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早先的史学起源于年代记汇编。汇编所记的内容包括农业情况、气候、天灾、异兆、占卜、公共祭祀、宗教活动、选举以及在职高官姓名等等。记录由大祭司集团负责、积累保存，史称大祭司年代记。西塞罗说：“为了保存对公共事件的记忆，自罗马建业直至大祭司长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Publius Mucius），大祭司长把每年发生的所有事情写在白板（tabula alba）上，置于宅前，以让人民熟知其事。”[1]它们被称作大年代记。大年代记的作者从严格意义上说，还只是一些“叙述者”，不知道“用什么美化语言。”[2]

公元前3世纪末叶，罗马人开始撰写自己的历史。那时，罗马已崛起于地中海西部地区。它征服了意大利，打败了海上强国——迦太基。在与地中海其他先进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罗马人逐渐有了追溯自己根源、记录先人丰功伟绩的需要。于是罗马最早的历史学者应运而生。正如波尔基乌斯·李奇努斯所说：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缪斯展翅飞至罗慕鲁斯那尚武之后人的国度。[3]

这句话既适合于罗马的诗歌艺术，也适合于历史学。

当然，此时的罗马已经与传说中的罗马建城年代相差了五百多年。要恢复这一段历史，历史工作者就得在收集和整理资料等方面下很大的工夫。

在罗马，最早写罗马史的人，受希腊影响较深，不仅学希腊人著史的方法和体裁，而且还用希腊文来创作罗马史。其中著名的学者有：皮克脱和琴其乌斯。

皮克脱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末，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l6年，他是元老院派去特尔斐求神签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的《罗马史》从远古神话时代写起，一直写到他自己的时代。可惜只有极少的片断保留至今。

与皮克脱同时的有琴其乌斯。琴其乌斯是罗马元老，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坎尼战役的幸存者。他用希腊文写过一部罗马史，属通史性质。

老加图是第一个用拉丁语写《罗马史》的罗马人。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学者。他出身农民，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和对安提奥库斯三世的战争，在罗马政界影响较大。科尔涅里乌斯·那波斯认为，加图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一位熟悉农事的农夫、一位国事精通者、一位杰出的法学家、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值得称赞的演说家。他热衷于文学研究，尽管他在晚年才开始从事文学著述，但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至人们发现他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历史掌故如数家珍”。[4]

加图不赞成亦步亦趋地学习希腊文化，而主张发扬与发展罗马人自己的文化。他认为，罗马人根本不同于希腊人，希腊人常常把成就归于少数个人，而罗马人则归于集体的智慧。他用拉丁文发表过一百多篇演说，写作过至少七部著作。《创始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此书早已失传，现仅存断片143块。全书共七卷，从罗马及其他意大利城市的起源和远古历史写起，一直写到马其顿战争胜利（公元前168年）及战后数年的事。加图写史的目的显然不是为记事，而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想以此唤起罗马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以爱国主义的道德观塑造年青一代的拉丁民族性格。这本书的最大缺点是对个人崇拜深恶痛绝，对个人的作用不屑一顾。全书避而不提罗马伟大统帅的名字，但对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一只迦太基大象却涉笔良多。这显然符合其“公民至上”的历史观。

大约与此同时，在罗马出现了一部《大年代记》。[5]据说这是由公元前130年的大祭司长斯恺沃拉主持编纂而成的。此书共80卷，以历年积累起来的大祭司记录为基础，并补充一些罗马早期的档案材料。它虽然只具有资料汇编性质，但对罗马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在罗马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希腊籍罗马史作家，即麦加罗波利斯的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0—前1l8年）。

波利比乌斯为希腊贵族，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当过兵，打过仗。公元前168年，他担任希腊联军的骑兵指挥官参与希腊人反抗罗马人的战斗。失败后，作为希腊交给罗马的1000名人质之一被带往罗马。在罗马期间，波利比乌斯被罗马将军埃米利乌斯·鲍鲁斯聘为家庭教师，担任鲍鲁斯之子即后来攻陷迦太基城的小西庇阿的老师。波利比乌斯作为人质在罗马滞留十六年，名义上受监管，实际上却享有很大的自由。公元前151年，他被释回家；公元前146年，作为小阿非利加·西庇阿的幕僚，他曾目睹迦太基城陷落的情景；公元前118年，82岁高龄的波利比乌斯坠马于回家途中，不幸去世。波利比乌斯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罗马走向巨大成功的时代。昔日的地中海强国如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等纷纷倒在了罗马脚下，或被征服，或被击败，原来分散的地中海历史开始向联系密切的整体型历史发展。波利比乌斯看到了这一历史上少有的转型过程，而且自觉地用文字将它记录、撰述下来，完成了由客观事实向概念化事实的转变过程，为后人提供了探究大国崛起的经典范本。

