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罗马史学有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史著繁多，体例丰富，主题也更显多样。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职业史家已经形成。当然，这一时期由于政治更趋专制，求真、写实的作品因受限制而日益减少。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和李维是三位在帝国初期书写通史的杰出学者。狄奥·卡西乌斯则是帝国晚期撰写罗马通史的历史学家。

狄奥多鲁斯来自西西里，史家习惯上称之为“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狄奥多鲁斯是典型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式的学者。公元前60年至前56年，他访问过埃及，搜集了有关埃及的大量资料。之后，他或许定居于罗马，专心著书立说。公元前30年，他的奠基之作《历史集成》最后完成。他在序言中说：

“而且，所有的人们，虽然彼此以血族关系相联系，却被空间和时间隔绝，把所有这些人都编排在一个有秩序的共同体中，一直是（那些编写世界史的作家们的）心愿。因此，这些历史家可以说无愧于上帝的使者。上帝既然已经把可以看得见的秩序井然的星辰和人类各种特性都集拢一起安排在一个共同的体系之中，继而又永无休止地指导万物的进程，在命运指导下，使各自得到应得的一份；历史家也正是这样，他们在把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共同事务按照单独一个国家的事务那样记述的时候，实际上就使他们的文章成为过去事件的总结，也可说是关于过去事件的知识的统一的清算所。”[1]

《历史集成》共40卷，其中有15卷完整地保存下来，即第1-5卷和11-20卷，其余的均为残片。狄奥多鲁斯的作品是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描述当时人所了解的世界历史，内容包括世界古代诸民族如埃及、亚述、埃塞俄比亚、波斯、希腊、马其顿、罗马等地区的历史。作品从神话时代写起，一直写到公元前60年，属于“世界通史”性质。书中展示了地中海地区众多民族的发展进程，描述了地中海地区众多民族发展的最后结局，论证了众流皆归罗马的必然，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约公元前60—前7年之后）于公元前30年移居罗马，从事写作二十余年，编写了一部40卷的希腊文巨著——《罗马古代史》，内容从神话时期一直写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他在前言中讲自己写罗马史的原则是：“我相信任何一个想使自己的作品流传千古、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尤其是写历史作品的作家——在历史作品中，真实是最重要的，它是谨慎和智慧的源泉——首先，应当选择崇高高尚并且对读者帮助最大的主题，然后，小心谨慎地用合适的方式描述它们。选择那些不体面的、或是邪恶的、或是不值得认真研究的主题作为叙述对象的作者，要么是渴望闻名于世，要么是想得到什么名分，要么是想炫耀自己行文的华丽。对于这些人，后世既不会称赞他们也不会赞美他们华丽的辞藻；他们只会让读过他们作品的人认为他们认可作品描述那种生活方式，因为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话语是精神的表现。另一方面，那些虽然选择了好的主题、但却粗心不负责任地写作作品的作家也得不到称赞；因为我们认为那些著名城市和有着强大权力的人物的历史不应当被随随便便或是疏忽大意的写作。”[2]他考察了古代西方世界各国的兴盛状况，得出结论是：罗马人的卓越远远超过自古以来的任何城邦。[3]选大主题、选好主题、把名著留给后人是狄奥尼修斯著史的重要目标。狄奥尼修斯明白地告诉大家：他写作罗马早期的历史不是没有经过考虑和预先构思的，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正因为是深思熟虑才使他的《罗马古代史》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

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是书写罗马公民发展通史的著名学者。他出生于意大利帕塔维乌斯城，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公元前29年以前一直生活在家乡，此后移居罗马，在罗马生活、工作四十余年。他是奥古斯都文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克劳狄元首的教师。《建城以来书》，又称《罗马史》，是其标志性成果。

《建城以来书》起自传说中的罗马建城之年（公元前753年），止于公元前9年，上下744年。第一章从埃尼阿斯神话故事开始，全书可能计划写到奥古斯都终结，但未完成，缺21年，共写了一百四十二卷，保存下来的有三十五卷：即第一至第十卷，第二十一至四十五卷，涉及时间为公元前753—前243年以及公元前219—前167年。失传的各卷有散见的节录和片断，还有两套摘要保存。

