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度过十年光景之后，艾度·迪华特接掌香港管弦乐团（以下简称“港乐”）的艺术总监职位也有一年多了。虽然在香港的时间不长，这位荷兰籍指挥家已经证明了他确是一位适当人选。

两年前，艾度·迪华特将要离开悉尼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这个职位的时候，他面临的选择相当简单：他可以回到祖国荷兰领导一支受政府资助的乐团，或重回美国管理一支靠私人资助的交响乐团。他也明白，美国的音乐总监们往往也要担当交际筹款的重要任务。当港乐跟他接触的时候，他才考虑第三个可能性：亚洲。“我已经领导了所谓‘典型’的乐团40年了：它们很自然地融合于所在的都会文化环境。所以，当我有机会可以做些不一样的东西，就会使我感到十分好奇”，迪华特当时解释，“香港这地方跟我一生的成长和居住的环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到香港工作这个选择显然比我选取在已认识的乐团和环境工作，更能使我兴奋”。

他的选择其实一点儿都不难。他熟悉的欧美艺术圈比起从前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欧洲政府削减对文化资助的情况，这与美国大企业削弱对艺术团体的支持如出一辙。大中华地区现在被公认为全球唯一的古典音乐可以扩张的市场。迪华特和很多圈内人都看好这地区：虽然大中华地区不一定可以消除全球古典音乐市场衰退的现象，但起码这个地区可以成为实验一个崭新运作模式的工作坊。所以，当其他年纪相若的指挥家们享受着他们的星级工作待遇，或增强他们权威性演绎的时候，迪华特竟肯举家搬到香港来，严肃地准备面对一份艰辛的工作。

“在音乐上，我是有所准备的，更是有所期待的。但是，我不能预料香港的政治状况”，他最近承认，“港乐这个组织是令人欣慰的。乐团的音乐家们能称职地演绎不同音乐风格，他们对自己的成绩也感到骄傲。但是香港这个地方嘛，就这样说吧：我已经把我的期待调低了”。

港乐的迪华特时代开始不久就出现了问题。虽然在音乐方面，乐团进步显著，可惜乐团的音乐会上座率往往都是一半左右。香港的中文传媒经常用带有种族歧视的口吻来抨击这位荷兰出生的迪华特。而这位著名敢言的指挥家也没有特意地向香港商界人士示好。他首先批评香港政府数以千万的西九龙文化区计划，因为政府同时削减了给本地艺团的资助；继而他向政府公开地提出意见，建议更改香港的税务条例，把更多资源投放在艺术项目（香港的财经传媒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将迪华特的意见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这种外行意见好比香港财政司长向迪华特提议，把表演乐曲的节奏加快，以便吸引更多观众入场）。

“我对于香港资讯的认识已经过时了”，迪华特现在明白。他当时知道港乐的士气和纪律在过去一段时间一落千丈，所以他已有了心理准备，对乐队要严厉。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乐团控制不了的经济问题。8年前，港乐的乐手们是亚洲区最高薪的一群人。但在2000年香港经过金融风暴后，乐手的薪酬降低了30%；在过去3年，乐手与香港公务员遭受同样的命运，每年再减薪5%。

“虽然香港的经济今年好转了，但是香港政府已经对我们说清楚了：‘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却千万不可向我们要求拨出更多经费给你们。’”迪华特说：“香港当年确有有心人筹办管弦乐团，但是今天的政客们视艺术为玩意儿。他们有难以置信的欲望想要控制一切，只是，艺术在这种环境里是不能生存的。”

其实，香港政府近年来对港乐的限制与规定，是因为管弦乐团的行政出了问题，应付不了很长时间以来的混乱状况。迪华特的上一任总监是黄大德：黄氏的专业是个眼科医生，虽然他曾在纽约爱乐乐团担任助理指挥。黄氏执棒的时代也是港乐成为一支职业乐团30年来最动**的一段时期。

黄大德在香港出生，后来在哈佛大学受教育。他千禧年年底任职港乐后不久，便举行过一些考试，对象是团里一些非首席乐手。过了不久，这些团员中有12人被解雇。但经过审核，却发现这个行动违反了乐团与团员的合约。黄氏的做法曾被香港传媒广泛报道，包括对港乐的华裔音乐家的不公平待遇等。当时，连香港的立法会都讨论过这宗事件。给事件火上浇油的，是一封广泛流传至美国各大乐团的煽动性电子邮件。黄氏在任的3个乐季结束的时候，乐团中有30多位音乐家离团（包括被解雇的和自己辞职的）。2002年，乐手们面对行政机关，通过了他们的不信任票，所以连乐团的行政人员也遭到大换血。

