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德国唱片公司推出一个“新世代”（New Generation）系列——一个不太灵便、把焦点放在6位年轻音乐家的项目；“新世代”的特征，是替每一位音乐家灌录出版一张独奏唱片。我不太肯定，下面两个问题中哪一个令我更感意外：6个人当中，有3位都是华人？还是，王健是其中一位“年轻”音乐家？这位大提琴家一早就成名：他曾经出现在伊萨克·斯特恩的纪录片《乐韵缤纷》（又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里面。这纪录片赢得奥斯卡奖的那一年，郎朗与李云迪（也属于“新世代”的音乐家）还没出生。王健与德国唱片公司也不是新拍档。他们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0年前王健所参与的室内乐录音。

“新世代”当中有王健，对这位大提琴家与唱片公司来说，当然是好事，因为大家都找到了新方向。唱片公司选择“新世代”的3位华人音乐家这个计划也不必作怎样的猜测，因为中国（无论演奏家的潜质还是观众群的数量）是一个值得发展的大市场。对王健来说，“新世代”当然让他向前迈了一步。他摇身一变，成为独奏者，可以录制全球发行的巴赫大提琴组曲。

王健10岁以神童的身份出现在银幕上，那是1979年。现在他当然长大了，也成熟很多。可是，这位音乐家的少年老成、对事物所持的严谨态度、对音乐所抱的热切之心，却一点儿都没有变。还记得小孩子在银幕上弹奏音乐，脸上露出的专注表情，就仿如眼前什么都不存在。现在，长大成人的大提琴家还是一样。“音乐真的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王健说。他3岁的时候，跟随爸爸到上海，因为“**”而与妈妈分离。“那时生活很艰难。我记得我5岁的时候，爸爸要到北京为电影录音，我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6个月。当然，我不喜欢练琴，想出很多不同的借口，逃避这种苦闷的差事。后来，我才发现这是我生命之中唯一可以自己控制的事情，也是我可以改变自己一生的途径。”

小小年纪的王健，当年只在家中练琴。到了1978年，上海音乐学院大门重开的时候，他考进了上音附小。《乐韵缤纷》这套电影令王健在中国也走红起来，所以中央乐团翌年走访美国，也邀请了王健随团巡演。一直以来，王健都想到美国学习，终于到了1986年，他如愿以偿，入读耶鲁大学的音乐学院，后来转校，到了朱利亚学院。新环境让他在自己扎实的技巧上，发掘到新的自由，抒发出新的感情。后来他遇上小提琴家奥古斯丁·杜梅（Augustin Dumay）与钢琴家玛丽亚·若奥·皮雷斯（Maria Jo?o Pires），一起组织室内乐三重奏，从此在欧洲立足。1996年，三重奏首次为德国唱片公司录音。

当王健知道我们的紧密行程中，大家可以抽空在纽约碰面，他便提议到中国城吃一顿晚饭。这位演奏家现居欧洲，他最重要的观众群在中国，而排得满满的国际巡演日程令他马不停蹄。王健选择的饭馆，正是一家上海店：在那里，他可以吃到小时候喜欢的、使人怀念的精美点心。我也发现，王健与巴赫，有不少相似之处。

司马：巴赫的组曲，在你音乐成长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影响？

王：我爸爸是一位大提琴家，他演奏很多古典音乐经典曲目。当初，我不认为自己对巴赫有十分好的印象。我只知道这些是好作品，但嫌它们复杂了一点，也不像其他大提琴曲的旋律那么丰富。我大概在9、10岁的时候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演奏巴赫的作品。当然不是整套组曲，只是每一次拉三两个乐章而已。在《乐韵缤纷》纪录片播出后，我突然变成上海市政府和文化局的“招牌童星”（showcase kid），每周被安排在不同地方演出起码三四次。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一批荷兰音乐家面前演奏巴赫。可是，我突然忘记了某一小段，没办法就停下来了。当时我不禁羞愧落泪。大约30位外宾走到台上，他们对我很好：搂我、吻我、尝试安慰我；其实，他们更令我难堪。我也记得，有一位外宾这样对我说（是翻译员后来才告诉我的），“这些曲子，是最难记忆的作品，你不用惭愧呀。你手底下的音乐很美”。后来，我对巴赫的作品越来越熟悉，自己的表现也越来越好。这些组曲便成为我灵魂的庇护所。我知道，用“灵魂庇护所”这词语来形容任何音乐，可能过分一点，过于夸张吧。但是，这些组曲确实是我会为自己选择、为自己而弹奏的音乐。每当我演奏过许多协奏曲之后，当我厌倦了刻板的练习，当我对音乐也开始感到麻木的时候，我会自然地拉奏巴赫。过后，一切都被彻底涤净。这样说吧：我对音乐的感受力，就这样恢复过来。