作为古典时代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李维的特点与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波利比乌斯不同。李维是一位典型的书生，书斋型学者，一生只读书写作，从未参过军、任过职，外出考察也很少。他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前辈学者的作品。但他的优势是：选题很好，容易引起罗马人的共鸣和兴趣，也非常符合奥古斯都提出的道德要求。

李维以高度的爱国情书写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历史，文笔流畅，描述生动，思路开阔，叙述清晰，无论是叙述史实还是刻画人物都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不过，李维对自己的作品还是留有余地的。这我们可以从他的序言中看得很清楚。他说：

“我不太清楚，我详述了罗马民族自建城以来的事迹，是否算得上是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即使知道，我也不敢妄说。因为我深知，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陈旧老题。历史学界的新人总是相信或在史实上能提供更可靠的素材，或自信在写作风格上远胜文风粗糙的前辈。但就我而言，能亲自思考、追述地球上最杰出民族的业绩就已经值得欣慰了。在如此众多的作家中，我之声名即使湮没无闻，我也为有那些能掩盖我声名之其他作家的声誉和成就感到**。况且，我所从事的是一项须付出无穷之辛劳的工程，因为要追溯至700多年以前，还因为始于蕞尔之邦的罗马，如今竟已发展到如此伟大，以致使其自身皆处于难以承受的程度；同时我也毫不怀疑（罗马）的起源以及随后的进展很难引起多数读者的兴趣，因为这些读者急于接触现代的新东西，而在这些新东西中，从前业已形成的民众威力正在自行消失。与此相反，我却能从我的工作中得到额外的酬劳：避开我们这一时代司空见惯的弊病。毫无疑问，只要我潜心追忆古代的峥嵘岁月，我就能排除所有烦恼。这些烦恼即使不使史家偏离真相，也会使其心躁不安。

关于建城以前的传说以及关于创建罗马城的传说都充满了诗意的神话。它们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史料之上的。因此，我建议不必肯定它们，也不必反驳它们。通过神人共造可以使城市的创建更神圣，这是赐予古代的特权；而且，如果可以允许哪个民族能把自己的起源神圣化，并称他们的缔造者为神灵的话，那么有着如此军事声威的罗马人民理当收获这一殊荣。既然罗马人民宣称他们和他们的缔造者之父是无所不能的马尔斯，那么，所有民族皆应怀着认同罗马统治的同样心情顺从此种说法。

当然，无论怎样看待、评价这些传说或类似传说的事情，我个人都不会多加重视。我认为，大家皆应认真关注的是：以往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世风，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方法支撑起和平和战争时期帝国的治权，并将其拓展扩大。另外，还应当关注，随着纪律的逐渐松弛，世风是如何开始缓慢下沉，到急转直下，最后堕入彻底崩溃，以致一直延续至今的。我们既不能忍受自己的病痛，也不能忍受为消除病痛而采取的解救措施。是以研究往事就有特别的益处和特别的功效。因为从录于珍贵碑文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到各种范例。你可以从中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选择能够模仿的榜样，也可以从中察觉到源自始点的失误和结局的羞辱，并竭力戒除之。至于其他，或许是为我对所从事工作的爱所蒙蔽，或许是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具有比（罗马）更伟大、更神圣、更富有杰出的典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罗马那样如此长时间地将贪婪和奢侈杜绝于社会之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对清贫和简朴的生活保持如此特别的敬意和如此长期的尊重。确实是，财愈寡，愈不贪。只是到了近代，财富带来了贪婪，无节制的享乐唤起了放纵和奢靡的欲望，而这些正毁坏和损害着所有的一切。”[4]《建城以来书》基本上奠定了罗马历史的基调，是罗马史学的经典和范本。