到了2003年，即黄大德约满后被降至乐团常任指挥职位，而乐团的常务委员会也紧锣密鼓地寻找新总监的时候，曾有过不少颇具争议的事件发生。在某一场音乐会后，当一位到访的华裔指挥刻意拒绝在谢幕的时候答谢乐团的一刻，乐团的团员们干脆在指挥鞠躬时便下台而去。

有人曾描述当时的港乐为“需要成年人管教的早已被宠坏了的孩子”，而港乐的监察和常务委员会也逼不得已重新衡量他们面前最要紧的问题。聘请总监小组主席陈永华说：“我们一向在世界各地招揽乐手，所以我们物色总监人选的范围也应扩大。迪华特是一位提升乐团水平的专家，也是训练乐团的高手。他的专长跟我们当时的需要配合得天衣无缝。”

当迪华特向大家声明，他会举家搬到香港来的时候，已经证明了他对这支乐团和对香港社会的投入超越了过往的乐团总监们。黄大德当年在任的安排就不同了：他一家人留在纽约居住，而他每次来香港的时候，乐团都为他租用豪华的半岛酒店房间。本地的传媒大肆报道这项新闻，再一次使乐团的各级人员感到难堪。

“我很早就明白了真的要认识一个乐团和它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一定要搬到那里去”，迪华特言出必行。他不到30岁的时候已离开荷兰本土，在1977年至1984年执棒旧金山交响乐团。但是，这个策略不一定可行，尤其当世界顶级指挥同时间在不同城市担任总监职位。迪华特在不久之前，同时领导荷兰电台爱乐乐团和悉尼交响乐团。当时，他的美国出生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居住在荷兰的一个小镇，偶尔到澳洲几个星期。但是，这次到香港来，迪华特觉得必须积极投入这儿的生活。

“艾度的工作往往是开会和排练，所以他其实不需要特意地适应这个地方”，迪华特的太太瑞贝卡（Rebecca）这样说。她是一位女中音，今年开始在香港演艺学院里教学。“但是，我和孩子们就需要多一点时间作真正的调整：要找一个好的医生、一些新的朋友。香港真的很西化，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文化冲击。对我们来讲，要适应的是从一个小镇搬到大都会的体验。”

他们虽然搬到了香港岛的浅水湾，一个香港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但他们把两个孩子（5岁的女儿与3岁的儿子）送到用双语教学的学校。迪华特也承认，搬来香港的过程在个人生活和音乐两方面都十分顺利。

“当年我从鹿特丹搬到旧金山的时候，那才是文化冲击”！他说，“我早期在鹿特丹的时候，已经和很多亚裔音乐家们合作。他们的出色之处，不单是他们用心练习他们的分谱（这是欧洲乐手从来不会做的），而是他们投入演奏的一刻。很多时候，他们发掘了一些我们从未考虑过的可能性。有一些同行诉说亚洲音乐家们不完全明白所谓‘我们’的音乐，但其实他们跟美国乐手或澳洲乐手有同样高的水平，甚至超越他们”。

港乐人员配置与其他西方的乐团没有很大分别。团里的亚裔成分自然是高一点：大概50%是华人。另外10%来自其他亚洲国家，其余的多数来自美国与英国。但是，乐团的音乐特性很统一。华裔音乐家们占了弦乐组合的众数，而来自西方的乐手们支配着木管、铜管和打击乐声部。

迪华特来到香港的策略，跟他在悉尼的方法大同小异。他的首场港乐音乐会为他的跨年度马勒交响乐系列开幕。他也重视莫扎特，从中可以训练乐团节奏上的灵活性，以便平衡乐团已经拥有的浪漫火力。迪华特在美国和澳洲工作的时候，特别推崇当地的新音乐。他在香港第一个乐季的第一场演出，指挥了一首曲子的世界首演：作曲家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郭文景。

这位新任艺术总监的长远计划是聘用更多来自西方的管乐和打击乐手，好把乐团的水平再提升。他解释道：“我们需要找一些愿意留在香港的乐师们，让他们培养下一代。这跟当年的以色列爱乐乐团的做法一样。”

与其他音乐总监相同，迪华特的最终目的是使乐团拥有自己的独特的声音。“不是表面上的音色”，他告诉我，“现今世界上有多少个乐团有令人一听就认出来的音色？我指的是表演的风格——某一些句子处理，或音乐内里的脉搏。这些才算得上独特性”。

