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莫华伦走过澳门海边一个广场，他忽然指着远处凌乱的角落叹道：“你看着这些建筑，可以感到澳门古旧的一面正逐渐消失，不久之后，没有人可以再躲藏在这里了。”

他俏皮地以黑社会流氓的口气惋惜，实际上也表达了他个人的心声。现在这地方是拉斯维加斯发展商和中国内地赌客的聚点。澳门从前是一个葡萄牙殖民地，是逃离香港烦嚣的一个安乐岛。

情况真的很讽刺，莫华伦在任何地方要躲都不容易。他是一位杰出的男高音，也是亚洲歌剧界的领袖人物。2000年他获聘为澳门国际音乐节首位华人艺术总监（回归后的首届音乐节）；2003年他在香港更成立了首家正式的歌剧团——香港歌剧院（Opera Hong Kong），任团长。这两项职位，再加上他在国际歌剧舞台上的演出，令他马不停蹄，而他的知名度也水涨船高。

接受访问的前一天，他刚演完香港歌剧院的《卡门》一剧，一连四天。除出任监制一职外，还饰演第一男角，随即又全情投入澳门的工作，因为澳门国际音乐节今年踏入20周年，庆典隆重。正当莫华伦准备介绍今年的重头戏时，几尺之外一位老伯伯高声道：“谢谢你，莫先生。”虽然被人打断，他还是报以微笑道谢，然后转过头来道：“这就是澳门令人欣慰的地方。回归前，本地人都认为音乐节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他们觉得音乐节是属于自己的。”

莫华伦最大的成就是以亚洲风格制造出能媲美西方的高水平歌剧，这双重特质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他生于北京，排行第二，双亲都是医生，7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15岁那年移民夏威夷。他自己承认，成长的过程很平凡。虽然早年他也参加教堂诗歌合唱团，但到18岁才欣赏人生的首出歌剧，立即爱得无法自拔。后来他在夏威夷大学一位声乐教授面前试唱，即获校方颁发奖学金，不过他双亲却提醒他要三思。

他回忆道：“我的父母都是医生，自然坚持我要修读专科，认为唱歌只可以当作个人消遣。”他修读了一个学期的会计，但成绩一般，加上对商界亦无甚兴趣，其后两年便专注主修人文科，对音乐的热诚亦与日俱增，“大学毕业后我工作了一年，然后我向‘大陆’多家艺术学校申请入学，我们夏威夷人就这样称呼美国‘大陆’”。几个月后，依斯曼及曼哈顿两家音乐学院同时录取他入读硕士课程。“但纽约方面的奖学金的数额较大，根本不用考虑便答允下来。”

除了经济因素外，纽约的浓厚文化艺术气息吸引了这位年轻人。留在夏威夷从事酒店行业，比不上在大都会歌剧院的礼品店当售货员那样可以免费欣赏表演，更重要的是能够观摩别人的彩排。

1986年毕业后他马上得到几份不俗的美国专业演出合约，但后来有机会到柏林德意志歌剧院试音，真正改变了他的发展方向：“柏林方面希望我马上报到，我毫不犹疑便立即取消了其他聘约，这确是我事业的转折点。”

他1987年来到柏林，立即获演一些小角色，以及担任明星级客席演员的后备及彩排代唱。第一年便有机会跟卢齐亚诺·帕瓦罗蒂学习《爱情灵药》一剧中的内莫利诺（Nemorino）一角，他使尽浑身解数，其表现甚得帕瓦罗蒂赏识，经常让他代替自己彩排，这等于得到大师亲身授教。莫华伦表示：“帕瓦罗蒂从来没有失场，所以我从未代他正式演出过，但他却传授了很多技巧给我。”

在德意志歌剧院学艺期间，他演出了超过50个角色，从配角到主角都能应付自如，他也成为首位在德国演出这些角色的华人歌手；除此之外他也参演多出新编歌剧，如沃尔夫冈·里姆（Wolfgang Rihm）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及马克·尼克鲁格（Marc Neikrug）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至今他仍然喜爱演出新创歌剧。他说：“现在的新歌剧比柏林制作的那些歌剧容易应付得多。”最近他先后在里昂、阿姆斯特丹及新西兰等地演出谭盾的歌剧《茶》。“在柏林学艺的日子中，我处理现代歌剧的风格渐渐成熟。”

当年他不遗余力地做自我宣传，有时候不免受到其他人善意和恶意的挖苦。“你们知道我第一次碰见莫华伦是怎么样的？”几个月前《卡门》一剧圆满结束后的晚宴上，指挥余隆当着在座嘉宾说笑一番：“当时我在柏林进修音乐，一位年轻人上前自我介绍，说他当晚会演出《阿伊达》，还嘱咐我要到场欣赏。当然我要自己付钱买门票啦，我在席上等了又等才见他上场唱了几句，原来他饰演一位信差。”

嘉宾哄堂大笑，莫华伦显得有点尴尬。余隆续道：“但当时身为留学生，见到一位中国人能登台演出对我来说也是莫大鼓励，歌剧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啊！”

类似的情况也曾在台北出现过。邱文伶笑道：“那次在酒店大堂，有位男士搭讪道，他会演出歌剧，还送我一张门票，我问可否带男友同行，他说就只有一张门票。”那位男士就是莫华伦。