李维之后，约有200年罗马没有学者从事大型的通史写作。罗马的最后一部通史出自狄奥·卡西乌斯之手。狄奥·卡西乌斯（公元150—235年）生于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公元180年来到罗马，是元老院成员，在康茂德元首时期做过辩护律师，曾担任过执政官、阿非利加行省总督等职。著有80卷《罗马史》，用希腊文写成。《罗马史》从埃尼阿斯开始一直写到他自己的时代（公元229年）。完全流传下来的有第36～60卷，其余各卷仅有片断保存。全书实际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从埃尼阿斯至拉丁地区到亚克兴之战；第二部分从亚克兴之战到马尔库斯·奥理略之死；第三部分从康茂德一直写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期。狄奥·卡西乌斯把亚克兴之战作为新时代的开始。他这样写道：

“尽管如此，在这个时期以后发生的事件不能像以前的事件那样记述。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切事情纵然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也必须向元老院和人民汇报；因此，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而且有很多人作了记载。结果，关于这些事情的真相，某些作家的撰述无论因为作者的恐惧或偏袒、友谊或仇视而使作品受到多大影响，总是可以在记述同样事件的其他作品中或在官方记录中找到某些对证。但在这个时期以后，对发生的事情大部分开始保密或隐瞒，纵或有些事情偶然暴露出来，也没人相信，因为这些事无法证实。这是因为，不论谁说什么、写什么，人们都是以当时的当权派和他们的伙伴的意愿为转移的。结果，许多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却在外边街谈巷议，而许多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反而无人知晓，而且几乎每件事情，总有一种与真相不符的说法盛行。更何况，单就帝国的庞大和发生的事情的众多而论，就使记述这些事情的准确性成为最大难题了。例如，单在罗马就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在各属地也在出现，在敌人那里，事实上经常、甚至每一天都在出事，关于这些事情，除了局中人以外，谁都不容易了解事实真相。因此，在我叙述这些后期事件时，只要它们值得一提，我所做记载都是根据业已公开的报道，不管它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但是，除了这些报道之外，如果我能够的话，我将根据我所阅读的材料、听到的传闻以及个人目睹的事情收集的大量证据，作出和普通报道不同的判断，说出我自己的意见。”[5]狄奥·卡西乌斯认为：从马尔库斯·奥理略去世以后，罗马帝国的历史已经由黄金时代进入了衰落时代。[6]这一时代恰好就是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他开始依靠自己的观察，而不是别人的撰述来书写自己的作品。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的特点是时间长，观点鲜明，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史学思想和珍贵的文献资料。奥古斯都以前的内容大量参照了李维等学者的著作，奥古斯都以后的部分则新意迭出，叙事深刻，马尔库斯·奥理略以后的作品主要依靠自己的接触与观察，给人以强烈的亲临现场的感觉。

传记体首创于共和末叶，其中著名的作品有科尔涅里乌斯·那波斯的《外族将领传》。到帝国时期，传记体有了很大的发展。奥古斯都还自己书写了自传。这一自传通过铭文的形式，一直保存至今。《奥古斯都自传》共35段，是奥古斯都76岁时写作而成的作品。全文大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从19岁开始走上政坛后所获得的官职和荣誉；第二部分是他为罗马和公众谋取的利益；第三部分是他在战时、和平时期为罗马人民做出的贡献。这一自传对于我们研究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价值重大。

普鲁塔克和苏埃托尼乌斯是继那波斯以后最伟大的两位传记史家。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6年）生于中希腊的喀罗尼亚，酷爱希腊文化，有强烈的希腊情结。据说，他曾是图拉真和哈德良元首的老师。他的作品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又称《传记集》）和《道德论》，前者现存五十篇，其中46篇是希腊、罗马名人的平行传记，大多附有合论。另有4篇是单独的传记。在《传记集》中，普鲁塔克引用了大量业已散失的原始资料，提出了自己对杰出人物的评价标准。普鲁塔克直言：“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他认为：“最辉煌的业迹不一定总能表达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一句笑话或片言只语，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最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防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习性。因此，正如画家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面部表情和眼神，就能画出逼真的肖像，而无须对人体的其他部分多加注意一样，我也请读者允许我能专心致力于人物灵魂特征及其表现的刻画，并借此来描绘每个人的生平事迹。至于他们的赫赫战功以及政绩则期待让别人去撰写。”[7]对于普鲁塔克来说，历史是个人，尤其是杰出人物意志和感情的产物，与政治、经济等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对于个人的道德要求就显得特别重要。

