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两年多前的事了。小提琴家吉尔·沙汉姆（Gil Shaham）还记得，接了电话后他万分愤怒的情景。曾在德国唱片公司风光无限的宠儿，却接到前制作人克利斯蒂安·甘舍（Christian Gansch）传来解约的消息，他们之间的对话还不是面对面。“对方打了电话来，他说，‘吉尔，我没想到公司硬要我告诉你，他们决定不再与你续约。你与公司已经合作十多年了，一定感到难过’”，沙汉姆回忆道，“我想，德国唱片公司与我合作16年。他们连翻开我的档案，都不肯费些工夫”。

可是，沙汉姆绝不是浪费时间、停下来自怨自艾的那种人。他找出当年与德国唱片公司订好的合约，一心准备另谋高就。可是，谨慎审视了各公司的合约条文后，他毅然做出决定，放弃古典音乐跨国大唱片公司的整个体系。“他们对待音乐家，就像哄小孩子一样”，沙汉姆喊道，“或许半个世纪之前，这种方法也算合理，可是我们经历过多少次科技革命了。音乐家们现在可以自立门户，自资制作”。

倘若沙汉姆严苛一点，他可以就音乐家权利这个问题大发牢骚，把唱片公司的行为与好莱坞片场的体制相比（好莱坞的演员和导演，早在几十年前已经废除了这种“片场奴隶制”）。他也可以把唱片公司控制录音母带的传统做法，与书刊出版商相对自由的政策来比较（要是书籍停刊了，出版商通常会把版权交还作者）。

无论这位小提琴家如何愤怒，他还是个乐观的人，也很懂得说笑。他会用一些令人会心微笑的引喻，就像美国纽约州犹太人独有的幽默风格（borscht-belt humor），把忧虑驱散。其实，这种幽默正是他与德国唱片公司合作多年磨练出来的。沙汉姆这样平易近人的个性，令他成为古典音乐圈中最受爱戴的人物。“你知道”，他笑道，“我就像一个小厨师，多年来在大餐厅里打工。是时候我自己开一家饭馆了”。

基于上述背景，“金丝雀古典”（Canary Classics）品牌成立了——这个名称的来源，是kanar（希伯来语“小提琴家”的意思），所以“金丝雀古典”象征着沙汉姆自己。“实际上这是一种解放”，他说，“突然间，我有自由了，不用担心自己的举动是否影响某些大公司的形象了”。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沙汉姆“金丝雀”的录音曲目，都是唱片公司从前否定过的，或是答应了却多年都不曾实现的计划。“甚至连巴伯和科恩戈尔德（Korngold）”——沙汉姆早期成名的协奏曲，也是德国唱片公司押下多年才愿意制作的唱片——“我当年跟他们谈了很久，用了很多方法去说服他们，‘科恩戈尔德现在应该合时了’”，他继续说，“我跟他们提议录制福雷（Faure），也谈了很多年。福雷的音乐是多么优美呀，但他们不相信我的论点。或许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我认为音乐优美，是制作录音的唯一理由。此外，尝试与任何非德国唱片公司签约的音乐家或指挥家合作，肯定徒劳无功”。

沙汉姆成立“金丝雀”后所推出的首张唱片，正是福雷的室内乐作品。他也找来老搭档、钢琴家江口玲（Akira Eguchi）（是江口玲早年推荐福雷的音乐给沙汉姆）。最近，沙汉姆推出了“金丝雀”的第二张唱片，是由他和妹妹奥莉（Orli）合作演奏普罗科菲耶夫小提琴奏鸣曲等。兄妹俩早在1997年，曾经录制过德沃夏克的作品（由德国唱片公司发行），“金丝雀”这张唱片，是他们多年后的第二张录音。

“我们是古典音乐界中的‘唐尼与玛莉·奥斯蒙’（Donny and Marie Osmond）”，小提琴家说笑，把自己比作20世纪70年代，每周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斯蒙兄妹。“实际上，当年唱片公司建议我们标出‘兄妹合奏’为卖点，那时我们只当是两位音乐家碰上德沃夏克而已。”

唱片公司老板们这样推广沙汉姆兄妹，十分精明。兄妹俩也承认这一点。“我们成长的时候，我在一间屋子里练小提琴，奥莉就在隔壁弹钢琴”，他回忆道，“所以，有时候会停下来，找对方合奏”。

