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3年以后，罗马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内战期。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一批带有怀旧情绪的传统主义者应运而生。他们以古罗马为荣，借古讽今。这些人中最著名的要数百科全书型学者瓦罗。马尔库斯·瓦罗写过多种学科的著作，其中关于罗马考古的就有数十篇之多。可惜只有很少一部分流传下来。

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年代史家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当代史，不严肃地处置史实之风开始盛行。安提阿斯写了一部内容庞杂、修辞华丽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全书约七十五卷，从罗马起源一直写到公元前78年。李维引用过他的作品，也对他的作品有过批判。另一位重修辞而不重史实的学者是奎阿德里格里乌斯，他的《罗马史》开端于公元前390年的高卢入侵，止于公元前82年，内容充满奇闻轶事。马塞尔（公元前67年去世）也写了一部建城以来的《罗马史》。他使用了贮藏在某一神殿中的一些写在亚麻布书上的文献，有古代高官名表和其他记录。但内容都比较简单。

众所周知，西塞罗是罗马历史上的大文豪，也是对希腊罗马历史情有独钟的学者。阿提库斯等经常催促他亲自撰写一部历史。“人们一直有一个期望，或更准确地说，一个要求，即你应该写一部历史。因为人们认为，如果你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在这个学科的文献中，我们也许同样可以与希腊人一比高低。此外，要说我给你的意见，在我看来，为了这块你拯救过的而且你还可能使之荣耀的土地，你有这个义务，不仅是对那些期望从文献中获得愉悦的人们，而且是对你的祖国的义务。因为，如同我切身感到的和我常听你提及的那样，我们民族的历史文献太少。而你肯定可以令人满意地填补这一空白……因此，我们恳求你承担起这一任务，挤出时间承担起这一至今为我们的国人忽视或轻视的义务。”[1]

西塞罗认为：“我理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要求我来成就这一工作，阿提库斯。如果给予我自由支配的或闲暇的时间，我也不应拒绝承担它的。然而，当一个人的时间被挤得满满的，或者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时，他是无法承担起如此重要的工作的；他必须不为忧虑与国事所累。”[2]因为“除非是事先为之安排了一段闲暇时间，是不能动手写一部历史著作的，而且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当我一旦开始一项工作后，如果我的注意力又被迫转到其他地方，我的思路就会搅乱；而且无论我干什么，我都感到很不容易继续一项被打断了的工作，不像一次性完成那样。”[3]西塞罗一直希望一个人年老后有“应得的闲暇”去写作历史作品。[4]但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动笔。不过，在他的作品中，确实有许多内容涉及历史、涉及写史方法和原则。西塞罗认为：“历史关心的是远离我们这代人记忆所及的种种行为”，[5]“写历史的首要原则是必须真实，其次必须敢于陈述全部真相，毫无偏袒，没有个人恩怨。”[6]历史“本身则由事件和语言构建。叙述事件要求有时间顺序，有地点描写。由于人们对重大的和值得记忆的事件要求的首先是计划，其次是行动，然后是结局。因此，在叙述计划时需要指出作者赞成什么，在叙述发生过的事件时不仅要说明发生了什么和说过什么，而且还要说明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说的，在说明事件结局时要阐述清楚所有的原因，不管是偶然性的，或是符合理智的，或是轻率的行为，最后在谈到声誉、名望都很昭著的人物时不仅要说明他们的业绩，而且要说明他们的生活和性格。最后，词语特色和语言风格要通顺流畅，轻松平稳如涌溢的流水，没有审判语言的严厉，没有诉讼贯有的尖刻。”[7]他还说：“历史是时代之见证，真理之光辉，记忆之赓续，生活之导师，往事之信使。”[8]

西塞罗对历史的作用认识很深。他认为：“如果对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你就始终停留在童年时代。因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不就是通过历史记载把我们的人生融入我们祖先的生命中去吗？此外，提到古代，引用历史上的范例，就会给演讲提供权威性和可信度，还能给听众提供最大的愉乐。”[9]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历史的重要价值。他说：“一切文学、一切哲学、一切历史，都会激励高尚的行为。在这些文字之光没有照耀到的地方，这种激励会被埋没于黑暗之中。希腊罗马的伟大作家为我们描绘了多种高水准的图景，留存至今，供我们思考，让我们仿效！”西塞罗认为，在他的整个公共生涯中，他都通过默思先进典范来鞭策自己的心灵。[10]西塞罗还批评早期史家，说他们神话与历史不分，过分夸张地赞扬伟人和家族名人。他主张历史学家关注创作的艺术性，注重选材的价值，写出对社会有教育作用的作品。当然，西塞罗的历史观还是带有演说家和修辞学家的许多痕迹。公元前43年，西塞罗被安敦尼所杀，与他同时代的那波斯对此十分痛惜。他说：“历史学是我这个时代拉丁文学中唯一不能与希腊人成就比肩的领域。这一未竟的事业因西塞罗之死而完全处于初创和停滞状态。西塞罗是唯一一位能够或总是给历史以优雅声音的人，因为他使我们先辈传下来的粗陋的演说术变得精练，他还用自己的风格完善了拉丁哲学。在他之前，拉丁哲学一直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我不能确定，他的离去是否给我们的国家或历史写作造成了更多的损失。”[11]