苏埃托尼乌斯（公元77？—160年）出身于罗马骑士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与小普林尼相交甚厚，曾任元首哈德良的侍从秘书，后升至秘书长。由于工作上的方便，他得以接触罗马政府的核心材料，熟悉国家档案库中的文献资料。苏埃托尼乌斯为一介书生，著述较多，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公元120年出版的《十二恺撒传》。此书为传记体，从恺撒一直写到图密善，每一元首一篇。对于做出贡献的元首，苏埃托尼乌斯加上“神圣的”一词。作品出版后，得到了罗马民众的普遍欢迎。但在主张史学科学化的19世纪作家笔下，其作品的价值受到了一定的怀疑。当然，从材料和分析问题的角度来看，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六家撰诸奥古斯都传》是模仿苏埃托尼乌斯的体裁写作的，但行文不及苏埃托尼乌斯。《六家撰诸奥古斯都传》的作者是：埃里乌斯·斯巴尔提阿努斯、朱理乌斯·卡庇托里努斯、埃里乌斯·拉姆帕里狄乌斯、伍尔卡奇乌斯·卡利迦努斯、特列贝利乌斯·波利奥和弗拉维·伏庇斯库斯。六位作者中大部分生活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近代学者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它的史料作用还是基本肯定的。理查德·加尼特认为：“他们的风格平淡而粗俗；他们认为传记就是轶事的汇编，他们不懂布局，不会安排比例，没有区分大事和琐事的标准；缺乏批判的和历史的灼见，不能在取材时作出选择，对自己描写的时期那些巨大社会变革轻信不疑。因此，他们这些传记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为描写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偶尔碰上的资料的价值如何而定；如果这些资料有价值，还要看他们对这些资料是否忠实。书中较早的那几篇传记主要是根据马略·马克西姆斯和伊利阿斯·雅尼库斯·科都斯的著述写的，而他们自己对这两位史家是否合格也并未提出任何有用的证据。……为了撰写后几篇传记，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官方记载，因而保存了一些很重要的材料，使许多元首的诏书和元老院法令、官方会议录和公众场合的演说词，以及各位元首的那些既有趣又表现个性特征的信件免遭湮没。他们偶尔也写出一些东西，生动地（虽然是无意地）暗示了当时的情景，特别是在帝国法学知识方面，他们作出了很大贡献。甚至他们写的那些琐事也是有用的，关于他们传记里那些人物的习惯的数不清的轶事，虽然对历史家并无价值，但对考古家来说，也并非无足轻重。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产生的原因，一部分是当时人们没有把历史看作教育人的一个园地。当时的教育掌握在修辞家和文法家手中，人们阅读历史著作是为欣赏文章风格，而不是为了它们的内容。”[8]

罗马帝国也是断代史流行的时期。塔西佗的《历史》、《编年史》以及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业绩》都是这类作品的经典之作。

塔西佗（约公元55—120年）出身于骑士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是著名教育家昆体良的学生。他仕途顺畅，历任财务官、行政长官、执政官等要职。作为历史学家，他有很好的从政经验。

塔西佗的早期作品有：《演说家对话录》，探讨罗马进入帝国后，演说术衰落的原因。《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传记作品，传主为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这里保存了众多不列颠的信息。不列颠部落将领为捍卫自己的家园所做的努力，尤其令人感动。《日耳曼尼亚志》是罗马人最早的关于日耳曼诸部族的比较详细的记录。此书文笔优雅，取材丰富，以罗马人特有的视角审视日耳曼诸部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习俗，极具文献价值。

塔西佗的最大历史成就是《历史》和《编年史》。这两部连在一起实际上构成一部从提比略到图密善（公元14—96年）时期的罗马帝国史。他先写自己生活过的弗拉维时代，后写奥古斯都末年（公元14年）到尼录之死这一时代。前部分取名为《历史》，后部分取名为“ab excessu divi Angusti”，即“自神圣奥古斯都去世之后”，他自己又常简称为《编年史》。