“吉尔总是想我们俩一起合奏”，奥莉解释道，“但我并不希望给人的第一印象，只是吉尔妹妹”。

兄妹俩小时候在纽约的近郊区（Riverdale）长大，生活得很快乐。但是，吉尔成名之后，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本来在朱利亚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上课的吉尔，因为演出繁多，被迫退学。奥莉的情况比较好：由于演出日程比较适度，后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到了1995年，妹妹拿到吉尔默尔大奖（Gilmore Young Artist Award），又在1997年，夺得艾弗里·费舍事业奖（Avery Fisher Career Grant）——自己演出事业建立了名声之后——奥莉才愿意在音乐厅台上，回到哥哥身边。

大家的工作都很忙。要是一起演出，兄妹才有机会碰面。手足情深，工作起来交流也更顺畅。“室内乐音乐家们”，奥莉解释道，“通常都客气地说话，‘我觉得，嗯，或许这里可以快一点’。但我会直接说，‘吉尔，快点，哥哥’。假如彼此之间不平衡，他会说喊道，‘奥莉，轻点呀’！除了兄弟姐妹，你可不能这么直接地说话”。

哥哥也承认，他们的音乐个性，确有亲缘关系。“我们二人个性截然不同”，他说，“可是，演奏音乐时我们很相似，这真的不可思议。齐奏从未接触过的乐曲，我们连话都不需说，就可以完全沟通。到了第三次排练，我们完全有了默契”。

“有时候，我们也有即兴的冲动。因为是兄妹，我们彼此没有什么障碍”，奥莉说，“有一次，吉尔突然间加了额外的颤音，还有像肖邦的琶音。听起来效果很好，我也跟着做。我们之间，是全面的默契”。

兄妹的默契也逃不过观众的眼睛。“有一年夏天，在科罗拉多州阿斯本（Aspen）举办的音乐营，有人喝倒彩”，吉尔说，“缓慢的乐章刚刚奏完，大厅后排有人喊道，‘你能不能稍移一移，让我们可以看到钢琴家？’我吃了一惊，‘当然可以’”。

“我们有时候喜欢选择一些可以给我们挑战的作品”，奥莉补充道，“在演出前的讲座中，我们常常都有这段对话：他说，‘我们即将演奏一首贝多芬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我就反驳道，‘对不起，节目单上写得清清楚楚，是钢琴与小提琴……’德国唱片公司当年给了我们很好的训练机会，在观众面前如何讲话”。

沙汉姆的主要媒体顾问是阿尔伯特·伊姆佩拉托（Albert Imperato）——很多人都认为，他成功塑造了这位小提琴家的整体形象。伊姆佩拉托从前在德国唱片公司工作，他现在创立的21世纪媒体公司（21C Media），负责沙汉姆“金丝雀”的营销及宣传。伊姆佩拉托很谦虚地说：“沙汉姆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他自己。我只是帮助他实现理想罢了。”但沙汉姆陈词滥调的幽默又是怎样的？“吉尔深夜会打电话给我，提出一些奇怪的唱片标题，如‘为福雷喝彩’（Hip，hip Faure）、‘福雷音乐在好莱坞’（Faure for Hollywood）。与吉尔合作，最难的是搞清楚他哪个时候是严肃的。”

伊姆佩拉托认为，影响沙汉姆最深的是他父亲，物理学家雅各布·沙汉姆（Jacob Shaham）。“他们的父亲在20世纪70年代，在以色列电视台里主持自己的节目。他向电视观众介绍天体物理学，没有什么道具和视觉效果，可是每周收视率都很高。沙汉姆家族一定具有特别的基因，善于与广大观众沟通。”

小提琴家谈到选择普罗科菲耶夫曲目的构思。“奥莉和我是听着普罗科菲耶夫长大的”，他回忆道，“我们当然喜欢《彼得与狼》。现在想起来，父亲当年电视节目的主题音乐，正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

现在，沙汉姆的家庭扩大了，家中成员还是不断地启发他。“金丝雀”中“吉尔的朋友”不仅包括伊姆佩拉托，还有前德国唱片公司副总裁格里格·巴贝罗（Greg Barbero）（现为Artemis Classics的创始人），为“金丝雀”打点发行事务。负责沙汉姆唱片的制作人司徒达宏，因埃默森（Emerson）四重奏的录音而获得格莱美大奖。而埃默森四重奏的大提琴手大卫·芬克尔（David Finckel）所创立的Artistled唱片品牌，也成为沙汉姆仿效的对象。