波利比乌斯所著《历史》，起自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终于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前后九十余年。全书共四十卷，其中前五卷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余各卷则残缺不全。现存的作品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波利比乌斯在《历史》的结尾部分保存了全书的大致内容：“我将以提麦乌斯的历史结束之处[6]作为我的两卷引言的起点（公元前264年），然后简要回顾一下在意大利、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发生的事，因为提麦乌斯在他的历史中只是提到了这些地区。在讲到汉尼拔担任迦太基军队指挥、德米特留斯之子腓力普成为马其顿国王、斯巴达的克立奥蒙尼被逐出希腊、安提奥库斯继承叙利亚王位以及托勒密·菲罗帕托继承埃及王位时，我又把奥林匹亚第139纪作为新的起点。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讲述整个世界的通史，以奥林匹亚纪划分时间段，又将每阶段划分为年，然后对世界各地区的一系列事件进行比较描述，直到迦太基陷落、亚加亚人与罗马人在伊斯穆斯的战斗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希腊局势的处理为止。”[7]波利比乌斯希望：学子们通过学习他的作品能够“了解整个世界是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如何被置于罗马的大一统之下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事。”[8]

波利比乌斯所著《历史》的主要特点是主题明确，写作系统、有计划。他在全书之始就认为他所选的主题会促使人们热心于研读他的著作。他说：“我敢肯定，没有一个人会冷漠和怠惰到如此程度，以致不想了解，罗马人究竟是以何种手段、在何种政制下，用不到53年的时间，成功地将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类居住的地方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又有谁能如此沉湎于其他事物的钻研，而对比此类知识更重要的事情无动于衷呢？”[9]他说：以前的一切大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等，或时间很短，或偏于一隅，只有罗马才“将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10]他认为罗马大统一局面的形成既是命运之神安排的结果，同时也是罗马人奋斗的结果。他明确指出：“罗马人的兴盛并非像某些希腊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偶然机遇、在不自主的情况下产生的。相反，罗马人在如此充满风险的宏伟大业中培养、训练了自己。那么很自然，他们不仅获得了追求世界霸权的勇气，而且实现了自己的目标。”[11]史家有责任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录下来。

波利比乌斯强调，历史作者一定要报道真实情况。他认为，一旦某人担负起史学家这一角色，就应该秉笔直书：“如果敌人的行为值得称赞，他就应该赞扬敌人，并且给予他们最高的赞誉；如果他最亲密的朋友犯有错误，他也有责任批评，甚至是严厉斥责他们。这是因为，正如一个活的生物，若是失去双目，就完全丧失了能力；同样，若历史失去真实，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一个随意的传说。因此，我们应敢于谴责朋友、颂扬敌人，也不必担心对同样的人物时而褒奖，时而批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总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叙述中不要过于注重那些人物，而要对人们的行动给予公正的评判。”[12]波利比乌斯明确指出：要做好写史工作，史家需具备下述主要条件：首先应有个人的从政经验；其次应有接近档案资料的条件，努力收集可信的资料；第三应有广泛旅行考察的经历。波利比乌斯尤其强调个人经历的重要性。他说“对于一个没有战争经历的人来说，不可能很好地描写战争中发生的事；同样，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政治活动和环境的人，也不能很好地就这一话题进行论述。同理，一个只读书本知识的书生，也写不出经验丰富、栩栩如生的作品。他们的著作对于读者来说毫无实用价值。”[13]他认为从事系统研究历史的学者必须“第一是潜心研究回忆录和其他文件，并比较它们的内容；第二是对城市、地区、河流、湖泊，即总的来说一切陆地和海洋的地貌特征，以及某一地与另一地之间的距离进行调查；第三是回顾政治事件。正如医学中的情况一样，许多人立志撰写历史是因为这一学科所占有的崇高地位，但大多数人除了狂妄鲁莽、肆无忌弹、欺诈捣蛋之外，根本不具备承担此任的正当资质。他们总是像药剂师一样追求知名度，总是说一些他们认为是恰好合适的任何话，以便迎合大众、以此谋生。还有那些看似有资格撰写历史的人，他们就像理论医学家们一样，在图书馆中消磨了很长时间、熟读各种回忆录和记载之后，就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承担这一任务了。的确，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为系统化历史的需要做出了十足的贡献，而我却认为，他们只是做出了部分贡献。因为，阅读古老的回忆录确实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人的观点和从前的人们对当时的条件、地区、民族、国家、事件的观念，并了解以往时代中每个国家所面临的环境和机遇。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会使我们特别关注于未来，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每种情况下对以往的事情都做彻底的调查。但若是像提麦乌斯那样，认为一个人仅仅靠掌握材料，就可以写好一部随后发生事件的历史，那绝对是愚蠢的，就像一个看过古代画家的作品的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技艺精湛的画家和艺术大师一样。”[14]

