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伦,一位在洛杉矶出生在百老汇得奖的华裔剧作家,在他近期的话剧《黄面孔》(Yellow Face)中谈论美国亚裔身份这个题目时,常常提出同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问题令观众捧腹大笑,有时候却令人察觉出内涵吊诡之处。是的,连出生在纽约或旧金山的剧中人,都经常被人问道:“你究竟从哪里来?”
应氏四重奏对这个问题,也有所保留,但他们的理由却不一样。这队美国华裔音乐组合,刚刚体会到他们的亚裔传承,录制了一张以中国为主题的唱片,题名《点心》。被问及他们来自何处,他们惯常的答案是芝加哥,尽管大提琴手应守诚(他是这队兄弟班的大哥)在费城出生,而小提琴手守真(四人中排行最小的)诞生在堪萨斯州的莱里堡(Fort Riley)。他们的父亲在南京出生,后来途经台湾才移居美国。但是,应氏四杰强调他们孩提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妈妈。妈妈虽然是广东人,但因为在圣路易斯出生,所以她的根也一早被冲淡了。
“在芝加哥长大的时候,我们有些华裔朋友,但也有很多非华裔的朋友”,中提琴手守望说,“我们了解中国文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我们都是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而两者的分配,刚好各占一半”。
“老实说,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身为华人和美国人,有什么奇怪或特别之处”,守诚补充道,“我明白我的传统。但是,除非我们到餐馆吃饭——我们平常都上中国餐馆——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欲望,去探索更多关于亚裔的问题”。
尽管他们接受美式教育,但是家里面还是保留了一些亚裔家庭观念。应氏四杰年少的时候,要上中文课,也要学乐器——后者的动机,不是因为父母希望孩子长大后当音乐家,是单纯为了给孩子打下优质教育基础。“父亲寄望我们长大后会选择令人尊敬的职业,比如当医生或律师”,守望说。他后来在哈佛大学念书,主修经济。
“父母没有想过,我们会当职业乐手”,第一小提琴守信附和道,“我们一直以来,都受到鼓励,要保持广泛的兴趣,不要只专注某一领域”。
兄弟四人后来提出,当年父母为他们选择四个弦乐器,是为了让他们自然地组合成弦乐四重奏这个最典范的室内乐组合。虽然他们少年时候断断续续组成兄弟班,年纪最长的与最小的,刚好相差六岁。但是,四人真正可以经常在一起,是当他们都在罗切斯特(Rochester)的伊斯曼音乐学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念书时。当年,守真刚进大学,守诚则是研究生。在那里,他们师承音乐学院驻院的克里夫兰四重奏。这些前辈们鼓励应氏三位哥哥与小妹,以四重奏为专业。
1992年,他们首次尝到成功的滋味。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拨款,赞助室内乐到美国乡村展演。翌年,应氏四重奏赢得纽恩伯格室内乐大奖(Naumburg Chamber Music Award),奠定了他们到处巡演的信誉。但是,最令他们踏上青云路的,是为期一年的国家艺术基金会常驻艺术家计划——他们进驻爱荷华州一个只有两千居民的小镇杰索普(Jessup)。这项计划为四重奏带来最显著的特性,也让他们建立了鲜明的形象:四个年轻的华人在美国小镇里,积极推广音乐艺术。这段经验很是珍贵,因为他们从中洞察到什么是文化冲击。
“我们一直以来都住在城里,移居爱荷华其实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守望解释道,“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遇上从没接触过一丁点儿古典音乐的人群。我们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弓法时,发现大家没有任何相通的词汇。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些相同点,把他们的生活经验与我们所演奏的音乐连接起来”。