“创立唱片公司的过程相当困难”，小提琴家承认，“到了制作，就相对简单了，因为身为音乐家，我们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现在我们的工作模式，令大家更加投入，效果更为显著”。

虽然沙汉姆没有提供“金丝雀”的财政资料，但他说，每一次卖出一张唱片，可以赚“几块钱而不是（从前的）几分钱”。福雷唱片的保本销售量是9千张，尽管他尚未得到准确的销售数据，但他告诉我，唱片已卖了起码1万5千张了。“目前我可以胸有成竹地说，我很自豪，我们盈利了，我们会继续制作唱片。”

沙汉姆这样说，未免过分低调了。“金丝雀”即将发行的新唱片，真是雄心勃勃：曲目是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协奏曲，由新加坡交响乐团伴奏。尽管这次录制的柴科夫斯基协奏曲，会被看作故意挑战沙汉姆于1993年与朱塞佩·西诺波里（Giuseppe Sinopoli）和爱乐乐团（Philharmonia Orchestra）的录音，但《梁山伯和祝英台》才是唱片的重点。

沙汉姆的夫人阿德莉·安东尼（Adele Anthony）在新加坡出生，而阿德莉的母亲则在香港长大，精通粤语。在1994年，沙汉姆首次在香港举行独奏会期间，当地环球唱片的推广经理为他播放《梁祝》协奏曲。沙汉姆还记得，被小提琴独奏的主题吸引住了。但是，唱片经理更为感动。“他眼中泛着泪光”，沙汉姆回忆道，“他给音乐打动了，我也要学一学《梁祝》协奏曲”。

沙汉姆学了《梁祝》协奏曲，后来更在亚洲各地巡演这部作品。虽然他明白一位以色列美国籍小提琴家在华人社会演奏这首很中国化的作品有多讽刺，沙汉姆从前在俄罗斯，也有类似的经验。当年，他演奏卡巴列夫斯基（Kabalevsky）协奏曲，把音乐家们激怒了，因为当年苏维埃共青运动，就是使用这首作品。可是，中国音乐家们听到了沙汉姆的《梁祝》之后，却有正面的反应。

沙汉姆在德国唱片公司的最后5年，一直都游说录制《梁祝》。在研究这个项目的时候，他更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把沙汉姆的《梁祝》配上郎朗的《黄河》。回想起来，沙汉姆更为坚定：他现在自立门户录制《梁祝》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知道，现在是唱片行业的关键时期”，他很坦白地说，“但却不是绝望。你看拿索斯（唱片公司）和他们推出了很好的录音。有人给我打了一个比方：今天唱片业就像在恐龙两脚之间奔跑的哺乳类动物。现在当音乐家多好，我们大家都渴望，拥有自己的音乐”。

他停了一会儿，“我有一点儿反叛精神”，他的脸上绽露出小男孩的笑容。“我向你说过吧？我要开一家自己的饭馆。这是一个家庭式饭馆。今天，我想放多少大蒜，我就放多少。”

新加坡——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里排练，从早上的第一分钟开始，已是效率惊人。录音话筒到处都有，吉尔·沙汉姆与新加坡交响乐团的团员都意识到，要充分准备这场双协奏曲音乐会的时间不多。何况，更有现场录音。

午饭之后排练另外一首作品，气氛显著不同。早上乐团试奏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有点像穿上尺码太大的、不称身的衣服而需重新裁剪。下午的曲目则好像度身订造。小提琴独奏还没有开始演奏，乐团的序曲部分已经令他展露幸福的表情。

“作品实在太美了”，《梁祝》的末段还没奏完，他禁不住自己说出来，并不对着任何人。“去年夏天，我跟克里夫兰乐团演奏《梁祝》，我可以肯定，音乐厅里面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曲子。我真的很惊讶：一首在某个地方人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竟然是完全陌生的。”

无论是华人或西方人看来最为惊讶的，都是这位以色列裔美国籍的沙汉姆是国际乐坛上最致力于推广《梁祝》的小提琴家。“我在以色列长大，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梁祝》（他故意强调‘祝’这个字，因为听起来很像英文字‘犹太人’［Jew］）。我只知道，趁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犹太人（young Jew），一定要录制《梁祝》。”这种幽默，是美国犹太人的典型风格。