迪华特在首一个乐季的表现，只有到场的观众才知道。因为中文媒体对港乐的评论比较偏激：他们没有讨论乐团的表演水平，却因为入座率不高而大做文章。他们甚至用“殖民”和“欧洲高傲”来形容迪华特，控诉他不体会本地观众和“香港是怎么样操作的”。这些批评十分严厉，更有报章报道，港乐的一些常务委员于迪华特上任不到几个月的时候，便询问他是否有意离开的事宜。

到了迪华特的第二个乐季，批评之声才有所收敛，而乐团的成绩也有明显的提高。乐季预售票一早就卖个满堂红，比前一年高了74%。“很明显，观众们起初不认识艾度”，简宁天（Timothy Calnin）说。港乐于2004年聘请简氏为艺术顾问，他现在担当乐团行政总监。“香港的观众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才真正了解这乐团的变化。”

乐团今年的节目其实仿效了其他一同竞争的团体，采用接近本地口味的节目设计，如香港中乐团与香港小交响乐团的乐季编排。港乐在本乐季邀请了比从前更多的华裔独奏家们（而他们都是直接与香港有关联的）。乐团更与其他的本地艺团合作，如城市当代舞团。本地的推广活动，从前被视为社区义务，但现在却增加了趣味性，又请了本地有知名度而有自己观众群的明星们一起参与。

“很多城市都有一些重要的中心地带，如纽约的中央公园或巴黎的凯旋门周边一带。”简宁天在悉尼交响乐团做过7年的艺术策划经理，对香港的情况有以下的看法：“香港没有一个标志性的场地，除非你把购物商场也列入其中。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在购物中心里面表演，以便接近观众，而是我们需要找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虽然香港管弦乐团每年都组织与本地流行歌手合作的音乐会，但简氏现在致力于组织一些像悉尼交响乐团每年度的免费露天“星光下音乐会”那样的音乐活动，吸引大批不常到音乐厅的观众们。

在很多层面上，悉尼交响乐团与港乐存在于不同的世界里。前者拥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爱买套票的观众群，后者的观众群习惯买单独票。反过来，悉尼的“组织受着传统的压力而很难改变它的处事方法”，这是简宁天的经验之谈，“香港比较有动力，更易抓住新机会”。

现在，这些机会包括迪华特把港乐的经济条件调高至从前的水平。“我知道这里的官员们有很多其他的重要事务要兼顾，但是我多年来从没遇到这种情况：在这儿约见官员是这么艰难。”迪华特补充道：“我们与商界的讨论相对来讲就好得多了。”

商家，对乐团的支持与日俱增。不久以前，中国银行成为港乐的重要赞助商。简宁天更透露，他与一家很有代表性的本地企业商讨，于未来3年由它们为港乐一连串社区项目拨款赞助。

“如果我们认真地想做亚洲最好的乐团，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要做中国最好的乐团”，简氏说。他也承认，香港的商界对可以推动它们在中国的声誉的项目特别支持。港乐的未来计划之中，包括广播、录音和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一系列演出。而何鸿毅家族基金会刚拨款项，支持中国各大音乐学院刚毕业的弦乐手们来港乐受训一或两个乐季。

尽管他是中国各乐团之中唯一的非华裔总监，迪华特对香港的定位十分了解，他深信香港一定不可以与北京或上海竞赛。“我们要提醒当权者香港为什么这么独特。一直以来，香港人对西方的东西都很接受。但是现在他们的英语能力都退步了。香港的独特性存有危机，甚至会逐渐消失。”

迪华特这番话，着眼于一个香港政府自创的宣传口号：亚洲国际都会。“什么是国际都会？你当然可以买到国际名牌，请你不要误会，我也喜欢购物。但是身为一个国际都会，你需要提供卓越的本地文化（譬如，一流的中国戏曲）和坚实的国际文化（譬如，一流的贝多芬交响曲）。今天，我们还没有一个理想的音乐厅—起码我们比不上新加坡、吉隆坡或东京三地的音乐厅。”

“香港是有极大的潜力的”，迪华特坚持着，“我相信，或者再过10年，到我离开这地方的时候，乐团的演奏水平会提高。但要是我们有一个真正好的音乐厅，或是我们能说服政府明白艺术的重要性，我就觉得我这些年来所下的功夫才真有了成果。现在这一刻是香港必须把握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