《历史》属于当代史的范畴，共十二卷。现存完整的只有第一至第四卷，第五卷仅有一部分保留。所包括的时间是从公元69年初至70年8月，内容主要讲的是公元69年的内战以及韦斯帕芗及其儿子提图斯的胜利。其他的内容则全部失传了，非常遗憾。

《编年史》共十八卷，起于公元14年，止于公元68年末，内容较《历史》丰富。保存至今的有第1～4卷以及第5卷的开头部分、第6卷的绝大部分、第11～15卷的全部和第16卷的前半，是我们了解帝国早期历史的权威性作品。

在罗马史研究中，塔西佗的著作地位重要，有罗马正史之称。属于塔西佗同辈人的小普林尼曾写信给塔西佗，认为他的作品将名垂青史。[9]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公元330—400年）是罗马帝国晚期另一位断代史作家。他出身于叙利亚安条克城的贵族家庭，是希腊人的后裔。早年从军罗马，退伍后隐居罗马城研究历史。他用拉丁文写了一部《业绩》，又称《罗马史》，始自公元96年图密善元首之死，止于公元378年的阿德里亚堡之战。虽然与塔西佗的叙事风格不同，但从时间上还是可以将它看作是塔西佗史著的续编。此书原有三十一卷，但可惜只有后十八卷保留下来。内容包括公元352年至378年这二十六年间的史事。他的著作的重要特点是：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史书内容不但涉及罗马内政，而且还大量论及罗马周边民族的动态。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业绩》可以说是最后一部古典史著。

阿庇安（约公元95—165年）是西方纪事本末体的主要实践者。他与马尔库斯·奥理略的老师弗隆托是朋友，属骑士等级，曾任元首金库检查官和埃及总督等要职。据说，阿庇安获任埃及总督是由弗隆托向元首推荐的结果。他所著《罗马史》共二十四卷，其中有十一卷完整地保存下来，即西班牙战争、伊利里亚战争、汉尼拔战争、叙利亚战争和米特里达梯战争等六卷和内战记五卷。此外，保存的还有一些残片。此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保存了现已失传的众多第一手资料，而且在分析罗马的强国之路，探究罗马共和期末叶的内战原因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恩格斯对这部著作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10]从阿庇安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发现，他对罗马帝国有很好的认同。他认为：“由于谨慎和幸运，罗马人的帝国达到伟大而持久的地位；当取得这个地位的时候，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他们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民族。在他们牢稳地巩固他们的势力之前，他们绝对不因为胜利而骄傲，虽然他们有时候，在单独一天内丧失了二万人，在另一次丧失了四万人，又一次丧失了五万人，虽然罗马城本身常在危急之中，他们也绝对不因为不幸而沮丧。饥馑、时常发生的瘟疫、人民暴动，甚至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发生，都不能挫折他们的热忱；直到经过七百年胜负不能预测的斗争和危险，最后他们才达成现在的伟大，取得现在的繁荣，作为老谋深算的报酬。”[11]这些认同的出现说明，罗马对多民族“世界”帝国的统治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当然，就史学体例而言，阿庇安的纪事本末体与中国史书上出现的纪事本末体还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国史书中所记之“事”，为大一统原则下中国内部之“事”，阿庇安所记之“事”大多涉及罗马外族之“事”；第二，阿庇安所记之“事”皆为战争，而且都是和罗马人有关的战争。中国史书中所记之“事”比阿庇安的作品要多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

客观地说，罗马史学的全盛出现于帝国时期。庞大的帝国为地中海地区赢得了300余年的安定与和平，而长时间的社会稳定与政治实践又为罗马史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标本。罗马史学终于在众多拉丁、希腊学者的努力下走到了当时西方世界的顶峰。

[1] [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1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代史》，1，1。

[3] 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代史》，1，3。

[4] 李维：《罗马史》，序言。

[5] [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1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72；73。

[7] 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1。

[8] 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理查德·加尼特。转引自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1分册，上卷，135～136页。

[9] 小普林尼：《书信集》，7，33。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21卷，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 阿庇安：《罗马史》，上卷，16～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