现在距离沙汉姆第一次接触《梁祝》的日子，刚好10个年头。对这位小提琴家来说，协奏曲的音乐当然有吸引力，而女扮男装、求学相遇的爱情故事，也是引人入胜的。“正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遇上《尹图》（Yentl）[1]。”他利用两个经典故事——一个是英国名著，另外一个来自欧洲犹太传统——说明《梁祝》跨越国界的号召力。“协奏曲写得很好，你不但可以听得到整个故事的发展，还可以听得到主角们与社会（由管弦乐队代表）的冲突。作品在音乐上很细腻，而小提琴技巧上也很合适，相得益彰。”

当沙汉姆尝试说服西方乐团，把这曲目纳入音乐会里，并极力说服中国乐团邀请他担任《梁祝》独奏之后，才深深地领悟到这个作品背后的包袱。这部作品曾经受到国家的高度赞许（1959年首演后，掀起热潮）、经受污蔑（“**”时期），后来又获得平反。作品到现在为止还是广受观众爱戴——有一些中国乐团，每一年起码演奏《梁祝》一次——当然也受到批评，就像西方乐评挑剔柴科夫斯基协奏曲的演奏一样。

在中国观众面前推广《梁祝》，沙汉姆或者觉得有一点儿不自在，但是当他看到观众的反应时，还是觉得安慰的。他首次公开演奏《梁祝》是在台湾。在那里，乐团从来没有演奏过这首作品。“在排练的时候，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心态，但是到了音乐会时，连最挑剔的人都改变初衷。”

“我是那些再也不想听这首曲子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新加坡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水蓝这么说，他正是沙汉姆在台湾演出时的指挥，也是这一次录音的指挥。“在中国多年来，《梁祝》是我们唯一可以演奏的曲目。但自从我听到吉尔的演奏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分析这部作品。吉尔是我遇上的小提琴家之中，唯一以充分技巧把《梁祝》乐谱的一切内蕴演绎出来的人。”

其实问题在于记谱以外的演奏风格——尤其是揉弦、传统越剧的旋律色彩、模仿二胡演奏方法（需要独特处理，就像演绎巴赫需要巴洛克装饰音）。新加坡交响乐团助理团长孔朝晖对沙汉姆演绎的评价，有所保留。孔朝晖自己经常演奏这部作品，不久以前更与澳门乐团合作，录制《梁祝》。“这部作品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演绎方式”，排练之后他冷淡地说。新加坡音乐会后，有一位不太宽容的观众更说：“太像犹太甜鱼饼（gefilte fish），不似蒸鱼。”可是，沙汉姆却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见解。“我喜欢这部作品的特征，是因为它是一种结合：一个中国故事，包含中国音乐元素，利用西方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的‘文化杂质’也是情有可原的。”

沙汉姆虽然对自己的音乐造诣十分谦虚，可是他当年花了很多力气，争取把《梁祝》录制出来。他多年来希望德国唱片公司答应录音。当唱片公司不再跟他续约之后，这个录音计划才得以实现。沙汉姆成立“金丝雀”之后，头两张唱片赚回来的钱，让他可以与新加坡交响乐团直接商洽录音计划。

“乐团很友善，同意跟我公司平分版权费，而不要求我们先付一大笔钱”，沙汉姆说。而小提琴家也答应了，参与新加坡交响乐团25周年的欧美巡演，而演出的协奏曲目，正是《梁祝》与柴科夫斯基。

“对我来讲，这部作品变成了我发掘中国文化的途径。当你聆听一位中国小提琴家——尤其是真正拉过二胡的人——的演奏风格，对一个局外人来说，是绝对的挑战。就像一个演员参与话剧制作，要学外国语言的对白一样”，他说。

沙汉姆是一位热情的学生。2001年他在香港演完《梁祝》之后，粉丝们在后台等了20多分钟，因为他在休息室里，跟他一位本地的小提琴家前辈研究乐曲的演奏技巧。

“无论其他人如何批评我的演绎，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梁祝》”，沙汉姆自豪地说，“我指的是，当年为了犹太成人礼（bar mitzvah），我都没有这么用功去学希伯来文。最重要的是，我爱演奏这部作品，我发现观众们也有很大的反响。作品就是这么感人：还有谁会坚持他的怀疑态度呢”？

[1] 1983年由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电影。在故事中，女扮男装的史翠珊为了追求理想，混入犹太人只给男孩子念书的学堂。