都说明：自奥古斯都开始的帝国边境防御线已经不复存在。罗马帝国业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以后虽然出现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使罗马帝国摆脱了一时的危机，但因为改革无法解决帝国内部的深层次问题，所以很快就趋于失败。“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自己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消灭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己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尔、米兰。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16]面对帝国的混乱，城市的萧条，农村的荒凉，道德的没落，当时人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罗马人的鲜血从君士坦丁堡一路洒到阿尔卑斯山，斯吉提亚、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亚、达达尼亚、达西亚、伊庇鲁斯、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等行省，到处都遭到哥特人和萨尔马特人、夸杜斯人、阿兰人、匈奴人、汪达尔人和马科曼尼人的烧杀抢掠。许多名媛淑女、神的贞女、大家闺秀沦为这些野兽的玩物。主教们成为阶下囚，长老和其他神职人员遭谋杀，教堂遭**，基督的圣台被用来拴马，殉道圣徒的遗物被挖掘出来。‘我们到处都能见到悲哀和不幸，到处都能见到各种形式的死亡。’罗马世界正在崩裂。”[17]耶罗姆的这种感受正反映了4世纪至5世纪罗马世界的现实。罗马帝国自公元395年正式分治以来，以罗马地中海为中心帝国文明开始分崩离析。公元410年，罗马城为西哥特人攻陷，罗马永恒的神话被彻底打破。公元455年，罗马城再次遭到汪达尔人的洗劫。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实际上也就宣告了以罗马为主导的地中海文明的消亡。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李维：《罗马史》，7，25。

[3] 蒙森：《罗马史》，第2卷，1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 塔西佗：《编年史》，11，24。

[5] 波利比乌斯：《历史》，1，3。

[6] Keith Hopkins，Death and Renew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44.

[7] Sextus Aurelius Victor，Epitome de Caesaribus，1.

[8] Josephus，The Jewish War，2，383.

[9] 阿里斯蒂德：《罗马颂》，9。

[10]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章，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1] 见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章，53～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翻译有改动。又见斯特拉波：《地理学》，2，5，12。

[12] 阿里斯蒂德：《罗马颂》，11～13。

[13] 阿里斯蒂德：《罗马颂》，13。

[14]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章，55页。

[15]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48页。

[17] 耶罗姆：《书信选》，6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