恺撒与西塞罗是同时代人。前者既是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演说家。他为表白自己业绩写就的《高卢战记》和随后的《内战记》又使他在罗马史坛占有一席之地。

公元前58年，恺撒执政官任期届满，出任山南高卢总督。他违反公元前59年通过的“朱理亚反假公济私法”[12]，在没有得到元老院授权的情况下，率军与日耳曼和高卢诸部落进行战争，历时8年。在此期间，他征服了西欧中部和北部，几次越过莱茵河，深入日耳曼部落腹地，最后把罗马的西北边界推至莱茵河。此外，他还两次率军渡海到达不列颠，行使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实际统治。战争期间，他又撰写了《高卢战记》七卷，具体描述公元前58至前52年间恺撒的军事行动。

《高卢战记》一书一般认为是一部宣传性作品，是写给元老院的政敌看的。既写战绩，向在罗马的政敌显示自己的心胸与成就，又写发动战争的原因，阐述战事是保卫国家边疆之迫不得已的事情。《高卢战记》是一部由当时指挥官亲笔记录的重大战事活动书。后世对高卢战争的了解，主要来自恺撒的这部著作。它有比其他历史书更具价值的成分。

恺撒的拉丁文风简洁流畅，与以前的修辞派迥然不同。西塞罗也承认恺撒文风朴素，但认为他的作品是史料，非史学。他说：“真的令人敬佩！它们就像**的塑像那样直率和雅致，在风格上剥去了一切装饰，就好像把衣服都搁在一边。他的目的是为其他人撰写历史提供素材。他也许成功地满足了那些庸人们的欲望。这些庸人们都希望用他们的烫发钳去整理他的材料，但他也阻止了有着健全判断能力的人去写作（历史），因为在历史中没有什么比简洁、清晰、准确更令人惬意了。”[13]

《高卢战记》的第八卷为恺撒的部下伊尔提乌斯补叙，内容涉及公元前52—前51年恺撒在高卢的活动。伊尔提乌斯对恺撒的《高卢战记》赞扬有加。他说：“即使别人极精心撰写出来的作品，都无一不在这部《战记》的优美文笔之下。这部《战记》的出版，虽说是要使史学家不致缺乏有关这些伟大事业的知识；但它所博得的众口一词的赞扬，反倒弄得史学家好像失去了一个机会，而不是得到了一个机会。不过，我们在这里给它的赞扬，要比别人给它的赞扬更多些，因为一般人只知道他怎样出色地、完善地写成了这些战记，但是我却知道他写作时是多么得心应手、一挥而就。恺撒不仅有最流畅和最雅致的文笔，而且还有最确切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意图。”[14]

《内战记》是恺撒继《高卢战记》后写就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主要反映庞培与恺撒间的战争，对后世影响很大。人们常常把它与《高卢战记》和另外三部作者不详的《亚历山大里亚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合称为《恺撒战记》。

《内战记》大约完成于公元前45年蒙达之役之后。写作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卸自己发动内战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恺撒认为，这次内战完全是庞培派出于私欲强加给他的。他在具体分析庞培派要人贸然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时这样写道：促使加图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他对恺撒的旧怨以及因参选落败（指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选举）而产生的懊恼。驱使伦图卢斯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因为他负有巨债，以及取得治理行省和军队的欲望和在授予人家国王称号时可望获得的大笔贿赂。……推动西庇阿的同样是掌控行省和军队的欲望。由于他和庞培有亲戚之谊，他认为自己当然能和庞培共同执政；此外推动他的还有他对审判的恐惧以及他自己和那些在国家大事上、法庭上都有很大势力的权威人士相互间的吹捧和夸耀。”恺撒认为，造成庞培本人参战的原因则是受到恺撒之敌的挑唆，同时还因为他不愿与他人平起平坐。他已经完全抛弃了与恺撒的友谊，而彻底倒向那些过去曾被他和恺撒共同视作敌人的人。这些敌人大多是在他和恺撒联姻交好时他给恺撒惹来的。而且，把开赴亚细亚和叙利亚的两个军团扣留下来以增加自己兵力和威望这种不讲信用的行为也促使他竭力想挑起一场战争来。[15]在恺撒的笔下，内战的责任显然应该由只求个人私利的庞培派来承担，恺撒的起兵纯粹是为了维护共和国的正常秩序。

应该说，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非始于恺撒，但如此自觉、如此明确地利用写作来宣传自己、宣传自己的战绩实属恺撒首创。恺撒既具备武司令的天赋，又有文将军的才华。用“武能治国、文能安邦”来形容他，恺撒当之无愧。