莫华伦与他太太初次见面的状况与以上提到的大同小异：“当时我参加一出全新中国歌剧《长城》的首演，在下榻的酒店中见到这位漂亮的女士，她说从未看过歌剧，我便送她一张门票。这是缘分吧。”

他在德意志歌剧院任驻团男高音7年后决定回亚洲发展，1994年移居香港，其后几年，他仍坚持在欧洲方面的演出，并先后到台湾、澳门地区及中国内地演出，香港电视中亦可常见其踪影。

1996年莫华伦收到上海富豪陈邦可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闷得很，想搞个歌剧项目。”于是两人合力将古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搬上舞台。莫华伦第一次将原版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带入中国：“自此，我感到由零开始筹备一出歌剧的满足感，比单纯演出确实大得多。”

在陈邦可的支持下，他在1997年及1999年分别将《卡门》及《茶花女》两剧搬上舞台；到了第二年，他获邀出任澳门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因为澳门当局希望提升当地的文化形象，这项委任对莫来说自然是如鱼得水。

在莫华伦的领导下，澳门的歌剧演出无论在声乐及制作水平上均大幅提升，并可以跟欧美的歌剧院共用布景及戏服；欧美方面的歌剧界刊物如《歌剧新闻》（Opera News）及《现代歌剧》（Opera Now）也经常向读者推介澳门上演的戏码。

同时他也一改以往注重欧陆古典音乐的策略，例如今年10月6日至11月5日举行的音乐节开幕表演将由郎朗担纲，一连两晚演出马勒第八交响曲，伴奏乐团由澳门、台湾及内地的乐手组成；其他重点节目包括葡萄牙民谣及摇滚乐、由乐团伴奏的徐小凤演唱会、坂本龙一电子音乐夜，以及由莫华伦监制的百老汇音乐剧《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

他说：“这样才能拓展出更多元化的节目，我们的观众已经很国际化，但同时，也要突出澳门的特色。澳门的优势是它的定位非常清晰，政府视艺术为对外开放沟通的大门。”

与澳门相比，莫华伦表示香港这两方面都失色得多。当初政府拒绝赞助支持歌剧院，他唯有寻求贝沙湾的发展商及跨国银行支持，而且艺评界对剧院的第一个制作、圣-桑的《参孙与达丽拉》（Samson et Delila）甚为挑剔；其后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及歌剧精选，本地艺评人又批评演出不够“正宗”，因为合唱团有几位外籍团员。不过很奇怪，下半场由华人歌手演出威尔第、普契尼及比才的歌剧选段，怎么又不见他们投诉？

一直以来，港府康文署每年只资助一出歌剧大制作，但出发点像是推广盛事多于文化活动，幸好2005年康文署终于答应赞助歌剧院的《图兰朵》。莫华伦特别请上著名的吴思远导演担任多媒体制作，但他邀请财经界名人郑慕智饰演皇帝一角却招来话柄，被批评这是为了迎合上流社会口味的招数。

莫反驳道：“郑慕智以往曾参与康文署多场演出，另外凭他的关系才邀得前任及现任行政长官出席首演。我明白这会引来某些人的批评，但若果能提升歌剧院的知名度，我认为目的已达。”

他的性格自然令其他艺术团体有点微言，甚至质疑他的野心与艺术成就。香港管弦乐团音乐总监艾度·迪华特表示：“莫华伦确实做了点成绩，但三个人怎能搞好一个歌剧院呢？”

莫华伦也承认歌剧院有扩展的空间：“最理想是拥有自己的合唱团及乐团，例如跟港乐合作，情况如维也纳管弦乐团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作一样。这样政府可以节省开支，两个艺团也不用互相竞争。”目前歌剧院的运作以美国小型剧院的外判模式为蓝本，“我们聘用外边的乐团及一支20人的技术和制作队伍，并跟业余合唱团合作。我们制作《卡门》时真的只有三位全职职员。澳门政府可以提供一队职员，但在香港我要负责大小事务”。

有些批评说莫华伦成立歌剧院是为了个人出风头，因为他经常自己上阵。莫表示，当初为了取得赞助，他必定要粉墨登场，随着剧院逐渐壮大，他会尽量退居幕后：“我们每年制作两个剧目，希望可以增加至三个。”他正计划推行年轻歌手夏季训练营，以及举行一小时广东话版《魔笛》巡回演出，不过尚待政府批准拨款赞助。

尽管工作排得密密麻麻，他也决不推却海外演出的机会，今年9月他首度登上悉尼歌剧院舞台，剧目为《托斯卡》；然后回港制作香港歌剧院的《费加罗的婚礼》；一个月后，他还要在澳门国际音乐节一连演出《乡村骑士》及《丑角》两个剧目。

他强调：“到海外走一走对身心都有好处，一来可以保持声音的素质，又可以发展国际网络。最初要兼顾演出及行政实在吃力，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善，尤其在筹募经费方面，由零开始，那一定要保持坚定的意志。我还要有充足的休息，才能保护高音声线的本钱，若唱不到高音的话，不如叫自己做男中音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