“我猜,要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讨论体育项目,或园艺心得,我们之间很难建立一道沟通桥梁”,守信说,“我们在谈话中与他们分享他们的兴趣。因此,他们也相应地对我们为何醉心艺术,尤其是古典音乐,抱着好奇而开始提问”。
此后的15年,可以说是应氏四重奏为了连接其他生活方式、艺术媒体,甚至不同年代的人群而建立的一座大桥梁。四重奏在北美洲经常参与各项艺术节,他们也常到欧洲、澳洲和亚洲巡演。一个典型的乐季可能包含在卡内基音乐厅与少年感化院的演出。应氏继承了从前克里夫兰四重奏在伊斯曼音乐学院的驻院四重奏的教席。去年,应氏也邀请了克里夫兰四重奏大提琴家保罗·卡特兹(Paul Katz)与中提琴家詹姆斯·敦哈姆(James Dunham)录制柴科夫斯基弦乐六重奏《佛罗伦萨回忆》(Souvenir de Florence)。
虽然目前应氏的显赫声誉,是基于2005年得到格莱美最佳古典跨界录音大奖(他们与龟岛四重奏(Turtle Island String Quartet)合作的唱片《4+四》(4+Four))。但是,这张唱片只代表了应氏一系列探索当代音乐或跨学科合作项目之一。应氏现在正与民歌手麦克·西格(Mike Seeger)合作。自1999年,他们积极地落实一个长期委约的项目,名为“生命音乐”(Life Music):应氏每年都会邀请两位美国作曲家,为四重奏创作富美国特色的新作品。他们第二集“生命音乐”四重奏,去年秋天由英国石英公司(Quartz)发行,包括以下的作曲家:威廉·博尔科姆(William Bolcom)、珍妮花·席格顿(Jennifer Higdon)、内德·罗雷姆(Ned Rorem)、奥古斯塔·里德·托马斯(Augusta Read Thomas)与陈怡。
“我想,这一切都源自我们对事物如何互联和互动的好奇心”,守信说,“起码,它让我们保留历史性的不朽曲目——莫扎特、贝多芬这些最初令我投入四重奏的曲目——让他们仍然生动、切题,能与现代生活延展密切的联系”。
应氏花了多个年头,探索他们的美国传承。到了现在,他们开始研究“华裔美国人”的另一半。这样说吧,他们这套新录音也有着双重身份,因为作曲家们都是现居美国的华人——他们的观点和角度与美国本土作曲家不一样,与待在本土中国的作曲家也不一样。“这些年来,我们积累了与我们背景有关的看法,找出很真实的中国作曲家与作品”,守望说道,“我们遇上每一位作曲家与作品的机遇都很不一样。因此,这张唱片就像一个点心拼盘”。
中国作曲家之中,不是每一位都欢迎这个广东式的、一大堆小碟子盛放小吃的选曲原则。“尤其是盛宗亮。他对我们从他的弦乐四重奏里选择个别乐章的做法,反应不太积极”,中提琴手说,“他相信音乐的整体性。所以把个别乐章取出来,与其他小品放在一起,的确有点大胆。但是,就算你已经认识这些作品,由于我们重新编排,你的听觉经验也会耳目一新”。
最后,《点心》就是如此一回事:让我们品尝作曲家们各种不同的音乐角度,但从他们之中却可以追溯到一条串联的核心。
“每一首作品都吸引我们,因为作曲家们运用了色彩或技巧来表达他们的‘中国’性”,守望说,“此外,它们都有跨越国界的特质。周文中的作品是写给太太的一封情书。这首作品描述的情怀,与贝多芬四重奏里面的慢板同样地触动了我们”。录音的选曲除了周文中的作品外,还有周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包括陈怡、周龙、葛甘孺。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周教授常常教导来自中国的学生们,要他们对亚洲与西方两类音乐负起责任。与此同时,他对这些学生们的音乐可否传达到广大群众,抱着怀疑态度。我们凭着现在的观点回头一看,也可以洞悉过去20年来的时移世易。
“我喜欢这些音乐,因为它们没有刻意地迎合东方或西方。它们利用不同组合,不同的影响来制造崭新的,而同样美妙的音乐”,守诚补充道,“这种组合配搭从不同的作曲家手中塑造出来,真是各有千秋”。
“在今天这个全方位的互动世界里,作曲家会有意识地为东西方筑起桥梁”,守信说,“他们可以带领你进入莫扎特的世界,或刚好相反,莫扎特也可以带领你进入现代音乐的领域。假如你是弦乐四重奏的粉丝,这些作品将会显得新鲜,异想天开。可是,它们还是属于这一套传统的。如果你聆听这些音乐时,用了亚洲听众的角度,你还是可以得到启发,虽然你可能对四重奏感到完全陌生。这套唱片发行之前,我让我的叔叔婶婶听了一遍。他们都是海外华人,以为将要听到什么奇怪的乐音乐韵。过了不久,他们俩异口同声说:‘可是,这真的是中国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