恺撒的著作不是纯历史，它们在军事、政治、人种学、文学等方面都有贡献，但不能因此贬低其史学价值。恺撒绝对是把客观发生的事情提炼成文字概念的高手。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作品中，恺撒的著作在内容新颖、描述生动、文字简洁等许多方面均属上乘之作。

萨鲁斯特（公元前86—前34年）是恺撒的部将，也是第一个为拉丁史学赢得史坛荣誉的罗马学者。他出身于萨宾贵族，曾任罗马财务官、保民官及阿非利加·诺瓦省总督。公元前44年后退出罗马政坛，潜心从事学术创作。萨鲁斯特写史有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有从政经验；[16]第二，有较高的学术修养；第三，心情平静，不再有很强的功利之心，不再有恐惧感和派系的偏见。[17]他写过三部历史著作，分别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和《历史》。《喀提林阴谋》主要记录罗马元老喀提林利用社会不满情绪，与执政当局抗争，并最后遭到镇压的整个过程；《朱古达战争》主要记述罗马与北非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的战争。前者属于当代史范畴，后者则属于对前代朱古达事件的追述。萨鲁斯特的《历史》共五卷，可能属于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内容主要涉及公元前78至前67年11年间的罗马史，全书只有一些小断片留存至今。

萨鲁斯特重视历史的作用，是罗马史上第一个把写作历史与服务国家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学者。他说：“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当然是光荣的，而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也不是一件坏事，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们都可以使自己成名。不仅是建功立业的人，就是记述别人的功业的人往往也受到我们的称许。就我个人而论，虽然我十分清楚，撰写历史的人和创造历史的人决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荣誉。但是我仍认为撰写历史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笔必须配得上他所记述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倘若你对别人的缺点进行批评，大多数人就会认为你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和嫉妒。此外，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话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18]

萨鲁斯特以雅典为例，说明历史写作的重要意义。“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盛传中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说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学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遗憾的是罗马人民却始终没有这样的优点，因为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总是忙于事务，没有人重视体外的思想；最好的公民宁重行动而轻言辞，他们宁愿去做一些受人称赞的事情而不愿亲自去记录别人的事迹。”[19]

萨鲁斯特抓住了共和国史的两件大事：喀提林对共和国最高权力的挑战和朱古达战争。前者是非常值得追忆的事件，因为喀提林等的罪行和由此带来的危险都具有特别的性质[20]；后者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战争，是第一次对新贵傲慢行为进行的战争。[21]萨鲁斯特认为共和国内部派系对立、相互斗争是共和制崩溃的重要原因，而导致共和国衰落的主要根源则是罗马摧毁迦太基以后罗马价值观的变化。萨鲁斯特说：“直到迦太基被毁灭以前，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一直以协调和缓的姿态分享国家管理权，可是一旦对迦太基的惧怕消除了，骄傲和狂妄很快发展起来。”[22]

萨鲁斯特特别关注对史实的评论和分析，寻找史实间的因果关系，探究并定位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他的历史著作既不同于此前的编年史，也不同于战地随笔，在罗马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萨鲁斯特与李维、塔西佗一起被称为“罗马史上三大史学家”。

[1] 西塞罗：《法律篇》（又译《论法律》），1，2，5。参见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144～1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西塞罗：《法律篇》，1，3，8。参见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146～147页。略有改译。

[3] 西塞罗：《法律篇》，1，3，9。参见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147页。

[4] 西塞罗：《法律篇》，1，3，10。

[5] 西塞罗：《论开题》，1，27。

[6] 西塞罗：《论演说家》，2，15，62。

[7] 西塞罗：《论演说家》，2，15，63～64。见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25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8] 西塞罗：《论演说家》，2，9，36。

[9] 西塞罗：《演说家》，34，120。

[10] 西塞罗：《为诗人阿尔基亚辩护》，6，14。

[11] 科尔涅里乌斯·那波斯：断片，2，1。

[12] “朱理亚反假公济私法”规定：行省总督本人，无论是否带有军队，若没有得到公民大会或元老院的许可，皆不得随意越出行省，也不得对别国发动战争。恺撒的高卢战争实际上是在没有得到元老院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

[13] 西塞罗：《布鲁图斯》，75。

[14] 恺撒：《高卢战记》，8。译文参见恺撒：《高卢战记》，2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5] 恺撒：《内战记》，1，4。

[16] 尼布尔曾告诉利伯说：极其不幸的是，除了一两个例外，过去写罗马史的那些人，不是没掌握资料，就是并非政治家。但除非他本人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有实践经验，否则就不能为这个民族写历史。……难怪罗马史至今才写了这么一点点；因为写罗马史的人应当是一位思想健全、博览群书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参见［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2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萨鲁斯特应该符合尼布尔的要求，当然他写的不是罗马的通史。

[17]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4。

[18]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3。

[19]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8。

[20]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4。

[21] 萨鲁斯特：《朱古达战争》，5。

[22] 萨鲁斯特：《朱古达战争》，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