司马：你对巴赫音乐的诠释，在这些年间如何深化？

王：当初，我把它们当作“小曲子”，我只想令它们听起来精致漂亮。

但是，到了我20多岁的时候，我认为它们不单是精致漂亮的曲子——它们还包含一种“求不得”的心理状态：人在世上所追求的，却又达不到的渴望。好像我开启了一扇门，可以进入另一种精神世界……音乐始自心灵，是我们为自己创造的东西；音乐就像生命，由小小的单细胞孕育出来。

司马：你出生在中国，现在却旅居西方。东西方世界之间，你如何定位？

王：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看待我。我想自己大约是处于两者之间吧。我16岁的时候离开中国，算起来，我生命中有一半的时间在西方度过。在外国的头几年，对我是一段最关键的时间。我得承认，如今我的想法、我的观点是相当美国化的，不过其他部分依然很中国化。

司马：你那“中国化”部分对你有何意义？

王：除了拉大提琴，在成长阶段中另一件我很看重的事，就是看书。我看过大量的中文书籍，有一些更是在学校宿舍里，在被单之下用电筒照着看的。我不是个学者，但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比一般人深入。当然，音乐是自成一格的另一类语言。一个人如果掌握了某种语言，他便有技能，可以用这种语言来编写一本书——甚至是一本了不起的书。然而，所有伟大的作家所要传递的讯息，总是关乎人性。我不是说身为中国人，令我成为与众不同的艺术家，因为我相信音乐是跨越国度、跨越文化的。

司马：巴赫与中国拉不上直接的关系。你自己成长的背景，与巴赫的音乐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

王：巴赫的音乐有很多特质：谦逊、祝愿而非欲求、爱惜而非占有，这一切与中国哲学都很吻合。当我懂得了这些观念：它们对于我来说，很是亲切。当我聆听巴赫的音乐，这些哲学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德国人听巴赫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感觉：巴赫的音乐扣住我的心弦，我心里也明白，他透过我的演奏，想说出些什么。我不会因为自己不是德国人而慌张，也不会因为自己没有与巴赫同样的信仰而感到不安。我心里坚定也有自信，因为巴赫的音乐深深地触动了我。

司马：你与巴赫的音乐达至这种联系，用时多久？

王：我应该说，当年有一部法国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Tous les matins du monde），是一个契机。在电影里，音乐家圣哥伦布（Sainte-Colombe）坐下来，一边怀念着刚去世的妻子、一边拉古提琴的那一幕，真的感动了我。音乐的单纯、率真的感情，使我泪凝于睫。从那天起，我聆听大量的巴洛克音乐。我发现，巴洛克音乐真的很像中国的古诗。你明白吧，有一些协奏曲像小说，里面有引人入胜、峰回路转的精彩故事。然而当你阅读一首仅有20字的中文古诗的时候，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在那些只有4句、每句仅有5个字的诗里，埋藏着一个小小的宇宙，这个宇宙多么周密，却又多么简单。这样说吧，音乐让这个世界更有秩序、更有逻辑。

司马：你现居西方，但常常回到中国演奏。这种背景，对你的艺术与你的观众，有没有任何影响？

王：我感到自己已是十分幸运，能够演奏我珍视的音乐，并且可以与人分享。试看许多比我出生早一辈的人，因为“**”而失去一切。当年的中国有不少了不起的艺术家，但是因为外在因素，他们不可能追求我今天所达到的目标。几天前我读过一篇国内评论，作者写道：“当见识过西方最显赫的艺术家和我国出色的音乐演奏家之后，我们可以颇有信心地说，我国有一些艺术家，与西方的名家同样卓越。”其实，中国人跟西方音乐的渊源，由来已久。中国观众喜欢古典音乐、欣赏古典音乐，只不过一直把它视为别人的东西。在这一方面，我希望自己能做出一些贡献。希望听过我的演奏后，有中国观众说：“看看，他不是跟我们一样吗？”我觉得，自己能帮助大家，把东西方古典音乐之间的藩篱，逐步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