波利比乌斯坚持发表自己从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意见。例如：罗马人将被征服地区的一些物品转运到自己的城内。波利比乌斯与其他的一些学者都认为：“这种行为在当时是错误的，就是到现在也仍然是错误的。因为，罗马人如果原先就依靠这些东西来成就国家的事业，那么，他们将那些用于装饰门面的物品运回国内显然就是正确的。反之，如果他们是在生活俭朴、远离这些外表豪华的情况下，不断战胜那些拥有最多、最好奢侈品的人的，那么我们能不认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了吗？放弃胜利者的惯例，效仿被征服者的习俗，不仅将这些物品据为己有，还同时引起伴随财富而来的嫉妒——这是身居权势的人最畏惧的事——这确实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失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当一个人凝视这样一些艺术品时，他与其说是羡慕那些占有别人财产的人的好运，不如说是怜悯并且羡慕原先的物主。当这种机会愈加频繁、得胜者在身边聚积了其他民族的一切财宝，而这些财宝几乎可谓是特意招引了那些被剥夺者前来观看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此时，看到这一切的人们自然会回想起自己的灾难，他们所同情的已不再是邻人，而是他们自己。因此，在他们心中所引发的不仅是对幸运者的妒忌，而且是某种深恶痛绝的仇恨。这是因为回忆自己所遭受的不幸，会激起他们对肇事者的怨恨。或许，侵吞所有那些金银财宝的确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不削弱他人的资源、增强自己的实力，罗马人就不可能确立世界帝国的目标。然而，如果他们最初就放弃那些对增强实力并未帮助的东西，摆脱因霸占而产生的嫉妒，并以尊严和宽宏大量的行为，而非以绘画和浮雕装点自己的城市，这对他们来说却是有可能做到的。”[15]波利比乌斯讲这些话的目的是：给所有那些帝国继承者们一个教训：“用他人的不幸来装饰自己的国家，并带着这种信念去洗劫别人的城市”[16]是不应该的。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既有服务未来的作用，更有服务当下的责任。

波利比乌斯为罗马史学构建了一座高山。史学的价值、史学的作用以及史学的本质都在其探讨的视野之中。他用自己的智慧定位了公元前2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并赋予其崭新的意义；他虽然不承担为罗马传承文化的使命，但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为罗马创造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帝国”；他是一位“善判断、识大势”的史学大师，但同时也是一位务实的希腊人。在“逃避”还是“欢迎”罗马统治的原则问题上，他以历史学家特有的眼光和方法向希腊的民众证明，“世界”已经进入了属于罗马统治的新时期，希腊世界应该适应罗马的统治。克罗齐说：“波利比乌斯是古代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既是历史方面的又是理论方面的亚里士多德，他补足了这位斯塔吉拉人（亚里士多德的故乡）所不具备的，因为这位斯塔吉拉人在他的大量著作中对正当地被称为历史的历史很少兴趣。”[17]这话应该是正确的。波利比乌斯把罗马的史学推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1] 西塞罗：《论演说家》，2，52。

[2] 西塞罗：《论演说家》，2，12。

[3] 革利乌斯：《阿提卡之夜》，17，21，45。

[4] 科尔涅里乌斯·那波斯：《加图传》，3，1。

[5] 西塞罗：《论法律》，1，6；西塞罗：《论演说家》，2，12。

[6] 提麦乌斯（约公元前356—前260年），西西里人，撰有《历史》，主要叙述西西里发展的历史。西塞罗认为：“提麦乌斯是一位学识无比渊博，史料掌握非常充分，思想丰富，语言风格极其高雅的人。”西塞罗：《论演说家》，2，14。

[7] 波利比乌斯：《历史》，39，8。

[8] 波利比乌斯：《历史》，39，8。

[9] 波利比乌斯：《历史》，1，1。

[10] 波利比乌斯：《历史》，1，2。

[11] 波利比乌斯：《历史》，1，63。

[12] 波利比乌斯：《历史》，1，14。

[13] 波利比乌斯：《历史》，12，25g。

[14] 波利比乌斯：《历史》，12，25e。

[15] 波利比乌斯：《历史》，9，10。

[16] 波利比乌斯：《历史》，9，10。

[17]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